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对欧洲之谜的一点理解（一） -- 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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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欧盟操纵系统的一些底层设计的理解

由于欧洲整体上必须基于欧盟这个行政组织去贯彻和执行欧洲人的意志，那么考察欧盟这个系统的操纵特点将有利于我们理解“欧洲之谜”的一些维度。

欧盟操纵系统的一些底层设计有如下维度可以讨论：

1)欧盟的建立首要的目标是确保欧洲内部的永久和平，因而欧盟与欧盟的决策机制是欧洲各国妥协政治的产物

欧盟的成立并不是存在一个“欧洲民族下的联邦”基于地缘政治权力的联合（关于欧洲是什么，前文有所表述）。欧盟的建立目的是内向性的，建构主义的，并非基于地缘政治的传统思想。欧盟底层逻辑是防止欧洲再次出现战争，因此欧盟长期未能形成整体的防务政策和搭建起相关的组织。

欧盟的成立本身就是政治妥协和不断进行权力平衡的产物，同时这也是欧洲本身构建的一个政治和文化进程的一部分，这也使得欧盟目前不可能成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主权实体。

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出于对本国自身主权的留恋和民族国家观念的习惯，各国对于向欧盟让渡更多的国家主权和宪法权力始终充满了纠结和反复。比如法国、荷兰在2005年否决《欧洲宪法条约》，虽然欧盟继续在发展，但是“欧洲宪法”的这个说法在整个欧洲的政治生活中已成为政治不正确的避讳。

而欧盟的决策程序设计上也充分考虑到了欧盟的政治平衡和妥协所需要的全部行政组织要素。一般来说，欧盟决策归纳为四种类型：立法型外交决策、倡议型外交决策、日常型外交决策和危机型外交决策。决策的具体过程是：由欧洲理事会作为核心决策部门确定共同战略——根据共同战略要求，由欧盟理事会进一步确定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由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代表领导的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具体负责制定和实施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在这一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全面参与决策过程，欧盟议会可以通过预算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施加影响。

在典型的决策场景里，一般是成员国或欧盟委员会认为在某一领域的存在政治或者安全挑战，并且这种挑战超过了单一成员国的能力范围或者是交易边界，这种情况下欧盟将利用欧盟共同外交决策机制协调成员国间的利益和政治诉求，撮合交易或者内部施压，尽量形成共同立场来发挥欧盟的整体实力——以此将成员国利益纳入到欧盟共同利益之中形成一个整体的对外立场并使用欧盟的全部资源来推动政策目标的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成员国需通过相关决策程序将这类问题列入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的议事日程，所有欧盟成员国将在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下讨价还价、通过妥协或者协调采用一致同意或特定多数决策程序确定共同立场或授权采取统一行动，最后达成欧盟共同目标。

这种由某成员国或委员会提出倡议，经过欧盟某种制度安排以达成一致行动人的方式（共同同意）确定对外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决策机制的基本模式。

2) 欧盟首先把自身的外部性视为一个民事力量，而非安全力量

将欧盟的国际角色与民事能力相关联是欧洲在国际关系的组织中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特点，欧盟认为自身的价值主要源于经济权力、市场及供应链的相互依赖。

作为国际行为体，欧盟着力构建基于通过经济和政治而不是军事手段扩展自己的影响来确保欧洲的稳定与安全。欧盟基于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公开的把自身视为一个“以经济权力见长而武装力量相对薄弱的民事集团”，即欧盟是一个民事强权。

欧盟作为一种民事力量是可以通过外交、经济和法律因素对其他国家、地区组织、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机构施加影响从而服务于欧盟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欧盟认为基于民事能力可以实现下列目标：

a、集中经济能力来解决原来处于国家层级的发展目标并实现均衡的增长;

b、通过外交合作来解决国际层级的问题，确保欧洲的和平和政治利益;

c、使用有共同约束力的合法的超国家机构来影响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使全球其他主体在民事领标准领域向欧洲标准靠近。

3)欧盟将自身视为一种“规范性的权力”，并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手段

基于欧盟“民事强权”的基础，学者伊恩·曼纳斯认为欧盟的规范性原则主要包括五项核心规范，即和平、自由、民主、法制与人权；还有四项次要规范，即社会团结、反歧视、可持续发展和良治。这些规范经由欧盟一系列法律条文、政策规则、条约规定而产生，具有其创新性与普适性。

这些规范性观念不但是欧盟的底层组织原则，用以团结和建立对于整个欧洲的“想象的共同”并尽量消弭“民族国家观念”对于构建欧盟的障碍（对内构建欧洲社会和洗脑），同时又是其向外部扩张欧盟权力的重要政治工具（对外实现欧盟的利益扩张）。

欧盟通过推动欧洲价值观广泛的传播发挥“认知干涉”的效应并建立对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欧盟在其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中较为强调通过规范的劝服或者施压使其他行为者接受并遵守其规训以实现欧盟的内外政策目标。

在2023年4月13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访华前发表了《中国与中欧关系之我见》一文。这个文章完美的可以作为最近的一个例子，以一个标本的姿态来说明欧盟是如何使用自己在世界范围里的“软性权力”和“规范作用”，并且展现其“高度的专业”与“优越感极强的傲慢”的。

