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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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建议我重温一下我在六十年代写的文章当中提到的问题。这个时机很恰当，因为今年是911事件十周年，也是911事件主要嫌疑人本拉登遇袭身亡的年份。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小布什在911之后重新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的阶段性结束——我特别强调“重新发动”，因为二十年前里根就发动过反恐战争。里根刚刚就任总统就宣布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是打击国家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当代的瘟疫”，“通向野蛮的倒退”。这段历史被人有意抹去了，因为其导致了十分难看的结果，与我们的理想化自我认知不相容。不管怎么说，十年前小布什重新发动了反恐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某些阶段今天已经结束了。

我当年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1966年与哈佛大学学生进行谈话的记录，哈佛校报对其进行了整理发表。《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标题及其主题都不是我的原创，而是从二十年前其他几篇令我印象深刻的论文那里借用来的。二战时期我看过一份名为《政治》的期刊，作者是多维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战争造成的后果，以及他所谓的“人民的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他这一系列文章的侧重点，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传统侧重点，是知识分子与国家暴力——或者按照有些人的看法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犯罪——之间的关系。知识分子一词首次得到现代意义上的应用是在德雷福斯审判期间，而德雷福斯和他的同伴们当时都严厉谴责过所谓的“国家犯罪”。

我认为有必要回顾一下1966年的大环境。我这里引用一下最受尊敬的越战评论家博纳.冯恩（Bernard Fall）的言论，用他自己回忆录里的话来说，他是“唯一一个有影响力的非政府越战史学家”。1965年10月，在我进行演讲之前的几个月，他评论道：“越战性质发生改变的标志不是1965年轰炸北越的军事行动，也不是派遣地面部队的决定，而是在越南境内发动无限制空中作战、不惜将整个越南化为焦土的决策。”他这里说的是南越。当时估计约有150名南越居民遭到了“国家恐怖行为以及压倒性的美军装甲部队、汽油弹、喷气轰炸机以及毒气”的杀害。同年晚些时候，在他死在战场上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写道：“越南作为一个文化与历史实体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南方农村地区基本已经被当地前所未见的最大规模军事机器蹂躏而死了。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重读了麦克唐纳的文章并在哈佛发表了演说。当时在知识分子当中存在着激烈而特别、甚至可以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辩论，题目就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当时存在着所谓鹰派与鸽派的讨论框架——这并非什么现代概念，历史上早就有过。最著名的鹰派是约瑟夫.艾尔索普，他认为只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军队与炸弹就能获得战争的胜利。与他作对的最主要人物则是他的朋友、史学家兼政府顾问阿瑟.施莱辛格。他在1966年写道：“我们都祈祷艾尔索普是正确的，希望能够成功镇压叛乱，假如真是如此，我们都会向美国政府的英明决策致敬，并且在身后留下一个被炸弹开膛破肚、被汽油弹焚烧殆尽、被脱叶剂毒害摧残、政治体制惨遭粉碎的悲剧国家。”他这里指的是南越。他不认为升级战争能起作用，也不同意艾尔索普的观点，他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当前的战略。

这大体上就是当时的所谓的“负责任知识分子”的立场，别忘了当时的讨论是很激烈的。不过当时还有另外一种立场，比方说麦克乔治.邦迪，肯尼迪与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在《外务》期刊上发表文章谴责他所谓的“侧翼野人”（wild men in the wings） 立场，这是鹰派-鸽派体系之外的第三种立场。侧翼野人批判他所谓的“第一队”，甚至还质疑这场战争的正当性。侧翼野人对艾尔索普与施莱辛格的讨论感到极为惊骇，他们认为越战是可怖的犯罪并且竭力阻止其进行。当时反战抗议正在兴起并转变为抵抗运动，这也使得施莱辛格这样的“负责任知识分子”的鄙视与怒火。

