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长征时，林彪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其实另有隐情 -- 忘情

可能是基于平衡各方关系考虑，中革军委将距离最远，路最难走的龙街渡口分配给了当时人数最多，素以机动见长的红1军团

庐山会议林彪澄清：当年写信让毛泽东交权与彭总无关

2014年10月14日 08:3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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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赶超英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详细]

核心提示：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作者：张琦，出版：中共党史出版社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统帅生涯中的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

在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对“声东击西”谋略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声东击西，就要“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就要全军走得快，动得勤。毛泽东曾告诫红军指战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强调的就是一个“走”字。

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红军的“走”完全靠两条腿穿草鞋甚至打赤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了。然而，对红军战士来说，走比打更苦，他们宁愿多打而不愿多走。

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与敌人兜圈子：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要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疾病、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三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

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了解到部队的情绪，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份电报，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还给周、毛、王新“三人团”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指战员中的牢骚，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在聂荣臻的回忆中被描述为“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遵义会议后的一股小小的余波”。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股不大不小的“风潮”、“余波”，很是恼火，也深感委屈。

四渡赤水，东奔西突，南转北进，毛泽东也是靠两条腿走路，也跟战士们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他又何尝不苦呢?

行军跋涉，时常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要说烧水洗澡洗头了。经常不洗澡不洗头，战士们身上长满了虱子。为了不让虱子在头上肆虐，红军战士不管是男是女都剃成了短发，唯独毛泽东不肯剃头，头发越留越长，变成了披肩发。

接替邓小平当了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总想有机会给毛泽东洗一洗那长满虱子的头，理掉他的长发，但毛泽东总是大摇其头，固执地说：“不打一个漂亮仗，就是白发三千尺，我也不理。”

毛泽东就是这样忍受着行军的疲劳、虱子的煎熬，日夜思考部署四渡赤水战役的，而且，不打胜仗绝不理发，他能不苦吗?

此外，毛泽东还经历了骨肉亲情遭受不幸的痛苦。他妻子贺子珍一直挺着大肚子行走，分娩后坠地的孩子连爸爸都没见过，就被送给了老乡；刚从分娩寄女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贺子珍，不幸又被飞机轰炸成重伤。

在领导层中，毛泽东经历了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和牺牲，他付出那么多又为的是什么呢?他率领疲惫不堪的红军转战川滇黔边界，煞费苦心地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却不被一些同志所理解，反而受到指责和怀疑，甚至怀疑他的指挥是否合适，他能不窝火和恼怒吗?

庐山会议林彪澄清：当年写信让毛泽东交权与彭总无关

2014年10月14日 08:33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张琦

就在这时，林彪给“总负责”张闻天写信，要求改变军事指挥，更是雪上加霜，毛泽东下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

红军渡过金沙江，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洛甫、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为躲避敌人飞机的轰炸，会场设在临时搭起的一个草棚子里。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王商量的。他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可是现在，有人对迂回前进多跑一点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总书记写信，要求改变指挥，这是一种动摇，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行动。大敌当前，我们的干部说什么都不应该有这种情绪”。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说林彪：“你懂什么，你还是个娃娃!”周恩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朱德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毛泽东还对彭德怀提出指责，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的电报，也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会议从5月12日下午开起，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张闻天作结论，肯定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并决定部队继续北进，到川西北创建新区；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的主要结果是积极的。通过这次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在四渡赤水中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采取的在运动中摆脱敌军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但会理会议也表明，毛泽东获得的这一领导地位也还不巩固，还要经受斗争的考验。毛泽东的权威这时还是相对的，可以挑战的，也有人挑战，还没有形成后来那样崇高的威望。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对领袖也敢提出不同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的，是党内民主所必需的。后来发展到绝对权威，把领袖神化，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反倒是不正常的，有害的。

对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彭德怀在“自述”中写道：“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但彭德怀也写道：“在会议时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这次，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林彪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杨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既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

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但是，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时，此事又成了一大罪状。彭德怀在“自述”中总结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者。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边，自己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红三军团去与彭德怀勾结反他。这种误解埋在毛泽东心里，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情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对此事作了澄清。

关于会理会议，张闻天作了这样的客观评价：“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我以为斗争方式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大帽子去压他们。”

在长征路上，团结对敌压倒一切，它完全可以消弭过火斗争带来的不悦。会理会议的风波是过去了，但毛泽东领袖生涯中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他就要碰到真正有实力的政治对手张国焘了。

历史珍闻：长征途中的会理会议真相

CCTV.com  2007年11月08日 10:4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

    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１日，红一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之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出来指挥。聂荣臻回忆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聂荣臻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

    随后，林彪写了一封给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长信。关于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彭德怀回忆道：“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林彪把这封信给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林彪就以个人名义将信发出。

