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这段时期内利维森一直忙着应对领导大会的法务战斗，此时的战斗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3月9日，他前往亚特兰大参加苏利文诽谤案的紧急会议。案件的前景很暗淡。领导大会的四位被告原本想推迟对自己财产的没收，但最高法院拒绝将此案移交至联邦法庭，扼杀了他们最后迫切的希望。结果夏特沃斯、阿博纳西以及约瑟夫.洛厄里的汽车都被州政府拍卖掉了。S.S.西伊的部分房产也被查封，很快就要出售。苏利文还对阿博纳西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土地申请了留置权，州政府方面的律师们也在四处寻找其他可以依法占有的财产。弗雷德.夏特沃斯依旧因为伯明翰静坐案中自己律师的无能而耿耿于怀，他前脚刚踏出伯明翰的监狱，后脚就走进了紧急会议现场。作为金指派的会议秘书，夏特沃斯在会议记录中冷淡地指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律师及其工作效率。”

领导大会四位被告勉强压抑着内心的恐慌。对于他们来说，破产的可能性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了。蒙哥马利市市长詹姆斯也排在苏利文身后向上诉法庭提出了五十万美元的赔偿请求，帕特森州长提出的赔偿金额还要更高。四位被告固然可以利用这一点在筹款呼吁当中将自己包装成遭受政府打压的低下黑人布道人，但是这样做毕竟远水不救近火。他们四人的家底都还算殷实，如今却随时都可能倾家荡产。洛厄里告诉自己的同事们，自己的损失预计将会在十五到二十万美元之间。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钱，是背负着种族隔离经济重担的黑人布道人们为自己争取来的全新出身权利。经济迫害和监狱与暴力一起迫使领导大会撤离了局势最险恶的南方地区。夏特沃斯转移到了辛辛那提；他的狱友菲佛接管了一座纽约教堂；而菲佛家最近遭受的炸弹袭击也促使C.O.辛普金斯离开什里夫波特搬到了芝加哥。面对严酷的现实，金采取了巧妙的外交手段，从北部请来了白人律师，替代之前南方的黑人律师。一如往常目光敏锐且脚踏实地的斯坦利.利维森南方强烈支持金的决定，因为他觉得南方律师要价过高而且效率低下，致使他在筹款时多出了许多困难。利维森带着新的任命回到了纽约应对这场危机。

从一开始利维森就认为苏利文案件既是威胁也是机遇。正是因为诉讼严重影响了通过报纸广告筹款的机制，利维森才会率先践行直接寄送邮件的方法。此外这场诉讼不仅威胁到了黑人，还连带威胁到了南方劳工组织，因此利维森与金也趁此机会逐渐与工会搭上了线。劳工组织对于本案的兴趣又帮助金吸纳了劳工律师以及宪法专家的支持。就像金在劳联-产联大会上的演讲一样，劳工组织向金靠拢的倾向同样吸引了职业政客们的关注。2月，西奥多.基尔主持了一场纽约律师午餐会，让各位同行们与金打个照面。尼尔森.洛克菲勒州长听说这次活动后给金寄送了一份友好的便函，“好让您放心接受我个人的全力支持。”

参加完基尔的午餐会，金又在酒店客房里单独约见了一位华尔街律师。这位律师嘴里叼着一支颇为气派的粗大雪茄，可脸上却尽是懊悔的神色。这位哈里.瓦赫特尔（Harry Wachtel）时年四十四岁，在业内可谓小有名气，因为他是现代集团企业体系发明家之一、以色列移民梅书拉姆.瑞克里斯手下的法律架构师。瑞克里斯完善了一种名为杠杆收购的技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利用某家公司的自有资产反过来收购这家公司——并通过这种方法构建了一个价值五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其中包含了一大堆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子公司，例如专做文胸的倍儿乐公司与主营蒸馏酒的申利酒厂。瓦赫特尔头上顶着商界掠食者的名声，乍一看去并不像是金的同道中人。但他在金的面前用忏悔的语气倾诉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瓦赫特尔的父亲是一位犹太杂货店主，因此从小他就十分熟悉遭受歧视的滋味。三十年代末读大学的时候他一度曾经是个激进分子，发誓要运用自己的法律学位为受压迫者抗争。但世事难料，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步入职场之后“并没有站在天使们那一边”。对瓦赫特尔来说，最残忍的讽刺当属他的企业集团——快速美国——拥有好几家支持种族隔离的午餐柜台，而且这些柜台至今仍是南方静坐示威者的目标。瓦赫特尔的女儿一直在无情地逼问他的良心：如果他在瑞克里斯的公司内部都不能建立最基本的公平，那么他的金钱与权力又有什么用呢？

备受折磨的瓦赫特尔表示自己一直很敬仰金，现在听到金的演讲后，他决定重新拾起年轻时的理想主义，赢回女儿对他的尊敬：他将从快速美国辞职，同时还要制造一条轰动新闻：他打算公开发表声明，抨击北方百货店经营者们在种族问题上的虚伪。“只要你一声令下，”瓦赫特尔激动地对金说，“我立刻就伏剑自裁。”

金犹豫了一下，然后平静地说道：“我不认为你应该辞职，你不应该为了创造轰动效果而舍弃这样的高位。”金说自己相信华尔街上的瓦赫特尔远比离开华尔街到处奔走呼号的瓦赫特尔更能帮助民权运动。瓦赫特尔因为不必放弃事业而深感安慰，于是当场就提出向金捐赠一笔资金作为正式投入民权阵营的见面礼。“我愿意贡献七千美元。”说着瓦赫特尔拿出支票簿，向金询问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下设的免税机构叫什么。

“我们没有那样的机构，”金有些不好意思地承认道。“我们一般都让捐款人把钱直接捐给我的教会。”

瓦赫特尔惊讶地皱起了眉头。他告诉金自己认为这样操作很危险并且给出了若干理由，接着又写下了几个名字，表示这几个在华盛顿的人能帮金争取免税许可。只要找对门路，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容易。金应该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推进领导大会工作当中争议较少的方面。还没等瓦赫特尔把一肚子专家意见都倒出来，金就问他是否愿意亲自接手这项任务。瓦赫特尔回答说他不仅乐意效劳，而且还认为其他律师肯定不会比自己干得更好。

“你看这不就行了？”金笑着说，“你已经找到自己能做的事情了。”这句话点燃了瓦赫特尔的热情，他与金热烈地讨论起了刚刚酝酿的工程，说到“那个基金会”时就好像它已经存在了一样。金问他是否能为苏利文诽谤案的上诉安全地筹集资金，还表示那个案子“尚无定数”。瓦赫特尔回答说这是个很理想的目标。实际上瓦赫特尔对苏利文案的辩护策略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如果金同意的话，他很愿意让自己的律所接下这个案子。

瓦赫特尔很快就打入了金身边的小圈子。他和利维森日后注定要成为金手下的犹太律师双子座。之后几年瓦赫特尔和利维森形影不离，以至于领导大会的员工们开玩笑说根本分不清他们两个谁是谁。他们共同进退，十分和谐。利维森积极鼓励瓦赫特尔与金的关系，因为他知道瓦赫特尔能为金打开更广阔的新世界。利维森通过美国犹太人大会认识了很多工会骨干、空想家和活动家，而瓦赫特尔则知道如何打动政府与公司高层，为圣约之子会拉来五位数的捐款。在上层社会瓦赫特尔可谓熟门熟路，这正是他最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