这些“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之间的区别就是关于知识分子本质与国家犯罪讨论的根源。当年饱受尊敬的法国科学院院士们就是那个时代的“负责任知识分子”，而德雷福斯团体则独立于当时的讨论框架之外。有科学院院士指斥他们为“一群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intellectual）这个词当时才刚刚获得使用——“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笑的怪现状之一就是假模假式地将作家、科学家、教授与文献学家提升到超人的地位”，因为这些人竟敢“将我们的将领当成白痴，将我们的社会体制当成笑话，将我们的传统视为病态。”这些人当时的境遇很不好，团体领头人左拉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还不得不逃离了法国。

知识分子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所表示的概念却由来已久，而“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一直上溯到最早的文字记载历史当中，而且当时侧翼野人的待遇就不算太好。

几年之后，随着一战的爆发，当代知识分子发展的又一个阶段到来了。这一阶段在知识分子发展史上是十分有趣的一幕，战线两边各国的主要知识分子们无一例外地以极大热情动员起来投入到了支持战争的活动中，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知识分子极力支持威尔逊发动战争。1916年威尔逊当选之后很快就将“求和不求胜”（peace without victory）的竞选口号逆转成了“求胜不求和”（victory without peace）。当时全国战争情绪高涨，例如波士顿交响乐团当时就拒绝演奏贝多芬的作品。但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当时的表现尤为极端——当时的自由派以共和党为主——他们不但歌颂参战的高尚努力，还自觉承担了责任，在这一点上他们超越了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用当时共和党知识分子领袖的话来说：“有效与决定性的战争努力在一个特定阶层手中得到了完成，这个阶层可以被笼统而地不着痕迹地称为知识分子阶层”——还是个新名词——“这一进步阶层的任务是确保美国在参战时会受到道德判断的影响，而于思考的社会成员在得到彻底解放后才能所作出此类判断。”

这些社会成员指的就是我们，碰巧也是世界上第一批宣传机构的受害者，例如英国信息部或者“没信”部，这一部门的主要工作就是赢得世界上其他人尤其是美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很正确地估计道，后者将有效地动员公众参战。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这场战争在事后被人如何看待了。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约翰.杜威说：“战争的教训是：社会当中的有智识成员”——还是我们——“可以有意识且明智地掌管社会事务以获得特定结果”——碰巧还是人们想要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十分传统的观点。

在越战结束时出现了大量很值得在今天回顾一下的文章。这些文章也分鹰派鸽派。当时《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路易斯写道，越战一开始是“搞砸了的行善努力”——究其本质而言还是行善，这一句话就先立于了不败之地。奥巴马对于伊拉克战争也有类似的评论，称其为“重大战略失误”，同时又赞扬当中的“英勇行为”——1985年入侵阿富汗的苏联人以及二战期间攻打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总参谋长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至于在1969年，越战之所以成为“搞砸了的行善努力”是因为我们无法“以自己能接受的代价为他国带去民主”——提出“民主”二字还是为了立于不败之地。

从七十年代起，外务理事会一直在就公众观点进行经常性的调查并且得到了有趣的结果。十几年来民调的结果一直比较稳定：大约70%的公众认为越战在基本层面上是错误而不道德的。但是有趣的是所有的民调都没有提出一个跟进问题：你为什么认为越战在基本层面上是错误而不道德的？这个问题的缺席实际上解释了组织这些民调的教授与知识分子们的想法：因为他们知道答案，答案就是死在越战战场上的二百万美军士兵，这是唯一可能的答案。当然，由于这个问题从未提出过，我们也只能猜测。

七十年代时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当初这本书一上市我就觉得要绝版，于是我立刻为学校图书馆订购了二十本——即三边委员会撰写的《民主的危机》。三边指的是美国、日本与西欧这三个工业民主政体。这本书对卡特政府有着很大的影响。书中认为六十年代之所以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在于民主过度，为国家造成了太重的负担与压力。压力来自所谓的“特殊利益群体”，例如年轻人，老人，女性，农民，工人等等，这些人原本应当“被动而漠然”地存在。不过他们从未谈到另外一个群体，即集中资本集团，因为这个集团代表了国家利益。“特殊利益群体”向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他们必须学会克制自己的民主诉求，让有智识的社会成员来做主。

