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基辛格在尼克松上台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卑鄙的角色。当时尼克松的竞选策略，是破坏民主党约翰逊政府倡议的，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和平谈判。尼克松私下向南越的军事统治者保证，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权会给他们提供比民主党政权更好的条件。这样，他们既削弱了谈判本身，也削弱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选举策略。南越军政府随后在选举前夕退出了谈判，从而破坏了民主党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和平倡议。四年以后，尼克松政府企图以四年前在巴黎提出过的同样的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在这四年间，有约2万美国人和难以计数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失去了生命。这四年对中南半岛社会和美国民主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基辛格在尼克松竞选期间，担任洛克菲勒家族的外交政策顾问，并为美国政府提供外交政策的咨询建议。他因此能够接触到越南南北方会谈的核心机密。他通过将这些机密泄露给尼克松，使得尼克松能够及时地掌握政府动态，并通过向南越政府提供虚假的承诺，达到破坏巴黎和谈的目的。“基辛格在一边泄密，陈香梅和约翰·米切尔在另一边执行私人外交政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这使尼克松避免了被卷入停止轰炸的争论，同时这让他可以进一步提出，是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

饶有趣味的是，基辛格在示好尼克松的同时，又将洛克菲勒家族掌握的尼克松的资料，提交给了尼克松的竞争对手，当时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而当汉弗莱的团队邀请基辛格加入时，他又表示时机尚未成熟。

1969年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助理，进入权力中心。他随即发表了自己对越南谈判的评价。在每个实质性问题上，他都赞同约翰逊—汉弗莱的谈判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路线。

“这就是提拔亨利·基辛格所造成的结果：把他从一个平庸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升为一位国际巨头。从就职典礼那一刻开始，他标志性的特征就一直在：阿谀奉承和口是心非；权力崇拜和无所顾忌；用旧日的假朋友换新的假朋友的空洞交易。其独特的结果也已经初现：不计其数可以牺牲的尸体；在费用上官方和非官方的谎言；被问到不受欢迎的问题时做出浮夸的假装义愤。基辛格全球事业的肇始与其日后的经历并无两样。它破坏了美国的共和和民主，并给更弱小、更脆弱的诸多社会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1973年，基辛格因为斡旋越南停战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译文】

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阶层中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个秘密太过重大，太过可怕，不可言说。尽管学术史学家、资深记者、前内阁成员和前外交官都知道它，但它从未在任何时间地点被完全概述出来。其原因乍看起来是荒谬的：这个公开的秘密掌握在两个主要政党手中，直接涉及至少三位前总统的治国之道，将它充分披露出来不符合任何特定派别的利益。因此，它的真实性保证了人们对它讳莫如深，它就像爱伦坡写到的那封“失窃的信” 一样，跨过这条通道就会标志着两党间的合作。【译注：《失窃的信》是爱伦坡的杜邦系列推理小说之一，故事中所谓“失窃的信”始终就藏在房间里一个显眼的地方，但除了杜邦之外，所有搜查的人都对它视而不见。】

这个秘密简单说来就是这样：1968年秋天，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几位特使和下属开始破坏在巴黎的越南和平谈判。他们选择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私下向南越的军事统治者保证，即将上任的共和党政权会给他们提供比民主党政权更好的条件。这样，他们既削弱了谈判本身，也削弱了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选举策略。这种做法“奏效了”，南越军政府在选举前夕退出了谈判，从而破坏了民主党人以此为基础提出的和平倡议。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奏效”，因为四年后，尼克松政府企图以四年前在巴黎提出过的同样的条件来结束这场战争。人们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像死一般沉默，是因为在其间这几年里，有约2万美国人和难以计数的越南人、柬埔寨人、老挝人失去了生命。也就是说，比那些作战到底的人更毫无意义地失去了生命。这四年对中南半岛社会和美国民主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这次秘密行动及随后的大屠杀的主要受益者则是亨利·基辛格。

