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要想衡量爆炸性的出口导向中国制造业究竟规模几何，不妨看一看深圳市令人目眩的人口增长。1980年的深圳市人口是321000人，到2000年已经突破了七百万，在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史上都位居前列。大部分新居民都来自中国其他地区，来到深圳的目的则是在遍地开花的工厂里找一份工作。随着深圳当地的劳动力迅速耗尽，一套移民工人体系迅速发展起来并且成为了中国工业革命第二阶段的主心骨，也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业的超级巨型化提供了物质基础。苏联与东欧的巨型工厂招募的都是因为农业集体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中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农业去集体化才将中国农村的劳动力从集体公社的福利与制约当中解放了出来。毛泽东去世后，集体公社遭到拆分，农民通过包产到户制度租赁小片土地进行生产，使得他们得以将超过公粮定额的盈余粮食拿到公开市场上销售。这套新体系一开始飞速提升了农村的生活标准，但是接下来的进一步变革，包括开放粮食进口，医疗教育成本提升，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缩水，致使农村变得远比城市更加贫困。许多农村家庭子女认为家乡的经济与社会进阶机会极其有限，于是就来到了出口导向制造业中心碰碰运气。

不过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临时工。与当年的英国或者苏联不同，中国农民并未丧失私有财产。尽管一切农业用地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农民家庭可以签订长达三十年的租约，从而成为农田的实际控制者。工人们可以在家乡的农田与他乡的工厂之间来回往返——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当他们在外打工的时候也很清楚家乡还有一份为他们托底的产业。话说回来，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最终也不得不返乡，因为中国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户口制度，致使每一位中国公民都需要特定许可才能居住在特定地区。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福利——包括医保与公立学校入学权——都与户口挂钩。移民工人能得到雇主签发的临时居住许可，不过一旦离职该许可就会作废。外来人口想要获取某个城市的正式户口几乎是痴人说梦。对于第一代移民工人来说，工厂工作（以及城市里的建筑与服务工作）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段插曲，至多持续几年，往往发生在中学毕业或者辍学之后与成家之前，就像当年新英格兰的纺织女工那样。

移民工厂工人的社会地位要低于国企工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之前，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会为工人提供一套范围广泛的福利，包括永久性工作职位或者说“铁饭碗”、在岗培训、住房分配、终生医保以及养老金等等，国企工人甚至就连理发都有补贴。一般来说国企工人的工作量都不算太大，来自管理层的约束也不算太严。随着国企日渐萎缩，私企开始蓬勃发展起来。私企里的工作环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经济特区的离职率高得吓人。许多私企确实会为移民工人提供免费或者廉价住宿，但是除此之外并不会提供其他福利。移民工人理应享有的一切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权与本人养老金——都来自他们的家乡或者说户口所在地。法律要求私营业主为工人缴纳社会福利基金，还要求确保最低工资并且对加班做出了规定，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往往会遭到忽视。私营工厂的工作强度往往很高，纪律也十分严苛。换言之，中国发展了两套迥然不同的工厂体系，一套是国有或者说集体所有制体系，另一套是私有体系。两套体系的意识形态、工作习惯、工人生活水平与劳动力组成结构全都相差悬殊。两个体系的从业者甚至还有不同的称谓。只有国企员工才算是“工人”，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中国社会地位最高的阶层；来自农村的移民工人则获得了另一个新近问世的新名称：打工妹或者打工仔，这个名称暗示着他们社会地位较低，只是卖力挣钱的苦工而已。

移民工人体系为雇主提供了庞大的劳动力储备，而且其规模还可以任意扩充缩减。中国农村青年男女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还要再过两代人的时间才会出现用工荒。而且他们提供的劳动非常廉价。大多数私企工厂都只会向移民工人支付法定最低工资（这一额度由地方政府决定），有时甚至更低。政府在这方面的执法力度也十分软弱。由于农村用工市场的生活标准与工资远低于城市规范，沿海出口工厂在农村劳务市场招工时并不必提供足以与当地工人或者国企工人相媲美的工资水平来吸引工人，因为他们的低工资放在农村依然算得上很高。更有甚者，因为私企工厂不会为移民工人支付大部分社会福利基金，这笔钱只能由工人家乡的当地政府来支付，换句话说私企雇佣移民工人实际上等于拿到了工人家乡当地政府的补贴，使得他们的用工成本可以低于工厂所在地的社会再生产成本。*就像当年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一样，中国的工业化同样依赖于挤榨农村财富。

*【所谓“低于社会再生产成本”的意思就是移民工人的工资与福利不足以支持当地家庭，也无法满足他们所享有的各项社会服务。】

对于大型出口工厂来说，让工人住宿在工厂宿舍里既有必要又能带来竞争优势，因为工厂城镇难免住房短缺，而且移民工人由于没有户口也很难在当地找到栖身之所。为了吸引工人，中国的私营工厂开始自行提供住所，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与苏联工业巨兽做过的那样。假如工人不得不在公开市场自行寻找住房，那么这些工厂也将不得不向工人们支付更高的报酬。在私人工厂发展初期，大部分移民工人都是青年女性。因此宿舍体系也起到了维护贞洁环境的作用。某大型电子公司曾经要求全部年轻单身女工都要住在厂区内部的宿舍里。甚至等到男性工人也开始投入制造业之后，宿舍体系依然维持着性别隔离。宿舍体系为公司提供了控制工人的强大能力。就像当年的洛威尔纺织厂一样，许多中国工厂都设置了详细的工人行为规范，不仅迟到、怠工或者在工位上交头接耳要罚钱，而且乱扔垃圾或者寝室环境脏乱也要罚钱。富士康禁止异性工人相互去对方宿舍串门，禁止饮酒赌博，还实施了宵禁。此外让大量工人住在工厂里也让工厂能够在工作任务紧急时快速动员大量工人，还能让大量女工值夜班。而且让工人住在厂区里也使得极长的工作时间——有时一班足有十二小时，尤其是在旺季——也更容易安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大约有五千万到七千万移民工人，2008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一亿两千万，2014年则突破了两亿七千万，几乎达到了美国全部民用生产领域工人人数的两倍。每年这股如同大海一般浩瀚的人潮都会在农田与工厂之间来回奔流。乡土网络在这股运动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移民工人回家之后必然会向兄弟姐妹与街坊四邻讲述城里的生活与工作机会并且帮助后来者找工作。各级省市政府对于农民外出务工也乐见其成。内陆省份的政府往往会帮助外地工厂在本省招工，因为务工人员寄回家里的汇款很能滋养当地经济。有些地方政府干脆在深圳开设了办事处，专门为本省务工人员在外资工厂找工作。总之移民工人体系离开了政府的积极参与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城市里的农村务工人员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年春节前后一周的中国总会迎来一轮人流物流、情感宣泄以及工厂招工的高峰期。上亿名移民工人将要踏上归途，与父母子女以及故乡的亲朋好友团聚。这个被中国人称为“春运”的年度事件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流动现象。2009年的中国铁路在春运期间运载了1亿8800万名旅客。候车的人群从火车站大门一直挤到了附近的街道上，电子售票系统因为不堪重负而崩溃，火车与汽车都被携带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挤得水泄不通（尽管近几年中国铁路运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如此混乱的局面）。春运结束后并非所有人都会回到原本的工作岗位上。每年都会有上千万移民工人选择留在家里，迫使工厂不得不另行招人。

*【2009年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归途列车》对移民工人家庭及其返乡之路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