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尽管厂房与机器看上去确实十分神奇，但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关于工厂的讨论、辩论与纷争主要还是集中在工厂带来的更广泛社会变革上面——所有这些变革被人们统称为“工厂体系”。工厂体系其实是个很粗略的术语，用来形容与工厂带来的全新生产模式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必须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工人的劳动与生活环境，以及工厂对于现有经济与社会安排的影响。库克.泰勒与新兴制造商们站在一边。他意识到，鉴于英格兰“早已挤满了各种体制”，飞速发展的机械化工厂生产必然会“致使一切现有社会机制陷入混乱脱节……恰似一名巨人挤进了早已密不透风的人群，致使最远处也会感到痛苦与骚动。被这名巨人挤开的人们又会去挤开别人……因此即便在制造业并未落地的地区也能感受到工厂体系的存在；各个阶级都不得不为这位陌生人腾出空间来。”

对于许多工厂体系的批评者甚至一部分该体系的支持者来说，针对劳工尤其是童工的剥削成为了他们评判新体系的关键。尽管农闲时期无所事事的农业人口对于制造商来说确实大有帮助，但是工厂的规模还是使得招工与留人都颇为不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许多当地人都不愿在工厂干活，不愿接受令他们很不习惯的密切监督以及相伴相生的纪律约束。话又说回来，工厂主手下的大部分岗位也不想招收成年男性，而是更愿意招收女性与儿童，因为后者工资更低，而且还不像接受过学徒培训的成年男性那样骄傲而又狡猾。机械的力量在工厂里消灭了绝大部分对于重体力劳动的需求，在纺织行业尤其如此。全新的棉纱制造器械更需要时刻不停的监督，从而随时接续断裂的线头，取下缠满的线轴，以及应对各种一旦出现就需要立刻解决的问题。这样的工作需要灵巧的手指与警醒的心智，但是并不需要多少蛮力。因此工厂主雇佣的劳动力大都年纪很轻而且一女性为主。根据乌尔在1835年的估计，此时英格兰棉纺厂工人当中有三分之一还不到二十一岁，在苏格兰这个比例则达到了一半。还有相当多的工人年纪简直小的不像话。克罗姆福德工厂最小的工人只有七岁（尽管工厂主最喜欢雇佣的童工年龄在十岁到十二岁之间）。在某些纺织厂里，仅有的几名成年男性都是监工。今天在美国人们往往将工厂与孔武有力的男性气概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工厂出现之初却是一片主要被妇女儿童占据的空间。

纺织工人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第一次走进工厂的工人肯定会觉得极其可怕：运转不休的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污浊的空气里飘满了棉纤维粉尘，许多棉纺厂都会将室温加热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从而降低棉线断裂的可能性，润滑机器的鲸油与动物油（石化时代还尚未到来）外加上百名工人的蒸腾汗水散发着刺鼻恶臭，工人无不面色苍白肢体孱弱，监工一个个好似凶神恶煞，用皮带或者皮鞭维持着毫不留情的纪律。在织布车间里，几十台织布机隆隆作响，每一台织布机的梭子都在以每分钟六十次左右的速度来回飞奔，工人们根本听不见彼此说话的声音。早期工厂大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工人们也要两班倒，一班十二三个小时（期间有一个小时的工休吃饭时间）。德比纺丝厂率先推行了这套体制。童工同样也要遵守两班轮替制度。每周只有周日是休息日，因此一周工作七十小时十分常见。为了避免童工在工厂里打盹，成人监工会用皮带、巴掌甚至木棍来打醒他们（尽管此类虐待行径的普及程度向来很有争议）。

