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周恩来在会上对工商管理干部当中的种种激进观点的批评，更是直截了当。他讲：现在商业萎糜，是要想些办法，比如办许多零售店，但不是说，所有的商品我们都要经营，把一切私营百货商店都挤垮。这算什么繁荣经济呢？有人主张把小的私商都搞掉，小的都挤垮了，造成了大批的失业者，不反给我们找下了麻烦？把它们都挤垮了，税收也没有了，对谁有利？有人主张，要把私营经济由大化小，这也有毛病。大的企业，你一挤，会跑到香港；小的，你一挤，就变成了一大批失业军。还有，多数资本家还在观望，不愿把黄金、美钞拿出来投资生产，于是有些干部就去逼。问题是，用逼的办法，也逼不出来呀。一旦资金转移走了，生产发展不起来，净剩下一些小的，怎么行呢？因此，现在不是挤垮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鼓励私人企业家发展生产事业的问题。[37]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根本不知道《共同纲领》为何物。很多同志不是和资产阶级合作，“而是和它作对，打击它；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让资产阶级不得其所。”结果把“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情况非改变不可。[38]周恩来后来明确讲：这时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政策，一是因为革命刚刚胜利，对资产阶级的情况还不大清楚；二是因为这个时候物价问题和恢复经济的问题，必须要利用资产阶级的作用，因此，“我们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39]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三个方面调整工商业政策，缓和紧张空气，以刺激私营工商业业主恢复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此一策略很快就取得了积极的成效。1950年上半年，各大城市私营企业开业率少于歇业率一半还多，下半年开业率却几乎是歇业率的3倍以上。工厂商店纷纷开业，经济生产的产值和商品交易的贸易额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开始明显上扬了。[40]

　　不过，无论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

　　采取怎样的让步政策，他们的阶级观念，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的看法，却不会有太多的改变。就在中共中央决定改善对资产阶级的统战政策和调整工商业政策的几乎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内部印发了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一个报告。该报告虽然继续把中小资产阶级视之为“中间力量”，肯定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却把这些 “中间力量”，依照他们对《共同纲领》可能存在的不同态度，划分成了“中左”、“中间”、“中右”三个部分。称：“一般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中左”；“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中间”；“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带着较多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分子属于中右”。报告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我们“既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又要同时准备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分子（亦即统一战线中的中右分子）在政策上和实际上同我们发生矛盾和争执。”对此，“必须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允许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发言权，并有一定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另方面要缩小其在人民中发生消极作用的影响，尤要揭露其右翼分子的反动性。在经济上，一方面要严格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主动的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以及内外关系，另方面要领导和督促私营工商业进行各种必要的改组，以保存和发展其积极作用，限制和消除其消极作用。”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中带有若干封建性和买办性的反动分子，对于一切在经济上有怠工和破坏行为，在政治上同内外反革命集团暗中勾搭者，要“在适当时机给以必要的打击”。[41]

　　不难了解，中共多数领导人没有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和政策上的调整，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本质的看法。而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始终是把那些在政治上既不同于国民党，又区别于共产党的民主党派及其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乃至于把那些接受过英美式教育的知识分子，与资本家阶级等同看待，甚至或多或少地视之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一旦相信私人商业资本的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他们也就不免会相信整个资产阶级都是本性如此。具体到那些被认定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党派或政治人物，他们自然也就很难会真正予以信任。不仅如此，由于把太多生活在城市里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身份的各类人等统统视同资产阶级，也就不免会对城市中，也包括联合政府中的阶级力量对比的状况相当的担忧，生恐会被这些人从内部攻破革命的堡垒。对此，毛泽东其实早就得出过结论。他相信，中国的中间派及其代表人物，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多半都是在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其亲美、崇美的本质，很容易走向共产党的反面。[42]

　　这些人究竟有多少呢？郭沫若建国后不久代表中共中央对苏联大使罗申谈到过他所了解的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情况。郭沫若讲：光是在北京，就“有20多所高校，这些大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孩子。高校学生中不仅没有工农子弟，甚至连富农的子弟都很少。”“最糟糕的是科学院的状况，这里聚集了不少旧的保守分子和反动分子。”[43]显而易见，上海的情况理当比北京更严重的多。其他大城市里的情况也不会好多少。正是这种情况让中共领导人在强调统战策略的同时，又不能不有所担心。毛泽东明确讲：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这些中间势力了。麻烦的是， “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争取和改造这些民主个人主义者头脑中的亲美、崇美思想，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为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44]换言之，如果不能争取和成功地改造他们，新中国就还有可能被美国人从内部攻破。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三强调要防止美国人用“孙行者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破坏新政权，主张在对美英外交上要实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原因也都是在此。

