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毛泽东在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中国如今也可以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建立一党执政的政府了。他在电文中解释他的这一想法时是这样说的，即：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过去几年始终试图找到一种既区别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香港的李济深和在美国的冯玉祥，与蒋介石处于对立的地位，甚至同情共产党。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人是动摇分子，并且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来很容易被美国人利用来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情。因此，我们对他们从不抱太大的期望，更不指望利用他们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最大的中间党派民主同盟的解散，进一步证明了这些中间派的动摇和不可靠。他据此明确提出： “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11]在几天后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此一设想讲得更加具体。他说：民盟解散了，中间派没有了，今后国民党也没有了，新中国自然应该考虑像南斯拉夫那样，实行在一党制下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换言之，一党制并不取消统一战线，也不否认联合政府，但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并不等于说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事实上，像南斯拉夫那样，党与非党联盟也是可以说是联合政府。[12]

　　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因民盟1948年初在香港重新宣布恢复活动，很快就放弃了。但是，在民盟宣告解散的这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策略上的这种重大改变，已经清楚地显示出，久已习惯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对即将产生的政治协商结构和联合政府体制是有相当顾虑的。即使原则上重新确定了必须要同这些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合作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也还是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建国需要应付的头等大事。1948年春天，毛泽东曾计划秘密访问苏联，他在开列出来想要向联共（布）中央请教的一系列问题中，第一项就是：如何处理“同小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13]而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把建国问题作为自己会议的一项主要内容来讨论时，与会者也不能不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研究与资本家及其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对资产阶级的不信任和高度戒备的心理表现得十分明显。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了与资本家为什么必须斗争的道理。他特别举出石家庄市一个私人业主沈永兴的例子，说：我们“给沈永兴贷款虽然很多，且无条件，但他并不高兴。选他当人代会主席团，要拖，且拖上去也不表态度。资本家你不去斗他，他不服从的。”[14]刘少奇讲得更直截了当。他说：“只要全国政权到手，民主革命就已经解决，已经结束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矛盾已不存在，则就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了。”他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与资本家，尤其是与商业资本家进行斗争。他指出，这种斗争，目前主要是经济竞争，“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但这一竞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它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赢了，就可以和平转变；如果输了，政治上也要失败，结果政权可能变色，“那就需要再来一次流血革命”了。因此，他重提毛泽东过去的观点，即：我们对资产阶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暂时合作之日起，即要注意他的叛变。”[15]对刘少奇的说法，毛泽东当然是赞同的。他在最后做总结时亦指出：“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16]

　　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估计还要3年时间才能根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人尽管集中讨论了建国后可能面临的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但尚未感到迫在眉睫。然而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却发现：“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只要“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根本打倒国民党了。[17]紧接着，中共中央成功地发起和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到1949年初，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已经基本上被消灭了。共产党夺取全中国，已经成了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军事上的失败，以及来自于国内和国际的巨大压力下，南京国民党政府开始打出和平的旗号，示弱求和。与此同时，大批中间派人士纷纷涌入解放区，参加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面对联合政府即将产生的现实，毛泽东明显地对资产阶级的作用更多了几分担心和压力。在1949 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他就明确告诉与会者：现在，对待这些民主人士的问题，“成了严重的问题”。既要与他们合作，尽可能调动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又要 “警惕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捧场”，避免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必须清楚，资产阶级是一定要挑衅的，毕竟这些人骨子里是看不起从农村中来的共产党人的。对付他们的办法是不要急，许多问题不要急于答复，“等他们的秧歌扭完了，花样出完了，再说”。他举例说：李济深说我们不大方，逼我们让权，我们现在不必理会他。傅作义比较规矩些，就是因为被我们打掉了12个师。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这些人也还是不会真心认为我们伟大的。他告诫党内高级干部说，处理好与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关系，是当前的大事，进城以后，这将是最大的政治。要处理好这种关系，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坚持阶级分析和阶级立场。用他的话来说： “写文章、写新闻，都要以阶级立场为主体，时刻不要忘记。凡一切写到阶级问题的文章，都是深刻的。凡没有讲到讲清楚这个问题的，都叫作肤浅。”[18]

　　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把共产党进城比喻成科举时代举子们进京“赶考”。他显然很担心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场考试中过关。中共领导人这时都再三提到过李自成打进京城，最终落败四散的例子，告诫各级干部要熟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他们最担心的一条，就是进城后可能会被剥削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所腐化，以至丧失了应有的阶级立场，放弃了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地主阶级，以至于官僚资产阶级被打倒之后，他们这时最担心的，自然也就是资产阶级了。毛泽东强调阶级立场，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以及提出在拿枪的敌人被打倒之后，不拿枪的敌人将成为我们的主要危险等等，都是为此。 [19]

　　受到党内这种担心的影响，那些长期受到阶级革命观点教育和阶级革命实践训练的基层干部，自然更加容易依据自身的阶级意识来开展工作。从占领石家庄开始，到夺取天津市，每占领一座大中城市，几乎都会发生过分依靠贫民，和干部听任甚或鼓励工人、店员照农村土改的办法，向厂主、店主开展清算斗争的情况。1945-1947年占领张家口、哈尔滨乃至石家庄时，中共干部只知道“穷的就好”，到处鼓动穷人去搬东西，开展清算斗争，讨债复仇[20]；1949年初占领天津后情况虽已有所不同，但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仅天津夺取后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3起这种清算斗争，导致许多资本家被迫逃往香港，以至几个月后天津的私营企业开工率仍不足百分之三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