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也说《繁花》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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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他本人的政绩和合法性都来源于改开。

我对方平兄的看法有不同的意见,就简单写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方平兄及河友指教。

1.

您说

3、习早年及其家庭,早年深受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影响,虽说其父62年受迫害时,并非源于文革甚至主席,但是习家庭受到的影响时间之长,超过整个文革。一方面,文革后期主席批准习上清华,习才能有今天,而且习在文革插队期间,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有着比除主席之外所有人更深的理解包括感情(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他对小到农村『厕所革命』,大到农村扶贫那份城里人难以理解的执着)。另一方面,习及其家庭在文革中的上天落地的经历,是我们这些后来人难以感同身受的,所以在今年老人家130周年纪念会上,习一方面用前所未有的篇幅高度赞扬主席的历史功绩包括晚年成就,一方面却也毫不含糊说老人家“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

您这句“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有着比除主席之外所有人更深的理解包括感情”话说的并不恰当,党内以农运起家的革命家难道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理解和感情会不如习吗?如李静安等人,更不用说“农运大王”彭湃这样的人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恰当的地方就是太过突出个人了(之前记不清在哪里看到过说习是党内读书数量仅次于毛主席的说法)。我认为,这种说法用在孩子们身上比一下考试名次尚可,用在一个党的领导人还是一个号称“我将无我”的最高领导人身上并不恰当。

至于习作为红二代这样的高干子弟,他本人和家庭在文革中“从天上到地下”的经历当然不是我这种“矿渣”可以体会的(再说有这样“从天上到地下”经历的也不止习一家,刘修养在文革还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但改开之后刘家对毛家甚至林家的帮助都是实打实的),但我想工人农民从一共时期当家做主的国家主人的地位跌落到二共的社会底层、三共的“人矿、矿渣”的地位也不是哪位公子小姐能够体会的。

如果如您所说习是因为个人境遇因文革而“从天上到地下”而影响到了对文革和毛主席的评价那么他就不是一个有政治胸怀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因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在评价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应夹带个人情感只从所代表的阶级政治利益得失来进行考量(并非说政治家是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我认为,习对毛主席和文革的“严重错误”评价主要是从统治阶级的站位来做出的评价(正如邓天尊、陈会计等在1980年的八千人大会上“维护”毛主席主要是出于法统性和合法继承性的原因而不是如一些保皇派所说的“对老人家的深厚情感”),而这和以无产阶级为主的被统治阶级的站位和利益是相矛盾的,想必这一点方平兄应该是知道的,所以您才会说是因为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历来为他找补。

2.

您说

习非常看重理工科出身的所谓『专家』治国,非常相信乃至迷信大数据,高度信任卫星遥感等手段甚于基层人工报告。这一方面导致了本届政治局内各种博士、专家乃至海归云集,一方面又极易偏听偏信专家意见乃至所谓『大数据』治国,造成政策的一刀切。譬如前几年的气改,近年来的依赖卫星拍照退林还耕,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说白了,是应该相信『专家』治国、依赖『大数据』路线?还是相信工农,依靠群众路线?见仁见智罢。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并非从习才有这个问题,只是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比较明显而已。

所谓“专家路线”并不是从习开始,而是从改开就有的,以邓天尊当时提出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为标志,就开启了具有浓厚“专家治国”色彩的干部选拔制度改革,以及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开启了决策咨询制度建设的议程,这就是我说的“并非从习才有这个问题”。但在2013年,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特别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这就成为了“新时代”中新一轮“专家路线”建设的重要举措。

到此,直接选拔优秀专家学者进入决策层、决策咨询制度和智库建设就成为“新时代”以来“专家路线”的三大实践路径。

在“专家路线”的指引下,专家日益广泛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过程之中。

职权配置由决策者的科学观驱动,某些政府部门或政策领域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属性,需要吸纳稳固的专家团队提供决策支持服务。因此,决策者从权力配置上为少数专家设置稳定的制度化职位,赋予其一定的法理型决策权或咨询权,主要包括专家行政、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官方智库等形式。专家行政是指党政部门从学界中选拔优秀的专家学者直接担任政府部门要职的一种制度化形式。例如,原卫生部作为“新医改”的牵头单位,在现任部级官员中就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位,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者1位。近年来“专家学者型官员”不断涌现,这是最高决策层期望科学决策的典型体现。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决策层遴选并领导的由少数卓越专家组成的政策咨询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政策过程的必备程序。在“五年规划”中,国务院于2005年10月正式成立了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十三五”规划的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由来自不同领域的55位专家组成。官方智库是政府部门下设的智囊机构,它们通常能够直接、深度地参与到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已有研究表明,除了政府内部智囊以外,更大规模的、以知识互补为特征的专家群体在中国已经崛起。他们不再局限于通过个别党政领导的私人关系网络获得影响政策的机会,而是通过更广泛、更多元的渠道参与政策过程。研究者提出共识型、内部多元主义等决策模型来解释专家的大规模政策参与。由此可见,当下中国专家广泛参与政策过程已经成为政治领域的一种“新常态”。

要在话语竞争中获得优势,专家的舆论动员策略一般有三种,即向上说服决策层、中间谋求专家共同体的话语联盟、向下动员公众舆论。前两种舆论动员往往通过积极参与政府组织的公共论坛、向决策层“上书”、组织学术论坛等方式得以实现,后一种舆论动员通常有赖于专家学者对媒体的运用。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他身上比较明显”。“专家路线”走到今天,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所以它需要的不是再进行强化而是应该逐渐弱化。但是实际上呢?

如果说在今天“群众路线”意味着强调政策制定应当问计人民,从人民群众实践中汲取经验智慧和知识方法,那么“专家路线”就是强调政策制定应当加强所谓的“顶层设计”,从专家那里获得科学知识与信息方案,而人民群众只需要接受这个政策即可。😅

只是个人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还请指教,另望不喜勿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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