    林彪要求更换指挥的意见虽然遭到红一军团几位领导干部的一致反对，但他那嫌路走多了的埋怨情绪却有一定的代表性。

    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中为了摆脱敌人而走得最频繁的时候，不仅白天走，晚上也走，天又接连下雨，部队非常疲劳，又不了解领导意图，怕部队给拖垮，怪话很多。战士们说：不要走了，打仗吧（死了算了）。林彪那封信就反映了这种厌烦情绪。

    红三军团的意见是在遵义会议后，军委派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时同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联名发电报反映给军委的。

    关于此事，在《彭德怀自述》中这样写道：

    以前我不认识刘少奇，他来三军团工作，我表示欢迎。我和他谈过以下的话：现在部队的普遍情绪，是不怕打仗阵亡，就怕负伤；不怕急行军、夜行军，就怕害病掉队，这是没有根据地作战的反映……王家烈所部，是上午出发的，想先占娄山关（该关离桐梓和遵义各４５里）。我们１１时许才接到军委告诉的上述情况和要我们相机袭占遵义的命令，即刻跑步前进。武装长途跑步，消耗体力很大，几天都没有恢复起来。我先头部队到娄山关分水线（制高点）时，王家烈部队只隔两三百米，如果它先占领，就会增加伤亡和困难。那天因为我军居高临下，王家烈部战斗力也不强，我们伤亡不大，只有百人，就把敌人五个团打败了，但因正面突击，没有截断敌人退路，故缴获也不多，现在部队比较疲劳，特别打娄山关那一天，很疲劳……我军应摆脱堵、侧、追四面环敌的形势，选择有利的战机打一两个胜仗，转入主动，实现遵义会议决议，靠近二方面军，创造新根据地，就好办了，这是我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

    过了两天，刘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见和别人的意见，写了一个电报给中革军委，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

    关于这份电报，杨尚昆的回忆是：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之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杨尚昆还提到，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对土城战斗也很有意见。黄克诚在同刘少奇谈话时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黄克诚还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了这一意见。

    虽然有不少干部对路走多了有意见，但提出更换领导的只有林彪一人。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是彭德怀的。他说：“林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还讲了自己读此信后的思想活动。他说：“我看了这封信，当时也未介意，以为这就是战场指挥呗，一、三军团在战斗中早就形成了这种关系：有时一军团指挥三军团，有时三军团指挥一军团，有时就自动配合。”

另一种是聂荣臻的。他回忆道：“他（林彪）又写了一封信给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求毛泽东同志下台。”

    《杨尚昆回忆录》和《毛泽东传》在记述会理会议的段落时均采用了彭的说法。

聂荣臻同志是一军团政委，他首先在会上讲了林彪上书的过程。他说，在四渡赤水时，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军事指挥，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主席）这样指挥还行吗？

为了这件事，聂荣臻曾经批评过林彪，不料林还是以个人名义写了这封信。当时因战斗紧张，没有顾得上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到会理以后，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

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的领导不成，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扯进去了。

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

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

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

涉及到三军团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我和刘少奇同志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主要是希望建立根据地，希望打仗，就派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彭总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我和少奇同志签发的。

二是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和少奇同志交谈中表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了信。

黄克诚性格爽直，毛主席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他有些意见提得不错。在三军团的师一级干部中，常常敢于给彭总提意见的只有他一个，彭总也听他的。

在会理会议上，我们电报里反映的事例和黄克诚的意见及信，都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和“右倾言行”。我作为三军团的政委，在少奇同志来以前，没有及时向中央写报告，被批评为“右倾”是自然的。

会上，毛主席非常生气，讲话很多，主要是批评林彪，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林彪同彭德怀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怀是有话就讲，林彪是有话不讲，不吭气，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都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

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

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

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

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第二件，是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部队不值得。”

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

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

第三件事，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间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曾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

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会理会议后，部队中开展了一次反右倾的思想教育。总的说来，这次会议克服了党内和部队内的散情绪，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个时候，如果上下动摇是很危险的。幸好开了这个会，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但是，会议也有缺点，主要是会上批评的有些重要事实没有核实或弄清，把一时思想认识的错误上纲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大敌当前，大家要顾全大局，没有在具体事实出入问题上当场申辩。

但是，毛主席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错断，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对张闻天，毛主席虽然没有明说张到三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长期存在着误解。

我自己，当时内心也不舒畅，但还领了一项任务，要黄克诚写出书面检讨。回来和黄谈话，他就是不写。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讲原则，顾全大局，工作上能够服从，没有影响以后的行动。

1943年9月，延安整风时，同志间彼此交心，毛主席开门见山地批评张闻天同志“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这就给了张闻天一个机会，澄清这个在彼此心中郁积已久而又不便启齿的“疙瘩”。

