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看到洗冠生和卢作孚一段，不仅恻然，大陆的历史书提到两人去世的历史，一语带过，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历史教育....德国人都能自爆家丑，中国人什么时候可以直面良心？

杨奎松

　　中共自成立伊始，在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上始终摇摆不定。直到194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它才逐渐开始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和成熟的针对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策略。[1]与其此前的政策相比，新政策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对资产阶级应当用区别对待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集中力量打击最少数的敌人。由于中共把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定性为大资产阶级而打击之，同时将其他资产阶级定性为民族资产阶级，公开主张与之合组联合政府，共创允许其生存发展和在政治上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因而使它得以成功分化了社会富裕阶层，赢得了社会上多数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抗战结束后，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它就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

　　中共成功地打败了国民党，也实践了自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是，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中共中央一方面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继续致力于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另一方面依照传统理论和苏联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对后者的警惕和戒备，进而开始从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换言之，建国后，中共中央在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固然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3]的问题，但即使多拖上几年，不那么急，也不那么快，改变依旧是一种必然，情况也并不会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一方面，依据传统理论和苏联模式来认识社会主义，势必会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看成是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一种主要障碍，而不得不努力限制、改造，直至消灭之；另一方面，由此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高度戒备，和受到政权主导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建国后不久就逐渐使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都在中国失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可能了。所谓“过急过快”，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种客观的进程。一些学者相信如果当年如何如何，就可以改变这种进程，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人为地放慢这种改变的速度，就如同希望当时的共产党人应当不以资产阶级为敌一样，就历史的进程看，是不可能的。有关这种情况，显然是已有的研究所重视不够的。[4]

　　（一）

　　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动，从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初露端倪了。值得一提的有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国共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在已占领地区公开实行剥夺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而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样一种激烈的土地政策，很可能会极大地刺激城市中与地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迫使其再度跑到国民党一边去。对此，土地改革的方案提出之后，中共领导人中即已有此担心。但中共中央再三考虑，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相反，他们明确决定，坚决贯彻激烈的土改方针，“不怕资产阶级跑掉”。[5]

　　另一个例子是，随着1947年《土地法大纲》公开颁布，中共领导下的土改运动在北方一些根据地带起了一股冲击工商业资本家和小业主的强大浪潮。晋西北以及晋绥根据地将近一半的工商业者被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财产，各根据地里的小商人、小业主亦难幸免。这种做法虽然不为中共中央所提倡，但是，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与中共领导人思想上排斥商业资本的倾向亦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只要注意一下1947年8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即可多少有所了解。会上一些人就对中央以往提出的“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表示了某种怀疑的态度。说：“一般地说‘保护工商业’有毛病，应是保护生产工业，对于商业应以国营商业、合作社来缩小私商。因为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是相反的，我们应发展工业资本，反对商业资本，用经济的办法挤掉他。贷款给商业资本是错误的，对私人银号应收重税给以限制。”对此，与会者均表示赞同，并因此批评正在注意纠正冲击工商业主的偏向的华北局，认为不应给予私人工业和私人商业以同等待遇。对此，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虽未直接响应，其谈话中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示了认可。他的建议是：“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用国家商业资本、合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越多越好。”[6]

　　中共领导人这时无疑是熟悉统战需要和策略的，他们也深知新政府建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必须实行新民主主义，需要资产阶级的合作，也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其商业的高度发达为条件的。因此，当1947年底中共开始陆续夺取大中城市后，中共中央对保护城市工商业，不许把农村中清算地主之类的做法带到城市中去清算厂主、店主，仍然是十分明确并三令五申的。[7]但是，基于革命的阶段论，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不清楚：随着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为目标的民主革命结束之后，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任务，即以反对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社会革命，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要把资产阶级视为自己革命的下一个敌人，并且对资本主义心存戒备。

　　关于这种情况，在他们1947年底开始夺取城市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中共中央针对自己即将进入城市的现实，明确提出：城市是工人和城市贫民的，在农村是“依靠雇农，联合中农，消灭地主；在城市的阵营，革命队伍是依靠城市工人、城市贫民，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国民党残余、反对特务及各种破坏分子”。其入城伊始，就没有把老板及资本家之类列入联合的对象，只是强调：“不可把他们同特务一般看待，不可以对特务的方法对之”。[8]

　　在占据城市较早的东北地区，经过1946-1947年两年左右的实践之后，张闻天在1948年代表东北局在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做总结报告时，虽然把中小资本家列入到了联合的对象之中，却依旧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共产党与资本家之间的敌对关系，说明了这种联合的有限程度。他说：我们在城市中必须贯彻阶级路线，这就是“依靠工人、店员、职员、‘公家人’、贫民，即依靠被压迫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独立劳动者，他们像中农一样，经过改造可以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对于中、小资本家固然也是要联合的，但必须清楚地了解：“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故“我们在一定条件下与他们联合，一定条件下与他们斗争，联合中有斗争。”[9]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不能马上迈向社会主义，还要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还要保护并联合资本家，不过是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社会主义理当生长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发展程度之上，而中国的经济却仍旧处于前资本主义的阶段，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和苏联的经验，必须要经过一个经济上的成长时期。再加上共产党长期生长在农村的环境之中，按照他们这时的了解，作为中国主要经济支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生产事业当中，还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共产党要想引导国家走上公有制社会，首先就必须花费相当的时间来推动国营经济以及合作社经济的生长与发展，从而得以逐渐控制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剥夺私人资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

　　因此，一方面是由于理论上有革命阶段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客观的实际看上去不具备一步迈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共产党人这时的确相信，他们必须要在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与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同时继续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的生长与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自信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其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排斥资产阶级。再加上目标是既定的，和中间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合组联合政府，以及容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利用”而已。不仅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对其不利于国家社会主义前途的作用加以“限制”，而且应当争取在“限制”和“利用”的过程中，迫使其一步步“改造”，以适应自己迈向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但是，既然联合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基于经济生长的需要，和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问题：共产党能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左右双方的这种统一战线呢？显然，包括毛泽东在内，共产党人在最初考虑建国问题之际，就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了。还在1947年秋天中共军事上大举转入攻势，与中间党派合组联合政府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之后，中共领导人就明显地对这种合作的前景感到有些不安。从理论上以及实际的需要上，他们当然了解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的必要性。因此，直到1947年10月10日，即到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布打倒蒋介石的宣言时，他一直是公开宣布将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10]但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仅仅因为注意到国民党当局于10月27日宣布民主同盟非法，几天后民盟被迫自动宣告解散，毛泽东的态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