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联组委选民注册项目资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送到密西西比州南部哈蒂斯堡的非学委小型登记项目手里。这个项目一开始只有微薄的一百美元经费，这笔钱用完之后，柯蒂斯.海耶斯和霍利斯.沃特金斯花了大量时间在弗农.达默尔家的农场里帮工换取食宿——当地其他人家全都不敢接纳他们。每天天还没亮，达默尔都会来到两名年轻人栖身的棚屋外面，抡起醋钵大的拳头狠砸木板墙，将儿子们与两位非学委员工都震起来。“上工了！牛犊子们！”他喊道。几个半大小子赶紧从屋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下地干活，几个小时后才是早餐时间。吃饭的时候达默尔经常询问海耶斯与沃特金斯前一天的选民登记工作成果——去过了哪些地区，有没有人做好了跟他们去法院的准备，有哪些教堂允许他们在里面开会，从杂货店买东西出来的黑人愿不愿意与他们谈话。早饭结束之后，达默尔就会把他们全部赶回田里或者锯木厂里。他已经教会了他七岁的女儿贝蒂驾驶拖拉机，虽然她还搬不动太沉重的袋装化肥，但他还是要求她自己往拖拉机上面装载种子。达默尔不仅督促别人干活卖力，自己下力气的时候也不含糊。以至于他的儿子哈罗德这一年决定离家参军。入伍之后他在家信当中写道，他的哥哥们是正确的——在军队里受训比起在家里干活轻松多了。

在夏天结束之前，柯蒂斯.海耶斯终于气馁了。他依然害怕进监狱，而且一天到晚的农活也严重挫伤了他从事民权工作的锐气。于是他返回了杰克逊。他前脚刚走，亚特兰大非学委总部的救援信就送到了哈蒂斯堡，信封里装着一张支票。沃特金斯等待这张支票已经很久了，不幸的是支票上的收款人姓名是海耶斯，因此他拿着支票也提不出钱来。正是这样的细节往往会让早期的选民顶级项目接连陷入好几个礼拜的停滞。照理说只要打一通电话让总部那边重新签发一张支票就行了，但是在实操层面上这样做却困难重重——既要克服预算障碍，又要平复通话双方的偏执情绪，最重要的是往往找不着非学委的领导层，因为初出茅庐的非学委领导层成员经常失陷在监狱里。

独自一人留在农场的沃特金斯逐渐了解到了达默尔家族的隐秘过往。这家人的血脉传承一直在种族界限与禁忌的分界线两侧来回徘徊，简直就像福克纳的小说情节一样。 弗农.达默尔的母亲名叫艾伦.凯利，出生在南北战争战后重建时期。她的父亲是一位白人种植园主，此人的种植园位于哈蒂斯堡以北，当地人称之为凯利定居地。老凯利毕生未曾娶妻生子，仅仅养育了四个浅肤色的黑白混血女儿。他对于这个黑白混血家庭的尊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当时南方社会习俗所能接受的底限。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艾伦.凯利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家庭危机：她打算嫁给一位名叫乔治.达默尔的白人男性。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生于1871的私生子，父母分别是一位来去匆匆的德国移民与当地某白人妇女。随着南北战争之后的密西西比陷入混乱与贫困，他的母亲嫁给了一名前黑奴，并且给达默尔添了八个皮肤黝黑的弟弟妹妹。

乔治.达默尔是一位私生子，也是一位在黑人文化圈里长大的纯种白人。不过曾经的联邦种植园主凯利并不特别介意这位求婚者乱七八糟的身份，而是反感他缺乏高等教育。直到年轻的乔治.达默尔在杰克逊州立大学——密西西比州重建时期建立的黑人学院——完成了学业，他才正式认可了这门婚事。再然后他就将自己名下的一大部分财产赠与了这对新婚夫妇：四十英亩田地，一头母牛，两头小牛，以及一张羽毛床垫双人床。尽管很有几位白人表亲认为如此慷慨的赠礼只是一名老光棍在发神经而已，但是这项赠与行为还是得到了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凯利还会将另外几块田地赠与这对夫妇。

