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时代的衣食住行 -- 桥上

据新华网 《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的报道，郑州大学考古团队经发掘发现，刚进入春秋中期，中原地区就已开始铸造金属布币。下面是与此相关的我的一些猜想：

一、时间

报道中提到，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金属布币的铸造开始于公元前640年（鲁僖公二十年，周襄王十三年，晋惠公十一年）。也就是说，这种金属布币的铸造是在晋文公称霸之前：晋国称霸始于晋文公平息大叔之乱、“晋于是始启南阳”（杨注：南阳……其地在黄河之北、太行之南），以及随后的城濮之战，前者在公元前635年（鲁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十八年，晋文公二年），后者在公元前632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晋文公五年），均晚于公元前640年，不过分别只晚五年和八年。而如果考虑碳十四测年的误差范围，也可以认为基本与晋国称霸同时。但再考虑事情发生前的酝酿时间，又可认为此事的开始应早于晋国称霸。

二、地点

报道中提到的金属布币铸造地点在官庄遗址，该遗址推测位置为：东经113.38，北纬34.86（荥阳市-高村乡-官庄村西部，荥阳官庄周代遗址，环壕，环壕内已发现南北大小两城相连的“吕”字形周代城址）。

官庄遗址所在地区那时是个半封闭的区域，区域北面是黄河，一般认为是郑国的北界；东部则有荥泽、荥渎以及济隧等河川水泽；西及西南为嵩山山脉，只有最北边一条大路通过嵩山与黄河之间的孔道，孔道东端有雄关虎牢扼守；至于东南方向，则与郑国国都新郑所在地区毗邻。通常认为，官庄遗址所在地区当时属于郑国。

官庄遗址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两条大道的交叉点，一条是当时周王室的王城通过虎牢与东方诸侯来往之东西向大道，另一条则是通过黄河渡口以联系当时的“南阳”地区与郑国之南北向大道。

下面再贴一遍“邲”之战示意图，图中正好包括上述四方地标及官庄遗址本身所在：

三、人物

大规模长途贩运，起自商人。在春秋时代，主要是这些商人，才更有能力制作并且更有可能需要使用金属货币这种辅助流通工具。《僖三十三年传》中著名的郑-商人弦高，其商队规模极大，“牛十二犒师”（（p 0495）（05330102）），连眼都不带眨的。还有《成三年传》中的郑贾人，能在楚国策划搭救被俘的晋国将领荀罃，得到“荀罃善视之”之后，又因坚持“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潇洒转移去了齐国（（p 0816）（08031001））。这些郑国的商人，能量显然非常巨大，交易的范围也非常广泛。

由于郑国立国以来的传统，郑国的商人这个族群和郑国的公族在某种意义上是合作者，所谓“世有盟誓”（《昭十六年传》（p 1379）（10160303）），地位超然。同时，这些商人不只从事商业，也从事手工业，不仅郑国，这是周王朝建立以来被分散到各家的殷遗民（商人）的传统生计。而有迹象表明，官庄遗址这个城邑中，可能占主导地位的也是“郑人治下的殷遗民”（参见韩国河-赵海洲-刘彦锋-郜向平-崔天兴-惠夕平-杨震-刘亚玲-翟超-孙广贺《河南荥阳官庄遗址M1、M2发掘简报》文物2017（06），p 039；以及陈朝云-单晔-鲁红卫-刘彦锋《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春秋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2（01）；“占主导地位”是我据两文猜测）：

官庄遗址附近还有个娘娘寨遗址，两个遗址风格相似，而且基本上是同时建立，又同时弃用的。娘娘寨遗址据认为是郑国立国之前的“寄帑之邑”（临时安顿家眷财产的城池），则官庄遗址也是类似的“寄帑之邑”，属于与郑人结盟（而在西周末年自今陕西当时周王室畿内一起迁移至东方）的那些商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吧，这就和官庄遗址这个城邑中铸铜作坊占突出地位对得起来了。

下面再贴一遍娘娘寨遗址及其附近一带的天地图影像（此图虽不够好，但后来当地修了个立交桥，面目已非，只能凑合用此旧图了）：

下面是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在官庄城址内的位置，图片出自赵昊-郜向平-丁思聪《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10），p 054：

下面是官庄遗址铸币生产相关遗存考古发掘在天地图卫星图上的痕迹（图中部偏上）：

四、工具

接着，我们再看报道中提到的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制作的布币。

下面是官庄遗址出土的标号SP-1号空首布币成品（图片来自官庄遗址考古队），出自《河南发现世界最古老造币厂》新华网：

下面是官庄遗址出土空首布X光图，图片出自刘小玉《河南发现世界最早货币铸造厂-采集9组碳14测年样品》猛犸新闻：

过去一般认为，金属布币有两种，一种是在周王室直接管制范围内流通的平肩弧足空首布，一种是在晋国统治范围内流通的耸肩尖足空首布。从上面两图可以看到，这个出自官庄遗址铸铜作坊的布币是所谓耸肩尖足空首布。也就是说，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制作的是一般认为供在晋国统治范围内使用的空首布。

五、起因

那时的空首布，还处于货币发展的初期阶段。就是按照经常用到的青铜工具制作的，铸造的陶范还是使用一次即废弃，因此每一件空首布都会有微小差异，谈不上统一造型，规范制作的概念。

进一步说，这种辅助流通工具也没有权威发布、官方垄断制造的概念，事实上，钱币的制作直到很晚都没实行官方垄断制造。也就是说，当时的空首布由什么人制造，端看需要及可能。