在本书中也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书中的知识分子被分为两类，一类名为“价值导向知识分子”，第二类则是“技术与政治导向知识分子”。第一类知识分子其实就是侧翼野人，十分危险。“他们对于民主政府构成了挑战，这些挑战的潜在严重程度相当于旧时贵族集团、法西斯运动或者共产党所构成的挑战，他们以推翻领袖为己任，嘲弄权威，甚至胆敢质疑教育下一代的体系。”“技术与政治导向知识分子”则都是些严肃而负责任的学者，在现存体制与权力结构内从事建设性的政治工作并保证教育下一代的的体系正常运转。

非常有趣的是，当时大学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而且不仅只有自由派的文字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保守派那边也拿出来一份《鲍威尔备忘录》，提出商业界也应当出手确保教育下一代的体系正常运转。尽管我本人不能证明，但是如果有心人调查一下的话，应该能发现这一时期大学学费的陡然上涨与此有关。我不认为大学学费上涨是个经济问题。墨西哥是个穷国，但是那里的大学是免费的。

我们还可以做出进一步的区分。我想有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存在于各种文化当中。我称之为普适原则，即应该用同一套原则来衡量自己与他人的行为。这基本上就是道德层面的自明公理。普适原则的普适性还在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体现，即在口头上所有人都赞成，在实践中所有人都反对，而且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丝毫感不到矛盾。如果我们的敌人做了恶事，我们就会难以自抑地愤怒。在科索沃战争当中，我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鉴定死者遗骨并确定行凶者一边加以谴责。但是同一时期的东帝汶，美国所支持的当地势力也犯下了类似暴行，但是克林顿政府却将鉴定工作一拖再拖，直到热带雨季到来破坏掉所有证据为止。我们对于自己的罪行所知十分有限。约翰.特曼曾经说过：“我们的罪行是错误，是战略失误，是好心办坏事。我们的敌人的罪行哪怕在程度上有所逊色，也是‘难以置信的’或者‘不堪言说的’。”

普适原则还有一条同样是道德公理的推论：你不应当泛泛地分配自己的精力，而是应当关注你能有所作为的方面。比方说，谴责成吉思汗的战争罪行就没有道德价值。对于我们自己的罪行来说，这条推论很有意义，因为我们能做很多事，尤其是在这个比较自由的国家里我们并不用特别担心因此而遭到惩罚。你可以做很多事情来缓解或者终止这些罪行，这也是我们应当集中精力的方向。在实践当中情况往往截然相反。无论你看向那里，情况基本上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举例子的作法很可能误导人们的理解，以为例子本身选择得不够妥当。无论你审视哪个领域，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都得不到遵循。无论是入侵、反恐还是时兴说法所谓的“人道主义干预”，我们的作法都与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背道而驰。

我刚才还谈到过另一条区别，即如何看待本国的罪行。从道德角度来说，这些才是最重要的罪行。在这个问题上，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同样受到了非常不同的对待。侧翼野人是德雷福斯派，是拒绝在一战期间摇旗呐喊的人们，以及六十年代的后来者们。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得到了颂扬与钦佩，一战期间的事例尤其有趣。当时参战各方的知识分子都被动员了起来，但是也有几个例外。例如在英国最著名的例外就是罗素，他因此而遭受了监禁；德国有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他们也遭受了监禁；美国则有尤金.德布斯，同样遭受了监禁，因为他质疑威尔逊参战理由的正当性。托斯丹.凡勃伦倒是没有进监狱，但是他还是被赶出了威尔逊政府，因为他在一篇论文中主张威尔逊应当终止对于劳工组织——尤其是最终遭到粉碎的世界工人国际——的严厉打击，借以缓和正在发生的粮食危机。杜威圈子里的主要知识分子之一兰道夫.伯恩被赶出了新闻界，因为他也对美国提出过批评。