或许并不意外的是，早期工厂主往往很难在厂房里装满自觉自愿的工人，因此他们就将目光转向了不情不愿的工人。济贫院——孤儿与赤贫者的最后容身之地——成为了童工的主要来源。教区官员会将这些孤儿出让给工厂主充当学徒，赋予工厂主监管这些孩子的全套法律权威，并且用刑法来对付那些胆敢逃跑的孩子们。在约克郡，工厂当中70%的劳动力往往都是所谓的教区学徒。在新兰拉克，早在罗伯特.欧文接管之前，厂里年龄最小的学徒只有五岁。由父母签约送进工厂的学徒要是胆敢逃跑同样会遭到监禁，签了定期合同的工人在截止日之前辞职也会遭到同样的下场。此外1823年通过的一条法律进一步规定旷工同样会遭受三个月监禁。换言之，国家公权力帮助新兴的工厂体系集结了必需的劳动力。更有甚者，政府与工厂雇主完全可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因为工厂主经常担任当地治安官，自己手下工人开小差的案件都要交给他们来审理。由此可见，在法律意义上失去自由的劳工不仅种植了棉纺厂所需要的棉花，还在工厂体系最初几十年的发展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今天的流行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惯于将工业革命与个人自由以及所谓的自由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工厂体系刚刚出现的几十年里，这一体系却不仅会被人们视为全新形式的自由，还经常被人称作全新形式的奴隶制。当时有一位著名新闻出版商与禁酒活动家约瑟夫.利夫希——他本人也是一位工厂主——这样描写他小时候在工厂里见过的童工学徒：“将他们纳为学徒的体系如此可怖，只有西印度的奴隶制才能与其相比。”特罗洛普在《迈克尔.阿姆斯特朗》一书中写道，沦为学徒的贫儿“生活悲惨，劳累困苦，其处境远比黑人奴隶所遭受过的任何境遇更加严苛。”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奴隶获救叙事，讲述了女主人公——某富有工厂主的女儿——历尽艰辛试图解救迈克尔.阿姆斯特朗摆脱恶毒的学徒奴役，离开与世隔绝的工厂，最终逃出生天的故事。

基于奴隶制的比喻显然反映了十九世纪最初二三十年里围绕奴隶制本身的激烈辩论，这场大辩论最终导致大英帝国于1834年全面废除了奴隶制。不过这些比喻也确实表明了时人眼中工厂劳工的处境多么可怖，以至于那么多社会观察家都毫不犹豫地将工厂体系与奴隶制划上了等号。有一位笔名“棉纺专职记者”的作者写道，纺线车间酷热难当，工人根本没有休息时间：“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就算也要在烈日炙烤下劳作，至少偶尔还有些许微风吹拂，他的四周是广阔的土地，还能获得慢慢耕地的时间。英格兰的纺线奴隶看不到开阔的天穹，也无福享受来自天堂的清风。”在特罗洛普的小说问世之后又过了几年，恩格斯也留下了一段关于英国纺织工人的文字。在恩格斯看来，“他们遭受的奴役要比美国黑人更加悲惨，因为他们遭受的监视更加严密。”此外他还悲叹道，就像奴隶制的情况一样，工人的妻子女儿也经常不得不被迫满足工厂主的“卑劣欲望”。恩格斯还在其他著作当中将工厂体系之下的工人比作“诺曼贵族皮鞭之下的萨克逊农奴”。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小说《西比尔，或者两国的故事》当中借书中人物之口声称：“自从诺曼征服以来，这个国家还从未有过这么多处境堪比牛马牲畜的劳工阶层成员。”1830年，社会改革家理查.奥斯特勒在《利兹水星报》上发表公开信，就此展开了旨在缩短工厂工时的十小时运动。这封信的题目就是“约克郡的奴隶制”。*

*【不仅只有工厂体系的批评者会将英国工厂工人与西印度奴隶相提并论，奴隶制度的辩护者们同样会采取这套话术。他们辩称奴隶的处境其实要比工人更加优越。】

在罗伯特.骚塞看来，工厂体系与奴隶制的关系并非源自特定的虐待行径，而是源自工厂体系的本性。他用罗伯特.欧文的新兰拉克工厂来举了个例子。骚塞承认，早在欧文急转掉头正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之前，这座工厂人道对待工人的做法就“在同类工厂当中堪称尽善尽美”。尽管如此，他依然觉得“欧文其实是在自欺欺人。他是一家大型体制的合伙所有者与全权管理者，这一体制与种植园没有本质区别，仅仅出于偶然才有些皮毛差异：他手下的劳工碰巧是白人，法律保护这些人终止为他服务的自由。但是只要他们依然还在为他服务，就必须接受他的绝对管理权，因此这些人的处境其实与那么多黑奴大同小异。”骚塞相信，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工厂体系也倾向于“摧毁一个人的独立性格与家庭生活”，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宛如恶鬼一样骇人。他在游历了一家曼城棉纺厂之后写道，“假如但丁打算将地狱的某一层塞满儿童，那么这里的场景很有资格为他提供全新的酷烈折磨形象。”

