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争论时代过去了——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专家治国及选举迷信(1) -- 擎箭天使

　　不争论的时代过去了

　　《商务周刊》：此前关于改革的反思主要局限在经济领域。从2004年关于国

有资产流失的争论开始，两年来，争论的范围扩大到老百姓看病难、上学难、买

不起房子等等国计民生的问题，进而有人提出，我们的改革到现在二十七八年了

，有些矛盾积累了下来，有些改革是使少数人受益而使多数人受损，导致社会不

公加大，因此应该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您怎么看这场关于改革的反思？改革倒

退当然没有出路，不过现在有观点认为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争论不利于坚定市

场化改革的方向和信心。

　　潘维：关于对改革的反思，我谈四点看法。

　　第一，我对1980年以来改革的总体评价是，市场化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改革。

我把世界划分为三个集团：成功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失败国家。中国目前处于

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如果冲入第一集团，也会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我国规模大

。然而，不能以改革的成功来否定计划经济也曾经非常成功。拿1959- 1961年的

饥荒，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来全盘否定前25年(1955—1980年)的计划经

济体制，我坚决不同意。25年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与解放前相比的，是与中国前半

个世纪的情形相比的。当看到计划经济的动力开始衰竭，我国党和政府及时调整

了制度方向，放弃指令型经济，改走市场经济道路。应该说，前25年的成功是显

而易见的，后25年的成功也是显而易见的，是50年连续的艰苦奋斗才让中国走到

了今天，没有过去计划经济的成功也不会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成功。这一点不管是

从农村还是城市，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二，今天的公共政策，涉及日益复杂的利益。各方面的利益有矛盾，若不

肯让利益有差异的人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就看不清什么才可能是中立妥协的政

策，也就谈不上和谐的社会。这个社会要想和谐，政策上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

益。过去有些改革者企图“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眼前”利益，要“闯关”。

如果不让利益相关者争论，被“牺牲”者就只好闹“群体事件”了。过去说“不

争论”是指不进行空洞的、传统式的“官方意识形态工作者”之间的争论。十多

年前说的“不争论”是有底线的，就是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普遍的和快速的提升。

今天的社会分化速度很快，所以政策要争论，因为涉及到谁得益，谁受损。

　　第三，市场化改革已经进行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是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

我们搞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计划经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市场经济，每四分之一

个世纪，我们就应该大规模反思一次。没有1980年代初的“反思”，就没有后来

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在第三个四分之一个世纪到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该坐

下来总结一下，反思一下呢？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环境

问题，还有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力等等，都不是小问题，而是全局问

题，方向问题。提出“反思”没有错。没有“反思”，我们怎么会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这些新的目标？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反思，

就提不出这些新的战略目标。无法否认，改革确实出了一些问题。至于如何认识

，如何解决，见仁见智，大家都有权力发表意见。

　　第四，我们需要通过争论去扭转一些舆论导向的重大偏差。这些年来，知识

界的有些观点利用“不争论”原则逐渐蚕食我们的舆论阵地，公然突破我国现代

化建设的三大前提。这三大前提是：一、我们是“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人民的

国家，要求全社会的利益至上，不允许社会利益集团左右社会秩序，不允许挑动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二、社会主义的共识不能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以土地

矿产国家所有和农地集体所有制度为基本特征，这是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保障，

也是强大国家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新帝国主

义国家。中国的发展只能靠自身力量，所以均富的社会主义道路非常宝贵。三、

国家是我们民族安全的最后防线，不允许否定爱国主义，宣扬卖国主义，伤害国

家利益。

　　当然，这种争论本身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这争论不是政府挑起来的，是国

际和国内社会中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结果。比如对第一前提，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和

官员把西方多数决程序下的阶级斗争奉为“神圣”，希望在中国也搞这种程序化

的阶级强权政治，把共产党的领导贴上“集权主义”、“专制”、“威权主义”

的标签。比如对第二前提，总有些人说，改革是要付代价的，拿弱势群体的生活

为自己加上“勇于改革”的顶戴花翎。在改革这个高速列车上，我们不允许把老

弱病残抛出去，社会主义不允许这样做。人民共和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

中华民族的福祉是我们成立国家、支持政府的全部原因，也是我们改革的唯一目

的。什么叫做坚强的军队，能打胜仗的军队是不会把自己士兵的尸体和伤员扔在

战场上的，要带着一起走。同样，共和国发展的高速列车，不允许把老弱病残抛

出去。如果改革是成集团的把弱者抛出去，这种改革必然被人民所唾弃。再比如

对第三前提，前不久才被解聘的一个北大教授说，若当权，我一分钱就把中国卖

给美国做第51 州。还希望中国输掉抗美援朝战争，让美军长驱直入占领北京。这

类“民主人权斗士”得到了西方政府的坚决支持。美国总统在白宫以搂肩膀式的

“亲切会见”来向中国制度挑战。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的大学生们受这样的意识形

态教育。如果我们的教授非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中国人自找的，那就不是什么

自由言论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立场的问题。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如果美国否定

独立战争的合理性，美国的立国之本也就没有了。所以美国大学不允许这种教授

在大学教书。历史的基本面是不能被否定的，底线是不能超越的。我们必须通过

争论来教育人民，加强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

　　《商务周刊》：在这一点上，有学者拿出数据说，改革这个高速列车并没有

抛出去人，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的，只不过并没有那么快，而全世界这20年

贫困人口减少主要的贡献来自中国。

　　潘维：与强大的城市工商业相比，农民是分散的。今天的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与繁荣的城市相对照，乡村非常破败。正因为再这样走下去不行了，所以要建

设新农村，国家要把财富转移到农村去，帮着农民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这

就是社会主义。不管是国家出钱，省里出钱，还是农民自己集资，农村的孩子们

能继续读书，成为能写会算的劳动者，这就是社会主义。如果哪一天搞到我们的

孩子们上不起学了，大部分人看不起病了，那就是我们的政策出了偏差的时候了

，就要反思我们是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立国精神。这一点，到了印度、非洲、拉

丁美洲就能看得很清楚。印度有一半女孩是不上学的，号称有“选择不上学的自

由”。我们中国没有这种“自由”，我们不允许这个国家有一半的女孩不上学，

不认字。让全国人民一起进步，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民本主义”。民

本主义可以上溯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这是《尚书》里记载的上古文

献，号称大禹之孙提出来的。民本主义是我国万世一系的主流价值观。

　　《商务周刊》：前段时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站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被

边缘化”，引起了很多争议。你怎么看待学界这一阵地之争？

　　潘维：首先，很多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反感，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1990年

代。大学里的政治课被称为“马哲”、“毛概”(《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

思想概论》)，教得一塌糊涂，基本上是教条主义。因为反感教条，许多教员自己

也不认真研究，更谈不上认真教学。而今在我们这里被歪曲的马克思，在全世界

都是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包括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他批判一切，批判现存的

制度，批判国家，批判私有制，批判婚姻，批判家庭。马克思的存在，使一切现

存的政府感觉到芒刺在背，所以他是永恒的。今天的多数学生没有真正念过这些

，他们学的是没有《共产党宣言》的马克思，教条的马克思。至于刘国光先生批

评经济学界，他主要批评现在大学培养的经济学者，只热衷学习和讲授关于市场

机制的知识，甚至热衷宣扬关于市场机制的意识形态。至于刘先生提出的解决方

法，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他今天不再是官员，只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那

一代经济学家为建设我国先前的计划经济和后来的市场经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然而，荒唐的是，在当今只学过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看来，他的知识却“

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