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了下来，具体表现形式则取决于社会的性质。比方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东欧卫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批评家或者说异见人士会遭到监禁。在同一时期的美国的拉美卫星国，同样的人物则会遭到枪击爆头，脑浆飞溅。当然这样说还是太笼统了。借用拉美研究专家约翰.科茨沃思最近出版的《剑桥大学冷战史》里的论述，“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1990年苏联解体为止，拉美国家的政治犯、刑讯受害者以及遭受死刑的非暴力政治异见者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对应群体的人数。”这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宗教人士。此外大规模屠杀在当时的拉美国家也屡见不鲜，而在东欧国家则没有发生过。这些行为往往总会得到华盛顿方面以及负责任知识分子的支持或者鼓动，并且遭到侧翼野人的反对与抵制。

十五年前，有一位耶稣会神父送给我的办公室一副相当骇人的绘画。画面上是死亡天使与萨尔瓦多大主教若梅若。这位素有“人民之声”与“沉默者之声”美名的教士在1980年主持弥撒的时候遇刺身亡。在此之前不久他曾向卡特总统去信，请求对方停止对于萨尔瓦多的军事援助，因为萨尔瓦多军政府正在利用美国军援镇压那些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苦苦挣扎的民众。在若梅若大主教下方的画面当中还有六位著名拉美知识分子，他们都是耶稣会教士，死于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子弹打爆了他们的头部。行凶者是萨尔瓦多的精英特战部队，这些人的手上早已积累了上万条人命。这次行凶之前他们刚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接受了特种作战训练。他们直接听命于非常靠拢美国大使馆的领导层。这些教士的女佣以及她的女儿也遇害了，因为领导层不想留下目击证人。我一直将这幅画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时刻提醒自己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但是这幅画还有另外一重功能，就是帮我分析其他人的观念。凡是进入我的办公室的人们都能看到这幅画，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美国的访客们大都不知道这幅画是什么意思，拉美的访客们则一眼就能看懂画面内容，欧洲访客则大约有10%能看懂。如果同样的事件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么美国恐怕早就把核武器亮出来了。所有美国人都肯定会得知斯大林主义余孽又犯下了怎样的兽行。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本次大会所纪念的事件，也就是911恐怖袭击。今年是911十周年，本.拉登也在不久前遭到了袭杀。这个十年的开始与结束都清楚揭示了在美国最盛行的历史观念模式。911事件固然是一场历史意义重大的骇人惨剧，用老生常谈的话来说就是“这起事件改变了全世界”。但是911事件完全有可能更糟糕。我们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有一架遭到劫持的飞机在乘客们的努力下坠毁在了宾夕法尼亚。假设这架飞机按照原定计划撞向白宫，杀死了总统。然后恐怖分子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夺权计划并且在美国实行了军事独裁，彻底废除了议会体系，处死了三千到六千名异见分子，对三万多人施加了酷刑折磨，在美国本土建立了恐怖主义训练中心，在全世界进行暗杀与颠覆活动，到处扶植与自身类似的独裁政权，聘请一群经济学家在极短时间内将美国经济推向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深渊。假如这一切都成为现实的话，那么肯定比起现实当中的911事件远远更加糟糕。可是这一切确实全都发生过，也确实发生在9月11日，只不过发生在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事情无关紧要。事实上要为智利皮诺切特政变直接负责的亨利.基辛格在政变之后不久就向他的上司理查德.尼克松报告声称，智利的事态“毫无历史意义。”这次政变确实没有改变世界，只不过改变了现实而已。

事实上，第一次911事件的历史意义远远超越了骇人惨剧本身。引发这一事件的过程可以追溯到1962年，约翰.F.肯尼迪在这一年做出了一项重要决策，将南美军方的任务从保卫南半球改为了国内安保——当时的美国确实有这样做的能力——前者是二战的遗留问题，后者在六十年代才当真意义重大。所谓国内安保就是军方向国内民众开战的意思。曾在肯尼迪与约翰逊两任政府里主管反叛乱与本土防御谋划的查尔斯.梅切林（Charles Maechling）说得很到位：“1962年的决策改变了美国对待拉美军方的态度，过去美国只是容忍了拉美军方的残暴行径，此后美国则直接参与了他们的罪行，得到美国支持的罪行足以与希姆莱的行刑队相提并论。”巴西首先落入了军事独裁者之手，政变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后就开始筹划，并且在他遇刺之后得到实施。这次政变在南美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其中最严重最恶劣的后续政变发生在七十年代末的阿根廷。这次政变是里根的最爱，同时也创造了南美历史上最可怕的军政府国家。到了八十年代这股瘟疫又蔓延到了中美洲。耶稣会教士的遇害则成为了这一轮政变潮流的象征性结局。

