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以文化大革命为分界，可以将中国的工业革命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基础是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生产的大都是钢材与石化产品之类的生产产品；后一个阶段则由劳动密集型私有企业为主导，主要生产消费品。文革导致的混乱局势再加上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为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们打开了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重振停滞的中国经济并且改善人民生活。许多改革派成员都曾在文革期间遭受过冲击与迫害，他们上台之后首先否定了毛主义的许多基本信条，包括群众动员的核心地位以及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组织形态的必要性。到了七十年代后期，许多中共领导人都开始相信，中国之所以长期积贫积弱，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都赶不上新加坡这样飞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缺乏市场经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改革派们试图至少有限度地引入市场机制，还试图将国家投资从重工业转向其他领域。就像五十多年前的布哈林与其他苏共领导人那样，中共改革派同样认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生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资本但是人力资源却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国家来说是实现经济增长与提升生活标准的最有效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轻工制造业积累下来的资金还可以输送回更先进的资本密集型尖端工业当中。

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们一方面寻求外国资本与专业知识来帮助中国工业发展，同时又并未制定中国工业发展的长期蓝图，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1979年，政府在广东与福建建立了实验性质的“经济特区”，旨在吸引外资。经济特区内部的公司税率低于全国其他地区，企业还能享受到最长五年的免税期。特区允许外资公司将利润汇回本国，还会在合同期满之后返还前期资本投资。在特区里办厂的公司可以免关税进口原材料与中间产品用来生产出口产品，并且不必缴纳出口税。特区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极大的自主权，并且往往与招引而来的私企保持一致。一段时间以后，改革派们认为经济特区取得了成功，于是又在八十年代新开设了一系列沿海经济特区，1990年更是设立了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中国又推出了一批特区。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正值罗纳德.里根与玛格丽特.撒切尔掌权，这二位领导人及其支持者们全都对市场机制的力量与效用抱有邪教崇拜一般的坚定信念。中共领导层也未能免俗地受到了这股信念的沾染。在香港社会科学家潘毅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梦想“与资本以及市场的伟大信仰结合了起来”。此前中共领导层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着更先进的历史阶段，如今他们的理念则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掉头。随着中国这个一度几乎完全遵循社会主义原则的经济体走上市场化道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成为了火热一时的口号。

越南也经历了类似的政策转向。越南与美国、柬埔寨以及中国之间先后进行了总共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并且还因为与柬埔寨的冲突遭受了国际禁运，致使越南经济元气大伤。越共领导人始终为了如何将南越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与北越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整合在一起而头痛不已。根据人均收入衡量，此时的越南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为了振兴南越经济，越共地方当局在1981年与1982年之间允许西贡的中国商人恢复经营活动，引发了一阵经济繁荣。1986年，成功改善西贡经济的地方越共派系掌握了中央权力并且开始推行市场化改革。他们推行的经济开放政策意味着推动越南成为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体”，具体措施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市场行为解禁以及鼓励出口工业。就像在中国一样，意识形态的转向与具体政策的更改是同步进行的。此时的越共领导层谈论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口吻就像十几年前主张统筹规划的优越性那样笃定。2007年越南加入了世贸组织，进一步融入了国际市场并且加强了出口制造业。

在中国这边，市场导向的新经济政策不出几年就彻底更换了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面貌。珠江三角洲之所以入选第一批经济特区，原因在于当地与主要人口居住区以及权力中心相对隔离，同时又临近香港与澳门。最后这一点对于特区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依然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高度依赖制造业、贸易与运输来支撑经济。随着香港当地土地与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临近大陆地区的开放政策为香港人提供了转移制造业的大好机会。内地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香港，而且往往与港商之间存在着家族纽带。一开始香港商界在大陆的经营主要针对大陆的内部市场。但是随着中共政府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放开了针对外资直接投资的限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也变得越来越时兴起来，首先是制衣业，然后是鞋类与塑料产品，最后终于发展到了电子产品。香港与广东的组合成为了一台实力可畏的盈利机器，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所具有的优势。香港商界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一开始他们先将最简单、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生产活动搬到了内地，从而利用远远更低的人力与土地成本以及在处理劳资关系时内地政府提供的自由裁量权。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行政、设计与营销工作留在了香港，并且利用香港当地的先进基础设施——包括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码头与强大的空运能力——将内地生产的产品出口到海外。套用某位珠江三角洲研究者的话来说：“第三世界的成本与第一世界的管理、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经验在这里结合到了一起。”

香港商界在内地的制造业尝试取得初步成功之后，中共政府进一步放松了针对经济特区的管制并且在特区里斥重金进行基建，从而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香港公司也开始将更加复杂的制造、物流、质检、采购以及包装活动转移到了内地。与此同时台湾公司也开始将制造业活动迁往大陆地区，日本与韩国公司也紧随其后，一开始几乎总要委托香港与澳门的中间商来牵线搭桥。许多台湾公司的一把手都在大陆地区有亲人，比方说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他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大陆工厂——的祖籍就位于东北，他父亲是1949年跟着蒋介石撤到台湾的一名老兵。2000年美国正式赋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于是美国公司也开始将制造活动迁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