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官员的兴衰：简评“仇和现象” -- 包子1971

仇和与国家的相互关系

首先，对国家来说，仇和是一个颇有成绩的“干才循吏”[20]，召之即来呼之即去，仅此而已。仇和喜欢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对治下的官民人等，仇和是老大，但对仇和自己来说，国家是他的“超级老大”。虽然几经升迁，仇和的主要决策都在国家思路的框架内，得到整个官僚机器的后援。以整顿吏治来说，执政党的内部调研机制，让他可以准确把握地方动态[21]；清理本县公安系统时，他调入可靠的外地政法官员，依据的是政法委“反贪异地用人”规则。

仇和的经济活动，更不是他闭门空想出来的，而来自政府内部的交流。无论是招商引资的种种招数，还是强捐资金搞建设，在江苏其它地方都司空见惯了。

大政方针之外，仇和跟寻常官员一样，擅长拉关系的生存之道。虽然上面有靠山，仇和还是很重视官场社交的润滑作用。在沐阳，他不许本地公务员吃喝，却用公款送礼招待上级。他广为结交沐阳籍的上层官员，对退休老干部也主动沟通[22]。对游行罢课的工人、教师，仇和可以端出铁面孔。对待自己人，他的手腕就多样化了。反贪高峰时，为了安抚官员家庭的情绪，他办起了舞会。内部聚餐时，在座的无论职位高低，他都会主动敬酒。离开宿迁时，他特意对因为工作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23]，公开道歉。

诚然，身为一方行政首脑，仇和在“制造压缩饼干”的过程里，难免滥用权力。面对下级和群众，他的举手投足时而像个草台班子水平的“拿破仑”。在沐阳，他让小偷小摸的违法者上电视“忏悔”；在昆明，他成了绿化专家：“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阴。”但对上层的统治者看来，这都是细枝末节。只要仇和能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他对国家来说就是个可用之才。

这么多年来，仇和也确实在多方向、多领域干的很卖力。除了上文提到的吏治、基建、招商与私有化，他还针对官员选拔、村镇票选“一把手”以及公务员廉洁制约等话题——也许是在靠山的提示下——频频试点。

1997年，仇和宣布在官员提拔的程序上增加公示制，破了国内的先例。2002年，执政党中央开始在全国推广官员的任前公示制度。

2003年，沭阳县尝试在个别乡镇用“公推公选”的方式选镇长，引入选票政治的若干元素[24]。2007年，“公推公选”写进了执政党的十七大报告。

在宿迁，仇和推出勤廉公示制[25]，对官员形成更多的廉洁制约。一年后，江苏省开始推广这种新型党内监督。

仇和显露头角的另一个领域，是环保。入世带来的工业繁荣，不仅带来利润，也加剧了污染，引起执政者的关注。说到底，环境过分恶化也会让繁荣难以为继。2006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针对省内化工行业的排污难题，他这把钢刀正好派上用场。在仇和的主导下，截至2007年年底，江苏省共关闭化工企业两千家，太湖的水质好转了。调任昆明后，他把河流污染治理作为考核官员的硬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为了保住官位，领导们一下子主动起来，纷纷拆除水域附近的违建、禁止畜牧养殖，并加快污水处理建设。很快，滇池的水质也好转了。

但权力毕竟不能代替市场。时至今日，沐阳的工厂大多属于纺织、化工等高污染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是一家污染严重的电池厂[26]。这一现状，是沐阳的市场分工角色所决定的。

在昆明，仇和的三板斧也暴露了弱点。他照例要求公务员招商引资，效果不大[27]。他力推城区改造，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纠纷[28]。他举债搞地铁建设，在当地官场引起公开的争议[29]。他的随性指挥，也比过去更招人反感[30]。2010年后，仇和的明星光环黯淡下去了……

如此说来，仇和与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是官僚机器的一分子，带有这架机器的一般特点。他同时又是肩负特别使命的“特派员”，有着超乎一般官员的操作空间。他的“非常手段”来自国家的授权，他异乎寻常的成就，主要反映了国家力量的真正深度。他的某些挫折，说明了官僚作为市场主导者的笨拙之处，市场环境越复杂，官僚越容易露怯。

同时，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曼德尔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主导并不走向资产阶级财产和权力的废除，而是走向资产阶级财产和权力的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中国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官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官僚的权力越膨胀，他隶属的资本集团就可能越强。据官方揭露，仇和的升迁之路也是他成为大有产者的道路，而仇和的“生意经”，最终成了上层除掉他的表面理由[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