　　很显然，建国之后，中共中央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各种政治运动的机会，尝试着对这些“中间派”及其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引导、政治熏陶，乃至于思想改造。但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不能不把这些“中间派”视同于资本家利益的代表，相信凡是资本家都“唯利是图”，因此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改变对这些“中间派”的本性的看法。眼见建国后一些投机资本继续囤积居奇，巧取豪夺，许多商人为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在中共中央内部很快就开始用过去谈论商业资本家的那种口吻来谈论整个资产阶级了。专门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就谈到过他与这些资本家打交道后的感想。只是，他显然认为那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他说：资产阶级“总是要贪一点便宜，搞一点乱子的”， “他们只讲个人利益，开会提什么提案，都与他们的私利有关系。”[45]周恩来此后也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同样的观点，而且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和斩钉截铁。他断言：“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包括了资产阶级的一切本质。”[46]

　　（三）

　　1950 年下半年，在经济形势渐趋好转的同时，发生了朝鲜战争和中国被迫出兵的重大事件。伴随着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战争和社会的需求都急剧增加，从而刺激着国内的生产和贸易的规模也都相应地迅速扩大起来。一方面政策宽松，一方面需求猛增，私营工商业自然重新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新政府极大地控制了生产原料和生产产品的购销渠道，行政权力广泛介入到经济生活之中，大宗订单基本上只能来自于党政军等政府部门，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使原本在进城后就已经普遍发生的贪污腐化现象进一步突显了出来。1951年11月，中共华北局揭露出河北省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受贿数以百万元的严重事件。进而调查发现，仅河北省1950年最后3个月处理的贪污腐化者有107人，而1951年1月份一个月处理的贪污者就达到102人。华北全区1950年一年处理了这类分子303人，而1951年仅上半年就处理了此类分子531人。[47]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从1949 年春至1951年秋，已发现的贪污分子就有650人，贪污总额约15亿元。[48]“天津一个公安分局（全市共十二个分局）因受贿而被释放、取消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六百七十四人，其中有十九名特务分子。这个分局的干部、警士受过三千五百一十四户商家的贿赂。”[49]中央贸易部和中央财政部在全国各有职工 30余万人，根据已经发现的情况，估计贪污人数都在全体职工总人数的30-50%。其中中央贸易部“严重的贪污行为（贪污人民币三千万元以上）可能占到总人数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中央财政部“五千人的贪污案件中，贪污公款约五十三亿元，平均每人一百零六万元”。[50]甚至就连在部队里，贪污的风气也已极其盛行。据不完整的统计，仅一个华东军区，“从一九五一年一月至十月，因贪污、腐化、盗卖公物、拐款潜逃而被判刑者有一千五百一十二人，占同期内军纪犯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强）。此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中，计贪污者三百八十人，腐化者七百四十三人，盗卖公物者三百零一人，拐款潜逃者八十八人。在这些贪污分子中，有科、团级干部八人，排、连、营干部五百七十二人，班以下及旧职人员九百三十二人，有党员五百七十九人，团员四十八人。排以上干部及党、团员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51]不难想见，共产党干部贪污腐化及其受贿案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了遏止这一现象继续发展，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完成，就马上从1951年冬天起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明确讲：“三反不反，党就会变质。从二中全会算起，如十年内不进行三反，共产党就会变成国民党。”在他看来：“不进行三反，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八个条件都不灵。”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存在我内部的堡垒，不肃清要遗害将来。”[52]由于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认定：造成贪污、浪费的最大的祸根，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化影响的侵蚀，[53]因此，随着各地报告越来越多地提到，贪污浪费现象的背后是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的情况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几乎马上就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有预谋有计划的行为，是“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54]鉴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京后因腐化而惨遭失败的教训，他们并且得出了“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的结论。[55]鉴于很快发现私人资本家偷漏税现象，乃至于偷工减料以谋取暴利，和通过行贿官商勾结以盗取经济情报的现象十分普遍，于是，本来是一场反对党自身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转瞬间就扩大到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 “五反”运动去了。[56]毛泽东明确指示：“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务必“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57]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资本家没有一个干净的”，[58]可以想见，这场斗争的矛头实际上迅速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是要把它当成一场针对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以“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反扑”。[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