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劈波蹈海——MLK三部曲之一 -- 万年看客

6月22日玫瑰园会面之后又过了四天，金通知奥德尔另找一份工作。在他看来，为了维持与肯尼迪政府的结盟关系，这场自我清洗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且他还觉得与利维森相比，当局对于奥德尔的攻击更加难以抵挡，因为奥德尔确实拿着领导大会的工资。金历来都非常不乐意开除员工，哪怕是在理由特别充足的时候。这次做出这一决定对他来说无异于壮士断腕。要不是肯尼迪政府又刺了金一下，他大概并不会选择与奥德尔一刀两断，而是会满心歉疚地将分离过程拖延很久。

6月30日，《伯明翰新闻报》首次将金的名字送上了头版头条：《金的领导大会继续雇佣奥德尔，尽管对此矢口否认》。这篇文章直接引用了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其中包括针对奥德尔的监视与窃听记录，例如奥德尔去年1月造访多尔切斯特参加伯明翰运动筹备会期间的信息。这篇文章将金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场公关袭击对他来说实在太突然了——八天前他才刚刚与肯尼迪总统在玫瑰园长谈了一番，一周前他才刚刚在底特律参加了圆满成功的底特律游行，六天前他才刚刚与顾问们商讨了对待肯尼迪最后通牒的方案，四天前他才刚刚通知奥德尔做好离职准备。

金原本以为他处理这摊腌臜破事的速度已经快的不能再快了，但他很快就从伯克.马歇尔那里了解到，政府的时间观念远远比他要强得多。简而言之：总统跟你说的话你不能拿着不当回事。肯尼迪总统告诉金国家利益要求他摆脱奥戴尔的时候，肯尼迪总统的意思是他必须二话不说就立刻摆脱奥德尔。在其他场合，联邦调查局更有可能针对金发起这样的新闻攻势，甚至还有可能遭到肯尼迪政府的反对。但是这一次的新闻并非出自联邦调查局的手笔，而是来自罗伯特.肯尼迪最青睐的记者之一詹姆斯.弗雷德，此人基本上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了司法部，并在伯明翰危机期间旁听了好几次重要会议。

金终于充分领会到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旦他同意将奥戴尔当成居心叵测的颠覆分子并且将其解雇，那么他甚至就连自行设定解雇时间表的余地都没有了。7月3日，他刚刚从威尔金斯-拉斯廷峰会赶回来就给马歇尔寄去了一份他写给奥德尔的解雇信的副本。这是金向政府递交的正式投降书，但是他仍然拒绝接受政府迫使他解雇奥德尔的基调或者理由。他在解雇信中认为奥德尔困境的根源完全在于麦卡锡主义黑名单的遗毒，他的措辞则毫无疑问地将奥德尔视为一名反对不义的高尚见证者：“当然，你的离职是一项重大的牺牲，足以与牢狱之灾相提并论。本质上你之所以失去工作是因为受到了种族主义者的威胁。我们都在祈祷这个国家真正成为自由之地的那一天能够尽早到来，愿上帝保佑你，继续激励你为人类同胞们服务。”奥德尔就此离开了领导大会，加入了《自由之路》（Freedomways）杂志社。这是由W. E. B.杜博斯的追随者们在纽约创立的一份杂志，员工当中包括好几位著名黑人美共成员。

奥德尔走人之后，压力就转移到了利维森身上。此时利维森仍然在厄瓜多尔休年假。表面上他是在基多照看自己投资的干洗店，其实则是在利用干洗店的免税优惠来补贴自己徒步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度假旅行。这一年他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安迪参加了一场激动人心的革命主题观光游。根据基多城里街头巷尾的传闻，卡洛斯.阿罗塞梅纳总统在欢迎美国大使的招待会上醉酒撒疯，当众掏出家伙冲着潘趣酒盆里面撒尿。为了挽救国家的荣誉，陆军发动了政变，坦克很快就隆隆开上了街头。在现场见证厄瓜多尔国内局势动荡的同时，利维森也是同样精彩的美国国内政治大戏的缺席主角。这场围绕他展开的戏码在许多方面都像极了十九世纪法国的德雷福斯丑闻。两起事件的歇斯底里程度可谓不相上下，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的歇斯底里发生在政府机密的高墙背后，后者则发生在众目睽睽的社会舆论场里。

金决心抵制肯尼迪总统要求他驱逐勒维森的个人命令。显然，由于他无法解雇一个并不为他工作的人，肯尼迪的要求意味着政府不仅要管理金的用人决定，还要控制他的友谊与人脉——甚至还想决定他能向哪些人寻求建议并且听取意见。这样做无异于思想控制，这套做法的主谋则是认定天下无人不通共的J.埃德加.胡佛。金一直在努力保持一副开放包容的心胸，即便是对于民权领域最恶劣的敌人也不例外。现在肯尼迪政府居然要他主动回避一位亲爱的朋友，一想起来他就觉得极其反感。

