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投票邓氏改开真的让孩子们无书可读吗 -- 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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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乐的方法更严谨,结论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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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ingcatgm方法更严谨,结论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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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不严谨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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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都严谨,都可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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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供参考“文化大革命”与教育乌托邦

普及高中教育: 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文革”时期的教育现实比我们记忆中的更为丰富复杂,呈现一种奇怪的混合: 在“读书无用论”泛滥,知识权威扫地,反智主义盛行,“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为时代英雄的同时,农村教育也迅速发展,进入大普及和大跃进的时期。

  继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后,“文革”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类似的,“文革”期间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的目标很相似。1970年,湖北省文教局在《1971—1975年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规划要点的初步意见》中提出: “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到1975年要普遍做到区区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学开始急剧增长,生产大队基本都办了初中,有的还办了高中班。到1976年,全省中学达17949所,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为1965年147所的27.4倍。熊贤君主编.湖北教育史.下卷.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55

  因而,20世纪70年代初,当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时,中小学教育却得到了大发展。从统计数字看,1976年,全国小学生数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学更是加速度发展,1976年全国中学生数是1965年的6.25倍,初中生数是1965年的5.4倍,高中生的增长尤其迅速,共增加到原来人数的11.3倍。见表1-3(略)。

  教育重心下降,面向农村的发展是实质性的。如表1-4(略)所显示的,初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33.7%,提高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从1965年的9.0%,提高为1976年的62.3%。这是十分惊人的。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的重心却不切实际地上升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限制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半农半读技术学校等大多变为普通中学,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到中学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学教育。由于将农村中小学的公办教师转为民办,下放原籍并转为农业户口,不拿工资,改记工分,极大地涣散了农村教育的师资队伍,降低了教育质量。据统计,全国农村中小学教职工中民办教职工所占的比例,由1965年的52.6%上升到1978年的73.4%。何东昌主编.当代中国教育.上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08将办学权直接下放到大队或生产队一级,而且经费大多自筹,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支出反而减少,这是很荒诞的。教育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1966年为6.36%,1970年最低,为4.24%。从1972年起,国家财政预算中将教育事业费支出单列,加强管理,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达到6.29%,与1965年的6.24%相当。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8

  如同“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的中小学教育数量的发展是以降低质量为代价的。当时小学实行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两年,取消了考试和留级,教学内容十分简单,因而实际的教育程度并不能真正达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学教育”的标准,而是以实际的功用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际,首先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于70年代农村的基础教育。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们深入认识基础教育的功能。我们通常说,由于“文革”时期的教育荒废,耽误了一代人。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但对于在“文革”时期上四年制中学的,情况却有所不同。许多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废时期的中学生。今天回头看,“文革”时期低水平的基础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各行各业的成功者。它启示我们认识人才与教育的功能。这至少说明两个道理:一是优秀人才是制度挡不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教育、考试制度。二是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自由、宽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样可以生长出优秀人才。一些过来人将那完全没有权威的时期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从中获得了实在的生长。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我们现行的严酷的、令学生透不过气的“应试教育”是另一个极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后者更利于人才的成长,真理应当是在两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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