趁当时中央领导同志集中在延安的机会，张闻天专门进行了一番调查，终于弄清原来是有一位同志信口开河地乱说的。

因此，他在《整风笔记》中写明了事实真相，并且附了“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的正式声明”。彭德怀同志心地坦荡，有关林彪要他出来指挥部队这件事，他在会理会上只申明了一句：“我根本没有同意”，内心认为“事久自然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

到1959年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对这件事提到过4次。彭总在《自述》中说，他“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

只有在1945年1月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一次座谈会议上，毛主席诚征求意见。彭总说了两点意见：一是富田事变的处理方式不妥，基本上是地方干部与军队干部的隔阂，客观上不都是AB团；二是会理会议上对彭成见很深。但也没有多作说明。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这件往事竟又被当作彭“反党”的历史“依据”。（肯定不是毛主席提出的）那时，林彪表示：那封信和彭德怀无关。

“文革”期间，彭总遗憾地在《自述》中写道：“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的利用。”我为什么要借此机会来讲这件事呢？因为在庐山会议那种气氛下，除了林彪出来认账外，别人不好讲；“文革”期间，更没有人敢讲，而曾经认了账的林彪，又闭口不再讲这件事。“

文革后，《聂荣臻回忆录》中简要地写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有必要再作些补充，使后人明白真相。

7.69 [email protected] GVL:/ 11/25 一口气看完毛主席一生最得意之作四渡赤水（下）！ # 四渡赤水 # 长征 https://v.douyin.com/i63KDJxU/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1976年10月6日，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听到这个消息后，压抑许久的郭沫若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一）《水调歌头·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W***M》（1966-08-19）

1966-08-19下午，郭陪同Pakistan议会代表团访向上海期间，曾与曹荻秋、魏文伯等人冒雨出席上海百万群众“庆祝W***M” 的集会， 并在会上即席讲话。当天晚上写了《水调歌头·上海百万人大游行庆祝W***M》。

大鼓云霄震，火炬雨中红。 千万人群潮涌， 上海为之空。 昨日天安门外[2]，主席亲临检阅，今夕一般同。 若问何为者？领袖在心中！

颂公报[3]，歌决定[4]，庆成功。 寰球共仰，八届新开十一中。 改造上层建筑，扫荡蛇神牛鬼，一切害人虫[5]。 深入新阶段，革命展雄风。

（二）《水调歌头·读M**的第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 词》（1966-09-05）

一总分为二[6]，司令部成双[7]。 右者必须炮打， 哪怕是铜墙！首要分为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煌煌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皓皓映朝阳。 捍卫M*席，捍卫党中央。

（三）《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W***M十周年[8]》（1976-05-12）

四海《通知[9]》遍，W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10]，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11]”。“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二、变节（自然指上一首76年10月的）

这种简劲传神的社会形相的勾勒（精生说，批判四人），表现出诗人不愧为大手笔。”但是，由于他始终未能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所以“自粉碎‘四人帮’直到1978年6月去世，郭沫若并未走出时代的泥淖。他的几十篇诗文所显示的精神状态一如整个时代：徘徊中的行进”。这些分析都相当精彩。

1976年5月，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批邓。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郭沫若马上又写了《水调歌头》骂四人帮。

学术上的东西，郭沫若都写进了《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人格上的东西都写进了文革。

后来，像他那般做学问的越来越少了，而像他那般做人的却更多了。 ​​​

邹佳良 | 途中的阶级文艺——国民革命与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观考辨

原创 邹佳良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4年07月11日 08:54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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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在曲江河畔

（右一为郭沫若、中为邓演达、左一为铁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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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途中的文艺”是郭沫若调动其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经验应对社会历史剧变的产物，牵涉了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问题的思考。应对剧变过程中，郭沫若将“工农”作为新的革命主体，肯定他们的革命自发性，提出知识分子“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颠倒了两者既定历史位置；他主张知识分子要通过“同情”于无产阶级的“伟大情绪”，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实现主体转换，进而认为革命文学是通往社会主义“途中的文艺”样态，是可以与政治军事实践相提并论的“文艺战”，是知识分子介入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途径。因而，郭沫若理解的革命文学一直处于未完成和不断生成的“途中”状态，是其不断参与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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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郭沫若 国民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 “途中的文艺”