1908年12月——也就是林登.约翰逊出生于德克萨斯州丘陵地区的四个月之后——弗农.达默尔来到了人世，成为了达默尔家十二名子女当中的第八个，其中有六个儿子六个女儿。就算没什么意外情况，达默尔也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成为当地的务农富户。不过他的三个肤色特别浅的兄弟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通过联姻打入了北方白人社会，其中一个人结婚时的职业身份还是牧师，于是来自家族内部的竞争就显著减小了。这三起联姻形成了一个跨越种族分界线的大家族，而且分界线两边的家族成员们并不全都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位于分界线另一边的亲戚。弗农.达默尔成年之后最棘手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知情的亲属们保持联系，同时又要不动声色地在下一代人当中抹杀这条危险的纽带。生命旅程当中的标志性大事——出生，婚姻，死亡——无不意味着最困难的决定：应该通知哪些远亲，如何避免不知情的亲戚们的好奇刺探。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最简单的家信只要必须越过肤色分界也意味着艰难与危险。在黑人这一边，父母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是否承认特别浅肤色的孩子可能会越过肤色屏障。假如当真如此，那么向早已越过这道屏障的的亲属们寻求建议是否合适呢？这样做对于问答双方来说都足够安全吗？双方的情感又是否承受得了呢？

为了从根本上回避这个问题，弗农.达默尔在择偶的时候总会选择肤色越来越深的女性。他在大萧条时期养育了三个天生肤色很浅的儿子，长大后看起来很像他与他的父亲——换句话说他们的肤色就像密西西比州州长一样白。这段婚姻结束后他娶了一个肤色更深的女性，她在四十年代生了三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黑人的儿子。第二任妻子去世两年后，他于1952年与艾莉.达默尔结婚，并生下了一个儿子丹尼斯和一个女儿贝蒂——也就是上文提到的七岁小拖拉机手——这两个孩子同样一看就是非裔。在公开场合，达默尔学会了根据身边陪伴子女的不同而期待其他人的不同反应。在陌生人面前，只要艾莉不在身边，他就可以和年龄最大的几个孩子一起冒充白人家庭。假如艾丽和年幼的子女与他一起出门，那么他就要担任穿越肤色分界线的大使。在南方各州的高速公路上，他经常让家里人躲在路边车里不要出来，他本人则可以很容易从种族隔离餐厅的白人一侧买到质量显然更高的饭菜。不过有时候遇到他全家的白人陌生人也会认为达默尔是带着一群仆役出门的白人老板，还有些人会当面对他说“你手下这帮黑鬼如何如何”。

哈蒂斯堡地方不大，居民们大都彼此知根知底，这样一来肤色问题的复杂性就更加难以捉摸了。大多数当地白人认为达默尔家的全体成员都是值得尊敬的黑人，因为他们家不仅家道兴旺，而且全家人都很讲礼貌。但是在较为隐秘的层面上，白人们往往更容易接受达默尔家的孩子们而不是弗农.达默尔本人。孩子们一看就是黑人，因此威胁性相对较小，而达默尔本人却经常“假装自己是白人”，因此招致了不少反感。很少有白人意识到，达默尔非但从未打算在他们面前假装白人，而且还一直在劳心费力地以黑人的身份留在密西西比州。他很清楚，一味争取白人的接受只会触发非理性的陷阱，到时候关于种族身份的各种弯弯绕都有可能会让他的打拼精神与物质财富转而与他作对。年轻的时候他曾打算购置一台拖拉机，当时他的父亲老乔治表示反对，理由则是老人家说了一辈子的格言：“长个头不能太快。”拖拉机明显超出了当地大多数白人农民的购买力，放在家里只能招人嫉恨。乔治.达默尔既有边疆拓荒者的坚韧精神，又有敏锐的种族意识，这两者共同形成了他的身份认同，直到他那具属于高加索人种的躯体在1949年回归泥土为止，长眠地点就在树荫苑浸信会教堂的墓地里（他的妻子艾伦.凯利.达默尔在1954年布朗案宣判之后不久去世并且也安葬在这里）。虽然在1962年遭到树荫苑教会的驱逐对于弗农.达默尔来说十分伤心，也让教堂墓地变成了别人的地盘，但是他还是找机会带领霍利斯.沃特金斯参拜了他父母的墓地。在父母坟前，他语重心长地向身边的后生传授了一条从自己父亲那里学来的人生经验：永远不要购买装有自动变速器的新款汽车，以免招致白人们不必要的关注。

