主题：茗谈（145）：帝国的暮色 -- 本嘉明

（一）

网上有篇文章《帝国荣耀的尾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奥勒留的生平，请大家找来看看，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先介绍一下罗马帝国的经济状况。

罗马的货币体系，流通3种金属币，兑换关系为：

100 X塞斯退斯（sestertius，铜板） = 25 X 迪纳厄斯（Denarius，银币）= 1 X 奥瑞乌斯（Aurius，金币）。

在公元前200年时，罗马的一个银币净重4.5克，材料为100%纯银，其代表的价值为10克重的碎银。

塞斯退斯在拉丁语里指“两个半”，一开始是一枚小银币，折算为“迪纳厄斯银币”的1/4，就是代表2.5克银子，所以简称“两个半”。后来奥古斯都重新厘定币制，把它改为铜币，净重25—28克，直径33MM，类似于中国解放前的“铜板”，代表2.5克银子。到帝国的末期，由于铜价下跌，铜币的净值不足以表现币值，铜币停产。贯穿罗马历史的是银本位制，银币是最常用的货币。

凯撒时代，一个金币净重8克，到帝国末期的戴克里先时代降到5克。

罗马城内的居民，等级森严。罗马城里，地位最高是皇帝，然后有600位元老（规定必须持有家产25万银币以上，否则不得参选元老院，但元老未必年老，30岁以上的红二代就可以当了），近3000名“骑士”（家产10万银币以上），整个帝国在奥勒留时代有3万名骑士。骑士以下是“市政官”，即一般小吏（家产2.5万银币以上），再往下就是体制外的自由民(小市民)，然后是城市贫民，解放奴隶，最下层是奴隶。一个罗马帝国境内的居民，如果只在某地有少量财产，可以在当地登记注册；如果有很多财产散布在不同市镇，就必须到罗马去登记，登记资料用于人口普查，违者会被抄家或取消公民权。

近代一部分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体制类似于“英联邦”体制（准确说，是英帝国模仿了罗马体制）。因为罗马以外的各市镇高度自治，甚至有些还保留了铸币权(比如雅典)，罗马的货币只是基准货币（好比环球殖民时代的英镑），所以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都需要“货币兑换业务”，这就是耶稣在圣殿里掀的桌子（这个故事见《圣经》）。各行省上交中央的，是部分财权（比如行省税）和军权。

尼禄时代，罗马城里的几位最大富豪，拥有人均一亿银币的财富，而一个收入较高的手工业者，一年最多也就能净赚50银币。

到公元1世纪末，罗马每年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流出的贵金属价值2500万银币，罗马贵族都热切追求来自中国的丝绸，流向印度的钱，主要也是买转手贸易中的丝绸。

在奥勒留之前的皇帝安东尼-庇乌斯统治时期，因为长期和平，尽管国家承担了很多公共建设，庇乌斯仍给国库留下了一大笔节余，据说接近7亿银币（由这个数字可见，罗马城里的超级富豪，都是富可敌国的，毕竟安东尼执政长达20年，才攒下这些盈余）。可是到了马可-奥勒留时代，因为书呆子皇帝没有理财意识，挥霍浪费严重，财政开始吃紧。

在登基典礼上，奥勒留就花费了一笔额外的开支用于笼络人心。他从国库开销，赠予每位禁卫军士兵5000银币，禁卫军团是帝国陆军里最大的军团，有一万人------这就半个亿走掉了。其他的野战军团士兵也另外得到封赏。同时，每个罗马市民也得到封赏，皆大欢喜。

虽然自己追求清淡寡欲的苦修生活，但奥勒留对其他人则完全相反，沽名钓誉到了变态的地步。他反复对罗马市民进行慈善捐助，还增加了有资格领取公共粮食配额的民众的数目（他任内天灾也多，这一点不能完全算他乱来）。另外，很多金钱被用于毫无意义的权贵浪费上（他好像没有中国大知识分子那种清高节操，对于权贵小圈子还是非常宠眷的）。到公元 178年其统治末期，国库陷入巨大的亏空 : 金币发行完全停止，含银量高的良币也被回收重熔，并铸造成含银量较低的劣币以增加发行数额。

奥勒留时代没有伟大的公共设建设项目，因为没富余的资金。奥勒留的实际施政成绩，并非像他的人格那般“伟大”，他扶持骑士阶层来对抗元老的政策（用官N代打击红N代）力度过大，最终让骑士势力壮大到完全取代元老的地步（类似于欧洲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的资本家压倒贵族势力）；他对禁卫军职权的强化造成了军人的飞扬跋扈，此后一直威胁到皇帝的统治；他在财政方面的玩忽职守，加剧了帝国危机的严重程度；而人们也逐渐对他的“斯多葛派哲学家治国理念”越来越不耐烦。