鉴于棉纺厂工人的生活环境，一部分工厂制度的批评家们——以及一部分奴隶制度的辩护人们——开始质疑自由劳动力与奴隶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曾任财政大臣的塞缪尔.马丁在1773年写道，英国的劳工是“受制于必然性的奴隶”，既不能“减轻自己的负累”，也无法“增加自己的工资”。欧文则这样质疑工厂劳工的身份：“除了看上去挺像以外，他们怎么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劳工呢？……他们还有什么其它选项呢？在这里除了饿死的自由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其他自由呢？”这条批评指向了市场关系扩散的核心，而市场关系的扩散正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

除了虐待工人之外，破坏环境也是针对工厂体系的主要批评角度之一。关于曼城以及其他工业城镇的叙述反复提到了满目乌黑的市容与污浊的空气。1845年，苏格兰地理学家休.米勒这样描写曼城的景象：“这座城市为来访者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覆压在头顶半空中的瘆人阴霾。”库克.泰勒也写道：“我牢记着这座城市给我留下的印象……当我将目光投向这座城镇……看到如林的烟囱喷吐着大团大团的蒸汽与浓烟，形成一道墨黑色的帐幕，紧紧笼罩了整个城镇。”泰勒注意到，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迫使所有条件允许的人家全都搬到了城郊居住。1839年受命管辖英格兰北部地区——也包括曼城——的查尔斯.詹姆斯.纳皮尔少将形容曼城就好比“在人间现形的地狱入口”。贫富悬殊，道德败坏，污染肆虐，可以说这座城市整个就是“一根大烟囱”。水污染就像空气污染一样严重。休.米勒描写道，艾文河饱受染料、生活污水以及其他垃圾的玷污，“与其说是一条河，倒不如说是一道粪汁的洪流，河里的生灵早已死了个精光。”上文提到的特技演员萨姆.斯科特正是从五层楼顶一头扎进了这样的河水当中。或许这一特技的最令人惊叹之处并不在于他高空坠落未伤性命，而是他居然挺过了河里毒汤的戕害。此外，棉纺行业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不止局限于棉纺厂的所在地区。棉花种植意味着毁林造田，这一做法导致了飞速的土壤流失。这也是美国将棉花种植园（以及黑奴劳工）从东海岸搬迁到密西西比河谷的原因之一。驱动蒸汽机所必需的煤炭开采同样污染了河流且破坏了地表。

或许针对工厂体系最著名的批评——至少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人牢记的批评——仅用寥寥几行字就生动体现了工厂体系对于大自然的玷污。1804年，威廉.布莱克在诗歌当中控诉道，“暗黑的恶魔作坊”在英格兰的“苍翠青山”与“优美草场”上留下了一道道污痕。这段诗文后来成为了他的长篇诗作《弥尔顿》的序言的一部分，并且在1916年搭配上了音乐，起名叫做《耶路撒冷》。如今整个英语世界都在传唱布莱克的诗文，从教堂到足球场都不例外。布莱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在直接控诉已经成为英格兰城市生活特色的漫天黑霾。在布莱克的伦敦住宅附近就有一座大型蒸汽动力磨坊，在他成诗前不久的1791年刚刚毁于火灾（有人推测是愤怒的工人蓄意纵火导致的）。不过对于布莱克来说，将工厂与“恶魔”联系起来的因素不仅只有黑烟。在这位伟大的神秘主义诗人眼中，工厂象征着精神层面的堕落。工业化之前的英格兰也曾有幸能赢得上帝的微笑，如今却沦为了一片恶土。这个比喻代表了一整套布莱克决心推翻的生活方式，这样做的目的则是“在英格兰的苍翠大地上”建设一座新耶路撒冷。

城市贫困人口经常被描绘成为工厂造成的另一类玷污，无异于人类沾染原罪之后的再一次堕落。棉纺工业的运作机制致使工厂所在地区总会聚拢大量人口。从1801年到1851年，兰开夏的人口就将近翻了一番，从163310人增长到了313957人。恩格斯在1845年这样写道：“这片曾经僻陋荒芜的沼地如今成为了人口密集的工业区。”例如曼城、格拉斯哥、博尔顿与洛克戴尔这样的工业城镇“就像蘑菇那样飞快生长起来。”从1800年的95000人到1841年的310000人，曼城与邻近的索尔福德的总人口翻了三番还不止。1830年，仅兰开夏一地的棉纺工人数量就突破了十万。*来自英格兰其他地区的农村移民构成了大部分工厂劳动力，来自苏格兰与爱尔兰的移民数量同样十分可观，那里的农村贫困同样迫使成千上万人背井离乡。