在1962年还发生了很多事，不过我在这里就只提一件事，因为这件事能让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出发来理解上述事态。在1962年，天主教会也经历了重大变革，因为约翰二十三世教皇做出了一项意义非凡的决策，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会，要求天主教会重归根本。在基督教刚刚出现之后的几百年里，基督徒始终是遭受迫害的对象。到了公元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册封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被迫害者的教会从此变成了迫害者的教会，后来基本上一直如此。1962年，约翰二十三世教皇试图扭转这一点，让教会重新回归福音书的和平主义教导——考虑到四福音书成书时基督徒正在遭受迫害，书中的和平主义思想可以说非常极端。第二次梵蒂冈大会所传递的信息尤其在拉美地区广受欢迎。主教、神父、修女与俗人都接受了福音书当中“偏向穷人的信息”，并且试图帮助那些穷困挣扎、在美国军靴之下苦苦求生的人们。他们帮助农民组织基本社区，集体阅读福音书，设法掌控自己的生活。令人震惊的是，他们的举动在美国引发了对抗天主教会的大规模攻势，从1962年一直持续到1989年。正因为如此，拉美当代史上才会出现这么多殉道者，若梅若大主教才会遇刺身亡，耶稣会知识分子才会遇害。解放神学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被摧残殆尽。我们完全不必怀疑这一切究竟要由谁来负责，因为始作俑者根本没有隐蔽藏匿的打算，反而公开炫耀自己的行径。在美国政府培训拉美杀手的学校里——实话实说就是这样——教材当中明确写道“美军协助摧毁了解放神学”，换句话说就是摧毁了福音书当中的基督教神学。

让我们从1962年回到2011年吧。我们再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有一支伊拉克特战突击队空降在小布什家的院子里，发现小布什身边没有保卫人员，只有妻子。假设伊拉克人射杀了小布什的妻子，然后射杀了小布什本人，接下来又草草地将他的尸体扔进了墨西哥湾。假如当真发生这种事，我们恐怕并不会觉得太愉快。当然这也不是思想实验，而是今年5月2日发生的真事。区别在于，被美国海豹突击队杀死的、身边没有保卫人员的人是911事件的首要嫌疑人，而小布什却不是什么嫌疑人，而是一系列规模远远超过911事件的战争罪行的直接决策者。这样的信息原本不应该引发争议，如今这些信息确实会引发争议的现实只能说明我们的道德文化水平极其低下。

我当年第一次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遭到了非常激烈的抨击。其中大部分抨击固然不值一提，但是也有些人的态度非常认真。其中最严肃的一位是左翼自由派知识分子马修.耶格力夏斯（Matthew Yglesias），他的言论清楚彰显了“负责任知识分子”与“侧翼野人”——也就是我——之间的区别。他认为头脑冷静的知识分子完全可以批判美国策划施行的侵略与暗杀之类“战术错误”，但是假如还要进一步批判，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在他看来，“体制化国际秩序的主要功能之一恰恰正是为西方国家采取致命军事武力提供正当依据。”这里的西方国家指得当然是美国而不是挪威。他并不打算批判体制化国际秩序的功能，而是认为这项功能非常有益，对此提出质疑才是非常天真的行为。我承认他言之有理，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不认为这项功能是有益的，而他认为这项功能好得无以复加。这样的区别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认为我们应当赞扬耶格力夏斯揭开了伪装，如此清楚地挑明了问题或者说非问题的本质，因为这个问题在主流思想界确实不是个问题。你要么做一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认为这一切都是战术失误，要么继续前进，成为侧翼野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