在整个夏天，沃特金斯一直试图打破老拉尔夫.威拉德牧师对于当地黑人教会的绝对控制。直到夏天结束他才终于发现了可乘之机：当地黑人信众当中有几位卫理会信徒坚持认为浸信会的牧师管不着他们。沃特金斯随即打蛇随棍上，强调他并不打算像威拉德牧师此前激烈指责的那样为协进会寻找开会地点，而只想找个地方谈一谈投票权问题而已。就这样他终于组织了自己的第一次公开会议，地点位于哈蒂斯堡市中心一座门脸很小的圣雅各CME教堂。还没开会之前当地的局势就已经很不消停了。某天晚上，弗农.达默尔接到一通电话后立刻带着儿子们来到屋外朝天鸣枪，借以震慑藏在夜幕下的袭击者。尽管沃特金斯一头雾水，但他们依然不肯告诉他电话内容，理由是他现在不需要分心。作为一个二十出头就要操持一场会议年轻人来说，眼下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真到了开会当天，教堂里总共来了二十几个人。这么大的数字简直让沃特金斯喜出望外。为了表示欢迎，他告诉各位来宾，他和柯蒂斯.海耶斯曾经面向仅有一位听众的会场演唱过自由歌曲，也曾经走遍了哈蒂斯堡周边的偏远村庄。今天居然在市中心就有这么多人来开会，这一点本身就是极大的胜利。在教授自由歌曲的间隙，他与他们谈论了自从静坐示威与自由乘车运动以来的新希望，投票资格测试的具体机制，以及此前他如何护送两三个人的小团体进入了登记员瑟昂.莱德的办公室。每次莱德见到他都要问他究竟来法院干什么，“我每次都会反问他，”沃特金斯宣布， “‘我犯了什么法？’”在第一次集会上就抛出这种猛料可以说非常大胆了。在教授最后一首自由歌曲之前，弗农.达默尔站起身来表示大家都应当为了支持选民登记运动而表达些许心意，然后就发动了一轮现场捐款。最终的捐款金额大约能买两三令传单用纸。

圣雅各教堂的会议就此告一段落。下一步——提前做广告宣传的“公民身份”会议——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因为只要将传单撒出去，就再也无法将集会伪装成自发的祷告聚会了。最终，帕尔默路口镇的圣约翰卫理会教堂的牧师和女性董事会成员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帕尔默路口镇位于哈蒂斯堡的另一边，与达默尔家的农场遥遥相对。这次会议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唱完了自由歌曲、推荐过了自由书目之后，沃特金斯宣布他需要新的志愿者和他一起再次去会一会瑟昂.莱德。 “明天早上谁愿意跟我一起去法院？”他问道。会场沉默了很久，终于有一位游方布道途经本地的L.P.庞德牧师（L. P. Ponder）举起了手。

第二天当真跟着沃特金斯来到法院接受选民资格测试的人们除了庞德牧师之外还有四个。全体五个人都没能通过莱昂的检测。他们当中有两位校车司机，一位名叫魏莉阿婶婶的游方布道人，还有一位名叫维多利亚.格雷（Victoria Gray）的创业女性。格雷一直是一名教师，后来嫁给了一名军人。结婚之后她辞职在家却又不甘心做家庭主妇，于是就身穿一件粉白相间的销售制服干起了上门推销化妆品的买卖。凭借过人的业绩与坚持不懈的申请，她成为了美妆女王公司在南方的第一位特许经营者。她的兄弟与新任协进会分会会长J.C.芬尔利（J. C. Fairley）一起开了一家电视维修店。虽然维多利亚.格雷从未参加过协进会的工作，但平时也耳闻目睹了不少。在她的联络劝导之下，又有几家卫理会教堂表示愿意听听年轻的沃特金斯有什么话说。