*【到1881年，兰开夏人口再次翻番，达到了630323人。】

人口高度密集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工厂附近纷纷涌现了出来。这些社区就像工厂本身一样也是令人不安的新生事物。以前还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工人汇集在同一地区。泰勒写到：“工厂体系的最惊人特色就是大量人员会在特定地点骤然聚集起来……假如我们的先祖见到了无数工人组成的人潮每天晚上从（曼城）联合大街的工厂当中倾泻而出的景象，必然会集结治安官，要求特别警长宣誓就任，宣读镇压暴乱法令，动员军队，很可能还会发生致命的冲突。”泰勒之所以这么害怕，不仅仅因为工厂工人人数太多，还因为他们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社会群体，是某种不被社会所了解也不受社会控制的全新存在。“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习惯都是全新的，完全是由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形成的，几乎无法受到外界源头的指导，更不用说受其指挥了。”

恩格斯几乎在同一时期创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这一时期英国工厂工人悲惨处境的最生动描写：他们一贫如洗，衣不蔽体，家徒四壁，室内与街头都充斥着污秽恶臭（曼城的助理济贫法律专员形容工人居住区的街道“铺满了垃圾与粪尿，与污泥搅和成了厚厚的一层，简直无处下足，遍地都散发着无法忍受的恶气。”）。就像布莱克一样，恩格斯也将工厂体系下工人的悲惨生活与理想化的工业化之前生活景象进行了对比：农舍里的个体织工们自给自足地栖身在一个“田园诗一般”的世界当中，终日享受着“宛如草木那样宁静的幸福生活”。非要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完全置身于智识与政治意识的领域之外。在恩格斯看来，新兴工人阶级的赤贫困境还不是唯一让他感到惊骇的因素，另一项他感到恐惧的因素就是工厂工作本身：工厂工作意味着不得不紧跟机器的节奏来进行的生产活动，意味着监工们强行要求的“铁一样的纪律”，还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厌倦”。“日复一日、从早到晚地违心从事一份自己厌恶的工作，任何人都碰不上比这更恶劣的命运。”*

*【写下这段话之前不久，恩格斯刚刚从自家在曼城开办的棉纺厂辞职。他极其厌恶为家族工厂卖力，但后来还是回归了工厂的管理岗位并且干了二十多年。】

不过归根结底，恩格斯还是抱有类似泰勒的观点：大量工人聚集在工厂里这一现象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集团。不妨将这一集团称作“无产阶级……正是机器生产的应用导致了他们的降世。”在恩格斯看来，城市化“将无产阶级锤炼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具备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想与世界观。”史学家E.P.汤普森这样总结了十九世纪英格兰的流行情绪：“保守派、激进派与社会主义观察家们固然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但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条等式：蒸汽动力加棉纺厂等于新兴工人阶级。”对于以恩格斯为代表的许多人们来说，这个新兴阶级的出现意味着历史进入了全新的阶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影响力极大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后世了解曼城与工业革命的重要窗口。然而这本书在英语世界却没有立刻引起多大反响，因为这本书最早是以德文出版的。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886年，美国才首次推出了这本书的英文版。至于这本书在英国得到出版的时间还要等到1892年。】

当然，工厂体系在其一手挑起全国大辩论当中也少不了自己的辩护人，这些辩护人尤其围绕着保护童工与女工的努力而展开论述。这一努力起始于十九世纪初，主要的诉求是限制工时。颇有几位辩护人声称童工与女工当前的处境没有任何问题，就算真有也不是工厂主的责任。比方说安德鲁.乌尔——马克思戏称他是“歌颂自动化工厂的品达”——就辩称毛纺厂里操作“粗纺机”（这种机器的作用是为下一步的精纺预备毛纱）的童工之所以挨打完全是成年粗纺工的过错，因为粗纺机是人力驱动的，因此操作粗纺机的工人可以偷懒，这样一来为了追赶进度就难免殴打自己的童工助手。动力机械设定了不容懈怠的工作节奏，因此也就杜绝了童工挨打的现象。后来有人告诉他蒸汽或者水力工厂里照样存在殴打童工的现象，于是乌尔干脆来了个死不认账，声称在他造访曼城与周边工业区的工厂期间“从未见过哪怕一起针对儿童实施肉体训诫的案例，也从未见到情绪低落的儿童……这些灵巧的小精灵干起活来好似玩耍，天性习惯让他们的动作看上去格外灵巧且赏心悦目。”

