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淮阴候的救赎---评韩信的心路历程 -- 机会主义者

蒯通，原名蒯彻，史书中为避汉武帝的名讳，故改为蒯通。此人在《史记》中没有单独列传，相关的记载散落在张耳陈余、韩信、田氏兄弟等人的列传中，且缺乏连贯性。要从这么一点点资料中概括出这个人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下的关于蒯通的表述除史实之外全部为本人的推论，诸君姑且听之。

蒯通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秦末大乱，群雄纷争的年代，是时陈涉首难，派武臣率三千人北略赵地，而张耳、陈余当时还只是武臣的校尉。武臣率领的这点兵力想要攻城略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张耳陈余利用他们在赵地的影响力，秘密召集各地的豪杰少年，让他们各自起事杀尽故秦守吏，献城归降。这一手果然毒辣，不久有十城归降武臣，兵力暴增至数万人，而其余三十多城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取得同等的效果，于是武臣打算用武力来解决，第一个目标就选定了东北方向的范阳。

大战眼看已经不可避免了，蒯通却在没有人授意的情况下站了出来，用华丽的辞藻劝服了范阳令徐公开城投降，又孤身闯入武臣大营取得武臣的口头允诺，保证归顺的范阳令的身家和性命不受侵犯。一场血战转瞬间就被蒯通化解于无形，并取得立竿见影的示范效果，原先不肯归降的三十余城不战而下，避免了生灵涂炭的命运，仅此一项，就足以授予蒯通首功。

让人感到蹊跷的是，蒯通在这以后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好几年，史迁在评价田横的时候带到一句“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直到韩信奉命攻齐的时候，蒯通又一次冒了出来，此时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韩信的首席幕僚，且看上去韩信对他相当的信任。这就更让人感到蹊跷了，我始终对蒯通的个性和身份抱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如果把这个搞清楚的话，应该能让我们更清晰的把握和了解蒯通种种行为的动机。

史迁对蒯通的评价也在《田儋列传》中，“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从这个评价来看蒯通属于战国纵横家一类，但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期的儒生思想往往相当复杂，杂糅各家之长的比比皆是，因此在归类其类型的时候往往非常困难，高明如史迁者对此也无能为力，比如汉初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贾谊，史迁在《自序》中谈及汉初思想大势的时候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闲，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摆明将贾谊和晁错同列，而晁错在〈艺文志〉中被归纳为法家，由此看来在史迁心目中贾谊定为法家无疑，殆因贾、晁二人皆激烈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共同点言之。但是，贾谊身通五经六艺，对儒家典籍也是颇多研究，思想上也有继承阴阳五行学说的传统，主张“色尚黄，数用五”，认为汉当尚土德。凡此种种，都证明贾谊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融各家精华与一身，如果仅仅因为史迁将其归纳为法家，就单单以看待法家人物的思维解析贾谊，那是不可能真正了解贾谊思想的精髓的。

对于蒯通而言，史迁的评价也只能作为参考的一个方面，不可否认其人的某些言行正如史迁说的那样，“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是非并无原则，一切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而定，是为诡辩之术。纵横家四处游说的目的，和其他思想流派的信徒不同，不是为了推销自己的了理念和抱负，而只是为了谋取实际利益，因此纵横家游说是不看对象的，只要对方能有利于我，就可以为之服务；纵横家也没有原则，今日可以合纵六国抗秦，明日就可以翻过来连横秦国欺压六国。因此纵横家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史迁将蒯通归入纵横家的行列，也是对其的鄙夷。但蒯通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辩士呢？我认为没有怎么简单，从字里行间应该可以看出一些关于蒯通思想的印迹。