金的第一道防线就是要求政府方面出示证据。 他在7月份放话声称，除非政府履行肯尼迪总统在玫瑰园做出的承诺，将利维森意图颠覆美国的证据公之于众，否则他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招迫使罗伯特.肯尼迪和伯克.马歇尔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因为他们不可能一方面履行对金的承诺，同时又不违反保护胡佛机密的义务。他们两个都认为胡佛既然发了话就肯定有道理，并且希望金也能接受这一点。但最后经过几次推迟，伯克.马歇尔还是同意在新奥尔良的联邦法院与安德鲁.扬见面。扬到达法院之后，马歇尔领着他来到走廊，以免有人在暗中偷听。然后他并未给出对方期待已久的证据，而是言辞恳切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你知道鲁道夫.阿贝尔上校是谁吗？”马歇尔解释道，阿贝尔是有史以来被判间谍罪的级别最高的克格勃军官*。马歇尔加重语气又补充道，如果扬知道阿贝尔是谁，那么他也就应该知道斯坦利.利维森的问题是什么性质。马歇尔说他不能再多说了，总之金博士应该清楚利维森与阿贝尔上校是一路人。

这条信息让金和他的顾问们都有些茫然。难道马歇尔当真相信利维森是一位许多年前在斯大林或者贝利亚的授意下渗透进美国的俄国人吗？倘若政府当真相信这一点，那么为什么还要为了利维森应得的“惩罚”而劳心费力地与马丁.路德.金谈判呢？直接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马歇尔的这套说辞他自己真信吗？过去两年多以来金一直经受着日益升级、令人汗毛倒竖的攻讦与指控，不过他对于美国国安部门传达天意的形象多少还抱有些许信心。但是这次的指控彻底粉碎了金心中的最后一丝幻想。金与助理们开玩笑说，如果斯大林当真发明了一个名叫斯坦利.利维森的傀儡，并且做出了利维森以前做过的那些事迹，那么这位独裁暴君对于人类倒也不是全无贡献。日后哈里.瓦赫特尔以及其他人干脆给利维森起了个绰号叫做“上校”，将他比作超级间谍阿贝尔。

源自白人世界的荒谬事件曾经不止一次地迫使金受苦遭罪或者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一套充满敬意的反制策略，这一回也不例外。“阿贝尔上校”信息似乎表明肯尼迪兄弟要么真心相信胡佛，要么觉得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胡佛。回想起肯尼迪总统口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以及关于政治讹诈的暗示，金更倾向于着重关注后一种解释。根据这一理论，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妥协方案，希望能让肯尼迪兄弟用来安抚联邦调查局的一把手。

金指派克拉伦斯.琼斯于7月16日向政府提交了他的计划。琼斯私下里来到伯克.马歇尔的办公室，向满屋子律师给出了一份试探性质的回应。他说他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要不然政府的刑事检察官和间谍专家早就亲自下场了。因此金很乐意采取措施消除肯尼迪政府的政治弱点，从而帮助政府抵挡住存心刁难的隔离主义者以及其他各种有可能拿着美共问题做文章的势力。具体来说，金将不再与利维森直接沟通。那样的话，无论是谁在窃听民权运动内部的电话通话都听不到有可能引发颠覆国家指控的言论，就像肯尼迪总统跟金博士提起的那样。琼斯继续宣称，尽管金愿意将这种牺牲强加于利维森他自己，但是他依然希望政府明白，他没有任何与利维森彻底切断联系的正当理由。他依然完全信任并且喜爱利维森。他坚决保留通过琼斯等中间人与利维森交换意见的权利。

琼斯向马歇尔表示，如果政府能建议一下金与利维森之间可以安全使用哪些间接渠道，该计划的效果还会更好。琼斯尤其表示他不太希望与利维森通电话。马歇尔正确地意识到琼斯这是想探查清楚哪些电话线遭到了窃听，因此忽略了琼斯的暗示，只是强调各方“别无选择”，必须斩断金与利维森的瓜葛。琼斯认为马歇尔这句故作神秘的回答表明肯尼迪政府勉强接受了妥协方案，但是事实证明他实在有些一厢情愿。马歇尔向罗伯特.肯尼迪汇报称，琼斯希望他能与金合谋规避联邦调查局的监视，罗伯特一听这话当即决定勃然大怒。当天下午罗伯特通知联邦调查局，他想加强监听利维森的力度，换句话说就是针对马丁.路德.金和克拉伦斯.琼斯之间的通话进行监听。