W.库克.泰勒倒是承认工厂工人的穷困处境，也承认“未成年劳工是极其可悲的现象”，不过他既不肯责备工厂体系也不肯责备工厂主，而是认为源自英法长期冲突与贸易限制的经济衰退才是罪魁祸首。夏洛特.勃朗特在《谢莉》一书中也应和了这种观点（书中故事的背景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泰勒认为还有一种现象比未成年劳工更糟糕，那就是“未成年饥荒”。“我宁愿见到男孩女孩们在工厂里挣得果腹的口粮，也不愿见到他们在路边挨饿，在人行道上发抖，或者干脆被一车一车地运进感化院。”泰勒一直公开反对向进口粮食加征关税的《谷物法》，在他看来解决工厂弊病的关键在于推行自由贸易，从而扩展海外市场并且降低国内粮食价格。就像泰勒一样，托马斯.卡莱尔也认为工厂体系的弊病并非其固有的组成部分：“棉纺行业追求的结果是为赤裸的身体提供衣物，达成这一结果的手段是让人的才智与努力取得压倒物质的胜利。煤烟与绝望并不是工厂体系的本质，而是可以与之分离的疥癞之患。”时至今日，自由派的核心理念依然认定工厂取得了堪比普罗米修斯的胜利，这一胜利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进步，与之相关的一切弊端都能得到洗清与摒除。*

*【马克思与恩格斯同样相信工厂体系的崛起体现了人类的进步。在他们看来，工厂为一套全新的社会体系打下了物质基础。这套社会体系不仅将会更加民主平等，而且生产力也会更高。】

改良派不顾工厂体系的弊病，依然坚持为其辩护。与此同时另一批辩护者们则压根反对一切试图监管工厂的努力。1833年，人们围绕一份旨在限制工厂童工工时的法案展开了辩论。时任财长安特罗普勋爵反对这份法案，唯恐新规定将会削弱英国的竞争力，并且削减国际市场对于英国纺织品的需求，以至于反而伤害到原本打算保护的弱势群体。还有些工厂辩护人反对监管的理由是财产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

其实有一项潜在论据可以为工厂提供很有力的辩护：工厂里的工作环境再糟糕也并不比其他地方糟糕到哪里去。不过这条论据基本没什么影响力，尽管就许多方面来说的确属实。泰勒略微讥讽了一下支持《谷物法》的农村士绅阶层，声称务农人员的工作条件要比工厂工人更糟糕。乌尔则声称大部分手工匠人的处境都要比“那些在工厂里照料动力机器并且备受痛惜的劳工们”更加糟糕，对于童工来说煤矿矿坑里的环境也要比纺织厂更加恶劣。从根本上来说，恩格斯其实也并不反对这个论断角度。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处境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工厂里的工人，还记录了煤矿工人、家政工人、制陶工人以及务农劳工的悲惨处境。在恩格斯看来，“最受压迫的工人”其实还并不是受雇于工厂的工人，而是“不得不与正在取代手工劳动的新兴机器相竞争的工人”。

史学家约翰.格雷研究过关于工厂监管的辩论。他的研究彰显了工厂如何象征了工业化导致的更广泛变革。当时很多人都在试图改善往往十分糟糕的工人处境，尤其是女工与童工的处境，工厂则成为了这些努力的焦点。与此同时，工厂以外的工人们——这些人的工资往往更少，工作条件往往更恶劣——却全然遭到了忽视。工厂体系的新奇特性吸引了人们对于工厂劳动力遭受剥削现象的关注，而务农劳工、家庭生产者以及佣人（担当佣人的女性数量几乎是纺织厂女工的一倍）长期以来遭受的剥削却基本得不到政客、记者与作家的留意。这些人历来对于下层阶级没什么兴趣。

