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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艺系统高层，和周扬斗得死去活来几十年， 既有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有个人面子问题， 也有个人经历的教训。 她这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国内的领导人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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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她的政治对手们在等待着听她在国外说什么，或者直接说，在等待着她在政治上出现什么言语闪失，那将成为他们打击她的重要把柄。甚至在她访美之前，中国作协就已经有人放出风来，说邀请她的“国际写作中心”是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钱的。

　　国外，那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外国文人”③、“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④，期望从丁玲口中听到某种叛逆的语言，来作为攻击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口实。

　　出去看看的愿望是简单的，但如此“内外交困”的阵势，却使丁玲不能不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不仅是一次观光旅行和文学交流活动，而且是一种具有微妙的政治含量的外交行为。丁玲是谨慎的，正如有人所说：“丁玲在参加重要的国际活动前，总要认真了解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原则，研究有关情况。”⑤

　　她甚至是紧张的，她知道兹事体大，任何一点微小的闪失都将使她万分被动。此时，她的历史问题的结论还是：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她必须把政治上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宁可不讨喜、不可爱，宁可被骂、尴尬，也不能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她是输不起的。

　　这种态势决定了丁玲在国外的发言几乎别无选择。"

看看丁玲的发言吧

丁玲在美国作过几次演讲。有一次她在一次集会上演讲，有人问她：丁玲女士，你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呢？她说：“我是为了去体验生活。”

丁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提到养鸡：

　　我在北大荒养鸡，不了解我的人很奇怪，认为我是作家怎能干这种活。他们不知道我那时想的是有一天摘帽后能当个好的养鸡队长，我不是为了工资或地位，而是一心想如何能把业务搞好。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在狱中，有的时候就拿旧报纸在床上摆图型，设想何处应是养鸡场、运动场、饲料场等。 “我只想将来问题能解决，我希望陈明的政治处境能比我好一点，我能当一个养鸡队队长就满意了。坐在监牢里的时候，我把牙粉袋撕成碎方块，在铺板上摆着。摆什么？摆想象中的养鸡队的规划：那个地方是鸡舍，那个地点是运动场；要用多少人；饲料队，打鱼队等。我没有再当作家的希望或计划。”

　　当我同一位作家谈话，说到在农场养鸡的事时，那位作家哭起来，说你是位作家，怎可让你干那种事。我说我是个共产党员，任何工作都可以干。他说你虽是共产党，但首先是作家嘛！我说不！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任何事都能做：能上，也能下。

　　在接受日本学者的访问时，她还说，在北大荒，我们自己有家，住的地方干净利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都以为我们当时的生活苦得不得了，实际上并不是那样的。

　　这是代表丁玲真实思想的说法吗？显然不是。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她也曾写到上述这些内容，但态度和观点则完全不同。同样是写北大荒养鸡生活，她愤慨‘为什么杜厂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她抗议过后， 王震的关心下，丁玲和陈明后来住进了干净整洁的招待所。

张僖在正式报告中汇总当地对丁玲的看法：这个人表面上看来是叫干啥干啥，在劳动中也能挑土，挑鸡粪，切鸡菜等，干比较重的活，但此人并不简单。她原来的那一套还是原封不动，指望她的思想、立场有根本改造是比较困难的

西方人士愤怒于丁玲的“撒谎”，但是，那样的发问，大致决定了它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怎么会是去体验生活呢？应该讲，那是因为划了右派嘛。”难道西方人士不明白这一点吗？为什么还要逼迫丁玲用自己的嘴说出来呢？如果她老实地做出“因为划了右派”的回答，必然又会面临下一个“为什么”，一直到她说出“受了共产党的迫害”为止，而这正是西方人士想要的答案。如同文本中会有“隐含的读者”，带有诱导性的发问也隐含着预期的答案。如果丁玲给出了西方人士想要的回答，回到国内，等待她的是什么？她的历史问题还有望平反吗？

　　既然她不控诉，大家也心知肚明；既然她美化，大家也不会相信，还何必要她控诉呢？如果她选择说出来，对别人的意义在哪里？对她，却是真实的麻烦。她的遭遇本身，就是最好的控诉，何必再给她增添新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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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丁玲从秦城监狱释放，来到山西长治，给侄女蒋祖静的信中说：“我们一九七○年来北京，住在郊区。环境极好，绿树参天，十分幽静。生活待遇，亦极丰厚。书籍很多，尽我浏览与攻读。……尽管我们来北京，系接受严格审查，但我们都很乐观，真正做到无私、无惧、无虑。” 在给儿子、儿媳的信中则说“在北京那样极为优越的条件下”。凭这种描述，谁能想象得到，所谓北京郊区的优越生活，其实是在秦城监狱坐牢呢？给亲人的信，她不必为党遮掩了吧？但她还是这样含蓄地美化，可见，是她自己要面子。一个给亲人的信中都会把自己的坐牢描述得如此幽雅的人，在外人尤其是外国人面前，怎么可能不维护自己的面子呢 　

报喜不报忧，以喜掩饰忧，这是一个老年人的面子问题。在国外不报忧，并不仅仅是家丑不可外扬，在国内她也一直不愿提那些难堪的岁月，因为不堪回首，因为丢不起面子，在内部整肃中败北，被自己忠诚的党所“发配”，在她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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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年，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丁玲处理这种事情也是有经历的，

丁玲现在见海外人士尤其是海外媒体，如当年作为“陪绑”带王实味见那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能说什么呢？

　　丁玲在给宋谋瑒的信中写道：“自然，也很难不见外国人，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但愿这只是我的‘余悸’。” 她知道其中利害，但她见记者和外国人的次数还是不少，那就意味着她说“官话”的机会不会少。“官话”自然是官方爱听的，却导致了她在文坛的形象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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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国外的表现，也获得了肯定性的评价。1984年《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提到：(丁玲)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

　丁玲的后事中，邓力群指示：最重要的是把悼词写好。(55)所以，丁玲的悼词是印发下去广泛集中意见后定稿的。作家支部的书记曾克送来的悼词修改稿和附信中说：丁玲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工作后，多次从事外事活动，影响突出，应有所表述。

　　负责处理丁玲后事的中组部副部长郑伯克说：“中央领导同志了解丁玲，对丁玲的评价很高。”“……这几年出国，中央反映很好。”“丁玲在国外讲话时，不但没有怨气，而且拥护党的方针政策。”

　　《人民日报》1986年3月16日《丁玲同志生平》中提到：她不顾年老体弱，多次出访，参加国际性文学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