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接到金的指示之后，琼斯和利维森开始为了筹划这场国家级超大游行而四方联络。此时正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约翰逊副总统刚刚完成了葛底斯堡演说返回白宫并且一头扎进了动荡不堪的战略会议。接下来的周一，金收到了来自白宫的电报答复：总统国务缠身，无暇与他见面。这份电报并非完全是托词。6月底之前确实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迫使肯尼迪总统两次更改了与金见面的条件。

几乎每天都会涌现出必须加以考虑的全新外部力量。6月7日，全国教会委员会的总理事会讨论了种族危机，地点就位于历史意义重大的纽约河畔教堂。本次参会的教会领袖几乎全都参加过年初在芝加哥举行的宗教大会。本次会议形成决议，要志愿组建一个芝加哥会议精神延续委员会。许多在1月份堪称大胆进取的措施在5月份的大环境里已经显得有些胆怯窝囊了。 有一位长老会布道人当场要求自己的教派“莫要空口白牙，而是用钱说话”，拿出五十万美元来支持民权运动。得梅因长老会大会对这项提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一组织此前原本打算邀请马丁.路德.金从伯明翰赶过来取代一位原定的演讲发言人，但是却遭到了激烈反对，费尽气力才将抗议势头平息下去。既然总理事会的三十一个组成机构之一已经吹响了冲锋号，其他人肯定也不能自甘落后。在群策群力的推动之下，总理事会决定建立一支称为宗教与种族委员会（CORR）的职业民权斗争力量。教会领袖们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这世界将会关注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无论这些行动究竟是充满了勇气还是在一味敷衍应付。”

讽刺的是，宗种委成立之后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绕过全国教会委员会现有的种族与文化关系部自行行动。这个部门的主管名叫奥斯卡.李（Oscar Lee），过去好几年里一直是全国教会委员会当中唯一一名黑人员工——委员会的员工总数在六百人左右。*尽管李的资历很老，但是教会领袖们依然处于本能地认定新成立的机构应该由白人教士牵头。教会机构的官僚体制素来以错综复杂而闻名，依照传统专门负责种族关系的部门在这座迷宫当中的地位并不算突出。教派改革的效率历来十分低下，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才会对赞美诗歌词进行修改或者修订教义当中特定单词的含义，而全国教会委员会足足由几十个教派构成，彼此相互勾连重叠，各家教派都害怕自己的无心之举会冒犯到其他教友。目前为止李的部门做出的最显著成绩就是颁布了一套措辞甜美的兄弟情谊声明，参与委员会的各家教会每到种族关系周日都会宣读这份声明。各位教会领袖都决心与如此麻烦的办事机制一刀两断。

*【1957年，安德鲁.扬成为了委员会的第二名黑人员工，专门负责青年事工。1961年，他前往南方去指导马丁.路德.金的公民项目，就此脱离的委员会。奥斯卡.李是最早一批毕业于耶鲁神学院的黑人学生之一（1935年），他几乎认识每一位在南方领导入狱游行的布道人，还曾经为密西西比州选民注册运动学生领袖鲍勃.摩西的家庭主持过婚礼。1月份的芝加哥大会召开之前，也正是李出面劝说J.H.杰克逊牧师出面参会，尽管没说几句双方就谈崩了。杰克逊在种族方面的反动观点让李感到极其厌恶，以至于干脆脱离了浸信会，转而成为了长老会信徒。】

按照一位发言人向总理事会提出的说法，伯明翰运动暴露出了“我们所面临的邪恶的真正深度”。在此之后，教会人员开始此起彼伏地获得顿悟。新成立的宗种委很快就提交了一份关于良心觉醒的故事合集，为其取名叫做《二十天后》，这是宗种委制作的第一份关于种族关系的报告，毫不掩饰地采取了直指人心的写作角度。总理事会宣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求耶稣基督创建的教会必须搁置所有其他较为次要的事务。”基于种族正义不受宗派限制的假设，成员们投票决定与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建立团契联盟。他们早已听到了一场大规模自由游行即将爆发的风声，并且投票决定“尽快在华盛顿完成战略集结。”白人新教团体的高级人物也明显背离了惯常做法，承诺“作为总理事会成员在种族局势格外紧张的时候亲自参与谈判、参加示威以及采取其他直接行动。”

