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4月10日，利维森在金面前将瓦赫特尔好好表扬了一通。二十四小时之后，一份窃听对话记录的总结就摆在了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桌子上。“他是谁？”胡佛直截了当地问到了关于瓦赫特尔的情况，他的好奇促使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们立刻开始了调查。这个问题以及所有导致这个问题产生的因素——窃听记录、调查、致使联邦调查局局长亲自费神浏览窃听记录总结的敏锐政治敏感度——都是金的生活当中不为人知的侧面，甚至就连他本人都不知道。

在监听利维森的技术员以及监督员看来，操作窃听器实在是一项苦差事。 电话窃听器的录音设备可由来电自动激活，但室内窃听装置却需要连续不断的人工监控。根据利维森距离墙体里窃听装置的远近，有时窃听装置传来的声音很大，有时又小到令人抓狂。此外监听人员还面临另一个困难：由于拜访者们与利维森面面相对，所以并不会像打电话的人那样说出自己的身份。这项工作很枯燥。联邦调查局严格的报告规定要求监听人员记录每个声音出现的时间——就连咳嗽声、纸张的沙沙声以及椅子蹭地的声音都要记下来。就算办公室里很安静，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将这个事实记录一笔。所有声音都不容忽视，因为其中可能会包含着某种线索。每一班监听人员都不得不学会分辨利维森办公室中的各种声音。他们很快就认出了利维森的声音，他秘书的声音以及正常业务往来和闲聊的声音。不久之后监听人员们就知道了，许多个下午在利维森办公室大谈政治的“克莱伦斯”就是那个从加利福尼亚回到纽约后渐渐因为金的需要而与利维森熟络起来的克莱伦斯.琼斯。他们还发现“杰克”就是杰克.奥德尔。由于联邦调查局的记录显示琼斯的政治背景非常可疑，而奥德尔则是彻头彻尾的美共份子，因此监听人员对这两个人与利维森谈话的内容有着非比寻常的兴趣。克莱伦斯和奥德尔都在调查范围内。他们和利维森的谈话记录会被标记上危险记号，然后就被送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用来分析美共的影响力。　　

沿着这个方向的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失望透顶。利维森的谈话中充斥着关于土地租赁、租金支付以及城市税务上诉这一类的房地产行话。他与奥德尔和琼斯谈话的时候则会无休止地谈论领导大会的筹款问题。利维森谈到了工会可能在利维森案件当中提供，提到了捐款者名单、测试邮件以及对于筹款请愿的润色。他与奥德尔在一起时经常抱怨领导大会亚特兰大办公室的效率多么低下以及工作人员能力多么欠缺，他和琼斯在一起时则会争辩怎样才能更好地拉拢哈里.瓦赫特尔这样的富有支持者——他丝毫不知道这些言论在两天内就会促使J.埃德加.胡佛亲自下令采取行动——此外利维森还在反复斟酌哪些名人有可能愿意加入瓦赫特尔提出的免税基金会理事会。筹建这个基金会已经成了他的首要工作，由于害怕可能的工会捐款人不喜欢“基金会”这个听上去企业意味太浓厚的字眼，他暂时借用了圣雄甘地的名字，将其称为甘地基金会。最后这一基金会成了甘地人权协会。

利维森代表金出面工作的时候确实尽心尽力，甚至有些偏执。但是对于一名所谓的美共暗桩来说，这些事务只能用鸡毛蒜皮来形容，与颠覆民主制度之类的大目标根本不沾边。不过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就算没能揭穿克里姆林宫的阴谋，也并不意味着监听毫无用处，因为监听确实能提供有价值的政治情报。比如在3月30日，墙里的窃听器和电话窃听器同时监听到了怀亚特.沃克打给利维森的电话。电话中沃克说金想知道利维森对于最高法院补缺人选的意见。查尔斯.伊万.惠特克大法官前一天刚刚辞职，而晨报中说肯尼迪总统正在考虑由一位黑人上诉法官——威廉姆.亨利.海斯蒂填补他的位置。金向来敬重海斯蒂，因此想咨询一下利维森，自己是否应该通过公开声明或通过私人电话这样的“特定渠道”来支援海斯蒂。

“我倾向于让马丁发表一份声明，就说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是我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利维森告诉沃克。 他认为金就算要让肯尼迪总统略微感到有些难堪也必须在这件事上站出来，因为黑人们特别期盼自己的领袖能在这件事上出头。沃克也持赞同意见。鉴于此前金对政府的示好收效甚微，他也倾向于让金发表公开声明。之前金对政府施加的小小压力全都直接落在了罗伯特.肯尼迪的身上，而总统并没感到什么负担，眼下正是做出改变的好机会。不过沃克又表示还有一层顾虑正在困扰着金：金担心如果发表公开声明，别人会认为他仅仅因为海斯蒂是黑人才会支持海蒂斯。利维森对于这一论调很不以为然。他相信海斯蒂“远远优于”报纸上提到的“其他任何一位候选人”。接下来他将这些人逐一点评了一番：“（亚伯拉罕.）雷比科夫不过是个小丑，不算是个律师。（亚瑟.）戈德伯格在联邦法庭的任职时间有限而且并不适合司法工作。可是还有一个人（海斯蒂）与他们不同，此人来自上诉法庭，能力突出，资质过硬。将他列为合格人选丝毫不算勉强……我不明白马丁在担心什么……就算海斯蒂披着一身紫色皮肤，这份工作也该由他来干。”

