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转载备查: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上) -- 大井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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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没有意义

针对第一句话来讲。

因为这是未经重构的,文艺复兴时期为主的知识。西方自己科学革命重构都用了二百多年,连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又花了上百年,甚至至今仍有争议,比如“进化论”的问题康德就已经解决,但现在呢?(还在争论达尔文)比如科学基础问题在胡塞尔那一代已经解决,但现在呢?(还在发明新理论)

这个问题并不是“感兴趣”或者“有知识”就足以做出改变的。如果不对认识世界的基础(所谓“哲学”或者“本体论”)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变,那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倾向于重构中国文本(四书五经)来传递他们的自然神学,比如《天儒印》、《天主实义》等等,仍是以上帝为主,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改变的。

具体学科之前也说过,比如《天步真原》中有早期的日心说模型。且不论数据和插图错误,也不论那些人为改动,这些知识过于简陋,并没有提供理解他们的相应预设。更没法说带来什么冲击和理解上的优势。比如方以智、黄百家都了解这些学说,然后呢?

西方让日心说成为一种能够接受(站稳)的理论,尚且用了上百年,直到牛顿才算完成。期间涌现了数个英雄人物,中国这边有几个人了解一点错误理论有什么意义?

这些知识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发展的潜能,但这种潜能首先要有相应的知识阶层,乃至相应的工匠团体释放出来。单纯囿于某些士人的个人喜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即便如此,也没见受到冲击后的学习有多慢。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学习上,而在于决定。你已经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把问题放到人文。科学革命的另一面是精神感召,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热情,还是后期的启蒙运动,无论哪种都为知识发展赋予了充分的动机,中国这边呢?理学是提供了类似的基础,但是有几个是真君子?他们是热衷于做官还是研究?

同样的,这些精神背后都有非常现实的支持,宗教的研究环境、国王或贵族的经济支持,乃至后来自发形成的团体(学会、学院),中国呢?除了司天监还有什么?

说到底,西方也在进步,我们只是拿到了一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改变一下时间,比如五十或者一百年后,拿到的并不是自然神学,而是那些科学革命的成果,那情况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通过“发现型实验”更新“自然的认识形式(本体论预设)”。

最后再说一下基督教为什么是一条死路。那就是礼仪之争。所有能在中国立足的宗教,必须首先要接受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者说,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只能作为超验世界的一种补充。这点是基督教所不能接受的。传教士普遍认为祖先崇拜侵占了对真神的崇拜,是邪恶行为和信仰的堕落。这在利玛窦时期就已经是核心问题。1645年教廷开始介入,禁止祭祖。中间反复,18世纪最终裁断为迷信与异教崇拜。而撤销禁令要等到1939年。

另外,上面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明人入教和他们去庙里拜菩萨拜关公没啥区别”那就是,他们用的是中国文本。以《天儒印》为例

  

大学云:“在止于至善”。超性学论,惟有天主可云至善,则至善即天主也。其曰:“止于至善”者,得见天主之至善,而息止安所也。夫止者,吾人之向终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盖既知吾人究竞,即当止。向天主,则定而静而安而虑矣。“虑而后能得”者,谓于目前而能豫筹身后之图,则有备无患,自得所止也。凡失天主为永祸,得天主为永福,得即得至善永福之天主也。

即便不考虑士大夫的宗教观,也能够说明问题所在了吧?国人所信的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一开始伪装成国学面目。

通宝推: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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