1802年、1819年、1825年、1829年以及183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工厂法案》，但是这些法案的监管对象仅限于棉纺厂里的童工，全然没有顾及绝大多数成年英国工人的处境。而且由于缺少有效的强制执行机制，这些法案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在1833年法案辩论期间——这份法案倒是的确带来了切实的变化，终结了雇佣九岁以下童工的做法，限制了工时，并且禁止让年龄较大的童工值夜班——一个皇家委员会支持针对工厂进行监管。他们采取这一立场并非因为工厂就一定是童工劳作最繁重的场所，而是因为在“采用特定施工结构、不会与私人住所相混淆的建筑里”实施监管更加可行，而且与其他工作地点相比，工厂里的计时“就像军事纪律一样规范”。正是因为纺织制造业如此集中在著名的大型工厂里而不是分散就业，才更容易针对工作环境进行监管与改进。围绕着纺织厂劳工展开的官方调查与漫长议会辩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记录，格雷在查阅记录的时候注意到：“在确定需要加以干预的问题时，人们全然回避了针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任何系统化批评，而是将确认问题的行为与一项美好的愿景联系了起来。根据这一愿景，监管到位的工厂无异于社会与道德改良的发生地以及经济进步的象征。”因此大型工厂不仅承载了生产力日益增长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愿景，还肩负着以下的理念：即将被冠以资本主义之名的经济体系完全可以变得更加人道。

并非所有人都这么乐观，比方说恩格斯就不敢苟同。他这样评价1833年的法律：“这一法案极其虚伪地为中产阶级的蛮横贪欲披上了一层体面正派的伪装。”他一方面承认这一法案确实遏制了“制造业当中最过分的恶行”，另一方面又指出法案当中的好几项条款在实操当中都毫无效力。比方说法案要求童工每天要接受两小时教育，恩格斯则指责工厂主们惯于雇佣没有教师资质的退休工人来给孩子们上课。从更深刻的层面上来说，恩格斯就像马克思一样相信剥削劳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质，而纺织厂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先头兵。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坚信苦难不可能与工厂体系相分离；对于工人们来说苦难就是工厂体系的本质。

马克思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抽象分析：资本如何得到创造，如何四处流通，如何实现再生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活动如何进行。今天的研究者们往往将这本书当成针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整体描述与批判。但是《资本论》其实是一本深深植根于具体时间与地点的书。这本书的写作地点是纺织业一家独大的英格兰，因此棉花在《资本论》当中可谓无处不在：马克思利用棉花加工的例子来解释剩余价值之类的关键理念，他利用棉纺制造业从传统意义上的手工生产向动力机器生产过渡的例子来阐述更广泛的历史发展，他从棉纺工人入手来检视全新的阶级关系，棉纺工人遭受的剥削尤其令他怒不可遏。马克思将围绕着规定工作日界限展开的各种斗争——也就是“全体资本家即资产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当成了《资本论》的论述核心。在他看来这场斗争是决定工人受剥削程度的主战场。围绕着英格兰棉纺厂监管的全国辩论同样将工时问题当成了核心，马克思与恩格斯都留下了大量关于这场辩论的详细文字。*

*【马克思特意将《资本论》第一卷第十章起名为“工作日”，这一章专门讨论了资本如何像“吸血鬼那样渴求活劳动的鲜血”，并且详细讨论了《工厂法案》。恩格斯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了该法案的细节。】

每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需要为他的理论举例子的时候总会转向棉纺厂。比方说以下的段落就很典型，他在这段文字当中详细解释了自己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马克思试图用实例来帮助读者们理解“这一新奇的基本原则”：“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精纺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7又3/4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接下来他整整花了半页纸的篇幅来详细阐述自己的计算过程。这段内容毫无抽象之处，而是棉纱制造常规流程的详尽内幕——当然，这其中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恩格斯。恩格斯在自家部分持股的曼城棉纺厂花了将近二十年从事管理工作，对于棉纺行业可谓了如指掌。*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中，以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思想当中，棉纺厂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批评家们在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向某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与某一群特定的工人赋予了显著的特殊地位，他们认为这两者代表了未来的社会形态，尽管当时前者依然仅仅占据了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后者在工人阶级队伍当中也远非主流。

*【正如学界反复指出的那样，恩格斯在从事棉纺厂管理工作的那几年里不仅为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提供了详尽的业内经营资料，还为他提供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经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