(二)

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认为，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庭和婚姻的衰败。罗马城不但有妓女节，还有同性恋节，同性恋被当作一种婚姻形式受到保护。淫荡的民风导致罗马人的生育率下降:

1、由于奴隶从事生产，自由民基本脱离体力劳动，享受奴隶的劳动成果，生孩子没有利益，冲击和破坏了以生殖为首要目的的性观念。

2、历次战争后，女奴大量被贩卖到罗马，公共娼妓制兴盛，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婚姻。

　 3、罗马帝国后期，同性恋和嫖妓成风，公民们贪图享受，回避家庭责任，不生不育。罗马时代已经掌握了避孕术，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

4、性病引起不育不孕。

5、洗热水澡过度也影响到男性精子的生成和活力。罗马人的一天，上午工作，下午泡澡，晚上大吃大喝。

6、古罗马人从送水的铅管、铅制杯子、烹调用的坩埚、女性化妆品的白铅及酒中吸收微量的铅，久而久之导致了慢性铅中毒症，造成了男子不育和女子不孕。

历史学家杜兰（Will Durant，1885—1981）说，娼妓在古罗马是如此地普遍，以致某些时候政客竞选必须通过“老鸨协会”来拜票。他说：“乱性猖狂到这样一个程度，性行为若非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比如勾搭贵妇），根本就引不起大众的注意。实际上每个小康家庭的女人都至少都有过一次离婚的记录”，“娼妓猖獗，同性恋因为（社会）与希腊人及亚洲人频繁接触而受到更大的鼓舞。许多有钱人为求得一名男性的欢心而不惜付出一塔兰特的价钱，加图(Cato)抱怨说一名漂亮的男孩远比一座农场还贵”，“罗马人就像希腊人一样，始终纵容男人去嫖妓，认为娼妓职业是合法并且是有节制的......老塞尼加认为罗马女人中充斥着奸淫的行为。”[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Caesar and Chris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44.]。塔兰特（Talent，我在《罗马轶事》里关于迦太基战败赔款里也提到过）是古罗马的重量单位，用于货币时指同等重量的贵金属币（只用于秤量金币或银币）。在罗马的度量衡体系里，一塔兰特指33公斤（71磅）重（希腊的塔兰特，单位重量与罗马的不同）。一塔兰特金币叫一个“Homer”（大约合中国的黄金1100两）。平素罗马人称为“一塔兰特的钱”，是指33公斤重的银币，大家约定俗成，折为6000枚银币。 罗马郊区以中小型农场为主，这些农场主家庭都是罗马公民，有选票，也是兵源，因此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凯撒专门制定《农田法》，保护小农场不会被大地主兼并。所以一个农场价值低于6000银币是可能的。

（三）

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基本就是两种格局，以宗教为标志来衡量，就是“万神教”和”一神教”的区别。罗马人是“万神教”，每吞并一个部族，就“迎娶”该族的神，到罗马的“万神殿”上个户口。所以罗马的“万神教”，可以说接近于“无神教”，30万个神，多了就不稀奇了。

人类社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万神教”就是那个“放”。罗马人不怕头顶有神明，生活上放纵不羁，好处是知道苦孩子凡事靠自己，社会比较有活力。但罗马死就死在罗马城人口太少，内部本来就不够雄厚的精英势力（元老和骑士）又互掐，汉帝国使坏把匈奴人驱赶过来疯狂碾压罗马（不碾压也不行，蛮族们身后没有退路了）。帝国到了末期，人民无比迷茫，钟摆摆到了头，自然向“一神教”那头荡回去，渴望一个戒律森严的平静生活，宁为太平犬嘛。

基督教于公元1至2世纪传入罗马，初期与罗马的“万神教”习俗严重冲突，因此被罗马政权打压。但基督教在教义中提出的性禁欲主义反映了当时广大下层民众厌恶中上层狂欢做乐的仇富心理，因而容易被许多人（各个阶层，因为上层知识分子也不屑于男盗女娼）接受。社会学家和基督教辩护者洛德尼·斯塔克指出，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的出生率高于异教徒，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由此产生的人口比例优势使当时微不足道的基督徒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的主体文化力量。[ Spengler, “Faith, fertility and American dominance--The Empty Cradle by Phillip Longman,” Asia Times Online, Sep 8, 2004,]。吸取罗马帝国纵欲亡国的教训，基督教的禁欲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占主导地位，圣经的新约称“性就是罪”，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我们一直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代”，但如果没有宗教裁判所，恐怕欧洲早就被伊斯兰彻底征服了。“一收就死”，虽然让思想禁锢，活力减弱，但在狂风暴雨中能凝聚社会，对抗寒冬。

