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早在1970年秋，一位名叫弗雷德·布兰夫曼（Fred Branfman）的独立调查员就去了曼谷，他会说老挝话，作为平民志愿者对老挝颇有了解，他采访了美国驻老挝首都万象大使馆的前目标情报官员杰罗姆·布朗（Jerome Brown）。后者之所以从空军退役，是因为他对轰炸的毫无效果感到幻灭，也对平民和社会遭受的破坏感到惊恐。他说飞机飞行的速度和高度意味着轰炸目标在空中实际上是完全不可区别的。飞行员经常选择村庄作为目标，因为它们比隐藏在丛林中的巴特寮游击队更容易识别。布兰夫曼（2000年夏天，我在旧金山采访了他）将这条信息和其他消息提供给了《纽约时报》的亨利·卡姆（Henry Kamm）和西德尼·斯坎伯格（Sydney Schanberg）、美国广播公司的特德·科佩尔及其他许多人。在美国大使馆的压力下，老挝当局将布兰夫曼遣返回美国，但在美国看来，这很可能是个错误。1971年4月22日，在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的难民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他戏剧性地出现在国会山。他的对手是美国国务院特使、前任驻老挝大使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布兰夫曼在摄像机前指责他协助隐藏能证明老挝社会正在遭受猛烈的空中轰炸的证据。

这导致的部分结果是，加州的国会议员皮特·麦克洛斯基（Pete McCloskey）访问了老挝，得到了一份美国大使馆关于轰炸的内部研究报告。他还说服美国空军向他提供了造成的巨大破坏的航拍照片。沙利文大使对这些照片感到非常不安——其中有一些是在他熟悉的地区拍摄的——以至于他的第一反应是表示让他满意的是，这些袭击是在他从万象离任后才发生的。（他后来才痛苦地得知，亨利·基辛格煽动窃听了他的电话，这是水门窃听和入室盗窃丑闻中诸多违反美国法律的行为之一，基辛格还进一步利用这桩丑闻作为自己在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中的不在场证明——他的虚荣、欺骗和自欺欺人的爆发令人震惊。）

布兰夫曼尽力让宪法规定负责监督类似问题的人注意到了老挝的噩梦，然后回到了泰国，从那里又去到了柬埔寨首都金边。他获取了一名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录下了飞行员在柬埔寨内地执行轰炸任务时的对话。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进行任何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确信他们没有轰炸平民目标的检查。而美国政府的发言人明确表示进行过了这样的检查。布兰夫曼把录音带交给了西德尼·斯坎伯格，后者的《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刚刚印出来，参议院就开会决定禁止对柬埔寨进行进一步轰炸（这项决议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被基辛格无视了）。

布兰夫曼又回到泰国，向北前往美国空军第七师的新总部那空帕侬。在这里，一个代号“蓝筹”的作战室充当了轰炸战的指挥和控制中心。布兰夫曼装作刚从西贡来的新兵，最终进入了作战室。控制台、地图和屏幕都标出了轰炸的进程。在与值班的“轰炸军官”的谈话中，他询问飞行员在投下数量巨大的弹药之前是否曾有过联系。哦，是的，他们向他保证，他们确实会这么做。他们担心伤害无辜吗？哦，不——只会担心渗入该地区的中情局“地面小组”的行踪。在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的报界联合专栏中刊登了布兰夫曼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但任何官方否认都没有对它加以反驳。

美国在东南亚的司令部最终停止使用粗糙而可怕的“死亡人数”统计的原因之一在于，就像上面引述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十分具体的“快车”行动一样，统计数字累加起来之后，开始显出不祥的意味。有时候，“敌军”的死亡总数会被计算出来，结果比声称的战场上“敌军”数目大得多。但战争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拖延下去，会制定并实施新的定量目标。因此，根据五角大楼的数据，以下是1968年3月至1972年2月26日林登·约翰逊第一次停止轰炸之间的伤亡数字：

美国人：31,205

南越正规军：86,101

“敌军”：475,609

据美国参议院难民小组委员会估计，在这四年时间里，有超过300万平民被杀死、伤害或导致无家可归。

同样在这四年间，美国向中南半岛空投了近4,500,000吨烈性炸药。（五角大楼估计整个二战期间的空投总量为2,044,000吨。）这一总数不包括大量喷洒的化学落叶剂和杀虫剂。

在尼克松—基辛格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半时间里，中情局的反游击队“凤凰行动”杀害或绑架了35,708名越南平民，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它们被归到了哪里。可能会有一些“重叠”；各项数据中也会与之前的几届政府的行动有一些重叠。但真正超高的死亡人数全部都发生在亨利·基辛格的任期内；他知道并理解这一点；他向国会、新闻界和公众隐瞒了这些死亡人数；在受到质疑时，他下令对质疑者进行政治和官僚报复。这也是华盛顿某项甚至大多数内阁成员都不知道的秘密非法程序的结果，亨利·基辛格是这项程序的主要受益者。

就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再次引用赫尔德曼的话，他没有更多的理由撒谎，而且在写下这些话时，他已经为自己的罪行在监狱服刑了。赫尔德曼描述了基辛格在佛罗里达被《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激怒时的情景，这篇报道讲述了中南半岛的部分真相：

于是，“水管工”诞生了，他们开始了对美国法律和民主的攻击。在评论这一行动的悲惨结局时，赫尔德曼写道，他仍然认为前总统尼克松（当时还活着）应该同意放出剩余的磁带。但是：

一个被“管道工”所控制的社会有权要求这些管道工以充分披露的方式做出一些补偿。将尼克松的录音带公之于众的诉讼只完成了一部分；除非基辛格在我们已知的事件中的作用被完全披露，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获得越战时期的真实记录。

在那之前，基辛格在越战结束时违反美国法律的角色，完美对应了他在1968年帮助他当权的秘密行动。在两者之间包含了一系列有预谋的战争罪行，它们仍然具有超乎想象的震惊力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