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1) -- 合撒儿

至此，中共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政策，不得不再度进行调整。周恩来公开宣布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除了对资本家中间种种违法现象要施以打击以外，他还代表中共中央，对过去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说法加以修正，强调：“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 [60]

　　既然把这一运动看成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那就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资产阶级进行打击。公安部长罗瑞卿特别介绍过当时党内高层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他说：发起三反运动时，我们“对资产阶猖狂进攻这一点，开始还忍着，以后总理、薄一波同志就公开骂，讲资产阶级怎样坏，怎样猖狂进攻，忘恩负义。如果不反，就要成为资产阶级，要求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反，将来就要流血。现在也流血（如宋德贵），但是少数。讲资产阶级各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什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都没有这样丰富。资本家女儿、小老婆专门出来勾引，有些干部受贿不多，但国家损失很大”。故毛泽东提出，我们有12条整资产阶级的办法，包括抗美援、镇反、整党、国营工业、银行网、合作社、互助组、思想改造等等，这些方法都起到了一些效果，但“三反运动最厉害”，因此这次一定要搞彻底，否则共产党一定要垮台。[61]

　　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产阶级的全新口径，中央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编辑《学习》杂志的于光远等人，马上接连组织了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重点文章。1952年第1期是于光远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许立群（杨耳）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和王惠德的《三年来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猖狂进攻》；第2期是许立群的《驳斥资产阶级的谬论》、吴江的《评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季云的《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是准备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之一》；第3期是艾思奇的《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和于光远的《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等。这些文章固然并没有否定联合资产阶级的必要性，但它们的激烈批判态度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厌恶与排斥的心理。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民族资产阶级在目前固然是团结的对象，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合法的，但是，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我们国家内四个阶级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必须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且，整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我们国家里是受批判、受改造的，不允许其自由泛滥和破坏、削弱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对国民生计有利的限度内容许其一定的发展，决不允许其自由泛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可以在各级代表机构和政府组织中担任一定工作，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些组织内占有主要的地位。[62]之所以必须要这样做，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就其本性而言，是注定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依据薄一波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即“腐化堕落的思想”，绝不能允许其自由传播和周恩来关于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判和改造的说法，他们并且强调：今天除了对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斗争、经济上限制以外，还必须“比较全面地、比较彻底地批评资产阶级的哲学的、艺术的、道德的、政治的观点，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认清资产阶级剥削群众、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阶级本质，和它整个思想体系的腐朽性”。因此，他们对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进步的和革命的一面的看法，明确提出批评。断言：“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所谓两面性，在过去恰恰反映了其思想的反动性，而今则不过是“以其积极的一面掩饰其反动的一面，以合法帽子遮盖其非法手段，以糖衣裹着炮弹”。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靠剥削工人发财，而且要无止境地发财”；“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就是“自私自利”。即使今天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真的还有些积极性的话，那也“不是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主要还是从‘追求利润又利润’出发的。”总之，如果任由资产阶级发挥其积极性，恐怕只能是发挥了其“两面性”里落后的和反动的一面，“也就是破坏共同纲领、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积极性’”。[63]

　　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学习》杂志从1952年1月起，连篇累犊地“炮轰”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民主党派以及各地民主人士，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普遍紧张。但是，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中央一连三个月均没有提出异议。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专门起草了要求干部普遍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问题的指示稿，[64]形式上旨在杜绝资产阶级对党、政、军各部门的渗透，实际上已不加区分地把资产阶级划为另类。这一政策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的排斥心理。包括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把联合政府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排挤出去了。[65]

　　不过，如果仔细研究毛泽东这时在内部的各种指示，其实可以发现，基于现实利害关系的考量，他这时对资产阶级的种种戒备和愤激之词，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他在反复强调三反斗争的严重性以及防范资产阶级的必要时，也还一直在强调要注意统一战线，要照顾民主人士。1月底，毛泽东提出的对资本家的惩治范围，也还是高度重视争取大多数的。他提出：我们只是“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因为，运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打垮资本家，而是要“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66]

　　毛泽东这时顾虑的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因为他很清楚，以目前国营经济的能力和公私合营的程度，要想达到完全取消私营经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如果现在就取消私营企业，刚刚恢复起来的国民经济一定会陷入瘫痪。果不其然，刚刚进入到1952年2月，各地就已经发现三反、五反对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了。天津市委14日即报告称：“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效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67]

　　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和缓的策略，主张各地在开展运动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为此，凡尚未开始五反的城市，要暂缓进行。凡已经开始了五反运动的地区，要迅速对95%的资本家实施“只退不罚”的政策，即偷税者补税一年即可，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即免予罚款，以便让绝大多数资本家虽然受到一些触动，但不会丧失信心，从而推动他们尽快恢复经济生产。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对99%的资本家都不要捉，就是对完全违法的占总数1%的资本家，也只做到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刑，关几天即许其取保释放。因为捉他们的目的只在打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刑，对资本家判多了是不利的。个别人罪大恶极，必须判刑，也不宜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多。至于必须判处死刑和没收财产的，除要报中央批准外，也不要杀得太早，否则不利。 [68]总之一句话，不仅不能让大多数资产阶级因为运动而感到恐惧和绝望，还要使他们对党和政府，包括对维持和发展生产有相当的信心。

　　注意到这种情况，不难想象《学习》杂志这时所发表的一些观点，其实未必是毛泽东所赞赏的。如果说头两期《学习》杂志的文章还多少注意肯定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的一面的话，那么，第三期艾奇思《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与于光远《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两文，关于“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恰恰证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就连一直在紧跟中共中央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思想上也乱了阵脚。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就报告称：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即“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的观点之后，已经引起了某种“混乱”。如代表工商资本家的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就要求会员们要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69]

　　3月5日，民主人士、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在民建会发言，主张民建必须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企图，转而确立工人阶级和中共的领导权，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这自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看到发言纪录后，他批示道：“完全错误，一塌糊涂。”[70]毛随后找了工商界头面人物、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同时也是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私下里向他重申了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既定政策。毛泽东突出说明了共产党的目所在。他说：“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私人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只要做到这两条，共产党对私人资本家依旧是坚持“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的。[71]

　　27日，毛泽东读了《学习》杂志第三期的文章后，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处理意见的指示时，明确地对以《学习》杂志为代表的党内排斥资产阶级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72]

　　由于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毛泽东的秘书，同时也在中宣部任副部长的陈伯达，自然也就负起了在中宣部转达和纠偏的责任。根据陈伯达传达的意见，中央宣传部马上召开了专门会议，起草了《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承认前此种种“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的宣传，都“是不合现实的，不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而且是幼稚可笑的”，是犯了“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是“左”倾情绪的反映。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