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1952年4月，《学习》杂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的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这篇文章曾于3月24日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被毛泽东肯定“观点是基本正确的”。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了“其中有些缺点”[74] 后，事实上成为反映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基本观点的一篇公开的宣言。从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阶级本性的评价并没有丝毫改变。[75]

　　冯定的文章是如何谈论资产阶级的呢？冯文开篇即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即：“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起家原来就是极不干净的。资产阶级除了贪得无厌地而且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外，在资本原始积累中，为了掠夺和抢劫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对殖民地人民曾进行欺骗、迫害、镇压、屠杀，其强暴与野蛮，简单是没有言语可以表达的。”如果说它还有过正面的作用，那就是：如同《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在它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了比一切过去各代加起来还要更众多更伟大的生产力。”因此，“不管为了追求不知厌足的利润是多么不够‘文明’、多么无耻透顶”，然而它毕竟曾经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统治，对外成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只可惜，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的作用，仅仅持续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已发展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也就是列宁说的到了“垂死的”阶段。在那里的资产阶级不但完全丧失了革命性，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相比较而言，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受到封建反动势力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因而还演奏着资产阶级在革命事业的“尾声”。但是，即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其在革命过程中的软弱、动摇与叛变也一样接连不断。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它也同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因为，就像马克思说过的：“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胆壮起来……利润达到百分之一百，人间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将被它踢开了；利润达到百分之三百，资本就会不顾任何的犯罪，资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绞首的危险了。”正是“由于本性恶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又复为非作歹”，通过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和国家经济情报，“实行了对国家人民的疯狂进攻”。冯文与《学习》杂志此前文章的最大区别之处，其实就在于文章最后依照毛泽东的观点，突出强调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具有两面性；强调对资产阶级中间不同类型或不同个人要做具体区分；强调只要群众经常监督，经常劝导，再令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方式中接受教育，参加学习，继续晓以政策，责以法令，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出路的。[76]

　　（四）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资产阶级留有余地，并不能改变“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间里被十几个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77]陈毅虽以市长名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像元丰毛纺厂工人继续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78]

　　资本家违法经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甚至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等等，确属司空见惯。但是，这固然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职业秉性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尚处于资本主义初始阶段，缺少健全法制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整个社会的风气不良有关。再加上抗战以来，经济始终不景气，内战乃至新旧政权交替造成更多的混乱，更是使许多工厂，特别是生存困难的中小企业产生种种偷机心理，常常铤而走险。但是，第一，并不是所有资本家都是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第二，用“三反”、“五反”运动来解决问题，把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 的一群，使其变成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固然能够极大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却也根本恶化了劳资关系乃至于资本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使许多资本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信心。[79]在这中间，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80]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 “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81]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偷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 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了。[82]

　　“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月 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83]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等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85]

　　“三反”、“五反”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的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还款，这种情况反而让中共中央颇感被动了。设法笼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资本家的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据此，周恩来专门对各地负责统战工作的负责人说明了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因为两年前我们为了稳定物价和发展经济，对资产阶级有意识地让了一步，使他们得了大利，以致于得意忘形，向我们进攻。因此，我们发动了五反斗争，“把资产阶级斗得很臭”。有些同志甚至因此开始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不错，“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是要让他臭一下”，“如果忘掉这个，只以为他们是四个朋友之一，只看见他们有香的一面，而看不见他们有臭的一面，那是危险的”。[86]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一面，不了解现在还“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也是不对的。当然，资产阶级就其本质而言，一定不会循规蹈矩，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行事，这决定了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不过，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并且，他们中“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