1926年，郭沫若南下广州前夕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时，发现“我们现在从事于文艺的人，怕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纯粹的无产阶级”[1]。在此前后，知识分子不仅从四民之首的“士”被解构为“阶级地位是流动不居”[2]的集合体，还在国民革命后面临被新的革命共同体放逐的危险，这成为知识分子遭遇的“新危机”[3]。1927年底，从战场退守文坛的郭沫若，提出“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口号，以应对知识分子遭受的理论和现实双重危机。然而，既往研究将“留声机器”作为革命文学的标识性言论，认为它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性而忽视“艺术特征和审美性能”[4]，由此将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成员放在一起批评。有学者指出这种脱离提出口号的历史语境与问题脉络的处理方式，未意识到郭沫若和后期创造社成员围绕“当还是不当‘留声机’”的争论，所呈现出的不同问题指向和理论空间[5]，而郭沫若对该口号的多次言说也有自我“演化、自我超克”的过程[6]。这虽洞察到郭沫若论说的幽微独特之处，却又存在以后期创造社成员或鲁迅等他者为视点来审视郭沫若的问题。因而，“当一个留声机器”就成为备受学者关注，但内在意蕴又未得到充分展开的重要命题。

更为紧要的是，“当一个留声机器”也只是郭沫若应对国民革命前后知识分子危机的一个显现点，“阶级文艺是途中的文艺”[7]才是他对历史主体变动、思想意识转换和文学观念调整等系列问题进行探询后，提出的重要革命文学观念。这个革命文学观念的形成因深受郭沫若国民革命、八一起义体验的影响，而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理论派的相关论述存在明显区别。那么，革命实践体验究竟如何影响了郭沫若对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认识与言说？他与后期创造社理论派的区别何在？他如何回应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知识分子遭遇的危机？他怎么理解革命文学在应对危机中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国民革命落潮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历史交织中，考察郭沫若在顿挫时刻的自我调整与革命延续，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与解答。本文从备受关注的“当一个留声机器”入手，通过讨论郭沫若提出该口号的逻辑前提，来重新理解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知识分子转换途径的认识，进而探究其“途中的文艺”观的生成机制、丰富意涵。

“当一个留声机器”与“工农”作为新革命主体

郭沫若创作于1927年和1928年之交的论文《英雄树》，明显带有对国民革命的情绪与反思。文章开头，他借木棉隐喻国民革命“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8]国民革命虽落潮，郭沫若却和中共一样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他用“‘工农’和‘暴动’的表音”[9]——“Gonnon—Gonnon—Gonnon—Baudon—Baudon—Baudon”[10]，暗示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发展。在此革命阶段，知识分子需从“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11]文艺，转向无产阶级文艺，应对新革命情势带来的挑战。他在文章中呼吁：“你们不要乱吹你们的破喇叭，暂时当一个留声机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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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昂（郭沫若）：《英雄树》，《创造月刊》第1卷第8期，1928年1月

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种声音，

第二，要你无我，

第三，要你能够活动。[12]

可见，“当一个留声机器”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郭沫若在新的革命情势下，期望文艺青年从表达个人的主观心绪向反映客观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变。这其实也是郭沫若自身思想蜕变的历程。留声机因文化复制性和娱乐性长期被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当作负面物加以批判。1923年，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中就把“留声机”视为与个人“心声”互不相容的对立项，“我只想当个饥则啼寒则号的赤子：因为赤子的简单的一啼一号都是他自己的心声，不是如像留音机一样在替别人传高调”。[13]1928年，这种情况出现了颠倒，他批评此前推崇的“心声”是“十足的一个小有产者意识的表白”。[14]“留声机器”在郭沫若的表述中就涵括了自我批判、引导文艺青年思想转换的双重效用。不过，率先对“留声机器”论提出质疑的，并非他试图指引的文艺青年，而是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成员李初梨。李初梨的介入，使得郭沫若原本看似平顺却又不失含糊的论述，出现不少需要细致展开的思想褶皱。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直接将郭沫若的文字删改为：

不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最好的信条。

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太容易了，这儿有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要你发出那种声音，（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二，要你无我，（克服自己的有产者或小有产者意识）

第三，要你能活动。（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15]

两人言论的区别在于如何理解“那种声音”：《英雄树》中，“那种声音”即是“无产阶级革命”；《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那种声音”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李初梨主张知识青年要“发出那种声音”，而非“接近那种声音”，“因为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16]他颠覆了郭沫若的“留声机器”言说思路，另起炉灶，提出知识青年不同的发声方式，而这针锋相对的批评，给郭沫若带来不小触动。1928年2月19日，收到刊载了李初梨批评文章的《文化批判》，郭沫若就着手写《留声机器的回音》回应李初梨。郭沫若将两人的分歧归咎于“警语的含义是容易发生两面性的”，强调“初梨君和我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17]但郭沫若对这篇文章的谨慎处理却耐人寻味：他先是交给王独清和成仿吾看，后又要求在李初梨等人编的“《文化批判》上发表，不然同社的人会俨然对立了”[18]。这意味着郭沫若的回应中，存在与李初梨的观点“俨然对立”的因素。穿越郭沫若设置的言语迷障，会发现他从始至终都未改变过“当一个留声机器”的基本观点。他在文章开头就坚称“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是十分切适”的警语：

