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简介工人行动带头人的几种类型 -- 包子1971

五、珠宝厂的风波：思考型工人代表老崔

我们永不让自己背叛彼此

去养肥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的

钱袋

——沃斯《难道我们真的不值一首诗》

广州的永宝公司是一家珠宝老厂，本来待遇还可以。随着珠宝业的竞争日益激烈，永宝的工资待遇也走下坡路了。而且，这家厂一直不给员工缴社保。厂内的起版部，工龄超过十年的老员工占一半以上，对社保问题日益敏感。最初，大多数永宝员工对办理社保、尤其是补缴社保，还觉得是天方夜谭。有的工人回忆说：

“有一天在食堂吃饭，听到有人说追社保的事情。那时我还觉得不可能，哪里斗得过老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吐出来？我都不相信” （工人代表魏小妹）

2010年7月，一群起版部员工给厂里写了一封要求缴社保的公开信。厂里虽表态同意办理，但几个月后以合同到期为由，解雇了好几个起版部员工。大家都觉得这是厂里的报复，开始考虑如何回应。

2011年5月，在某劳工服务机构的指点下，永宝三个部门的38位员工向厂里提交了一份书面要求，提出补缴社保、补发高温补贴，并拿回一直扣在老板手里的劳动合同。公司的回复是：要补缴社保你们可以找法院，法院怎么判公司照办；高温补贴属于福利，公司有权不给；合同可以还给员工。碰了钉子以后，这些从未经历过集体利益纷争的工人，并没认输。在机构的建议下，他们向当地工会求助，可是去了几趟毫无下文。工人又去找公司人事部要合同，人事经理却打太极，要工人“等通知”。

一位持续追踪永宝工人行动的观察者，后来分析说：

“厂方对付工人时惯用的伎俩：一是颠倒黑白，二是尽量推卸责任，三是想方设法拖延，四是以厂方管理者的地位进行威压。简单说是一骗，二推，三拖，四压” 。

面对公司的胡搅蛮缠，工人们到区劳监大队申诉，又跑社保局。几个月后，公司答复社保局说，先要确定员工的入职时间。看到公司终于有了回音，追缴社保的工人更多了。

曲折补缴路

10月18-19日，上百员工涌到人事部询问补缴的进展，厂里随即找茬开除了两位比较积极追缴的员工，大家听说后，立即向人事经理要说法：“你说炒就炒？那可以炒掉我们全部人。”过了一天，厂里找一百多名员工谈话，许诺分期补缴，员工觉得很不靠谱，要求一步到位。

在劳工机构的点拨下，工人们意识到需要建立代表制度。当然，大家对代表的含义，是严重估计不足的。一位永宝工人事后解释说：

“当时我们相互认识的人之间会交流，但没想到要去选代表，也不会想到做代表之后会经历那么多的事情——要去谈判，跟老板沟通，有事情还要第一个站出来——这些是没想到的。” （工人积极分子于航）

10月28日，老崔、阿美等五位积极热心的工人自愿充当代表，向厂方提交了《代表告知书》、《意见书》。《意见书》提出自入职之日补缴社保、不得对追缴社保的员工无理放假等五条。

11月初，当地基层部门找工人代表谈话，要他们对公司让步，教训工人“有让步才叫协商”云云，还警告他们当心境外敌对势力的挑拨。几天后，基层部门、公司与工人代表谈了一次，分歧太大草草结束。事后，那家劳工机构教了代表们几招谈判技巧：

“跟厂方协商一定要一句话就说出重点，提出的问题要尖锐合理，让对方兜不住；对方说的话不一定要回答，思维不要跟着对方走，否则会说多错多，被抓住弱点；谈话内容不用太长，说出核心就行” （机构义工涛哥）

11月中旬，公司在招收新工、外发定单后，放了近百人的假，主要是追讨社保的这批人。放假当天，许多工人聚集在人事部讨说法，劳动部门的人也来了，并表示公司有权放假。随后几天，被放假的工人先后去区、镇政府集体上访，令官方不得不出面协调。与“衙门”打了几回交道后，工人对官员的手腕颇有感触：

“那些官员讲话都是很利害的，代表是讲不过那些官员的。有时候人家很生气、很有气势地和你讲，有时候人家又很和蔼地和你谈。” （于航）

但工人也有对应的办法：咬住补缴要求穷追不舍。几经协商后，公司忽然声称可以自1998年补起，还约好11月30日一次性解决大家的补缴要求。工人都很高兴，几个代表却心怀疑虑：公司是不是又在耍花样？

到了这一天，公司果然企图分化工人，给每个工人的缴费通知单里开出了从2004年到2009年不等的补缴日期。在场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还诱导大家“有异议的来登记（仲裁）”，幸亏几个代表头脑清醒，招呼大家不要去登记，免得陷进“仲裁”这个深坑里。最后，工人带着极大的愤怒离开了现场。