在游说范阳令徐公的时候，蒯通一上来就说，“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一下子就把徐公的胃口吊起来了。这种模式在春秋战国时期很盛行，先用夸张的语调吸引别人的注意，再慢慢铺展发挥。接着蒯通仔细分析了徐公目前的处境，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徐公目前的唯一出路，在成功说服徐公之后，又以辞藻说服武臣接受自己的提议，“以车百乘、骑二百、侯印迎徐公”。对双方而言，这种结局都堪称完美，但操盘手蒯通却没有从中获取什么利益，如果他在此时被张耳或陈余所吸纳，那就不会有后来与安期生一起拒绝项羽的封赏之行为了。如此费心费力却又不取分毫，决不是纵横家的风范，蒯通的目的应该不是象郦食其那样为求得自己的利益，郦食其是在先晋见刘邦后，再去游说陈留的，而蒯通的次序与之相反，或许有人说蒯通是为了保证游说成功更改了次序，是这样么？象郦食其那种情况，陈留能不能说下，关系到他在刘邦阵营中的前程，容不得有一点疏忽，如果首先说下陈留再去觐见刘邦，这段时间陈留完全可以撇开郦食其单独行动，那功劳可就没郦食其的份了，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再说，如果先下陈留再向刘邦献言，那已知的结果就缺乏悬念了，对刘邦来说也无法看出郦食其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起到的作用。拿现代企业来说，同样两个人做一件事，一个人在老板看不到的情况下偷偷摸摸做好了，然后将结果呈现给老板；另一个在老板的注视下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得到的结果和前面那个一样，老板究竟会对谁另眼相待呢？是后者，因为后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老板的眼皮底下发生，在结果相同的情况下，过程就很重要了，这影响到老板对两人的评价，前者的努力没有被老板看到，印象分就大打折扣了。郦食其给刘邦的初次印象很好，接着趁热打铁，说“臣知其令，今请使，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将自己的作用凸现无疑，通过献策和成功的游说活动，就此奠定了他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做事情不但要让别人看到结果，还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如何做的，这是打工一族安身立命的法宝，古今中外概莫能是。蒯通却恰恰相反，他所有的策划和行动都是单方面的，没有那种待价而沽的市侩之气，在私下沟通后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仿佛是武臣和徐公直接沟通的结果，而蒯通的功劳却被双方都忽略了。

蒯通是个聪明人，如果他想求得富贵的话，那么就不会如此操作了。不过有一点蒯通和郦食其是相同的，两人都不是那种一心专营之人。郦食其遁身高阳之际，“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食其闻其将皆握龊好荷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联系前面说过的，战国乃至楚汉之际，人才的流动和使用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各种人才基于自己的理念挑选合适的服务对象，除了博取安身立命的报酬之外，能否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也是考量中的重点。法家重要人物在六国得不到重视，而在秦国就能得到发挥，这和秦国的国人特性是相融合的。孔子周游列国，也是选择能实现自己主张的国君为之服务。郦食其基于自己的理念认定刘邦是能实现自己抱负的真主，于是义无返顾的投奔刘邦而去，那么蒯通没有接纳武臣，或许也是因为认定武臣为人不堪为之服务，于是宁可弃而去之。古人那种对价值观和信仰的尊崇，足以令现代人汗颜。

说了半天，蒯通的思想理念究竟属于何派呢？从春秋到战国末期，诸子百家中比较出名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黄老）等流派，其中法家是其余诸家之公敌，且经过秦以来法家的重刑主义泛滥造成的灾难，法家思想逐渐成为思想学术界的末流，虽然汉继承了秦的衣钵，政治体制皆由法秦楚，但实际生活中公开声明是法家信徒的并不多见，综观蒯通的言行，也找不到法家重“权势”的思维模式，因此法家可以从名单中排除。道家司法古朴，甚至发展到杨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个人主义，除汉初由于特殊原因成为主流之外，一般只在下层流传，且强调自我的完善，缺乏推己及人的慈悲心和责任感，也不是蒯通的精神支柱。名家好正名，流于哲学思辩一派，虽然语多诡辩，但诡辩之术却非名家所独有，孔孟老庄韩非墨翟等各派典籍中，一旦遇到扬己抑他的学术之争，到最后往往会以诡辩收场。所以名家的思想是为器，而非能持之为信的道，名家也可以从名单上排除。阴阳之说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剩下的惟有儒、墨两派而已。

