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正当胡佛在周一的白宫出席午餐会的时候，马丁.路德.金在亚特兰大回顾了最近几年自己亲历过的历史。他尽其所能地回避了各种抓人眼球的戏剧性新闻——比方说最高法院当天早上终于宣布了《纽约时报》诉苏利文一案的历史性逆转裁决，又比方说有报道称美国地区法官哈罗德.考克斯（Harold Cox）在法庭上将密西西比州的潜在选民称作“一群黑鬼……行为举止活像猩猩。”这一天他专门抽出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录制了首批口述历史。图书馆方面向金承诺不会在他去世之前对外公开录音内容，吃了定心丸的金随即发表了一些令采访人员颇为意外的言论。他声称自己在1960年的总统竞选期间并不觉得约翰.肯尼迪与理查德.尼克松之间有什么不同。肯尼迪参议员让金印象最深刻的特质是“他如此巴望着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以至于不惜在涉及基本原则的问题上做出妥协。”金舍弃了惯用的超然态度，陷入了选举前夕连夜被人押赴州监狱的痛苦回忆当中：“一路上他们都让我挂着镣铐，他们用铁链把我的腿拴了起来。他们把我的腿固定住了，他们在囚车地板上安装了挂住锁链的铁扣。我猜这是他们运送真正的囚犯时所使用的方法，为的是让我没办法逃跑。此外我还被铐上了手铐。”

身为亲历者的金从一名无助囚犯的视角回顾了分析人士眼中这起堪称国家政治转折点的事件：“我认识尼克松的时间更久，照理说他和我走动得很近，他经常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意见。然而当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却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一样。”约翰.肯尼迪打电话帮忙的举动确实与尼克松形成了鲜明对比，金也试图说服自己尽量宽宏地看待这一做法。“我希望感到——我当真感到他打电话是因为担心我，”他在记者的录音机面前这样说道。“那时他与我之间已经有些私交了。他已经进一步了解了这个问题。哈里斯（沃福德）和其他人一直在与他谈论这件事。”金认为这些情况介绍肯定让肯尼迪领会到了自己背负的个人与种族负担，但他也意识到身为总统候选人的肯尼迪肯定考虑过对黑人领袖做出友好姿态的风险。“这没什么错，”他谈到肯尼迪的政治算计时说道。金历来都惯于设身处地地设想白人领导人的心态，这一次他也同样从肯尼迪参议员打给科瑞塔的电话中设法找到了体现真心同情的线索：“打电话是另一回事，他事先并不知道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稳妥。”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金大致承认自己与肯尼迪之间的政治摩擦远比个人关系或者共同信念更强烈。他回顾了肯尼迪兄弟在自由乘车运动期间、奥尔巴尼入狱游行期间（“他们对于这件事非常不满”）以及伯明翰运动期间针对自己提出的尖锐指责。他认为是民权运动改变了肯尼迪总统而不是相反。如果金的叙述在当时就被公之于众，人们肯定会认为他不仅诋毁了肯尼迪总统的名誉，还坦诚展现了他本人的受伤自我。通过根深蒂固的训练，金通常总会调整自己内心中的尖锐分歧——坚定不移的尊严与令人愤怒的排他心态相互交战，杜博斯将这种心态称之为种族“二重性”——从而采取一种可以同时向白人与黑人展示的中间立场。“我真的认为我们看到了两对肯尼迪兄弟，一对是任期头两年的肯尼迪兄弟，另一对是1963年的肯尼迪兄弟，”他不止一次地对采访者说道了这句话。肯尼迪总统曾经在1960年选举期间摇摆不定，行走在“刀锋边缘”；伯明翰运动之后他终于认准了立场，将种族矛盾当成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道德问题。在金看来，“此时此刻他已经经历了林肯所经历过的一切。”

甚至在秘密口述历史当中金也从未提及联邦调查局，因为调查局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当时无论是金还是胡佛都没有意识到，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抛弃他本人历来秉承的有条件建议：胡佛为人极度敏感，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得哄着他顺着他，或者至少也要与他保持距离。在第二次口述历史的时候，罗伯特将联邦调查局局长描述成了一个行事放纵无度的妄想狂：“他简直是个疯子。”他讲了一则关于胡佛的轶事：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早已习惯了胡佛的奇思怪想，以至于为了不惹胡佛生气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宁肯从商店买来葡萄拴在胡佛度假别墅门外光秃秃的凉棚上，也不肯当面告诉胡佛眼下葡萄不应季。罗伯特对着录音机说道，联邦调查局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极度危险的组织”，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惯于主动勒索，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擅长管理情报——“他们掌握着涉及那么多人的那么多信息，却不会泄露出去。”在这里罗伯特回避了一项颇为尴尬的事实：自从兄长遇刺身亡之后胡佛就一直没有关注过他这边的举动，可以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不过接下来他又表示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直“在他能想到的一切方面给我找麻烦”，就好像这样说多少能给身为司法部长的自己找补回来一点面子似的。