但这儿含有必经的战斗的过程！

1.他先要接近工农群众去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

2.他要克服自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3.他要把新得的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表示出来，并且再生产地增长巩固这新得的意识形态。[19]

有学者发现，郭沫若的回应存在向李初梨的言说思路靠拢的倾向[20]。郭沫若确实是接受了李初梨的解释，将“那种声音”从《英雄树》中的“客观的无产阶级革命”悄然移向“无产阶级的精神”。然而，他坚持知识青年要在“接近”“工农群众”过程中“获得无产阶级的精神”，并从“辩证法的唯物论”角度，论证这是“主观的内容和客观的现实完全一致了的一种判断”。郭沫若甚至认为马克思从“‘少年黑格尔’派的国家主义者”，转变为科学共产主义开创者的关键，就在于和“英国的产业工人的生活接触”，“克服了自己的有产者意识，而战取了革命的辩证法的唯物论”。[21]即是说，在郭沫若看来无产阶级意识产生于无产阶级，而知识青年需要通过与无产阶级接触，才能获得这种新的意识。这是他与李初梨产生分歧的症结所在。

李初梨虽不否定“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意识，但认为他们在社会构成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阶级意识的局限性。受福本和夫影响，李初梨将社会过程划分为物质生产过程、国家过程和意识过程三个层次。无产阶级因“只局限于物质生产过程”，只能无条件接受“国家过程中所决定的家族的宗教的教育的道德的种种规范”。这些规范使无产阶级形成认同贫富悬殊的宿命观，产生“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22]的现象。通过对《共产党宣言》巧妙地征引与评点，李初梨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局限性。征引《共产党宣言》中的资产阶级“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23]时，李初梨随即指出无产阶级“自然生长”的阶级意识的局限：“在意识过程方面，只能达到一种粗杂的唯物论或经验论，在政治过程方面，只能产生一种工会主义的政治运动”，在阶级革命方面只攻击“生产工具”而不攻击“生产关系”。而征引《共产党宣言》对革命知识分子的相关论述时，李初梨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因介入了社会构成的全过程，能对无产阶级涉及不到的国家过程和意识过程进行批判，形成“社会主义的意识”，但“劳动者决不会获得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有从外部才能注入”。由此，李初梨一方面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拆解郭沫若的“接近”“工农群众”“获得无产阶级精神”的唯物论基础，批评郭沫若“只去听大众的自然生长的声音”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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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昂（郭沫若）：《一只手》（上），《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

李初梨批评文章发表时，郭沫若已流亡日本半年多，没能再写文章直接回应李初梨的批评。不过，考察郭沫若在八一起义行军撤退途中，创作的完全以工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一只手》，将发现两人迥异的工农观。需说明的是，《一只手》虽是小说，但凝结了郭沫若对中国革命危与机的经验反思和观念呈现，有较为明显的论说特征，可作论文读。小说主要描写尼尔更达岛的工人，从本能反抗到自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成功建立工人政府的故事。小说描写老普罗妻子对“天理”“天意”“因果报应”等观念的认可、质疑与反抗，可看出郭沫若已意识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工农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工农的痛苦遭遇还能使他们产生反抗既有生产关系的强烈意愿。这种意识的产生不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外部灌输，而是来源于工农自身的生活经历和革命实践。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革命意识，不仅具有启蒙其他无产阶级的功能与意义，还是理论化的革命知识不可替代的。小说强调克培“不是什么有知识的人”，“经验所给他的知识实在是比所谓有知识的人的还要丰富得多”。[25]不仅如此，这些自然生长的革命经验，还有李初梨所说的目的意识性特征。小说中，工人很快就克服了“捣毁机器，烧毁工厂”[26]的革命阶段，指向生产关系变革，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组织了工人政府”[27]。因此，与李初梨强调革命知识分子在阶级革命中居主导作用，从外部灌输激活无产阶级的反抗不同，《一只手》不仅彰显郭沫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内生性的主张，还有意无意地颠倒了李初梨对革命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位置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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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怎么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李初梨的理论源自日本左翼，而将他所牵动的国际共产地革命理论与郭沫若的革命观相比较，能更好地把握郭沫若在左翼情境中的特异之处。李初梨经由福本主义除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卢卡奇和柯尔施的理论外，[28]对列宁的灌输论也有吸收。《自然生长性与目的的意识性》第2节，李初梨就以列宁1902年写的《怎么办？》第2章作为理论支撑。列宁认为工人运动的“‘自发因素’”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现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不会从阶级斗争中自发产生，只能由社会民主党“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29]列宁写作的《怎么办？》和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盲目崇拜工农的自发性倾向背景有关，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有重要贡献。不过，列宁的观点很快就受到卢森堡的批评。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主张工人的阶级意识“从自发的阶级斗争中产生”，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策略就其主要方面来说不是‘发明’的，而是在试验性的、常常是自发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巨大创造行动所产生的结果”，而列宁的理论有将党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30]的危险。后马克思主义者将卢森堡观点概括为“自发性理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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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李宗禹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由此可见，郭沫若和李初梨的论争，牵涉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32]，这至今仍有巨大的理论能量和张力。不论是郭沫若还是李初梨，都没能展现各自所牵涉问题的丰富意涵。但可看出，李初梨倾向于列宁的灌输论，而郭沫若的主张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有不少共鸣之处。不过，相较于卢森堡始终强调群众自发性与组织理论自觉性的辩证统一，郭沫若将工人视为能从自发罢工到自觉革命的新革命主体，认为他们的革命经验不仅能生成无产阶级意识，还能超克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理论。这就将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的既有历史位置进行了彻底颠倒。失去历史主体地位后的知识分子，需要“接近”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获得新的阶级意识与历史位置。

