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征时，林彪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其实另有隐情 -- 忘情

庐山会议林彪澄清：当年写信让毛泽东交权与彭总无关

2014年10月14日 08:3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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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详细]

核心提示：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作者：张琦，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统帅生涯中的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

在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对“声东击西”谋略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声东击西，就要“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就要全军走得快，动得勤。毛泽东曾告诫红军指战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强调的就是一个“走”字。

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红军的“走”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了。然而，对红军战士来说，走比打更苦，他们宁愿多打而不愿多走。

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与敌人兜圈子：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疾病、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三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

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了解到部队的情绪，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还给周、毛、王新“三人团”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指战员中的牢骚，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被描述为“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不大不小的“风潮”、“余波”，很是恼火，也深感委屈。

四渡赤水，东奔西突，南转北进，毛泽东也是靠两条腿走路，也跟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他又何尝不苦呢?

行军跋涉，时常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要说烧水洗澡洗头了。经常不洗澡不洗头，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为了不让虱子在头上肆虐，红军战士不管是男是女都剃成了短发，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头发越留越长，变成了披肩发。

接替邓小平当了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总想有机会给毛泽东洗一洗那长满虱子的头，理掉他的长发，但毛泽东总是大摇其头，固执地说：“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尺，我也不理。”

毛泽东就是这样忍受着行军的疲劳、虱子的煎熬，日夜思考部署四渡赤水战役的，而且，不打胜仗绝不理发，他能不苦吗?

此外，毛泽东还经历了骨肉亲情遭受不幸的痛苦。他妻子贺子珍一直挺着大肚子行走，分娩后坠地的孩子连爸爸都没见过，就被送给了老乡；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不幸又被飞机轰炸成重伤。

在领导层中，毛泽东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牺牲，他付出那么多又为的是什么呢?他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军转战川滇黔边界，煞费苦心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却不被一些同志所理解，反而受到指责和怀疑，甚至怀疑他的指挥是否合适，他能不窝火和恼怒吗?

庐山会议林彪澄清：当年写信让毛泽东交权与彭总无关

2014年10月14日 08:3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琦

就在这时，林彪给“总负责”张闻天写信，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更是雪上加霜，毛泽东下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

红军渡过金沙江，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王商量的。他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说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朱德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毛泽东还对彭德怀提出指责，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的电报，也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会议从5月12日下午开起，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并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区；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的主要结果是积极的。通过这次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在四渡赤水中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采取的在运动中摆脱敌军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但会理会议也表明，毛泽东获得的这一领导地位也还不巩固，还要经受斗争的考验。毛泽东的权威这时还是相对的，可以挑战的，也有人挑战，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崇高的威望。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领袖也敢提出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所必需的。后来发展到绝对权威，把领袖神化，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反倒是不正常的，有害的。

对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但彭德怀也写道：“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在“自述”中总结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者。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边，自己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红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对此事作了澄清。

关于会理会议，张闻天作了这样的客观评价：“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在长征路上，团结对敌压倒一切，它完全可以消弭过火斗争带来的不悦。会理会议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毛泽东领袖生涯中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他就要碰到真正有实力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了。

历史珍闻：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真相

CCTV.com  2007年11月08日 10:4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１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聂荣臻回忆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随后，林彪写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长信。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把这封信给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发出。

    林彪要求更换指挥的意见虽然遭到红一军团几位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但他那嫌路走多了的埋怨情绪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死了算了）。林彪那封信就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

    红三军团的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

    关于此事，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４５里）。我们１１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关于这份电报，杨尚昆的回忆是：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之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杨尚昆还提到，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对土城战斗也很有意见。黄克诚在同刘少奇谈话时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黄克诚还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意见。

    虽然有不少干部对路走多了有意见，但提出更换领导的只有林彪一人。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彭德怀的。他说：“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还讲了自己读此信后的思想活动。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另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杨尚昆回忆录》和《毛泽东传》在记述会理会议的段落时均采用了彭的说法。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

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

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

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

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

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

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

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

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间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入问题上当场申辩。

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

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

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地乱说的。

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

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

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肯定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

“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林彪，又闭口不再讲这件事。“

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