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末看了一个黄奇帆的讲话 -- 思想

中国农村从生产队体制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效应是十分显著的。1979—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年均增长7. 7%，当然，对于这一高速增长，这一时期农村同时推出的其他几项改革也作出了贡献，它们包括农产品定购价格的大幅度提高、农产品市场的放开、农业投入的增加等。但在所有这些改革中，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同样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中国的农业增长却在1985年以后急剧减速，尤其是种植业产出增长出现了连续几年的徘徊波动，因而，这一制度的效力如何又成了政策界和舆论界的关注焦点，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借以“壮大集体经济”来动摇现行农地制度中的家庭经营的做法。撇开这些主张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不谈，仅用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已证明，如果重新集体化，其结果只是又回到农业生产率的极度低下。蕴含在这一经验教训中的理论内涵我们已在前面给出，即只要农民还存在个人利益，集体经营中就存在难以克服的监督和计量困难，它并不会因为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监督技术的改进而得到完全解决[10]

[10]这一观点为我们1991年秋对苏联农地制度改革的考察所证实，在那里，尽管人均耕地面积很大，机械化装备程度很高，但农场的生产效率却极其低下。当时中国农村的家庭责任制改革已引起那里的改革者的极大关注，在苏联正在进行的农地制度改革中，培养以家庭为单位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正成为一项主要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苏联农地制度的改革：方向与可能性》（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