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联邦调查局的敌意如此之近，但是就在他录制口述历史的这一整天里，胡佛的探员们始终密切监视着领导大会办公室。通过纽约窃听的预先告警，探员们在抵达亚特兰大的出站火车乘客当中发现了斯坦利.利维森并且跟踪他来到了金家。通过窃听金家的电话，调查局总部得知利维森当晚在金家过了夜。各种各样的窃听记录为调查局官员勾勒出了一系列迫使金派人去找利维森的麻烦：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正背负着沉重的债务，金在一系列人事任免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新一轮大规模民权运动的下手目标迟迟不决也让他心里憋闷。金曾考虑过发动个人绝食来支持民权法案，但利维森警告说参议员们宁愿让他饿死也不愿缩短他们的阻挠议事。

像往常一样，在涉及纽约出版界的问题上，利维森再次成为了最不可或缺的危机管理员。金关于伯明翰运动的书在几番大改之后预定在5月份出版，利维森则殚精竭虑地协调着一项项出版冲突，构思着一整套营销计划。在最终定稿当中，他们小心翼翼地从打击三K党暴力的改进意见中删除了联邦调查局的名字，因为他们意识到，只要他们主张联邦调查局尚有欠缺之处，那么就算是正面鼓励的话语也会令胡佛感到反感。不过这种预防性质的沉默反而促使调查局总部陷入了更深的怀疑。一名情报主管写道：“当然，无法仅凭这一做法来肯定地确定他（利维森）的想法，但他很可能是在以迂回的方式攻讦调查局。”

金与胡佛之间就好像隔着一架高倍望远镜，两人通过两端的镜头互相对视。金站在物镜这边，他眼中的胡佛只是白人权威体系当中一个遥远的渺小斑点，虽说对自己充满敌意，但是要想在南方实现正义又少不了他的帮助；胡佛则站在目镜这边，他眼中的金近在咫尺，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放大得一清二楚。两个周末之前，金从夏威夷启程经由洛杉矶返回美国，当天下榻在了洛杉矶的凯悦嘉寓酒店。提前布局的联邦调查局技术人员再次获得了足有二十一卷磁带之多的窃听录音。金的这一趟西行之旅充斥着演讲，晚餐会，机场转场、途中交际以及各种细节——他打算在西海岸开设一家领导大会办事处；他的秘书打电话汇报工作并且声称在他不在的这几天里她一次都没哭过；即将就任的新一任纽约联合神学院院长打算聘请他当教授——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窃听人员偏偏就截取了一句金呆在旅馆房间里看电视时爆出来的粗口呈交给胡佛，而胡佛也将这句放纵的政坛亵语当成了金内藏奸诈的最新证据。

3月10日星期二，也就是金在亚特兰大口述历史以及胡佛在白宫参加午餐会的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投下了第一次总统竞选党内初选的选票。胡佛刚刚保住了自己的职位，而且很确信罗伯特.肯尼迪既不能也不会向约翰逊提出有效的抗议，于是他命令助理局长考特尼.埃文斯当天上午向司法部长提交一份绝密报告。自从肯尼迪遇刺之后，胡佛就将埃文斯（肯尼迪指定的联邦调查局驻白宫联系人）降职成为了不承担任何职责的译码员，在调查局内部这就意味着沦为废人。提交报告这一行为本身难免让人想起当年肯尼迪严格通过埃文斯与胡佛进行大量双向沟通并且努力控制胡佛的光辉岁月，而且报告内容本身也夹带着一根残忍且莫名其妙的毒刺。报告先是依照惯例警告称披露信息来源将会危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秘密——所谓的秘密就是联邦调查局窃听了金在洛杉矶下榻的汽车旅馆房间——然后就将一段不堪入目的文字呈现在了罗伯特眼前：马丁.路德.金正在观看肯尼迪葬礼的电视重播，荧幕上播到了杰奎琳.肯尼迪虔诚跪在已故总统棺木旁边与孩子们一起祈祷的著名场景，这时窃听人员听到金阴阳怪气地开了黄腔：“瞧瞧她，都到这时候了还要给他最后口一次。”

胡佛声称调查局总部所谓的“针对已故总统及其遗孀的诽谤”令他感到恶心。这根毒刺轻轻巧巧地刺穿了他的三个对手。胡佛利用马丁.路德.金突如其来的愤怒刺穿了他自己的名声，也刺穿了举国上下对已故前总统的崇敬之情，*还冲着身为前总统弟弟的司法部长的眼珠子扎了一镖。罗伯特把备忘录还给了埃文斯并且简短而空洞地表示其中内容对自己很有帮助，然后又给金寄去了一封标准格式的感谢信，寄信的由头是金参与录制了肯尼迪总统生平口述历史。罗伯特在信中对于金的坦诚陈述表达了“深切的个人欣赏”。

*【谁也不知道金的失态发生在怎样的具体环境之下，导致失态的原因也过于个人化，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不过这番压抑许久的暴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伯明翰爆炸案。达拉斯的悲剧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打击有多深，伯明翰的悲剧对于金的打击就有多深。一想到肯尼迪总统居然派出一对退休橄榄球教练充当联邦政府代表就将这出悲剧搪塞了过去，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见第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