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415 筑路支队（1） -- donkeyking

（八）胡大学猝死厕所地边

他叫胡什么名字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他是重庆大学调干生。他个儿很高，有1.85米，长得白白净净，一副典型的书生模样。他比我至少大八岁，不苟言笑，很少与人说话交谈。他是一大组二组的小组长，只要是休息时间他就躺在连那个不足60公分宽，两米长的属于他自己的连铺床位上抱头沉思。后来我通过他点点滴滴的言谈，才知道他当过国民党的远征军，可没有上过火线，一穿上军服日本人就投降了。此后回到学校读书，解放后考入西南革大，毕业后分到重庆人民银行工作，后作为调干生再去深造。1957年整风鸣放，重大电机系教授董时光划成右派，他在一次座谈上公开为董辩护说：“董时光要反党，为什么要在1955年大老远的从美国回来？既回来又为什么要去反党？从逻辑上讲不通，除非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回来的。”想不到就这么几句话，被划成右派开除学籍送来“劳动教养”。一次我请他为墙报写稿，他久久地望着我，好一阵后才说：“晓枫，我现在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早一天改造好回家去陪孩子老婆。写什么稿？你不就是写稿写出右派来的吗？小伙子，要吸取教训啊！”我语塞，不知说什么好。他拍拍我的肩头继续说：“这里是劳教队，专政机关，我们一定要少写少说，不要再惹出麻烦。我家庭包袱大，爱人又没工作，孩子在读书，一天愁死了。”

胡大学为了帮助家里，每月“工资”除去伙食费后把余下来的八元人民币一个子儿不剩的全寄回重庆老家，从不买生活用品和“进口货”（当时修铁路的粮食供应标准尽管比农场高，但也不够吃，常常觉得肚子饿。原因是没有油荤和副食品，再者劳动强度太大。打隧道全是用的铁锤炮钎，那铁锤最轻的都是八磅重，要用力重击铁钎才能把岩石打个米印。一个炮眼浅的一米，深的1.8米，可想要用多少力气？上拱发旋用的力气更大，两个人要把重达三百多公斤的拱石抬上马架，腰板常常压成了一张弓。因此，我们大多数人都把余下的钱买“进口货”，不向家里要就算好的了。胡大学身高体大，热能消耗自然比我们多）。我们渐次发现他瘦了，常背着人喝盐开水和吃折耳根（一种野菜）。一天天特热，毒毒的太阳挂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上，照得工地生焰吐火。他突然晕倒在路基上，我急忙把他扶在树阴下休息，提醒道：“胡大学，你不要太节省了，得买东西吃啊！不要饿坏了身体。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警觉看看四周说：“晓枫，你是好人，说话得注意。不要担心，我自来有贫血。”说话间，监工的干部从老远走来，他立即站起来拿上工具，又吆吆喝喝干活去了。出于关心，我把这情况向中队管生活的事务长作了报告，建议能否给他增加一点粮食标准。事务长把眼睛一愣，大声申斥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是你能管的吗？”吓得我连声认错。没过多久时间，在一个冬天早上，起床后有人发现胡大学长伸伸地躺在厕所地边，睡觉了，跑上前不停摇拽，可他没反映，原来早已咽气了。中队长叫来卫生员检查，想把死因弄个清楚。卫生员背着药箱跑来东敲敲西按按。一敲是浊音，一按是水祸，皱着眉半天不表态。包中队长等不及了，忙问：“什么病？”卫生员想了好久才找出一个适当的医学术语说：“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心脏衰竭而死。”中队长不满意地盯了卫生员一眼，不屑地说：“什么心脏衰竭？我还不知是痨病。看着干什么，快把他埋了，免得传染人。”

胡大学走了，默默地走了，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家里没有人供养的妻子和孩子。

（九）惊天大案“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

“415”筑路支队的管理干部说，“劳动教养”要过“三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改造关。”所谓“生活关”就是忍受饥饿，纵然饿死也要无怨言；“劳动关”就是超负荷的加班加点劳动，累死了也要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思想改造关”就是在每晚的学习会上自己骂自己、践踏自己，骂得越厉害，践踏得越彻底就是“改造得越好”。要说饥饿，这是我一生体会得最深得东西。1958年12月28日我被关进“收容所”（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集中的第一站），两餐是带臭味的麦麸。那又黑又粗劣的麦麸一装进肚子后立即将肠胃的水分吸干，石头似的大便要用指头才能抠得出来。每当集体上厕解便只听得一片啊哟声，那被抠出的“石块”总带着殷红的血液。就这样粗劣的带着臭味的麦麸，每人每天定量不足八市两，“抢饭”之风就有发生。此时还未有所谓的“自然灾害”，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毛泽东要用慢性的饥饿手段来扑杀这批“异类”，这也是他比斯大林的高明之处。他曾美其名日，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不是不杀，是无罪可杀，一当抓住你点点可疑东西，就会大开杀戒），大部分不抓（怎不抓，仅反右就抓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称“劳教”是“饥饿加折磨”的 “慢性扑杀”。不少难友由于经受不住这种精神上的侮辱，物质上的掠夺、肉体上的施暴，不少人选择了速死。其办法：一是自杀（割喉、自镒、跳岩）；二是逃跑（冒着枪子与死亡的危险）；三是无声的反抗（腹诽心谤）。发生在1962年夏的四川省劳改局“415”劳教筑路支队的“中国马列主义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惊天大案，就是在这种“慢性扑杀”背景下演变发生的。

