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备查：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上） -- 大井故事

针对第一句话来讲。

因为这是未经重构的，文艺复兴时期为主的知识。西方自己科学革命重构都用了二百多年，连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又花了上百年，甚至至今仍有争议，比如“进化论”的问题康德就已经解决，但现在呢？（还在争论达尔文）比如科学基础问题在胡塞尔那一代已经解决，但现在呢？（还在发明新理论）

这个问题并不是“感兴趣”或者“有知识”就足以做出改变的。如果不对认识世界的基础（所谓“哲学”或者“本体论”）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变，那就没有任何意义。而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倾向于重构中国文本（四书五经）来传递他们的自然神学，比如《天儒印》、《天主实义》等等，仍是以上帝为主，是不可能带来这种改变的。

具体学科之前也说过，比如《天步真原》中有早期的日心说模型。且不论数据和插图错误，也不论那些人为改动，这些知识过于简陋，并没有提供理解他们的相应预设。更没法说带来什么冲击和理解上的优势。比如方以智、黄百家都了解这些学说，然后呢？

西方让日心说成为一种能够接受（站稳）的理论，尚且用了上百年，直到牛顿才算完成。期间涌现了数个英雄人物，中国这边有几个人了解一点错误理论有什么意义？

这些知识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发展的潜能，但这种潜能首先要有相应的知识阶层，乃至相应的工匠团体释放出来。单纯囿于某些士人的个人喜好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即便如此，也没见受到冲击后的学习有多慢。或者说，问题不在于学习上，而在于决定。你已经把问题的核心说出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把问题放到人文。科学革命的另一面是精神感召，无论是早期的基督教热情，还是后期的启蒙运动，无论哪种都为知识发展赋予了充分的动机，中国这边呢？理学是提供了类似的基础，但是有几个是真君子？他们是热衷于做官还是研究？

同样的，这些精神背后都有非常现实的支持，宗教的研究环境、国王或贵族的经济支持，乃至后来自发形成的团体（学会、学院），中国呢？除了司天监还有什么？

说到底，西方也在进步，我们只是拿到了一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改变一下时间，比如五十或者一百年后，拿到的并不是自然神学，而是那些科学革命的成果，那情况就可能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通过“发现型实验”更新“自然的认识形式（本体论预设）”。

最后再说一下基督教为什么是一条死路。那就是礼仪之争。所有能在中国立足的宗教，必须首先要接受中国的世俗伦理，或者说，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只能作为超验世界的一种补充。这点是基督教所不能接受的。传教士普遍认为祖先崇拜侵占了对真神的崇拜，是邪恶行为和信仰的堕落。这在利玛窦时期就已经是核心问题。1645年教廷开始介入，禁止祭祖。中间反复，18世纪最终裁断为迷信与异教崇拜。而撤销禁令要等到1939年。

另外，上面已经解释了为什么“明人入教和他们去庙里拜菩萨拜关公没啥区别”那就是，他们用的是中国文本。以《天儒印》为例

即便不考虑士大夫的宗教观，也能够说明问题所在了吧？国人所信的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一开始伪装成国学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