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争论时代过去了——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专家治国及选举迷信(1) -- 擎箭天使

“文化大革命”、民主与法治

　　《商务周刊》：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和结束30周年，有人说文

化大革命是一个“有民主没法治”造成的典型悲剧，你能联系当下改革的争论谈

谈这方面的启示吗？

　　潘维：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很简单的，不是权力斗争，而

是毛泽东为了维持住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手段。

　　我们大家今天看到了市场经济对我们国家所起的重大意义。我们今天的认识

——“文化大革命”通过动员群众摧毁党政机构来进行的这场运动，后果是灾难

，这一点鲜有不同意见。但同时，今天市场化出现一些不公平之后，人们就会想

到毛泽东，毛造就了中国的左派传统。回想改革走过的25年，我们就会发现，左

派的传统是很重要的。如果只有左派没有右派，我国就很难有市场化改革；如果

只有右派没有左派，我国就可能一路滑到导致前苏联崩溃的那条路上去。正因为

有左派和右派互相牵制，中国改革的路走得很稳，比起拉丁美洲，比起东欧，我

们走得相当稳健，好像在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创造了世界奇迹。中庸之“中”

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易”，形似不变之中包含逐渐地变化。所以，我

反对剧变，不喜欢“闯关”这个词。中国是拥有世界1/5人口的大国，土地和一切

资源都非常贫乏，还不能侵略别人，也不能殖民，所以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谨慎，

立足国情，政府出台重大政策要如履薄冰。总想“闯关”，是不成熟的表现。

　　我们今天不能用民主和法治来套“文化大革命”，说它有民主没法治，不能

这么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践其“无产阶级

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革命时代的历史经验出发，毛泽东习惯于走群众路线，

“文化大革命”是他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搞起来的。就是说，他个人靠发动群众

，办他想办到的事情。严格地说，这恐怕不能叫民主。

　　《商务周刊》：在您过去的文章里，谈到了“民主迷信”，谈到了民主与腐

败、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潘维：当代的“民主”一词有多种含义，大的划分有强调人民财产共同占有

权和强调选举投票权两大类。我个人对两类民主都有批评的分析。当今的国内外

学界对民主一词定义烦琐，而且国内特别热衷于“选举”。我已基本放弃了“民

主迷信”一词，改为集中评论“选举迷信”。选举的核心是多数决，“选举迷信

”就是对选票箱子的迷信，就是对“多数决”程序的迷信。选举被说成是万应的

灵丹妙药，其实不过是个多数决机制，是个被神化了的机制。我们可以问自己以

下 12个问题。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你会发现，答案都是否定的。第一，多数决与

正义有关系吗？第二，多数决与科学有关系吗？第三，多数决与智慧有关系吗？

第四，多数决与政治平等有关系吗？第五，多数决与“法治”有关系吗？第六，

多数决与专制是对立的吗？第七，只有多数决的选举才能定期“换人做做看”吗

？第八，选民手中的一票体现当家作主的权力吗？第九，多数决与维护少数人的

基本权利有关系吗？第十，多数决与保护绝对多数人的利益有关系吗？第十一，

多数决与反腐败有关系吗？第十二，多数决导致社会团结或者“和谐社会”吗？

　　对于腐败的机制我们是有较好理解的。腐败是靠法治来治理的，选举不治腐

败。无论如何，选举不会有治理腐败的效果。这个结论有很扎实的学术研究基础

。在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党基本上是喊着反腐败的口号上台，又因为腐败而下台

。台湾也逃不脱这个规律，台湾地区今天腐败横生，不是原有的，而是新加上的

。幻想变个制度，甚至遍派选票箱子，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那就是制度

迷信，也是思想的浅薄和懒惰。最怕的是食洋不化——看着西洋制度下出现了好

结果，就要复制。这里有两个误区。第一，西洋的结果未必主要取决于其制度；

第二，即便那个制度在西洋是决定性的，但你没那个土壤，也会播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菲律宾是典型的全盘复制美国制度的国家，同时也是东亚治理最

混乱的国家。制度迷信就是以为复制一个制度就可以复制其国家和社会的结果。

正确的态度是，出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想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什么是法治？法律与法治是两回事。法律分左右，法治不分左右，法治是中

立的，是使法律得以执行的手段。法律自己是不能治国的，法都是人来制订和人

来执行的，因此世上本没什么“法律治国”(rule of law)，都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然而，掌握了绝对权力的人凭什么会“依法”治国呢？法之所以能“治

”，在于政府分权，把政府的权力分割开。政府分权制衡，法律的权威才可能“

至上”，法才能治，才有“法律治国”(rule of law)，简称“法治”。法治有三

个基本内容。第一原则是基本法至上，要依基本法立法。但怎样才能保证基本法

“至上”？这就要靠法治的第二原则来保障，就是分权制衡，主要是司法独立。

因为选民基础类似，行政权与立法权经常是重合的(如在欧洲)，至少是经常勾结

的(如在美国)。所以，分权制衡的基本表现是司法独立，也包括作为执法主体的

公务员系统的中立。当政府与百姓之间发生争端时，由中立的第三方来评判，由

机械的公务员系统来执行裁决。怎么保障司法独立呢？这就要求法治的第三原则

，就是“绩优原则”，司法和执法队伍是高素质的专业工作者，有一套精致的、

独立于社会利益集团和政治家的工作绩效评估和升调奖惩制度。他们出色的工作

为这个机构赢得权威。概括起来说，法治与立法机构关系不大，法治的核心手段

就是司法独立，也包括成熟中立的公务员执法体系。

　　我国实行的叫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加议会民主。我国议会体制的思路是

彻底民主，即“一切权力归人民代表大会”，“分工不分权”。这就应了我上面

对民主的分析，民主与集权没有清晰的分际，谁掌握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多数，谁

就有了“一切”权力。因此，在未来十来年的期间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

任务应是推进行政改革，要逐渐确立司法独立，努力建设中立的、成熟的公务员

体系。当然，行政改革还包括建立独立的反贪机构和独立的审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