儒、墨两派分别为先秦的两大显学，流传甚广。在秦灭六国之前，墨家的势头独一无二。墨家的崇尚节俭，兼爱非攻的理论盛行一时，在各个层次中都能被广泛接受，这是与其他流派皆不同之所在。墨家的思想极为庞杂，糅合和诸子百家之精华，其在军事理论、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中的造诣更是其他诸家皆无法比肩的。然而墨家的团体组织严密，且得到下层民众的支持，逐渐成为威胁上层统治的强大力量，因此秦灭六国后对墨家的组织横加取缔，用恐怖手段加以摧残。墨家学派就此势微，但一个强大的学术思想体系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摧毁的，一定有众多的信徒在民间广为流传。比较蒯通和郦食其行事言谈风格的异同，我发现一些迹象，或许可以证明蒯通曾接受墨家思想，行为模式带有墨派的一些风格。

蒯通和郦食其一样精于辩术，但两人辩论的风格却完全不一样。郦食其言谈中掩饰不住对夏周的尊崇，往往站在道义的角度去折服对手的意志，动不动就说“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通过抬高自己贬低他人来使对手屈服，这种做法是儒家的经典做派，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言必周公行必礼仪，用“君子之道”将自己和普通人划清界限；这种说辞虽然动听，但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到最后不得不用诡辩的方式来替自己掩饰，郦食其说田广的时候，颠倒黑白，将处于困境中的汉军说成“蚩尤之兵”（〈汉书〉中改为“黄帝之兵”，应该是班固认为蚩尤为战败之恶人，用来形容刘邦不雅，故为尊者讳改之）好象刘邦旦夕就可取得天下的样子，完全置事实于不顾，吓得田广犀利糊涂就同意跟刘邦结盟了。蒯通的辩论风格和郦食其不一样，他从来不以天地道德来压对方，而是仔细分析相关的形势，丝丝入扣的解析各种行为的可能性，最后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蒯通的言辞逻辑性更强，更易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这种以理服人的态度正是墨家的一大特征，正是基于严密的逻辑和思维，墨翟在论战中几乎打败了儒、道、名等各家辩论高手，当然墨翟的辩论并非都具备严密的逻辑性，有时候为了突出自己学派的特点压制其他学派，墨翟也会偶然用一点诡辩之术来为难其他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蒯通很好的继承了这个特点，在史书有限的篇幅中，蒯通辩论的场景几乎占了90%以上，且言辞相当严密而出色，几乎没有漏洞，只有最后向刘邦乞命的时候小小的偷换了一下概念。正是由于蒯通的辩论太出色，掩盖了他的其他特质，史迁才毫不犹豫地将其列入纵横家的名单。

墨家和儒家同为先秦之显学，但相互之间却彼此仇视，互相攻击。盖因墨翟在学儒的过程中，发现儒学虚伪的一面，从而抛开儒学创立自己的学说，进而反儒非儒。墨派和儒派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入：儒家努力维护尊卑贵贱的观念，墨家却号称自己是“贱人之学”，大儒荀子将墨派学说称为“役夫之道”，与儒家的“君子之道”相对立；此外墨家宣扬兼爱，而儒家宣扬亲亲；墨家重视农工生产，儒家却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加以排斥。正是由于学术观念的不同，两派自成立以来就相互攻讦不止，比如墨翟和儒生巫马子的论战就曾经名噪一时。在这种情态下，两派之间势成水火心结很难解开。蒯通在说服韩信偷袭齐国的时候，用“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这样的言辞来挑逗韩信，虽然其用心在于鼓动韩信独立，但言辞之中包含对儒生的轻蔑和敌视，伏轼、竖儒这样的词汇不可能出自一个信奉儒学之人的口中，因此蒯通是否属于墨派，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