罗伯特的不满至少有三点原因。首先，琼斯说这话的时机简直糟糕之至。在过去四天里，密西西比州长罗斯.巴内特和阿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一直在攻击肯尼迪政府遭到了颠覆分子的渗透，引发了全国性的头条新闻。《纽约时报》宣称《巴内特指控肯尼迪协助赤色种族阴谋》。两位州长都出席了参议院针对新的民权法案举行的听证会，并且出示了海报大小的金的照片，照片内容是1957年金在高地人民俗学校向民权大会致辞。两位州长都一口咬定高地人民俗学校是一所“共党分子培训窝点”。巴内特声称他知道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关于民权领导人“真正动机”的信息，还建议各位参议员直接向联邦调查局询问这张照片的情况。华莱士则向参议院提供了一篇新闻报道。这篇报道引用了一位号称“在联邦调查局从事反间谍工作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卡尔.普鲁索（Karl Prussion）的言论，此人认为金参加过的共党组织数量比任何美国人都要更多。

就在琼斯来访的那天早上，罗伯特与伯克.马歇尔才刚刚紧急呼叫了联邦调查局的联络员考特尼.埃文斯（Courtney Evans），给了他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查证迈尔斯.霍顿和其他几个在高地人学校照片当中与金一起出现的人究竟是不是身份确凿的美共成员。参议员们都想知道高地人照片是否真的能证明金接受过共党栽培。司法部长已经安排好了在国会山作证的时间，因此迫切需要这些信息。联邦调查局卡着最后时限给出了一份事实可靠的报告。埃文斯告诉司法部长，高地人学校不是美共的培训机构，但确实主张种族兄弟情谊，并且有时允许个别美共成员到校参观。金从来没有在高地人学校接受过“栽培”——他只访问过一次高地人学校，目的就是发表演讲。至于这张照片上与金一起上镜的人们，只有一位阿伯那.贝利（Abner Berry）是美共成员，此人是《工人日报》的一名黑人记者。埃文斯给罗伯特留下了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也就是向各位参议员和记者解释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金与美共厮混在一起。身陷重围焦头烂额的罗伯特此时实在没心情听马歇尔说什么金希望他允许自己与利维森保持间接联系之类的鬼话，要知道胡佛早就给利维森贴上顶级共党特工的标签了。

其次，琼斯在罗伯特看来实在是一位极其糟糕的中间人人选。琼斯在5月的詹姆斯.鲍德温见面会上给罗伯特留下的印象十分差劲，因为正当罗伯特遭受轮番批判的时候，原本可以站出来为他辩护的琼斯却四平八稳地坐在旁边连屁都不放一个。这段经历加上联邦调查局送来的报告，在罗伯特的脑海里为琼斯刻画了一副疑点重重的形象：举止优雅，惯于操纵人心，还娶了一位富有的白人女性。在后来的口述历史中，罗伯特声称跨种族婚姻是为人不可靠的表现。他认为琼斯和贝拉方特都是这样的人，远离出身族群带来的负疚感驱使着他们到处搞事，名望与财富又遮蔽了他们的双眼。罗伯特将琼斯当成了黑人群体的敌人，因此才能心安理得地用窃听来回馈琼斯的提议。

最后，马歇尔的报告也暗藏着火烧火燎的现实：肯尼迪总统警告金要小心联邦调查局监视这件事本应秘而不宣，但是琼斯却愣头愣脑地将这件事摆在了明处，总统很可能因此而遭受牵连。琼斯已经将这一点告诉了马歇尔。如果他与利维森交谈的时候遭到联邦调查局窃听，那么联邦调查局就会得知总统向他们的调查对象透露了风声。司法部长知道他哥哥上星期六在玫瑰园提起这一点是为了利用联邦调查局无所不知的力量来吓唬金。尽管如此，总统的做法依然很可能被视为严重破坏了国家安全，影响了联邦调查局控制颠覆行为的努力。罗伯特万万不想看到这一幕成真。公众对于民权运动的看法目前还在摇摆，联邦调查局主动释放出去的信息与暗示足以使民心倒向不利的一侧。司法部长倒是不担心胡佛会指控现任总统犯有叛国罪，就像他对付前总统杜鲁门的时候那样。但这并不意味着胡佛不会暗中使坏，旁敲侧击地削弱肯尼迪政府的威信（“总统告诫金要甩掉赤色份子”）。

最后这项顾虑罗伯特甚至都没有向马歇尔说明，尽管他完全信任马歇尔。面对盘根错节的局面，司法部长就认准了一条道理：他的最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兄长，而且要做到这一点最好不让别人插手。他等到马歇尔离开办公室以后才给考特尼.埃文斯打了电话，之后他也从没有告诉马歇尔自己迈出了怎样决定命运的一步。通过要求联邦调查局窃听琼斯与金之间的通话，罗伯特向胡佛做出了示好的姿态：他支持联邦调查局对于利维森的看法，而不是金对于利维森的看法。他告诉埃文斯，新的监视将有助于确保金与利维森切断一切联系，无论是直接联系还是间接联系。

