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二）

　　从以上的情况不难看出，越是接近接掌全国政权和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共领导人就越是对即将到来的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感到担心，因而其对资产阶级的防范和戒备的心理也就越是强烈。这种心态甚至影响到毛泽东对要不要马上夺取大城市和建立新政权都开始有所踌躇。

　　1949年1月底2月初，联共（布）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了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米高扬对中共在军事上势如破竹的态势非常兴奋，但对毛泽东不急于夺取大城市和建立全国政权颇感不解。他问毛泽东：你打算什么时候夺取中国的几个主要工业中心——南京、上海及其他城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忙”， “还需要一两年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他的解释是：依据以往的经验，解放军将先尽可能多地占领农村地区，把大城市留给国民党。因为共产党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城市里的共产党组织很薄弱。如果现在就开始夺取这些大城市的话，不仅没有相当的干部能够管理它们，而且也难以承担起维持各大城市几十万、几百万人生活和生产的正常运转问题。一旦粮食、燃料出问题，生产就会停顿，工人就会失业，居民的生活状况就会变坏，从而反对共产党。同样的情况，毛泽东显然不希望过早地建立政府。他明确讲：“没有政府对他们（指对共产党人——引者注）更有利些”。因为，“如果建立政府，那就要搞联合，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其他政党面前要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这必将带来麻烦”，不便于共产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22]

　　对此，米高扬代表联共（布）中央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斯大林这时亦特别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当联合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合组全国革命民主政府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各个民主党派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它们是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因此中共应当在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同时，长期团结它们，包括将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当中来，并宣布自己的政府为联合政府。这样不仅可以扩大新政权在居民中的基础，而且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他并且特别提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要求中共“不要疏远民族资产阶级，而要把他们看作是一支有助于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的力量与之合作”。因此，新中国当然不应没收工商业资产阶级（从小资产阶级到大资产阶级）的财产，而且应当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开展贸易活动和发展生产。[23]

　　斯大林的电报以及米高扬所转达的意见，对1949年3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及其此后中共中央的建国方针，发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年之后，刘少奇曾专门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到过这种影响的意义。他认为，斯大林“及时建议中共领导改善同城市和农村私人资本的相互关系”，对中共这时调整政策帮助很大。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突出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目前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了发挥其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必要性，并因此提出了应当认真贯彻执行统战政策的要求，主张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大多数民主人士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到有职有权。[24]

　　依据苏方的意见和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政策，一度变得相当积极。严格地说，共产党是注重理论的，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规定，即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1940年代后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专门读过列宁的相关著作，他们很清楚，依照这一理论，中国革命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还不能马上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之类。比照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9年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验，他们也做了决定，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他们的担心，其实更多的只是在这种和平竞争的过程中，共产党能否抵制住充满着资本主义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诱惑，不变成第二个李自成，最终把社会成功地引向社会主义。[25]在进一步研究了苏联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意见之后，中共中央对此似乎有了更多的信心。在念念不忘提醒全党不要被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征服 [26]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了自己所不熟悉，又是最为担心的恢复城市经济运转的问题。后来曾引起极大争议的刘少奇的“天津讲话”[27]，就产生于这样一种背景之下。

　　刘少奇1949年4月10日来到天津，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之后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资本家发表了长篇的谈话。谈话的基本意图，就是希望刹住共产党进城以后劳资关系迅速紧张恶化的现状，帮助资本家恢复生产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为此，刘少奇向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和思想工作，告诫工人和干部，目前还没有到剥夺资本家的时候，工人的生活乃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还离不开资本家。同时告诉资本家，不要怕剥削，今天这种条件下，资本家的剥削不是多，而是少了，因为工厂开得少，工人就雇得少。从解决工人失业和发展经济的角度，“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因此，他明确提出，对资本家不仅不应当作斗争对象，而且应当当成争取对象。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28]

　　从小心翼翼地把资本家排除在联合的对象之外，到肯定联合中小资本家，但强调“他们同我们是两家人”，再到断言伤害资本家，就“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人们不难发现，中共对资本家的政策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过去几年来，即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曾经把民族资产阶级同工农小资产阶级一道，称之为“革命阶级”，共产党人却很少真正在实践当中把民族资本家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他们自然更是从未把资本家等同于过农村中的中农。因为，中农在共产党人的眼里历来如同是城市中的下层小资产阶级一样。类似于独立劳动者这一类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人看来是必须要联合的，但还没有人相信资产阶级也是必须要联合的。把资本家等同于农村中的中农，意味着资产阶级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两者之间不仅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一同进入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传统理念。因此，刘少奇的讲话一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共产党人当中引起了议论。对此，刘少奇自己显然也很快意识到了。他特别利用对《天津日报》一份报道的批示，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他写道：“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因宣传劳资感情融洽，是要麻痹工人阶级觉悟的。在客观上劳资阶级对抗不独仍然存在，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融洽的，即无法在根本上调和的（虽可设法暂时缓和一下）。这样宣传是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29]

　　但十分明显的是，毛泽东和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并没有针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出来表示不同的看法。不仅如此，直到七届四中全会时，邓小平等人还针对党内的不同意见，公开在会上为刘少奇的讲话进行辩解，肯定“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30]这种情况说明，这个时候中共党内基本上是赞同对资本家采取这种怀柔政策的。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在起草以及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也毫不含糊地主张“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一道，在新中国拥有当家作主的地位，主张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其他各种经济成份有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权利。[31]政协会议推举的63位新政府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就占了27位；政务院副总理4位中一半是民主党派人士；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中，14个正职是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而中共中央这时更是把新政府的经济政策简明扼要地归纳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突出强调了其“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32]不仅如此，新政府刚一成立，中共还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工人和工会行为的行政法规。规定“劳方有受雇解约之自由”，资方也有按规定雇用和解雇工人、职员之权利，坚决反对工人、店员随意要求提高工资和劳动待遇，和任意怠工、罢工等作法。[33]

　　中共中央在团结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所以会改取如此积极的态度，一个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客观现实的需要。据1949-1950年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共所占地区，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60%以上，私营商业产值则占全国批发总额中的76%和零售总额的85%。[34]而自1949年中共占领各大中城市以来，由于受到战争尚未最后结束的影响，市场疲软，销售萎缩，再加上中共进城后政策普遍向工人贫民倾斜，使工商业者人人自危，从而造成生产锐减，大批工厂商店歇业和倒闭。随之而来的，则是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仅上海一地， 1950年春天，600万人口中，失业人数就超过了20万。[35]

　　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持续萎缩的情况，中共中央委托统战部在这一年三四月间专门召开了全国统战会议，毛泽东着重检查了与会负责工商界统战和管理工作的干部的发言。从发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中共中央阶级观点和统战策略两方面都强调的情况下，多数干部基于本能的意识，并没有理解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资产阶级的新政策。对此，毛不得不一一做出批示。如有人说： “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批示道：“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有人提出，对私营工商业应当加以限制和排挤。毛泽东则批示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有人认为：对私营要限制，而国营经济应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批示道：“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有人表示：大资本家要停工，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毛泽东批示道：“这是不对的”。有人宣称：我们的政策，就是与民争利。因此，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资本家点灯。粮、布、火柴、百货和盐都应控制起来，毛泽东批示：“完全错误”，“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