我已经听到舆论卫士们已经在挥动秃笔，驳斥这是“阴谋论”了，我高兴接受这一挑战。让我们先来看看1994年5月出版的赫尔德曼（H. R. Haldeman）日记，他是一位著名的阴谋家，同时也是阴谋论者。我之所以选择由它们开始有两个原因。首先，根据“对本人利益不利的证据”逻辑推断，已经过世的赫尔德曼先生记的是如果不是事实，就是在为他所知的某桩犯罪的情况提供证据。其次，因为可以从其他文档来源中追溯到他的每篇日记的来源。

1973年1月，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在两条战线上疲于奔命——赫尔德曼对此作了详细记录。在巴黎，亨利·基辛格又开始了努力与越南进行“光荣的和平”谈判。在华盛顿特区，针对水门窃听的证据网正开始收紧。1973年1月8日，赫尔德曼记录道：

“约翰·迪恩打电话报告了水门事件的审判，说如果我们能以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们的【竞选】飞机在1968年被窃听了，他认为我们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将迫使国会回去调查1968年和1972年，并且结束它们。”

三天后，也就是1973年1月11日，赫尔德曼收到了尼克松的来信（《日记》称他为“P”）：

“在水门事件的问题上，他想让我跟[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谈谈，让他去找[联邦调查局的迪克·]德·洛奇打听打听，1968年窃听我们那个家伙是不是还在联邦调查局，然后[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帕特里克·]格雷应该就能拿测谎仪指控他，把事情搞定了，这样就能给我们提供需要的证据。他还认为我应该与乔治·克里斯蒂安合作[约翰逊总统的前新闻秘书，当时与民主党一起为尼克松工作]，让LBJ（林登·约翰逊）利用他的影响力，让卡利法诺、休伯特等人停止国会调查。当天晚些时候，他又觉得这不是个好主意，让我别这么做了，幸运的是我还没做。”

同一天，赫尔德曼记录道，亨利·基辛格激动地从巴黎打来电话，说“他会在巴黎而不是在河内签字，这才是关键”。他还说到让南越的阮文绍总统“服从”。次日：

“P今天又回到了水门事件上，他说我应该和康纳利谈谈约翰逊的窃听程序，好知道他对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判断。他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让安德烈斯介入去吓唬休伯特。接近林登·约翰逊的问题在于他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需要从[迪克·]德·洛奇那里找出到底是谁干的，然后对他进行测谎。我和米切尔就这个问题通了电话，他说德·洛奇告诉他，他有这件事的最新进展，因为他接到了德州打来的一个电话。上星期，《星报》的一个记者进行了质询，林登·约翰逊非常生气，打电话给迪克，告诉他尼克松的人要是想这么玩，他就会公布[…出于国家安全而被删除的材料]，他说我们方面要求做某些事情。至于我们这边，我想他指的是尼克松的竞选组织。德·洛奇认为这是约翰逊的直接威胁……据他回忆，在飞机上有人要求窃听，但被拒绝了，他们只是检查了电话，窃听了龙夫人[陈香梅夫人]。”

这篇官僚主义的文章可能很难读懂，但解读它并不需要密码。尼克松在水门大楼遭到窃听的巨大压力下，指示他的幕僚长赫尔德曼和他在联邦调查局的联系人迪克·德·洛奇揭露他自己的竞选团队在1968年遭到窃听的事实。他还通过高级民主党人士，如前德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等，来试探前总统约翰逊，以此来评估他对这一揭露的反应。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每个人都这么做”。（另一个两党的悖论在于，在华盛顿，“他们都这么做”这句话通常是辩方说的，而不像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是控方的口号。）

但这样就立刻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揭露1968年遭到窃听的事实又不暴露被窃听的内容。所以他又有了第二个想法（“这不是个好主意……”）。在《赫尔德曼日记》的精彩前言中，尼克松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Stephen Ambrose）教授把1973年对林登·约翰逊的方式描述为“潜在勒索”，目的是施加幕后压力，以便结束国会质询。但他也暗示说，约翰逊并不是一个容易被打败的对手，他手中也有一些勒索武器。安布罗斯教授表示，这些日记经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上面引用的方括号中的删除部分是“本书中唯一一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删除的卡特政府执政期间的例子”。“八天后，尼克松就职，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安布罗斯继续写道，“十天后，约翰逊死于心脏病发作。我想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约翰逊有什么对付尼克松的办法了。”