12月5日，上百工人前往市政府请愿。12月9日，公司终于松口了，允许145位员工自入职之日补缴社保，并要求立即交钱。可是，工人交钱后，地税、社保、公司互相扯皮，又拖了四个多月。

“占领”与抓捕

2012年4月2日，上百工人“占领”了公司人事部，提出三个要求，不给书面答复就不离开办公楼：一，由厂方缴纳的那部分第一批工人的社保钱，什么时候交到地税；二，第二批工人的资料什么时候交到地税局；三，要求把第一批工人补交的资料马上发到地税局，不能再拖延。工人这么做，是参考了其它厂的经验：

“之前深圳也有一些工厂发生了维权事件，工人在厂里闹，打横幅，做广播都没事。我们也参考了一些深圳的经验，（考虑）要不要去跟老板闹一下。” （工人代表老崔）

人事经理被“困”在办公室两天一夜之后，公司终于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最后盖章的时候，人事经理与几位工人就公司的确切名称起了争执，被一起带到派出所。警方很快以“录口供”为由抓捕了老崔、阿美这两位最积极的工人代表，要以“非法禁锢”的罪名指控他们。

闻讯后，工人们十分焦急。在外面的工人代表立即行动，全力搜集证据证明两位代表无罪，还征集全体工人签名，呼吁释放老崔、阿美。同时，劳工机构也请了律师，打算为两人进行刑事辩护。4月26日，老崔、阿美被取保。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社保与其他人一样，已经补缴了。

回顾曲折的补缴之路，有的工人已经看出，国家毕竟是站在老板一边的：

“首先不管违不违法，政府的手都伸了过来，说白了（工人）就是怕当地政府。比如两个人的事情，只要不打架，怎么解决都行。但是现在政府不管有没有打架，过来就说你（工人）没理” （于航）

老崔：一个工人代表的成长

老崔是广州本地人，当珠宝工人好多年了。他性格稳重，甚至可以说有点腼腆。这些年来，他老实打工养家糊口，过着自己平淡的日子：

“在每一家厂的心态，我做的事情就是不比人差，也不用比别人好很多，都是不上不下就行。”

在永宝公司起版部，他做了十年，人近中年，对社保也有些想法了。但最初，他也没有站到争取补缴的最前列。一个境外培训的机会，让他在维护自身利益这个领域，开了不小的眼界。用另一个代表阿美的话说，老崔“培训回来就脱胎换骨了”。对此，老崔回忆说：

“有去（香港）培训维权的机会，没人去，我就当去旅游，反正是包吃包住的，培训时我看见那么多的人，给了一个信心吧，回来就说什么事包在我身上，要签什么名我来带头。”

成为代表后，他跟其他几个核心人物，在说服解释、组织工人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同时，也要面对公司的排挤、官方警告以及本地“江湖人”半恐吓式地为公司传话。事情告一段落后，他提醒可能成为代表的工人，要知道两点：

“（当代表）意味着付出很多时间，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被打压，成为目标。”

虽然受了不少压力，但老崔坚持下来了。他是认准一个目标，就不会轻易放弃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投入这场持续的集体行动后，他“就像迷了魂了”：

“那时候，我什么也不怕，说真的，就像迷了魂了，什么也不怕。我也带头去区政府，市政府什么的，每次谈判我也去。就好像搞革命，我站在那里喊话呀，通报什么事情下去。”

尽管一年多的集体抗争，并没有走到罢工的地步。但与公司、有关部门及其官员的反复交涉，工人多次行动打破僵局的客观结果，让老崔对工人力量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有了清楚的认识。他指出：

“我们发出声音有多大，就有多大的力量去改变这种（劳资）平衡，如果我们不发出声音，他们（政府）是不会改的。”

劳工机构看到了他的韧性、牺牲精神与思想水平，鼓励他成为永宝工人的“首席代表”。对自己在抗争中的位置，老崔的认识很准确，就是必须敢出头：

“我（身为代表）的作用就是去打仗不怕死，够胆去。机构教会了我们，我们自己去冲。”

正因为经受了磨练，看清了不少东西，老崔很明白，工人斗争深入下去，就难免与国家交锋。在争取的个人利益已经到手的前提下，在工人生活“还过得去”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否值得为了更宽广的工人利益，去对抗国家？这样的对抗，前途在哪里？这是老崔反复思考的话题。面对访谈者，他坦率的说：

“我以前不理别人反对，家里人反对也不理。但是和政府（当）对手的话，他（机构）保不保的了我呢？我有一点怕了，做起事来也就没有那么勇敢了。”

老崔的疑问，即“为了争取工人利益，是否需要与国家搞对立？与国家对立，能赢吗？” 是当前珠三角乃至全国的工人阶级，都无法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