“同情”与知识分子主体转换

郭沫若的“当一个留声机器”背后，实际隐藏着将“工农”视为历史主体的观念。他由此提出了一条与列宁、李初梨迥然不同的知识分子主体转换路径。不过，李初梨的质疑“无论你如何接近那种声音你终归不是那种声音”，成为在郭沫若的主体转换逻辑中不能回避的重要环节。因而，需要继续讨论的是，郭沫若坚持“接近那种声音”何以能获得“那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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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

郭沫若在1926年的《革命与文学》中对此就有思考：他主张革命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33]。1937年，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又重申此观点，特地说：“‘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间也发生过一（以）下问题。有人把它解成怜悯去了。其实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表同情’是说表示意欲上的一致，并非哀怜。这用英文译出时，应该是to coincide而不是to have sympathy（怜悯）。”时隔十余年，郭沫若仍不失时机地将“同情”“意欲上的一致”与有距离感的“哀怜”进行严格区分，表明“同情”在其革命文学思考脉络中作用特殊。他虽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强调“同情”的重要性，却未进一步细致论述。不过，《创造十年续编》中提及的“情绪”言说，可以增进我们对“同情”的理解。1925年4月，郭沫若应大夏大学之邀教授文学概论，使他产生“独自树立一个”“以‘文艺细胞’底探讨为对象”[34]的文艺论。这个文艺论体系虽因他与大夏大学的不愉快，未能完成构建，但我们从相关论述中却能知晓“同情”如何实现“意欲上的一致”。郭沫若1920年给宗白华的信中，就已借用细胞结构来阐明其诗学观：

诗的原始细胞只是些单纯的直觉，浑然的情绪。……我要打个不伦不类的譬比是：直觉是诗胞的Kern，情绪是Protoplasma，想象是Zentrosomum，至于诗的形式只是Zellenmembran，这是从细胞质中分泌出来的东西。[35]

郭沫若后来将“protoplasma”译为“原形质”[36]。由此可知，“情绪”在郭沫若诗学观中的重要作用。就是在这封信中，他提出了“诗的本职专在抒情”[37]的诗学主张。不过，郭沫若的信并未对“情绪”及其发生多作论述。1925年7月，根据大夏大学讲稿整理而成的《文学的本质》中，郭沫若解释“情绪”源起于“内在的或者外界的一种或多种的激刺，同时在我们的心境上反映出单纯的或者复杂的感情来”[38]。即是说郭沫若认为个人的情感源自与外在世界的交互作用。[39]《创造十年续编》中，他进一步阐发了情绪的发生及其艺术再现：“作家把由内在或外在的条件所激起的情绪，反射出来，……但更进一境，把内在的或外在的条件如实地，或由作家的能动精神而加以剪裁渲染地，再现出来，那不用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或更进一步的效果。”[40]而将传统模仿说纳入自己的文艺论体系时，郭沫若发现主客交互过程中存在对立情况。他的解决思路是将客观世界视作再现情绪的素材，艺术家“对于构成情绪的素材先加了一道认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意志的综合。而综合的结果在能使构成原生的情绪再现为尽境”[41]。对情感的认识、分析、综合和再现进行一系列复杂处理后，郭沫若解决了客观如何激发情感，情感如何再现的问题。在此过程中，郭沫若所熟悉的斯宾诺莎为他提供了主客同一的依据：“一个和我们相同之物，我们虽然对它并没有感情，但是当我们想象它有着某种情绪时，我们亦将随之引起同样的情绪。”这类似于情感主义的同情生成机制，很自然地从人与物过渡到了人与人：“我们想象着与我们相似的任何人有了某种情感，则这种想象将表示出我们身体的一种感触，与他的情感相同，因为我们想象着与我们相同的对象有了相同的情感。”[42]正是在此意义上，郭沫若认为主客二元论，其实可作“同是情绪的世界”的一元观察。[43]因此，郭沫若的一元情感诗学构想中，同情不再是带疏离感的怜悯，而是共享一致的意欲。