教授的结论可以说是太不确定了。有个广为人知的原则叫做“相互保证毁灭”，即双方都有足够的材料来毁灭对方。对于约翰逊政府“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尼克松的问题，回答起来很容易，都写在1991年出版的一本题为《给总统的建议》（Counsel to the President）的书里了。书的作者是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典型的华盛顿内部高层人士，他在前助理国务卿、现任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协助下写了这本书。1968年时，克拉克·克利福德担任美国国防部长，而理查德·霍布鲁克是在巴黎举行的越南和平会谈中美国谈判团队的成员。

由于克利福德在五角大楼的职位，他可以读到西贡的阮文绍总统与尼克松竞选团队之间交换并记录的情报，他称之为他们的“私人秘密通道”。美国方面的主要对话者是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他当时是尼克松的竞选经理，后来成了总检察长（再后来是麦克斯韦—甘特空军基地集中营的第24171—157号囚犯）。积极协助他的是被称为“龙夫人”的陈香梅夫人，她是一个激进的台湾游说家，经验丰富，也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右翼阴谋家，她在当时的华盛顿是一股社会和政治力量，日后还会对她自己的传记评价甚高。

克利福德描述了他和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迪安·拉斯克（Dean Rusk）及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参加的一次私人会议。由于他们都是鹰派人物，便将副总统汉弗莱排除在外了。但是，尽管他们都是鹰派，还是对尼克松背叛的证据感到震惊。不过他们还是决定不公开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克利福德称这是因为这一消息的披露会彻底毁掉巴黎会谈。他本可以补充说这也会造成对美国机构的信任危机。有些事不能让选民知道。而且哪怕窃听是合法的，看起来恐怕也不像是公平竞争。（《洛根法案》（The Logan Act）明确禁止任何美国人与外国势力进行私人外交。）结果阮文绍还是退出了谈判，在选举开始前三天毁掉了他们。克利福德对他这么做是因为得到了什么忠告没有丝毫怀疑：

“尼克松团队的活动远远超出了正当的政治斗争的范围。它包括直接干涉行政部门的活动和总统的职责，而后者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国家进行谈判的人。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涉及个人对国家安全事务的严重干涉，很可能是违法的。”

或许克利福德意识到自己律师般的措辞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也许他为自己将回忆录当做秘密而未与选民分享感到有些羞愧，他还补充了一条脚注：

“应该记住，当时还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和1975年参议院对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的时代，公众在这些问题上要无知得多。”

或许当时公众确实更加无知，但那也是因为像克利福德这样的特权阶层律师作为局内人始终保持了沉默，他们认为有些事太过亵渎，不能公开。他现在宣称，他希望要么私下用这一信息与尼克松对质，逼迫他停手，要么就公开这一信息。或许这确实是他的观点。

一个更加机智的调查报道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关于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的最新消息。理查德·尼克松本人极端谨慎的回忆录也是如此。共和党破坏巴黎和谈稳定需要的“秘密通道”不止一条。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尼克松与南越之间存在着秘密通讯。但在时任政府的阵营中肯定也有一个线人，他是线索和情报的来源，也是官方意图的早期预警。这个线人就是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自己的叙述——《RN：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中，这位声名狼藉的政界元老告诉我们，在1968年9月中旬，他收到了计划停止轰炸的私人消息。换句话说，为了谈判，约翰逊政府会考虑暂停对北越的空中轰炸。尼克松告诉我们，这条最有用的高级情报是“通过一个极不寻常的渠道”获得的。实际上，这甚至比他所承认的还要不寻常。在此之前，基辛格一直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忠实拥趸，后者是富可敌国的自由共和主义王子，从不掩饰对理查德·尼克松本人及其政策的蔑视。事实上，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为首的约翰逊总统巴黎谈判代表几乎认为基辛格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作为洛克菲勒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他十分有用，向法国调解人提供了他们在河内的联系人。“亨利是唯一一个经我们授权允许讨论谈判的非政府人士。”理查德·霍布鲁克告诉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我们信任他。如果说尼克松竞选团队在美国谈判团队中有个秘密的消息源，并不是夸大事实。”