与此同时，种族隔离主义者也正在战线对面积蓄着力量。6月9日星期日，阿拉巴马州塞尔玛公民委员会在一则大型报纸广告中提问道：“我个人能为种族隔离的延续做些什么？”这则广告要求读者“深入探究并且决定”，然后加入“在塞尔玛禁止静坐、暴徒游行以及批发式黑人选民登记”的反民权运动。同一天下午，一辆远途公司的长途车搭载着安奈尔.庞德的非暴力研习小组穿过阿拉巴马州返回格林伍德。一行七人刚刚在领导大会公民学校的塞提玛.克拉克手下接受了为期一周的高级教师课程，精神十分高昂。在密西西比州威诺纳的一处休息站里，七名黑人师生与满怀怨恨的白人公路巡警发生了正面冲突。接受过领导人培训的庞德彬彬有礼地采取了一切正确手段：她领着一行人走进了咖啡厅的白人专区，然后告诉警察法律不允许他们将她驱赶出去，她毫不客气地驳斥了警察口中的种族蔑称，并且拿出记事本写下了几位警察的名字与警号。所有这些做法无不激起了警察们的怒火。

庞德没有乘坐预定长途车抵达抵达格林伍德，于是霍利斯.沃特金斯打电话联系了沿途的各家警察局与报社以及运动阵营那边的联系人。这是标准的紧急程序。各种闪烁其辞的答案与其他线索都集中指向了威诺那。当天午夜，金正在主持一场有关华盛顿游行的六方会议，关于庞德一行人遇险的通报就在此时送到了他手里。安德鲁.杨插嘴表示他刚收到一份关于威诺纳警方抓人的二手报告，正在试图让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来自格林伍德的劳伦斯.盖奥特自告奋勇开车前往威诺那救人，但一位指定观察员很快就从威诺那发回了坏消息：盖奥特本人也已经失踪了，很可能进了监狱。到了第二天，遥远的弗吉尼亚州丹维尔爆发了第二起紧急情况。当地市政厅门外的祈祷示威已经进行了好几天，警方一直装看不见，至多就是逮捕几名示威者而已。今天他们却一反常态地祭出了高压水龙，狂喷一通之后又挥舞警棍发起冲锋，一口气打伤了四十名来自丹维尔基督教进步协会的游行者，将他们送进了条件简陋且奉行种族隔离的温斯洛医院。

马丁.路德.金立刻向司法部长发电报抗议“丹尼维尔执法人员禽兽不如的恶毒行径”。此时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正在督促联邦调查局搞清楚威诺纳发生的事情。甚至早在任何关于违规执法的确凿证据显露出来之前，司法部长就迅速以个人身份介入了威诺那事件。这一点表明政府与运动阵营一样每天都因为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罗伯特在此时对于民权斗争一线的关注尤其不容易，因为其他地点还在发生着更加吸引眼球的大事。威诺纳与丹维尔出事的这一周周二，阿拉巴马州正在经历一场压倒性的危机。以联邦军队为后盾的代理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来到阿拉巴马大学门前，向汇聚在现场的国内与国际媒体宣读了肯尼迪总统的声明。驻守在校门口的乔治.华莱士州长则依照竞选承诺亲率一队州骑警与联邦军队对峙，并且也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坚决反对要求阿拉巴马大学首次录取两名黑人学生的法院命令。双方都做足了戏之后，这次冲突以精心安排的妥协而告终——华莱士在聚光灯下为自己塑造了不惧强权英勇抵抗的形象，两名黑人学生则悄悄地在镜头之外完成了入学注册。不知内情的摄像记者们只顾着拍摄宛如两军决战一般的戏剧性场景，谁都不敢肯定联邦政府与南方各州政府之间会不会彻底撕破脸皮。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民权人士随时可能遭到来自警方或者暴徒的袭击，以至于和平本身都成为了新闻焦点。《纽约时报》报道卡岑巴赫-华莱士对抗的文章一开头就写道：“现场并未发生暴力。”在关于同一事件的另一篇报道当中，《时代》也在头版（这一期刊物的封面新闻是“金博士谴责总统支持民权不力”）安排了一段金接受访谈的内容。金在访谈当中呼吁肯尼迪总统更加醒目地承担起领导责任。不要一味纠结于种族政治，而是应该多谈谈道德问题。或许是受到了这则封面报道的刺激，肯尼迪总统在当天下午六点钟突然决定要在八点整登上国家级电视台，宣布他即将提交一份反种族隔离综合法案。这一决定将他的全体顾问都吓得六神无主。他们抛出了一大堆很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总统手头没有现成的演讲稿，没有时间在国会那边进行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总统没有理由加剧自己的政治风险——但是肯尼迪总统依然趁着阿拉巴马事件成功解决的有利氛围面向全国电视观众痛快倾诉了一番。

