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我幼小时也知道了俄国和苏联侵略我国的诸多血迹斑斑的历史。中国地图象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以后残缺不全了，北边被剪掉了一大块，是俄国人强占走的。“外蒙独立”，真正的策划者是列宁和斯大林。我的家乡有不少人当过兵，在日本投降后随部队接收东北。他们回乡后说，1945年苏军出兵东北，烧杀奸淫，比日本鬼子还坏。二次大战时日本三分之一的工业在东北，所有的工厂机器都给苏军抢走了，连铁轨都拆走了。上学后学习“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心里就想：“既然中苏同盟，为什么还要和我国共管旅顺，大连和中长路？”为什么中苏合办三大航线：北京至伊尔库茨克、北京至赤塔、北京至阿拉木图，航程在中国境内一长条，在苏联境内只有一小截？这不是不平等条约的继续吗？还有在新疆合办石油和金属公司，真是从海上到天上，从地面到地底，苏联都向中国伸手了“。从此，一看到那个时候无处不在的斯大林画像，一看到占满报刊版面的对什么“可夫”，“斯基”之类人物的表彰，我就咬牙切齿，不屑一顾。1957年，共产党定我为“右派分子”，最主要的罪状就是反苏，1966年又定我为“黑帮分子”。当过中共霍城县委书记的工作组长给我断定的罪行还是“反对革命时期的苏联，反对斯大林”。尽管当时从最高统帅毛主席到每一个红小兵都当了反苏修的急先锋。一个顽固的反苏分子却要冒着死的风险越境到苏联来了，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恶作剧。可是要虎口求生，我别无选择。

　　家国同难，中国已国不成国，我的家也是泰山压顶。我的祖母、三叔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现时我父亲天天被捆绑着在斗争台上挨斗，母亲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后还要拖着三寸金莲去向大队治保委员汇报。两个弟弟被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我一门四寡：大姑父死于宁夏黄河边的劳改农场，未婚二姑父在湘西苏维埃运动失败后被国民党枪毙，三姑父在“反右”时上吊自杀，小姑父土改时只有17岁，和他母亲在一根绳子上上了吊。

　　但是，我一个堂堂华夏子民，和苏联人讲这些，有什么意义？我热爱祖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祖国的事，但是，现在却连一块容我活命的地方都没有了。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翻译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雷同志，不要哭了！”还拿来毛巾给我。接着，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上校从制服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大叠人民币，都是崭新的十元票子。递给我看说：“我们的人民币多得很。现在，我可以给你很多钱，要你回中国去给我们执行一项任务。你完成任务回来以后，我们不仅收留你，还会给你像部长一样的高级生活。”听完以后，我一下子蒙住了。他们是要我回中国做特务啊，敌国毕竟就是敌国！好在我在两天三晚的出逃路上，已经就我的知识范围作好了如何应对苏联盘问的准备。这还得感谢1955年中国的肃反，那时，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敌情意识，翻译了许多苏联的“反特”小说，我就读过不少，知道他们的那一套。要我回中国“执行任务”，可能只是一次“考验”。我立即回答：“我是一个读书人，当不来特务。我是逃命出来的，也不想长期住在你们苏联，我希望到台湾或新加坡去，生活在我自己的同胞中。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会从事特务活动，反对我的祖国，反对我的同胞。这个决心我是下了的，你们不要为难我。”上校听了以后，一下脸就变黑了，厉声说：“你不听我们的话，马上把你送回中国去。”我又回答：“我是由于受中国当局的政治迫害逃到苏联来的，属于政治难民。联合国也规定应该保护政治难民吧，我还读过《苏联宪法》（在上高中时，我真的读过《苏联宪法》的英文译本），你们的宪法也有保护外国政治难民的一条。”上校听后，知道我不大好对付，稍稍改变了态度，还出现了笑容，可仍然不断劝我“去中国执行任务”，还说“我们会教给你活动的方法，不会出危险。”一边说一边拿着人民币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穿着湿衣湿裤湿鞋子，肚子也空了，饥寒交加，再无力和他们纠缠，不得不亮出了我的最后态度：“既然如此，你们把我送交中国边防军吧，我宁肯在中国被枪毙，也不会当外国特务。”

　　局面僵住了，上校又恢复了一脸凶相。正好哈萨克大尉进来了，对上校说了几句话，翻译站起来说：“问题暂时讨论到此为止，现在我带雷同志去洗澡换衣，然后吃晚饭。”带我到浴室后，我平生第一次洗了大盆汤的热水澡，洗完后擦身子的“毛巾”，却只是一块粗纹平布，和我家乡农民用的澡巾差不多，根本就不能称之为“毛巾”。果然言不虚传：苏联的轻工业可落后着呢！给了我一套旧西服，还有一件白布衬衣，号码都大。房子里有暖气，穿着西服也不觉得冷。晚餐很丰盛，大盘的牛肉烧土豆，肉饼子，煎鸡蛋，菠菜汤，还开了各式各样的凉菜罐头。从罐头上的商标，我认出来是保加利亚生产的。桌上摆着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盒哈萨克斯坦牌的带嘴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