因此，尼克松写道，停止轰炸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并不真正意外”。他还补充写道：“我告诉赫尔德曼，米切尔应该继续与基辛格保持联络，我们应该尊重他期望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完全保密的愿望。”尼克松不可能不知道他的竞选经理在与外国势力勾结中扮演的同样的角色。这样就在国内开始了一场有效的隐蔽行动：同时阻挠会谈并影响休伯特·汉弗莱的竞选活动。

就像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记录的那样，当月晚些时候，确切地说，是在9月26日，“基辛格又打来电话，说他刚从巴黎回来，他在那儿听说有关越南的某个重大事件正在进行中。他建议，如果我在接下来的一周需要谈到越南问题的话，我应该避免提出任何新的想法或提议。”同一天，尼克松拒绝了汉弗莱提出的直接辩论的要求。10月12日，基辛格再次联系他，暗示最早可能在10月23日宣布停止轰炸。当时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每次北越方面接近达成协议时，南越方面就会增加要求。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为什么，以及这个战略的两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了。早在七月间，尼克松就在纽约与南越大使裴琰（Bui Diem）进行了秘密会晤。这次会面是由陈香梅安排的。窃听南越在华盛顿的办公室和监控“龙夫人”表明了形势是如何恶化的。在10月23日这个命定的日子里，一份从裴琰发给阮文绍总统的电报被截获，电报中说：“许多共和党的朋友联系了我，鼓励我们坚定立场。他们被新闻报道吓坏了，以为你的立场已经软化了。”窃听指令发给了一位卡萨·德·洛奇，也就是他的同事们所熟知的“迪克”，他是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联邦调查局驻白宫联络官。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赫尔德曼的日记里见过他。

1999 年，作家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终于能够接触到联邦调查局就尼克松竞选活动截获情报的秘密档案，并将其发表在了他于2000年出版的《权力的傲慢：理查德·尼克松的秘密世界》（The Arrogance of Power: The Secret World of Richard Nixon）一书中。他还采访到了陈香梅。这两项突破为他提供了1968年阴谋的“确凿证据”。到1968年10月底，约翰·米切尔对官方监控已经变得十分紧张，以至于不再接听陈夫人的电话。而约翰逊总统在与三位竞选人尼克松、汉弗莱和华莱士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上（据说是向他们简要介绍停止轰炸的情况）强烈暗示他知道他的对越外交遭到秘密阻挠的事。这次电话会议在尼克松核心集团内部几乎引起了恐慌，使得米切尔给住在喜来登花园酒店的陈香梅打了电话，让她用一条更安全的线路给他回电。“安娜，”他告诉她，“我是代表尼克松先生讲话。我们的越南朋友理解我们共和党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你们能向他们表明这一点。……你认为他们真的决定不去巴黎了吗？”

复制的联邦调查局原始文件揭示了接下来发生的事。1968年11月2日，联邦调查局报告称：

“陈香梅夫人联系了越南驻越南大使裴琰，告诉他自己从上司那里收到了一条信息（没有进一步确认），上司要她亲自把信息转达给大使。她说这条信息是大使要“坚持住，我们会赢的”，而她上司还说“坚持住，他完全理解这一切”。她重复表示这是唯一的信息。“他说请转告你的老板坚持住。”她说她的老板刚从新墨西哥州打来了电话。”

当天，尼克松的竞选搭档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一直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参加竞选活动。随后的情报分析显示，他和另一名幕僚（主要负责处理越南问题）确实与陈香梅阵营有接触。