周一的和平并没有持续太久。肯尼迪总统的演讲确实很成功，尽管事先十分仓促。直到大队摄像人员已经做好一切技术准备只等总统一声令下的时候，他依然还在匆忙地与各位助理们反复推敲演讲措辞——“再好好想想啊，伯克，”肯尼迪这样督促伯克.马歇尔，“你肯定还有想法不是吗？”可是就在演讲开始后不久，远离华盛顿的塞尔玛再次发生了暴力事件。当时伯纳德.拉法耶特正打算回家，可是走到门口却满心恐惧地看到眼前停着一辆1957年款双色雪佛兰，车上坐着一名白人男性。博恩顿追悼大会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拉法耶特已经被种族隔离势力针对了好几次。有一回他开车上路，居然被警方以街头流浪的罪名抓了起来。当地报纸与三K党仇恨传单都将他当成了目标。很多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都遭到了解雇，或者被散场时白人暴徒不怀好意的围攻吓得心神不宁，以至于拉法耶特再没能安排第二场弥撒大会。雪佛兰车主表示车抛锚了，需要有人推一下，这句话让拉法耶特长出了一口气。他来到汽车后方弯下腰去，可是还没来得及发力就感到后脑勺挨了一记重击，登时眼冒金星倒在地上。紧接着他的头部又挨了两下。按照非暴力训练，他竭力扭过脸来想要直视袭击者的眼睛，这时他才意识到对方用的是枪托。

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隔壁邻居攥着一杆霰弹枪冲出屋门，朝着那名白人男子逼近了过去。拉法耶特尖叫道：“不，不要开枪！”白人男子赶紧钻进雪佛兰逃走了。拉法耶特当天晚上住进了伯韦尔医疗所，负责为他疗伤的是丁金斯医生，也就是会幕浸信会里那位丁金斯教授的儿子。治疗一位遭受毒打的种族受害者让医生感到十分不安，更有甚者，拉法耶特还要求保留自己的血衣作为坚定投身于塞尔玛运动的勋章。为了改变话题，丁金斯医生建议拉法耶特不要将牛奶当做治疗受伤骨骼的补钙食品。“牛奶本来就是给牛犊子喝的，”他面色阴沉地说道。接下来他向拉法耶特推荐了一款骨粉制成的钙丸，这是他最中意的补钙偏方。拉法耶特试图开个玩笑来缓解紧张局势：“您要是说牛奶是给牛喝的，那骨头不是给狗吃的么？”这句略显轻浮的反问让丁金斯医生颇为不悦。拉法耶特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领取了一瓶骨粉丸，借此向塞尔玛顶尖的黑人专业人士之一示好。

肯尼迪总统在国家级电视网上发表的这次演讲得到了广泛好评。《时代》撰文称：“人们经常批评总统过于‘冷漠’，‘知识分子习气太重’。有鉴于此，总统这次发表的演讲实在是感情丰沛到了极致。”肯尼迪手里的稿件原本就只有大框而已，因此他索性放飞自我，时常脱稿，摆出了林登.约翰逊一直敦促他采取的热烈坦诚姿态。就像金惯于将宗教与民主的交界之处当成锚定演讲文辞的不动点一样，肯尼迪也将宗教与民主当成了自己面向全体美国人发言时的思路来源：“我们目前主要面对着一个道德问题，这个问题的由来与圣经一样古老，评判答案对错的标准则与美国宪法一样明确。”对于民权运动的参与者们来说，总统这番振聋发聩的言论不仅响应了他们长久以来的祈祷，还迎头撞上了一条来自杰克逊的噩耗：当天晚上，一名埋伏在金银花从中的狙击手用一发步枪子弹从背后射杀了梅德加.埃弗斯。就像肯尼迪讲话一样，梅德加.埃弗斯的遇害同样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美国大众文化谈论种族问题的措辞用语。这次杀戮被称为暗杀而不是私刑，埃弗斯是一名烈士而不是随便什么受害者——在杰克逊举办完葬礼之后，他的遗体又被火车护送到华盛顿接受瞻仰，他的家人也在白宫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在伯明翰，安德鲁.扬和他的同事们正在顶着一轮又一轮反扑竭力维持着5月达成的和解协议。埃弗斯的遇害让扬感到痛惜不已。在他看来，埃弗斯是一位充满矛盾的烈士。尽管他经常指责协进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僵硬死板，但却依然为了协进会洒尽了鲜血。他如此热爱民权事业，以至于投入了一场并非出自本人选择的战斗并且献出了生命。同样在伯明翰的詹姆斯.贝弗尔更关心他的同学伯纳德.拉法耶特在同一时间受伤入院的消息，因为这条消息与他个人的干系更大。但是眼下他与扬都不得不收拾心情，将视线投向塞尔玛和杰克逊以外。6月12日星期三上午，一名以夏季志愿者的身份新近抵达格林伍德的法学院学生自告奋勇地独自前往威诺那并且安全返回。她的汇报支持了此前传来的一系列可怕线索，表明安奈尔.庞德的学习小组自从周日以来一直被单独监禁并且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在此期间还遭受过野蛮殴打。上一位前往威诺那打探情况的劳伦斯.盖约特也遭受了类似待遇。威诺那的监狱好似一台诱捕黑人的捕蝇器，四周环绕着私刑淫威带给人们的恐惧。这份恐惧如此厚重，以至于威诺那当地的黑人这几天总是躲着白人走，谁也不敢主动提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此前所有措施全都未能奏效，就连司法部长承诺过的联邦干预都没有到位。因此扬与贝弗尔决定亲自开车前往威诺那将安奈尔.庞德保释出来。