这项命令把埃文斯吓了一跳。平时都是联邦调查局先内部决定要窃听什么人，然后再去征求司法部长的批准，没成想这次居然反了过来。埃文斯后来向联邦调查局报告称：“我告诉司法部长，我完全不了解琼斯这个人。但就金而言，从报道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整天奔波在外，因此针对他的办公室或者家中进行技术监视恐怕成果有限。此外我还提问道，万一金本人遭到监听这种事被公之于众，将会造成怎样的反响。司法部长表示他毫不关心这一点。鉴于目前的种族问题形势，他认为监听范围应当尽可能做到全覆盖。”

胡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向司法部长提出了两项窃听授权的正式申请。这一次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高。在完成安全检查和一大堆文书工作后，胡佛于7月22日通知肯尼迪，联邦调查局可以在三处地点针对克拉伦斯.琼斯进行监听：他的律师事务所，他的住所以及甘地协会。第二天一大早，联邦调查局的信使又向司法部长送上了针对金进行窃听的申请书，尽管调查局总部不久前才刚刚收到亚特兰大办事处关于窃听的技术可行性的初步保证。之所以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书要比琼斯的申请书晚一天送到，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联邦调查局利用这段时间挖空心思在前者当中插入了一句暗藏机关的话。胡佛要求司法部长提供书面授权，“在此人目前住所或者将来可能前往的任何地址”对金实施窃听。这句话的关键在于“地址”二字。“地址”不一定等同于住宅，“前往”也未必意味着搬家。换句话说，就算外出过夜也算“前往某个地址”。如果司法部长真的希望针对金这样的移动目标进行“全面覆盖”，那么他很可能就要授权联邦调查局针对日后金打算下榻的任何一间酒店宾馆客房进行临时短期监听。

罗伯特十分痛快地签署了针对琼斯的三份窃听授权书，但是接下来却花了两天时间来考虑是否授权对金实施监听。这项决定干系甚大，致使他始终举棋不定，不仅要考虑他与胡佛和金的关系，还要考虑万一事情曝光带来的风险。眼下的政治算计一天一变，就在司法部长启动窃听行动的短暂时间里，肯尼迪总统召开了一场旨在支持民权运动的电视新闻发布会。有些人指控民权运动是“美共残余份子”煽动起来的种族颠覆行径，总统则毫不客气地斥责此类言论无非是心怀恐惧的种族隔离主义者用来“嫁祸于人”的低劣话术。接下来《新闻周刊》更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黑人在美国》的大胆专题报道。这份夺人眼目的报道当中专门有一个章节名叫“大人物马丁.路德.金”。报道当中的全国性民意调查还显示88％的美国黑人都支持金。《新闻周刊》进行的另一项民意调查则表明，自从推出民权法案以来，支持肯尼迪总统的黑人选民与支持任何其他共和党竞争者的黑人选民之间的比例达到了骇人听闻的三十比一。

司法部长此时正在走钢丝。一方面他想保护肯尼迪政府不至于遭受软弱无力听任美共横行的指控，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允许联邦调查局恣意攻击民权法案以及政府的黑人基本盘。谁也不知道考特尼.埃文斯多么透彻地为司法部长分析了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当中暗藏着的危险。（日后随着罗伯特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敌意逐渐公开化，对于这一点的恶意揣测日渐积累起来，埃文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证词也变得越发模糊，恰似僵尸口中的嘟囔声一样含混不清。）到就目前而言，罗伯特十分清楚这堆纠葛当中的任何行动都做不到单纯或者隐秘，任何行动都会迫使当事人在其他方面做出一系列调整，针对金的行动尤其如此。胡佛对于金的民权运动历来疑心重重，如果罗伯特在申请书上的批准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并且将这份文书交还联邦调查局，那么胡佛从此就掌握了他认可这些怀疑的书面凭证。

7月25日，罗伯特给联邦调查局送去一封信，在信中回应了声称民权运动与共产主义有染的公开指控。他引用了联邦调查局为他提供的文件，断言包括金在内的任何民权领导人都不是美共成员或者“美共的傀儡”。一方面，措辞谨慎的罗伯特并未彻底排除美共影响或者激励民权运动的可能性。要是他当真把话说得这么绝，胡佛很有可能公开跟他翻脸。另一方面，他或许认为在一天之内既免去金的美共罪名又下令对他进行窃听是很没道理的做法。总之司法部长决定现阶段窃听琼斯一个人就足够了。他没有签署针对金的窃听授权申请书，引发了联邦调查局内部一片腹诽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