1960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415”筑路支队转调凉山喜德县修筑成昆铁路，到了1961年4月又转调到四川广元地区修筑广旺（广元至旺苍）铁路。此时正值所谓的“自然灾害”。我们53斤的月粮食定量骤然降到42斤，实际吃到肚里的不足35斤。在那个“米贵如珠”的岁月，黑市粮食每斤高达人民币五元，纵是一斤红苕、南瓜每斤也卖到一点五元人民币。我们每月的“工资”扣去1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外刚好可买一斤黑市粮。饥饿，可怕的饥饿；扑杀，残忍的扑杀。这时我们都是已有四年“工龄”的“教民”，大家对“摘帽”或“解教”已不感兴趣，成日所关注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不受饥饿熬煎之苦。于是劳教队出现了许多怪异现象：一是不少人纷纷将自己值钱的衣被或手表，拿去向驻地四周的老乡换取食物；二是贿赂炊事员或讨好伙食换取打饭时能照顾一下；三是凡家里有食物寄来的难友每日出工必须背在身上，纵是晚上睡觉也得抱在怀中，否则立刻不翼而飞；四是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而且多是心理衰竭的瘁死；五是出现逃跑潮，本人也是其中一员。为此筑路支队在管理也进入了空前的残酷残忍。批判斗争，捆绑打吊，带铐砸镣，每天都有。我是全中队著名的不怕捆，不怕吊的好汉。“衣服换馍，偷粮食，”外加“生吃猪肉活吞鸡”。当我把自己衣服换完吃掉后，出于报复便专偷干部的衣服去换。一次落马被捆绑打吊整整一天（至今天阴手臂还阵阵麻痛），第二天照干不误。我们中队最先逃跑的是张先痴（南充市文联《嘉陵江》文艺编辑）、周茂其（巴中市人行干部），他们从天津取道准备偷渡香港，后被逮捕归案分别判处10年、15年有期徒刑。我于1961年春未夏初砸铐逃跑，行至广元市即被抓捕关于集训队小监。

何谓“集训队”？这是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蔑视人权的又一“重大发明”。他们发现纵把这些异类关进监狱，并不能得到“改造思想”的理想效果，于是采取分化瓦解，以人治人和队中设队，监内设监双管齐下的手段。首先他们把劳教分子分为“左、中、右”三个大类。所谓积极接受改造的（即那些失去人格与尊严，专视检举发打小报告，企图用别人痛苦去换取提前“摘帽解教”），一般接受改造的（指那些既不反抗，也不卖命，但在劳动与生活上也任劳任怨，即所谓中间派），反改造的（指那些不向政府靠拢，从不打小报告，坚持个性与人格尊严的反对派）。在反改造分子中又分为三类，即经过批斗愿意悔改认错的，虽未悔改认错但仍能争取转变的，“坚持反立场”不改的死硬派。第一、二类在严格的监督下作为“反面教员”留中队继续改造，以警示其它“教民”；第三类送到“415”支队直管的集训队“改造”。集训队出工有武警押着，晚上睡觉有武警看着，大小便有武警跟着。这样他们还嫌不能折磨人和侮辱人，又专门设置了小监。顾名思义即单独牢房。被关押的人不劳动，月定量为22斤，每日八两，吃住拉撒在一个屋子里。人是群居动物，把你单独隔离关押，既不能吃饱又不见日光，还无人说话交谈，可想而知是一种什么味道？当时集训队有三百多人，单关的有20多人，我也是单关的一个。

我在小监关押了近两个月，一天突然把我放了出来，叫我回薛家桥新建的二中队报到，奇怪竟无人押送。这时才得知毛泽东因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导致全国的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得到了平反，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新建的薛家桥二中队为清一色右派，都是当年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小有名气。中队编制不再叫大组小组，而改为分队小队。除中队长是劳改干部外，分队长、小队长均是“教民”。在人员到齐后，中队长的第一次讲话突然称我们为“同志”，态度十分和蔼，一改训骂的冷峻面孔。阴云突扫，阳光初露，大家心里十分窃喜，不幸的命运终于有了转变。想不到这场美梦不足一月瓦解冰消，中队长又拉长脸孔训人骂人了，我们又回到“贱民”身份。后来才得知毛泽东对右派“情有独钟”。当他得知有人要给右派平反时，他急忙出来发话：“右派不存在甄别问题。”全国立即急煞车。

于是不满、愤怒、仇恨在胸中燃烧。此时正值苏共召开21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除继续揭露清算斯大林残暴专横的罪恶外，还肯定铁托和南斯拉夫马列主义联盟的功绩。一时大家借题发挥，认为“中共太残暴”，“毛泽东是斯大林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民主自由”，“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人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是乱来胡搞”，“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共产党要向全国人民清罪，毛泽东应引咎辞职”，“中国共产党应学南斯拉夫铁托，把一党专政的共产党更为马列主义联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