两人都没有车，于是打算借用多萝西.科顿的车，可是这一来科顿却不干了，坚持要与他们两个一起去。安奈尔.庞德是科顿的好朋友，也是公民项目的老师，而且之前还是科顿让庞德乘坐长途车返回格林伍德的，因此于公于私她都觉得自己也必须前往威诺那救人。扬一口否决了科顿的要求，认为她这是一时糊涂。他认为科顿没有理由亲赴险境，更何况这次的危险非比寻常，远比他们在非暴力课堂上宣讲的常规危险更加可怖。这次他们将要面对彻头彻尾的邪恶，这股邪恶已经在他们周围沸腾了许久——从埃弗斯到拉法耶特，从庞德到盖约特，他们的每一位熟人都有可能在一呼一吸之间就被这股邪恶力量打倒在地甚至夺去生命。贝弗尔也表示将科顿送进虎狼窝里遭受殴打才是真正的罪过。“我们用不着这么多人一起发疯，”他这样劝告科顿。闻听此言，科顿不耐烦地掏出车钥匙在两人面前晃了晃，大声说道：“爱谁谁，反正这是我的车。”然后她就跳进车里一脚油门开到了街上，扬与贝弗尔只得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就这样折腾了好一阵三人之间才达成停战。科顿很快就拉着两位同事冲上了阿拉巴马州的一条高速公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她差点迎头撞上一辆大型拖车。万幸的是她在千钧一发之际扭转车头冲出了路肩。停车之后，科顿、扬与贝弗尔三人面面相觑地在车座上瘫坐了一会儿，然后全都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他们这次本来就打算执行一项很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打算一头扎进密西西比而不是退避三舍。不过就算不打算为了民权事业而献身，他们依然随时都有可能死于车祸之类的意外事故。这样想的话，威诺那看上去似乎也没那么吓人了。

三人来到威诺那之后直奔监狱而去。监狱方面自然不让他们进门，而是要求他们在大门外面等待治安官传唤。科顿尽可能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在监狱门前朗声诵读着纪伯伦的《先知》。贝弗尔与扬同样试图保持镇定。光天化日之下，无数双眼睛都在上下检视着他们。他们必须完成一项十分精妙的任务，既要摆出一副目标明确的姿态，又不能显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有分量，又不能咄咄逼人招致袭击。幸运的是，等到警长终于将他们叫进办公室的时候，一通长途电话偏巧在这时打了进来。扬能听出来电话对面是亚特兰大选民教育项目负责人威利.布兰顿。他趁机拉大旗作虎皮，告诉监狱看守们他认识这位布兰顿。他言辞巧妙地诱导着看守们误以为布兰顿是一位有地位的白人，并且刻意隐瞒了自己这位朋友领导下的组织正在整个南方推进黑人选民登记的事实。他还暗示自己是电话那头派来解决囚犯麻烦的协调员。从警长手里骗过话筒之后，扬冲着电话那头的布兰顿抛出了一连串“有色”术语，在言谈话语中不断暗示自己是某位白人大律师的跟班，自己的老板认识一大帮南方参议员、新闻记者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而且这些人都希望适当的保释程序能够得到遵守，以免在自由主义者那边落下口实。心领神会的布兰顿也在电话对面跟他一唱一和。那天下午，杨顺利保释出了全部囚犯，而这场双簧也注定要成为本次事件当中最愉快的回忆。

三名被捕人员——盖约特，庞德与范妮.路.哈默——被打得遍体鳞伤，牙齿断裂，后背淤青结痂，宛如皮革一般。他们身上的每一寸皮肉都被行凶者用大头警棍有条不紊地殴打过一遍。第四位被捕人员正是在格林伍德被鲍勃.摩西领上民权道路的小姑娘、还未满十五岁的朱恩.约翰逊。她挨得打相对轻一些，但也是鼻青脸肿血染衣衫。当她终于返回格林伍德的时候，家里人看她的眼神就像见了鬼一样，但是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因为她的母亲贝尔.约翰逊用恶狠狠的目光掐灭了任何人向她问三问四的念头。当初贝尔勉强默许女儿在学年结束后参加另一场公民旅行，现在她心里就像刀绞一般又悔又疼。朱恩的奶奶用一句话概括了家里所有成年人的意见。这位搬迁到密西西比的老农妇手指儿媳痛斥道，“都是你害的！”朱恩还是个孩子，小孩不懂事难道大人也不懂事吗？贝尔将满腔苦水都憋在了肚子里。余生当中她从没问过女儿威诺那监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