不容忽视的是，“在现代文学抒情与史诗之辨的批评范式下”，郭沫若的情感诗学产生了“对启蒙、革命和国族叙事的对抗和消解作用”。[44]不过，翻检郭沫若发表《文学的本质》前后的相关活动，将发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郭沫若正是在此前一年宣称转变、参加齐卢战祸调查，此前一月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并起草《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五卅案宣言》；此后不久与孤军派发生如何改造中国的论战，到上海同文书院讲演《革命与文学》。情感诗学建构前后交错着密集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意味着郭沫若的情感结构中，文学抒情与政治参与并非相互对抗排斥，而是有通幽之处的一体两面。换言之，文学领域的情绪诗学，本就能经过修正形成观照革命与工农的同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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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

郭沫若在《创造十年续编》中提及的“同情”在朋友间发生的问题，表明诗学领域的“同情”遭遇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时，又确实发生了新变。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的李初梨、成仿吾和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杨邨人，就围绕“同情”发生过争论。这次争论可视为郭沫若的“同情”思想延长线上的展开，扩展了“同情”的意涵与向度。1928年初，蒋光慈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中认为在革命浪潮高涨的情势下，本当为“时代的表现者”的作家，因为“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所以“写不出来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因为这些东西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45]李初梨很快就批评了蒋光慈的观点，认为革命素养、情绪和同情虽是“革命文学家所必有的条件”，但太“过于含混”，而更为关键的是如何获得“革命的素养，信心，与乎同情”。[46]与质疑“留声机器”的思路相似，在李初梨看来知识分子需要借助“媒介物”[47]，才能获得革命素养、信心和同情。针对蒋光慈强调革命实感经验——“徒在理性方面承认革命，这还不算完事，一定要对于革命有真切的实感，有了真切的实感，然后才能写出革命的东西”[48]，李初梨强调要通过“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从而生成革命的情感要素。李初梨虽声称要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但他更加强调革命理论对革命情感的养成之功。他在文章中不仅向蒋光慈直接发难，也对郭沫若表达了不满。《怎样建设革命文学》开篇，李初梨就抱怨自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后，“什么革命的情绪，革命的同情，革命的作品”“活跃于各种刊物之上”。[49]论争之时，郭沫若与太阳社蒋光慈等交谊颇深，观念颇多契合，在创造社中位置特殊且有意维持创造社统一，挚友成仿吾也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批评“革命的情绪”和同情“无知”而“肤浅”。[50]置身两社间，无论发表何种看法，郭沫若都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暂且保留观点、缄口不言反倒是最好选择。多年后，他在《创造十年续编》中再提“同情”在友人间发生的争论，既重申自己的观点，又有回应李初梨和成仿吾的批评的意味。

李初梨的文章发表后，钱杏邨写了一则通信，相当客气地指出李初梨对蒋光慈的误解。[51]对于成仿吾以革命的理论指责革命的情绪，钱杏邨却大为不满，刻薄地嘲讽成仿吾“没有外国书可抄，没有革命文学的理论”。钱杏邨强调的是情感之于革命及革命文学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情绪，怎么会有对于革命的同情，没有对于革命的同情与信任的人真能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的创作么？”[52]杨邨人则认为“没有革命的情绪，便不能唤起革命的同情”[53]。因此，与李初梨等强调从“革命的理论”获得“革命的同情”不同，钱杏邨等人将“革命的情绪”视为生产“革命的同情”和革命文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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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杏邨：《批评与抄书》，《太阳月刊》4月号，1928年4月

可见，太阳社的言说中，“革命的情绪”具有生产和组织功能。太阳社革命情绪言说的多重意涵，将给情感与革命的关系带来新的理解。与中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相同，太阳社也认为中国革命并没有因国民革命的落潮而失败，而是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阶段。因而，太阳社的“革命情绪”首先指向的是彼时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及其革命激情。钱杏邨认为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下，“民众感到经济颠动得生活不安”，积聚了巨大的革命潜能。这不可避免地使“各地的革命群众的革命的行动”，将“促成民众的革命情绪”。[54]其次，在此革命情势下，知识分子通过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渐渐受革命情绪的浸润，而养成自己的革命的情绪”，从而彻底割断与旧世界的精神纽带。不论是太阳社还是郭沫若，都承认革命理论之于认识革命的可能，但也警惕它的限度。他们认为革命理论虽能让知识分子从理性上了解旧世界的不合时宜、认同革命，情感上却难以“与旧世界完全脱离关系”，“而努力新世界的实现”。[55]因此，理论上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后，知识分子需深入革命运动，接受革命情绪的熏染，克服思想深处的隐秘情感结构，实现心灵革命。最后，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要以深入革命现实内部而非旁观者的姿态，表现中国革命。钱杏邨据此认为许钦文因“没有深入革命的力量里”“不能深入革命群众，而只客观的瞻仰革命”，导致《幻象的残象》只有几个贫乏的“革命的名辞”。钱杏邨总结道“不深入革命力量里的作家”[56]，便没有“真正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伟大情绪”[57]，也就“写不出忠实于革命的文学来的”[58]。因而，太阳社的言说体系中，革命情绪既指工农的革命激情，又是知识分子实现情感革命，生成革命同情的关键因素，还是检验知识分子深入现实与否的准绳。