基辛格在一边泄密，陈香梅和约翰·米切尔在另一边执行私人外交政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这使尼克松避免了被卷入停止轰炸的争论，同时这让他可以进一步提出，是民主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玩弄政治手腕。10月25日，他在纽约使用了久经考验的策略：一边传播谣言一边对此表示否认。他谈到林登·约翰逊的巴黎外交时表示：“我还被告知，这种活动的爆发是约翰逊总统为了挽救汉弗莱先生的候选人资格而进行的损人利己、孤注一掷的最后尝试。我并不相信这一点。”

基辛格本人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能力：能同时左右两方对抗中间派。1968年夏末，他在玛莎葡萄园岛将纳尔逊·洛克菲勒关于尼克松的档案提供给了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后者是休伯特·汉弗莱的密切顾问。 但当亨廷顿的同事、朋友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试图让他兑现承诺时，基辛格却变得害羞起来。“我恨尼克松已经很多年了。”他这样告诉布热津斯基，但转投的时机还不成熟。实际上，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最终胜负就在几十万张选票的差异之间。而许多强硬派观察人士认为，最终胜负正是由于约翰逊在10月31日下令停止轰炸，而两天后南越人便抵制和平谈判，让他看起来像个傻瓜所决定的。当然，如果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基辛格也几乎肯定会在汉弗莱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

这个故事的绝大部分内容曾出现在赫尔德曼的作品和克利福德的回忆录中，重点略有不同。在约翰逊总统的自传《优势点》（The Vantage Point）和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战争设计者之一）一篇标题相当老套的中南半岛长篇回忆文章《纠结的网络》（The Tangled Web）中也部分提到了此事。新闻团队的资深成员也都对这一糟糕的事件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叙述，如儒勒·维特盖（Jules Witcover）在他的1968年历史叙述、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基辛格研究，以及《时代》杂志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在其充满敬意但依旧审慎的传记中等。以任何文学或历史标准衡量，唯一一个完全错误的提法出现在亨利·基辛格本人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尼克松的几位密使——其中某些是自封的——打电话给我咨询。我的立场是，我会回答有关外交政策的具体问题，但不会提供一般性或自愿性的建议。这和我对汉弗莱团队的人的询问做出的回答是一样的。”

这甚至与尼克松自私的回忆录中的叙述相抵触，而尼克松在采用这些卑鄙手段赢得了1968年的大选后，首次任命亨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人们或许并不想对他俩之间的谎言之争做出裁决，但当理查德·尼克松做出这一选择时，他与亨利·基辛格只见过一面，时间很短，气氛尴尬。他清楚地从比这次见面更有说服力的经验中估计出了这个人的能力。“最让我确信基辛格的可信度的一个因素，”尼克松后来用自己美妙的语句写道，“是他为了保护自己的秘密愿意做到何种地步。”

那个可怕的秘密现在已经被泄露了。在1969年1月的政府机构喉舌《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刚被任命为尼克松的得力助手几天的亨利·基辛格发表了自己对越南谈判的评价。在每个实质性问题上，他都赞同约翰逊—汉弗莱的谈判代表在巴黎所采取的路线。人们不得不停下来思考片刻以理解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基辛格帮助了一个人的当选，而这个人对南越军政府做出了可疑的承诺，给了他们一个比从民主党那里能得到的更好的协议。西贡当局随后采取了行动——邦迪沮丧地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他们确实达成了协议。这意味着——用尼克松后来的一句口号来说——“又是四年”。但这是一场无法获胜、未经宣战、伤亡遍地的战争的四年，战争在燃尽之前四处蔓延，而最终结束时的停战条款和条件与1968年秋天谈判桌上提出的条款一模一样。

这就是提拔亨利·基辛格所造成的结果：把他从一个平庸的机会主义学者提升为一位国际巨头。从就职典礼那一刻开始，他标志性的特征就一直在：阿谀奉承和口是心非；权力崇拜和无所顾忌；用旧日的假朋友换新的假朋友的空洞交易。其独特的结果也已经初现：不计其数可以牺牲的尸体；在费用上官方和非官方的谎言；被问到不受欢迎的问题时做出浮夸的假装义愤。基辛格全球事业的肇始与其日后的经历并无两样。它破坏了美国的共和和民主，并给更弱小、更脆弱的诸多社会造成了可怕的伤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