这次对话在当天下午约4点钟结束。然后负责监听电话和墙内窃听装置的监听人员立即向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发出了警报。监听人员征用了速记员并迅速将部分谈话记录发送到了华盛顿，当天晚上这份记录就已经堆在了联邦调查局高高一摞行动备忘录的最顶上，建议将此事通报给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的手脚不可谓不快，然而他们还是慢了一步：白宫已经宣布肯尼迪总统任命拜伦.怀特接替惠特克在最高法院的职务。胡佛以及他的高级助手们是少数几个能体会到这件事的讽刺意味的人——当初正是拜伦.怀特鼓动联邦调查局针对利维森采取行动，这才让联邦调查局拦截到了金对最高法院任命的想法；可是现在同一位拜伦.怀特却又拿下了这项任命，于是这些原本堪称猛料的想法也就变成了不值一提的花絮消息。

本着贼不走空的心态，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决定“就算怀特的任命已经得到公布”也要想方设法榨出这份监听材料的剩余价值。胡佛点头之后，一份报告立刻送到了司法部部长手中，提醒他注意海斯蒂法官已经“牵扯”上了十个可疑组织，多份颠覆份子清单都将这些组织列为美共暗中经营的门脸，有一份清单还来自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份报告还声称金曾问计于利维森，“试图影响总统任命海斯蒂法官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份报告削除了利维森对其他几名大法官候选人的辛辣点评以及其他富有人情味的言论，仅仅留下了一根危险的芒刺——美共特务利维森曾给黑人头子金提建议，让对方督促总统提名一个忠诚度值得怀疑的黑人法官。

针对利维森的监听立刻在政治情报方面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好处，让胡佛得以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派头。他似乎知道金做过什么，也能出人意料地预测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得知约翰逊副总统打算在4月与金在司法部会面之后，胡佛立即让人送去了一封以“亲爱的副总统先生”开头的急件，提醒约翰逊说联邦调查对此事了如指掌。“我想您有兴趣知道，金与利维森以及……奥德尔交往过。”他还在信中附上了联邦调查局关于金的两位高参的简要卷宗。

一周之后，胡佛的信使又给白宫捎去了一封以“亲爱的奥唐纳先生”开头的信件。这封信也很讲究措辞，文笔介乎于八卦消息与国事讨论之间：“我想您有兴趣知道共产党秘密份子斯坦利.大卫.利维森对金施加的影响。”胡佛在这封信当中公开了联邦调查局通过“秘密渠道”——也就是监听——获得的消息，以及利维森正忙着为金创立新组织“甘地人权协会”的情报。胡佛还说金和利维森计划在5月17日——也就是布朗案宣判八周年纪念日——在华盛顿举办一场高级午餐会并借机宣布甘地人权协会的存在。此外他还警告奥唐纳，利维森等人准备邀请司法部部长、总统以及无数位高权重之人参加午餐会。胡佛提到的这些名字都是克莱伦斯.琼斯和利维森讨论时抛出来的，窃听器将这些名字全都截取了下来。

任何一位收到甘地人权协会相关消息的政客们或许都会都对金的邀请函产生一丝警觉，因为他们知道联邦调查局正盯着这件事。事实上金的邀请确实应者寥寥——罗伯特.肯尼迪、林登.约翰逊、大法官沃伦、休伯特.汉弗瑞参议员以及其他很多人都表示了婉言谢绝——但联邦调查局的影响恐怕并非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眼下的华盛顿政治圈子里，即便那些仰慕金的政府高层人员也并不觉得金是一位气势逼人的政治人物。华盛顿的日常节奏很快，华盛顿的氛围充满生气，华盛顿的关注焦点则是整个世界。金的道德主义与冷战中期的流行风潮根本就格格不入。在这种大背景下，胡佛认为自己更有必要警告别人小心金的崛起而不是直截了当地站出来反对金。实际上联邦调查局经常起到约束作用。

三天后，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传唤斯坦利.利维森于4月24日参加听证会。联邦调查局对于这一安排非常不满。有些人抱怨说“老头子”1月份在国会露面时泄露了太多关于利维森的信息，公开刺激了掌管参议院内部安全委员会的种族隔离人士——尤其是詹姆斯.伊斯特兰和约翰.麦克莱伦。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反对传唤利维森，因为这样做不仅危险，而且时机尚不成熟，无异于打草惊蛇，只会让利维森意识到政府正在针对自己。今后他很可能会注意掩饰，致使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无法发现涉及其行动的确凿信息。可无论如何委员会还是发出了传票，希望能迫使利维森承认自己勾结美共的真相以及他与金合作的详细情况，并详细解释他与金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两方面的说法一旦公开，或许就能根除掉金对于南方政治体制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官员至多仅仅从参议院的盟友那里争取来了一份承诺：参议员们同意对听证会内容严格保密并且将听证会内容推迟三天，而且只要利维森不承认自己从事过颠覆性活动，就绝不会问他关于金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委员们无法从利维森的嘴里撬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在保密的参议员听证会上，面对对自己的裁判官们，利维森只说了一句话：“为了解决掉造成当前局面的问题，我要说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我自始至终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之后他便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抗拒让参议员们气愤难当，因为他们极不愿意向联邦调查局承认自己平白承担了风险却一无所获。

联邦调查局的窃听装置早就录下了法警向利维森递交传票时后者的惊讶反应，之后也记下了他与律师商量如何应对听证会的商讨过程。现在一切结束之后，窃听装置中传来了利维森如释重负的反应。第二天下午回到纽约的办公室后，利维森在电话里表示自己十分庆幸没有人提到金的名字，此外他还描述了充满敌意的老参议员们生气时表情多么可笑，“麦克莱伦比我更烦心，”他这样回忆道。麦克莱伦参议员给他贴上了有史以来进出参议院的最糟糕证人这一标签，“换句话说我比吉米.霍法更加恶劣，”利维森挖苦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