因此，不排除这些空首布就是由官庄遗址的郑国-商人为前往晋国统治范围内进行交易而铸造的。当然这也隐含了这种类型的空首布本就是在晋国统治范围内流行的常用小型青铜工具，因有交易的价值，适于作为辅助流通工具。进一步说，其实在官庄遗址开始铸造金属布币的公元前640年（鲁僖公二十年，周襄王十三年，晋惠公十一年），离官庄遗址最近的耸肩尖足空首布流通区（今安阳、鹤壁、新乡一带）当时属于卫国，尽管晋国影响力可能很大（但也未必，此时晋国尚未称霸或刚刚称霸），但晋国统治不足以成为卫国流行同一种工具的根据。

下面是原生各式布钱流通区域图，图片出自（陈隆文《春秋战国时期金属铸币的空间特征与地理基础——以北方刀、布币为主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p 044+）：

上图中右侧一片原生耸肩尖足式布的流通区域（今安阳、鹤壁、新乡一带），当时并非晋国统治区域，毋宁说是殷商旧地。而这里正位于官庄遗址北方，渡过黄河即可到达，是殷商人通商的传统路径，从他们老祖宗王亥就已开始走在这条路上，后来安阳左近更是殷商后期多年的都城所在。这就更说明最初的空首布可能是郑国-商人为交易方便而专门为当地使用者铸行的，其流通范围与晋国统治区域虽有重合，但未必与此有关，更可能是因为该区域的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熟悉这种工具而已。所以，尽管耸肩尖足式布铸造于黄河以南，但流通区域却在黄河以北。

还有一个佐证，当时据认为周王室铸造的平肩弧足空首布也有出自同属郑国的新郑周边地区的，这很可能是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在官庄遗址废弃后迁移过去的。也就是说，这两种空首布有一部分也许是同一郑国-商人族群先后铸造的。

至于晋国，后来他们的空首布是在新田铸造的，但这可能开始于他们迁都新田之后，那是公元前585年（鲁成公六年，周简王元年，晋景公十五年，郑悼公二年），和官庄遗址铸币生产活动的停止——公元前550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周灵王二十二年，晋平公八年，郑简公十六年），大体衔接得上。

六、背景

在之前，已经有贝币和金属贝币作为贸易流通的辅助，新的金属布币此时也只是又一种当地人们更“认”的交易辅助工具，但这种交易辅助工具出台可能反映了贸易对象和品类的变化，开始有更多大宗民用物资卷入进来，这在《左传》和《国语》中也有迹象。

在金属布币开始铸造的公元前640年（鲁僖公二十年，周襄王十三年，晋惠公十一年）之前：

《闵二年传》中提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p 0273）（04021001），《定八年传》还提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p 1566）（11080701），反映卫国的工商同样地位有些超然），而且卫国这些特定的工和商之族群，应该也是殷商遗民。此时，公元前660年，鲁闵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晋献公十七年，卫懿公九年，郑文公十三年，卫国在残破之余，僻居于一座小城（漕）之中，人口稀少，仍要“通商”，是拿什么换什么呢？看卫文公的作派，至少奢侈品他们应该不太会接受——注意，“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在公元前658年，鲁僖公二年，周惠王十九年，晋献公十九年，卫文公二年，郑文公十五年，卫国仍是居于小城；后来，直到二十九年后“卫迁于帝丘”，公元前629年，鲁僖公三十一年，周襄王二十四年，晋文公八年，卫成公六年，郑文公四十四年，卫国才终于缓过来了。

类似的，《晉語四》15中有“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说的是晋文公刚刚回到晋国时（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元年，卫文公二十四年，郑文公三十七年）的一部分动作，他采取这样的政策，反映晋国经济民生的重要方面也包括商业流通。而且，《僖十五年传》中提到，“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糴”（（p 0351）（05150401）），《晉語三》5中也提到“晉饑，乞糴于秦”，都说的是同一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645年，鲁僖公十五年，周襄王八年，晋惠公六年，卫文公十五年，郑文公二十八年前后，这里“糴”明显是购买粮食的意思，所以用“闭”。灾荒也是粮食贸易产生的重要诱因，而当时自然也有各地粮食生产的不平衡，此种贸易更是需要货币助力，但未必接受贝币，贝币也未必够用。

在官庄遗址向北渡过黄河那个方向还有一类大宗重要贸易品，就是马和牛，所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昭四年传》（p 1245）（10040102）），后面《昭二十九年传》提到“平子每岁贾马”而“公执归马者，卖之”（（p 1499）（10290301）），《定三年传》提到“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p 1531）（11030401）），都反映当时马匹贸易非常普遍。而郑-商人弦高能马上拿出“牛十二犒师”（（p 0495）（05330102）），恐怕就反映此人贩运的重要商品之一就是活牛，牛的大规模畜养也是有地域要求的，也就有贩运的需求。

至于《僖二十四年传》中提到的“郑-子华之弟子臧……好聚鹬(yù)冠”（（p 0426）（05240301）），所谓“聚”，收集也。似非巧取豪夺，仍会通过交换。以及《僖二十八年传》中提到的“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p 0467）（05280401）），既然“自为”，则非上赏，即使自制，原材料之类仍要通过交易取得。

但以上两条中涉及的都是奢侈品，用贝币作为辅助交换的工具很自然，贝币本身就是奢侈品珠宝之一种。而前面的粮食买卖，牛马买卖，恐怕用金属布作为辅助交换的工具才更合理、更便利，金属布乃是日用工具。

有这样的背景，再想到《诗•卫风•氓•首章（共六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084）），其中“抱布贸丝”的“布”，就更可能是金属布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