1962年9月17日，多尔抵达哈蒂斯堡参加美国政府诉莱德案件的最新一场庭审。他没有时间去认识格雷或者其他一百来名受到传票作证的人们，而是直接进入了法庭。他的同事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匆忙将黑人与白人证人们轮流带到证人席上，多尔则根据速记笔记的提示向他们提问。如此凌乱的证人选择制度是民权司二十名律师采取的众多适应举措之一。关于种族暴行的投诉如同雪崩一般劈头盖脸，针对学校拒绝执行种族融合的诉讼如同冰川一般步步逼近，致使民权司律师们无不心力交瘁。目前他们已经将十几起投票权案件送上了法庭，还有超过四十起案件正在筹备阶段。在涉及投票权的问题上，联邦法律要求他们一个县一个县地打官司，每次都要像西西弗斯一样从山坡底部重新开始。负责审理莱德案件的联邦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是一名铁杆种族隔离主义者，大笔一挥就莫名其妙地决定“不受理”控方起诉的大部分内容。为了绕过考克斯，多尔手下的律师们说服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重新审理本案，权当上一次他们的官司已经打输了，并且发布一份名为“有待上诉禁令”的法律文书。根据这款新近才发明出来的文书，莱德在上诉判决下达之前都要公平地为黑人进行选民登记。这并不是莱德接到的唯一一份法庭禁令，但他依旧我行我素，坚决不让黑人通过投票资格测试。主审法官考克斯也没有因为莱德拒绝执行上诉法庭的判决而安排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官司打到这一步，巡回上诉法庭与联邦地区法庭之间就算还没彻底撕破脸皮也差不多了。在关于投票权问题的官司正式打响之前，第五巡回法庭的法官小组在考克斯的法院里传唤了莱德，以蔑视法庭的罪名针对他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审判。

多尔这次来到哈蒂斯堡的时候满心希望能有新的证人出庭作证，尽管在实际层面上要实现这一点可谓困难重重。此外他也做好了种族隔离主义势力还要进行进一步抵抗的思想准备。维多利亚.格雷就是他想要看到的新证人之一。格雷毕生以来都相信做事要随心而行，生活要随遇而安。自从她在圣约翰卫理会教堂里举起手来表示愿意前往法院参加选民资格测试之后，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后续事件就闯进了她的生活，比方说在整整三位级别仅仅比最高法院大法官低一级的法官面前解释自己加盟美妆女王公司之后取得的早期成功。面对这样的怪异时刻，她一直在用“随心而行、随遇而安”这八个字安抚着自己的神经。 她哥哥的商业伙伴J. C.芬尔利每天都到法院旁听庭审，每天都坐在达默尔夫妇身边。达默尔夫妇每次都会把小女儿贝蒂带来一起旁听庭审，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尽管法警严格禁止她在法庭里打瞌睡。

与莱德藐视法庭审判同步进行的另一起轰动性长跑案件是詹姆斯.梅瑞狄斯就读就读密西西比大学案件。密西西比大学的大多数校董都不愿意遵照第五巡回法庭的判决结果录取梅瑞狄斯，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当中有一位塔利.雷德尔（Tally Riddell）。莱德案件审理的第三天晚上，正当校董们为了此事而无休止地开会争论时，不堪重负的雷德尔犯了心脏病。密西西比最大的报纸掀起了一场捍卫州主权的狂潮，刊登了许多题为《小心！共党将黑人当成颠覆工具》、《上千人准备为密西西比而战》之类的新闻。至少有三名密西西比州法官下令逮捕梅瑞狄斯，州立法机关也通过了剥夺公民权的法案，旨在让梅瑞狄斯沦为成为没有资格上大学的罪犯。三名正在审理莱德案件的法官赶紧从哈蒂斯堡转战到了新奥尔良，针对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内特涉及梅瑞狄斯案件的蔑视法庭行为举行了紧急听证会。在这场吸引了华盛顿全部注意力的大戏进行期间，多尔一直在替梅瑞狄斯发言。正当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电视台宣布和平解决方案的时候，密西西比大学爆发了通宵骚乱。白人学生与带着成箱冰啤酒的附近居民与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三名旁观者死亡，一百六十名名法警受伤——其中二十八人遭到了枪击。在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两万三千名士兵露天驻扎在校园里，为梅瑞狄斯充当保镖。有情报称白人学生正在分发樱桃炸弹，接到情报的士兵们随即端着刺刀搜查了大学宿舍楼。

