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棉纺厂逐渐远离了关于英国社会结构及其未来的核心讨论与斗争。首先，它们已经不再是新鲜事物了，好几代人已经在棉纺厂的陪伴下成长了起来，对于他们来说棉纺厂就是世界的固有组成部分。更新的奇迹取代棉纺厂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尤其是铁路。这项新发明吸引了无数作家、艺术家以及社会公众的热切关注。1829年，足有一万到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兰开夏观看了新近设计的火车头之间的竞速比赛。第二年，第一条现代铁路线正式开通，将利物浦与曼城连接了起来。火车上坐满了各界显贵，铁轨两侧人头攒动。用托尼.朱特的话来说，火车成为了“现代生活的化身”。

仅就规模而言，纺织厂也已经不再稳居头筹了。其他类型的工作场所纷纷后来居上。铁路系统的劳动力数量就十分可观，有些建造与维护铁路器械的店铺的用工人数足以与大型纺织厂相提并论。其他工业，尤其是金属加工行业，同样修建了庞大的厂房。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威尔士道勒斯地区的钢铁厂往往在一片厂区就会雇佣七千人，建有十八座高炉、搅炼炉、轧钢厂以及煤矿，足以令最大的纺织厂相形见绌。

政治与经济环境的改变同样静默了人们对于纺织厂的关注。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形势显著向好，英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越发畅销，工厂收益与工人待遇也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针对工人的立法也宽松了许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831年的《实物法案》，要求必须以现金支付工资。1833年的法案约束了雇佣童工的行为，1847年的法律将女工与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长限定在了十小时，终于实现了工人阶级改革家长期以来的目标。1849年，恩格斯返回了曼城。七年前他为了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里开展了调研，此时他眼前的曼城却俨然换了一副模样，远比七年前更加繁荣且和平。此情此景不由得让恩格斯抱怨道：“英国的无产阶级越来越小资了。”

改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尽管成功动员了公众的支持，但是宪章主义者毕竟未能成功实现自己的诉求，致使激进主义运动的势头也大为衰减。与此同时，宪章主义者对于男性普选权的强调又将公众关注从工厂女工以及童工身上转移到了成年男性身上，包括手工匠人、建筑工人以及其他非工厂工人。从1838年开始并且于八年后取得胜利的反《谷物法案》运动同样改变了英国的政治地形，无形中让工人与工厂主结成了反对地产士绅阶层的同盟——至少在这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上这两个团体确实站在同一边。此外许多工厂主开始尝试采用家长主义的管理手段，进一步缓解了劳资关系。这种做法在某些最早期的纺织制造商那里其实很时兴，例如阿克莱特与斯特拉特的工厂都是这样经营的。不过同时期的许多其他制造商都很反感这种做法。

纺织工人依然还在抗议纺织厂的工作环境，但是他们的斗争并不比煤矿工人或者其他通过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团体的斗争更加突出。纺织工人的处境虽说略有改善，但依然往往十分恶劣；童工的年龄虽然略大的一些，但是雇佣童工的做法依然广泛存在到了二十世纪。尽管如此，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之后，中产阶级改革家与观察家的注意力还是从纺织厂转移了开来。围绕着纺织厂及其催生的工厂体系的各种问题逐渐降级成为了关于劳工权益与用工规范的泛化讨论，听上去也没那么可怕了。等到1849年夏洛蒂.勃朗特出版《谢莉》的时候，工厂体系当中的激烈斗争在她看来已经是陈年旧事了。不管怎么说，大型纺织厂毕竟推动了社会改良。

此时巨型棉纺厂已经引领了组织生产的全新形式，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并且促使人们以全新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除了最坚定的辩护士之外，所有人都承认巨型工厂在问世之后极短时间内就造成了深重的人类苦难，受苦之人不仅包括工厂里的工人，还包括被这些工人顶替掉的人们。但是工厂也向许多人许诺了更美好的未来。恩格斯写过一篇从未发表的文章，后来成为了《共产党宣言》的行文基础。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宣称，“大规模工业的特质在当前社会导致了一切苦难与一切行业危机。但是只要换一套社会组织方式，恰恰正是同样的特质将会摧毁上述苦难与灾难性的行业波动。”无论如何，伴随着洛布兄弟的工厂以及早期纺线厂首次出现的非凡社会发明代表了通向全新世界的大步跨越，工厂巨兽将会朝着我们当今的现代化世界飞奔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