(三)

公元前28年，奥古斯都亲自主持了人口普查，罗马公民有423万人；下一次人口普查，有493万（公元14年），当时罗马军队的总人数大约16万人。公元14年后，每5年普查一次。到公元165年，分析当时留下的历史资料，目前考古学界提出了几个不同数字，帝国全部人口数，介于6150--7600万人（其中那一半男性里头，大约公民/平民/奴隶各占三分之一），其中亚平宁半岛人口（包括罗马及拉丁城邦）不超过1300万人。在今天法国和中欧地界里，归化的高卢人+日耳曼人数目也有这么多。拉丁地域里，100--120万人口居住在罗马城。有些专家声称极盛时帝国有1--1.2亿人口，这个数据没有获得大多数研究者认可。

罗马共和国前期，罗马尚未对外大量扩张，所以自由民和公民的定义差别不大。到了罗马共和国末期以及帝国时期，非公民的自由民（罗马城以外，帝国境内的自由民，从罗马公民角度来称呼他们为“外邦人”，就是北京土著称呼的“北漂”）大量来到罗马城。所以早期《公民法》（北京市户籍条例）确立的时候，罗马城里的平民和贵族都算是公民，有户口。但随着罗马的扩张，大量的外邦自由民出现在罗马城里，所以又制定《万民法》（北京市外来人口管理条例）来处理“公民和外邦人，外邦人与外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严格意义上说，罗马城里的妇女只能算自由民，适用于《万民法》，并不能算公民。直到美国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也是同样，妇女和外来移民没有公民权。

而罗马城以外，散布在“罗马世界”各地的罗马公民，多数是被罗马当局因为某种赤裸裸的眼前利益而“赐予公民权”的外邦人，少数是出去殖民的罗马人及其后代。这些外邦人，多数是罗马刻意笼络的当地酋长家族，以及“成功人士”比如富商，另外就是从罗马军团退役下来刚刚获得公民权的退役辅助兵------这三种人都不适合在未来再当兵。因此虽然看起来至少有1200万左右的公民人数，去掉这些非富即贵的，去掉已经榨干的干电池，再去掉年龄偏大偏小的，体质不够强壮的，罗马真正能够依靠的，合格的“军团兵的兵源”，其实相当有限。这也是公元160年之后，军队不断“被掺沙子”，吸收越来越多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当兵的根源。

北匈奴被中国打败后，逃往欧洲，一路攻击沿途的日耳曼人蛮族（包括西哥特人），日耳曼人打不过匈奴，蜂拥逃向西方，以期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定居于罗马帝国境内和周围的日耳曼人生育率很高，人口众多，作为罗马帝国的雇佣军，逐步取得了军队的支配权，变成罗马人无法控制的力量。罗马军团在奥勒留时代之后不久，就开始“胡服骑射”，把坚持了几百年的“重装步兵为主”，改造为骑兵为主，以适应蛮族擅长骑射的新形势。这进一步压缩了罗马城出身的“嫡系官兵”的军内晋升，因为罗马城一直缺乏放牧条件，平民子弟很难从小训练骑射。

公元408年，哥特人在阿拉里克带领下占领了罗马的港口，控制了罗马的粮食来源（亚平宁半岛本地的小麦一直不够吃，必须从埃及进口）。公元410年，阿拉里克决定打进罗马城，三天三夜的洗劫，使巍峨的殿宇、壮丽的宫殿化为一片焦土，罗马皇帝成为蛮族的傀儡。476年西罗马帝国彻底崩溃。

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罗马的军事力量确实不如西汉帝国。因为西汉把北匈奴赶跑后，北匈奴残部向西迁徙，见谁灭谁，把“远日耳曼人”打得无处可逃，只好挤压“近日耳曼人”。“近日耳曼人”是居住在莱茵河对岸，与罗马边防军团隔岸相望的蛮族，他们只好南下冲击罗马的防线。北匈奴残部已经如此威风，可见北匈奴极盛时，军容更加壮盛，尚且被西汉狂削，这一比就比出来了。

罗马人算是很刻苦很能干，为什么还不如西汉？我看主要是几点：

一， 罗马城内外的“嫡系公民”中，合格的兵源基数太小。命啊。

二， 罗马对民用技术的创新没有热情，也连带影响到军事技术的突破。他们安于把现有装备/战术用好用熟，发挥最大效用。罗马兵器几百年没有改变。罗马郊外农场的农耕技术，也几百年不变，因为都是奴隶在劳动，罗马人没有改进的动力。

三， 农耕民族，善步战不善骑射。

四， 西汉时的汉族，奔放昂扬，“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 弩。汉人这个兵器对中国北患的压制，怎么说都不过分。