密西西比大学遭受的创伤如此严重，以至于密西西比州黑人为了梅瑞狄斯入学而举行庆祝活动的时候都不敢太高调。黑人大学生们也并没有紧跟梅瑞狄斯的步伐一股脑地报考白人大学。另一方面，梅瑞狄斯取得的遍体鳞伤的成功也使得克莱德.肯纳德的持续苦境更加尖锐，特别是在哈蒂斯堡附近。在与弗农.达默尔以及梅德加.埃弗斯协商后，J.C.芬尔利自愿陪同肯纳德的母亲与《黑玉》杂志记者拉里.斯蒂尔（Larry Still）一起走进了帕奇曼监狱。一行三人向狱方提交的探监理由是要为肯纳德与母亲制作一张合影。斯蒂尔走进监狱的时候大大咧咧地拿着一台装着闪光灯的相机。他知道这部相机肯定会被狱方没收，不过这部相机的作用本来就是麻痹狱方的警惕性，因为他还在脚踝绑了一台袖珍相机。对于黑人来说，为了政治目的而渗透进入帕奇曼监狱是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稍有不慎不但帮不到肯纳德，自己也会失陷在监狱里。他们有惊无险地拍下了肯纳德面色憔悴的照片，借此挑战了密西西比州的官方立场，即肯纳德的身体健康得很，不配保外就医。监狱当局只得将肯纳德押送到医院进行医学评估。这样一来巴奈特州长就陷入了两难，在种族政治全力开动的密西西比州，他不得不应对两项分别来自对立阵营的指控：白人们将会指责他居然被黑人批评家抓住了话柄，黑人们则将会指责他对待肯纳德的手段全然不讲人道主义。为了从困境中脱身，巴奈特厚颜无耻地宣称，就算肯纳德真的生病了，当初他本人在授权进行例行医院就诊时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而言之，根据当地记者杰克逊.克拉伦-莱杰（Jackson Clarion-Ledger）的报道，“监狱医生认为该名黑人囚犯的身体状况并不像新闻报道所描绘的那样糟糕。”

回到达默尔家的农场，某天下午发生了一件让人们暂时没心思为肯纳德操心的意外：一头一岁小牛跑出了牛圈。对于农家来说牛犊有个三长两短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所有人都抛下了手里的其他活计赶来抓牛。折腾了一阵之后，经验丰富的达默尔不得不承认这头牛犊跑得太快太远，不可能抓回来了。正当他肉痛地计算损失的时候，毫无抓牛经验的霍利斯.沃特金斯却远远地跟着牛犊不管不顾地冲进了牧场里。其他几名雇工半心半意地跟在后面，一边跑一边开玩笑说，就算沃特金斯确实长了一双飞毛腿，等他追上牛犊之后也照样无计可施，因为他的体重也就一百四十磅，牛犊的体重则至少是他的三倍。沃特金斯自然根本没听见他们在说些什么。眼看牛犊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他咬紧牙关猛冲几步抢到跟前，一胳膊勒住牛脖子，坠上全身的分量，硬生生将牛犊扳倒在了地上。达默尔领着儿子们赶上来之后照例将沃特金斯调侃了一通，但是调侃的语气却带上了些许不一样的意味。

当鲍勃.摩西把沃特金斯从哈蒂斯堡调离到近两百英里之外的北方三角洲地区接手同样严峻的选民登记项目时，沃特金斯与达默尔家的人们都有些依依不舍。沃特金斯借宿在达默尔家的九个月时间里，哈蒂斯堡总共只有七名新的黑人选民成功登记，有资格在1960年大选中投票的当地黑人就此增加到了十六名。不过尝试过选民登记的黑人则超过了五十人，其中许多人都成为了联邦诉讼当中的可靠证人，例如维多利亚.格雷。黑人在法院遭受刁难的场景也吸引来了不少新闻摄像记者。整体而言，自从沃特金斯离开格林伍德来到哈蒂斯堡之后，后者的登记项目进度就超过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