郭沫若与太阳社对革命“情绪”与“同情”的重视，虽源自对中国革命的激进观察，但他们强调的是在中国革命现实的深度介入中实现知识分子的主体转换。这不仅是因为革命现实能滋养革命情感，萃取革命经验，检验革命态度，还因其能测度外来理论的限度和效力。针对后期创造社成员舶来的理论，钱杏邨就毫不客气地说：“从实际工作的经验里找到的革命的行动，有时也可以改正革命的理论呢！原有的革命的理论也常常的被革命的实际行动颠破了呢！”[59]后期创造社成员引入相对成熟的理论“确实在论争中造成一种新的局面；只是它们的自足是以不和中国革命的现实策略发生正面接触为前提”[60]。有革命经历的郭沫若和太阳社成员恰是通过革命现实，发现一条经由革命情绪与同情，获取阶级意识，实现情感革命之路。而革命同情不仅“消除了距离，消除了人类交往中一直存在的中间物”，还“以高度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向受苦者本人”，“为痛苦本身发言”，“要求快捷的行动”，[61]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中。

“途中的文艺”与知识分子的“文艺战”

郭沫若等人的同情讨论及其展开，是在国民革命落潮和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情势下，对知识分子进行的主体重构，进而在新的阶级革命中重新定位他们的位置和革命参与。然而，曾积极投身国民革命的知识分子，随着大革命的落潮却面临革命性受质疑和被革命抛撇的处境。那么，深度介入革命和重构此过程的郭沫若，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现实政治危机相交织的历史情境中，又如何调整既有文学认知，实现文学的革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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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译，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1924年，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就尝试在漫长的共产革命中，调整自己的文学观念。写给成仿吾的信中，郭沫若声称“对于文艺的见解也全盘变了”：“一切伎俩上的主义都不能成为问题”，并形象地说只有“昨日的文艺，今日的文艺，和明日的文艺”才“成为问题”。他重点阐述了“今日的文艺”与“明日的文艺”的关系：“今日的文艺，是我们现在走在革命途上的文艺”“是革命的文艺”，是不可避免的“过渡的现像”；明日的文艺是“要在社会主义实现后，才能实现”的“超脱时代性和局部性的文艺”。因此，郭沫若最初的革命文学构想中，并未放逐“纯文艺”[62]，而是视作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文艺理想远景，革命文学只是通达理想远景途中的过渡文学形态。不过，郭沫若意识到，将纯文艺放置在未来的处理方式，有放逐文学审美性的危险。后来的革命文学思考中，他试图重新定义“文学的永远性”，论证革命文学的合理性，为此特地和写过《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的成仿吾有过讨论。在成仿吾看来，革命“感动力的热情”是文学永远性的持续动力。[63]然而，即便是到1928年，郭沫若仍认为“文学的永远性”“是出于无意识的冲动而且有满足人爱美的本能”。[64]可见，两人对文学永远性的认识存在较大出入，讨论自然就“无结果”。[65]

这个问题虽未解决，但“文学的永远性”遭遇中国革命现实时，郭沫若却决绝地认为“纯粹代表这一方面的作品就是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作品”。郭沫若赞成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对待反革命作品的态度：“有这样的作品，虽然是艺术的，天才的，然而于政治上是不能满足的作品：就譬如脱尔斯太或者达士多奕夫斯基一类的大家”，写的“在政治上与我们隔离的天才的小说”，“假如是反革命的在我们的斗争的各种条件上，我们虽然很感觉着遗憾，然而不得不挥泪而杀此小说，这我们不消说是能够了解的”。但卢那察尔斯基对不革命作品的态度比较宽容：“假如这种反革命性并没有，只是在行文上有些不好的倾向，或者就譬如对于政治上的冷淡之类，那我们不消说是不能不许这样的小说存在的。”郭沫若虽认为这是“最公平的态度”，却强调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说前提：要“脱尔斯太或者达士多奕夫斯基那样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