六， 罗马的权贵们心机太重，残酷盘剥奴隶和顺民们后，又太放纵堕落。基督教，儒教对风俗的约束，使得社会趋向保守，但容易守成。本质上，中国几千年都是“一神教”，对圣人是不允许质疑的，真正开始扭转为“万神教”的，是邓公，这以后必然会有些反复，但一旦从“一神教”挣脱出来，头100年是收不回去的，老百姓清规戒律太久了，急着要舒爽舒爽，快活快活。要等“万神教”的弊端充分显示，社会又停滞了，然后大动荡了，才又会摆回“一神教”。

罗马之所以能从一群城邦中崛起，是因为其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罗马是一群不容于老家的泼皮愤青，啸聚山林而形成的，因此有“共有”的思想。罗马就是一个大公司，罗马公民是全体股东(里面分成散户，大户)，元老院是董事会，皇帝（执政官）是董事会任命的职业经理人。如果我们今天单单推崇罗马的法制精神，那是很片面的。由于“所有权在全体公民”，罗马的皇帝即便权柄再大，对元老院仍保持着表面的谦卑，而且要用大量福利收买罗马城里的公民。公民一旦对皇帝不满，在竞技场举办的大型活动中，可以公然对刚进场的皇帝/独裁官发出嘘声，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网上黑吧。如果皇帝被公民嘘的次数多了，等于在公开鼓励元老院和禁卫军团密谋推翻皇帝，重新洗牌。

所以罗马皇帝的“君权”，并非“神授”，皇帝登基甚至没有加冕仪式，因为没有任何人有资格为皇帝戴上皇冠（神授国家，由主教/祭司/士师给国王加冕祝福）。罗马必须有一个凌驾于皇帝，元老，公民这三者之上的”仲裁体系”，这就是法制制度诞生的原因。因为”法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各方都可以接受。这个制度无疑有其先进性，就是放在今天，西方国家的管治，基本也是比较好的社会管理制度。罗马的法制，本质上是维护和鼓励”万神教”的放松式生活的，而不是过于禁锢个人的自由，制造独裁崇拜，凯撒如此功高，照样无法被神化，而被一群凡人刺死。

但这个 “公民民主制度”也有巨大缺陷。在东方君主独裁国（比如帕提亚，帕提亚之后的波斯，汉帝国等），如果君主有为，有时会利用压倒一切的皇权，去约束民间，纠正民间的一些极端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几次”灭佛”，都是寺院闹得太不像话，由君王靠军队强力扫荡的。而在罗马，一旦公民整体性堕落/反智，那是没有办法挽救的，只能坐等人民自己清醒过来。

整个罗马权力系统，分成三个相互独立的集团：皇帝和行政系统（包括一部分文官和军队）；元老与豪门（包括另一部分文官，也可能有部分军队）；罗马城的公民以及他们唆使指挥的家丁奴隶（很多政变要靠这个白手套，上街造声势）。

皇帝往往对元老院，表现为“做作的谦卑”；对公民，则表现为“冷漠的和蔼”------总之三方互相之间，既相敬如宾又互相提防。军团士兵们很看不起躲在罗马，生活舒适夸夸其谈的元老，而元老们又看不起粗俗的军人，皇帝们拉一派打一派。

这种制度下，群众被宠坏了。我认为一个社会要搞民主制度，必须有几个先决条件：

1） 平民参与博弈（中国古代，只有“朕与士大夫”在博弈）

2） 属于“万神教”。一神教的社会，断然不行。

3） 邦民之外，有一批“贱民”供驱使。因为本地平民一旦参与博弈，最后必然被供养起来，该国经济不可能自给自足，就必须盘剥外邦人，物资财富净流入。比如古雅典搞民主制，必须有奴隶；英帝国时代，印度人和其他殖民地人民充当了贱民；美国初创时，黑奴充当了贱民；今天，美国靠美元霸权盘剥全世界。二战后，很多小国搞民主制搞不好，不是民主制不好，而是这些国家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尤其是没有能力盘剥外人。同理，如果妄想历史能够终结，全球实现无差别民主，请人类先征服火星人。

奥勒留贵为哲学家，他的私德无可置疑，但对于罗马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他也不过是“敬而远之”，甚至还要提升各种福利水平，进一步贿赂公民群体。他的才能，不过是个中学教师，却自才疏志大，劳心劳力20年，很多时候在帮倒忙。

如果大家对于罗马帝国没有其他的问题要继续讨论的话，我们就转到下一个目标：晚清，继续围观帝国的暮色。

其实罗马帝国类似于清帝国，都是少数人统治其他多数人，不同的是高级文明的罗马统治的是几百个低级部落的乌合之众，而满族统治的是单一民族但一盘散沙的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