博雷利在该文中表明：“欧盟尊重中国”，“欧盟方面希望中国可以承担更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包括“推动俄罗斯听劝服理”（help Russia to listen to reason）”，同时“无意在这里给中国上课或提出建议”，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了新现实，欧洲也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业、科学和文化资源。我们的规范性影响力很强，而且往往是独创的”，且“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尊重我们所属国际体系的核心规则和标准”，“我们需要透明度和对等性”和“需要公平竞争的环境”，“遵守国际规则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我们也应该更新这些规则”，同时，尽管欧盟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欧盟在台湾问题上“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北京如不能适应欧洲的价值观或者规训，比如“中国不能为俄罗斯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的政治解决方案做出贡献”，那么“欧盟与中国保持信任的关系将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在国际法遭到侵犯的情况下保持中立是不可信的。”

从上面的这个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推动其外交政策和在涉及地缘安全与经济权力的国际关系中，非常强的运用了欧洲整体的文化权力和在当前国际秩序中的规范性权力，并且娴熟的使用对于标准的定义（双重标准）来影响他者的行为（比如欧盟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和干涉对照其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北京的单边要求，采取了规则诱导和道德压迫的方式包装了这种傲慢和自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盟非常重视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行为体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其主要特点体现为下面两点：

a.欧盟在价值观方面需要发挥全球引领作用，同时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议程方面具有制定规则的主导权；

b.欧盟继承了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传统政治哲学和文化观念的衣钵，在全球观念构建上要确保的是欧洲的价值与秩序的影响力，要改变和规训的是他者的价值判断与政治秩序。

整体来说在国际关系和哲学文化的观念构建上，欧盟自认是处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最顶端。欧洲不但为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主体提供底层智识能力的支持，同时全世界在观念上向“欧洲化”的靠拢不但是“道德的”也是“政治正确的实现权力的必须”。

我们其实可以理解欧洲的这种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的根源——实际上整个人类世界目前构建起当代社会的主要智识成就——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理论、民族想象、国家体制、法律传统、社会文化、经济思想与行政伦理的起源均可以追溯到欧洲自十八到十九世纪以来的政治和哲学体系（比如民族国家的构建）。

由于欧洲在观念角度是近代人类社会的发源地，因此欧洲更希望未来世界的核心价值还是欧洲的文明——建立一个以西方文明（实在是欧洲文明）为核心的“文明化”的世界是欧盟的最终目标，也是欧盟得以最终实现“欧洲的地理边界内均是欧洲人”的需要——神行于世间，恰如光行于水上！

所以“规范性的权力”在实践上就是欧盟是利用自身深厚的智识传统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的市场力量和在全球地缘政治和国际组织中的传统影响和基于与美国广泛的同盟关系，通过循序渐进地“利诱、施压与劝服”以实现将欧洲文明向内深化与向外拓展的双重目的。

4)欧盟的建设传统缺乏进行现实主义逻辑下进行国际博弈的“地缘政治基因”

我们知道地缘政治在实质上包括了三个维度的内涵：

a.地缘政治是一个权力关系，行为体会基于力量作用于地理而形成边界（这种边界往往是多次流血斗争的结果），边界的相互关系形塑了地缘结构最终实现稳定和均衡。换言之，如果力量发生变化，地缘政治的权力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b.地缘政治也是地理的现实作用和在政治构建上的抽象作用的“两两结合”；换言之，一个国家因其所处地理空间的差异而具有不同的战略优势或弱点，并涉及一国对地理空间功能的自我想象和设定，地缘会形成板块和板块之间的稳定、摩擦或者断裂。

c.地缘政治也是形成群体认知和构建文化上的“政治的真实”与“观念的真实”；换言之，地缘会塑造民族、语言和文化（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板块形成不了稳定的文明，或者不同的地缘环境会创造不同的民族、文化、哲学与不同的政治制度）。

因此我们知道地缘政治的能力建设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作为核心来进行博弈的，而欧盟在对国际关系的想象里更多基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构建主义去设计自身的能力——这也是欧盟作为人类重大政治创新成果的一个自然的需要——要知道如果欧洲都是现实主义者——那么他们无法在欧洲联合起来建设欧盟——而欧洲也只会是个地理名词而不会存在“欧洲人”。

因此欧盟过去长期以来并未在行政组织和运作形态上基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建设能力，只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才真正开始基于全球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发生（伊拉克战争、911与俄乌冲突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被挑战和国际政治中东升西降趋势刺激才开始着力于构建基于“欧洲主权”的政治议程并试图推动欧盟向“地缘政治强权”转型。

这种刺激主要表现在：

a.欧盟发现中美等大国间竞争逐渐超越大国协调与合作，开始更多的基于现实主义的哲学传统来制定政策，尤其是美国的转变非常典型——这种变化甚至终结了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基本处于稳定合作的状态，欧盟面临“选边”的挑战；

b.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当代全球化的衰落，使欧盟过去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受到冲击——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给欧盟带来经济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认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威胁；

c.存在具体的涉及欧洲地缘板块的重大地缘政治事件或者危机，比如难民潮，比如俄乌冲突等等。

作为回应，欧洲人突然强化了自身基于欧盟体系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而更为迫切的希望将欧盟进行组织重造。2017年9月，马克龙提出建设“欧洲主权”，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则以欧洲“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呼应马克龙的“欧洲主权”倡议。2019年底，冯德莱恩担任欧委会主席并誓言领导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随后告诫欧洲必须学会使用“权力的语言”——欧盟这才突然开始拥抱“地缘政治意识”，并试图建立欧盟新的身份认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