蒯通和郦食其在面临生死的时候，表现也大相径庭。郦食其被韩信偷袭齐国的行为牵连，齐王田广病急乱投医，逼他斥退汉军，说，“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亨汝！”在这个时候，郦食其淡然说，“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在性命和理念交战的时刻，郦生不愿意为了活命而背弃信仰，慷慨成仁；而蒯通同样被刘邦威胁说要下油锅，却从容而言，以蹠狗吠尧的典故向刘邦解释其动机，并偷梁换柱，以“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的狡辩替自己开脱，终得幸免于难。儒家信徒在关键时候往往能为自己的信念而献身，从这一点来看，蒯通也绝非儒生。

或许有人会说，墨派宣扬“兼爱非攻”，反对武力攻伐，而蒯通却鼓励韩信自立，谋求三分天下，这种行为是否跟墨派的理念相被弛，而反映纵横家谋求自身利益的野心呢？窃以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首先墨派的非攻理念是建立在兼爱的基础之上的，墨派深知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因此反对战争，尤其反对大国对小国的征伐掠夺，更被其视作“天下之巨害”，蒯通在武臣进攻范阳的时候,游说交战双方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最大限度保护了民众的利益,或许这才是他站出来奔走献计的原由。但是墨派的反战，并非不分青红皂白逢战必反，而是主张深谋备御，用积极的防御战争，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墨家赞颂诛讨，支持以正义征伐无义的战争，事实上墨家的一部分典籍就是关于军事防御方面著作，而春秋战国时期墨家门徒奔走为小国守城的故事多有记载。及至秦灭六国，楚汉相争，此时的战争已经没有明显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了，楚汉两集团的争斗纯粹是一场争夺天下的混战，墨家的理念不允许支持这样的派系，正如蒯通劝说韩信自立时说的那样，“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蒯通拒绝项羽的封赏，也不接受武臣或者刘邦，而选择韩信，自有其一番考虑。墨家学说的另一理论是“尚贤尚能”，认为国家应该由贤人用仁义来统一，墨家的理想是建立全国上下一致、高度统一的贤人政治。当然这种想法，空想的成分更多一些，但墨家门徒却始终将其作为毕生的信念去实行之。而从蒯通的言论来看，他也多次提到“贤人之治”，如“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觽，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在韩信拒绝背汉的时候，蒯通失望的说，“夫迫于细苛者，不可与图大事；拘于臣虏者，固无君王之意。”在认定韩信非贤君之后，蒯通毫不犹豫地离开了韩信。在刘邦饶其性命之后，曹参将其纳入自己客卿行列，蒯通屡屡向曹参推荐贤良，有人称赞蒯通说，“先生之于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功莫若先生者。” 蒯通的这些行为，或许也正是其理念的驱使而制。

当然，以上的这些分析只是个人的一些揣测。但正如先贤所说，“必以先正名”。要把握蒯通的动机，必须要先了解他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否则离开他的本体去分析种种行为背后隐藏的动机，只能是缘木求鱼，用自己的思想去剥离异化古人，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人物的行为，只能得到抽象的自我思维的代言产物。蒯通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让史迁都没办法完全把握，或许由于史迁的悲情英雄主义情节，让他对“一谋亡两杰”的蒯通无法不抱有鄙夷和痛恨的心理，在赞叹田横的时候，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对蒯通的评价自然好不了了。但蒯通这个人物在楚汉之际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相当深远的，按史迁立传的标准，蒯通完全可以单独列传，而不是散乱在几个人的列传中。当然史迁的这种做法并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有其深意的，班固在〈汉书〉中将蒯通拎出来单独立传，应该不是不懂得史迁的深意，而是另有打算。这方面的话题在后面韩信谋反的章节中会进一步阐述。在对蒯通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就可以重新审视当时这一段历史的缘由和前后继承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