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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客：“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读《大碰撞》兼答“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

解题：首先要解释一下“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的含义。这也算是一个典故吧。《大碰撞》一书的第52节《高尚全：建议中央最高领导出来讲话》讲的是“西山会议”的内幕。在其中的264页有这样一段——

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在2005年曾因对目前的研究生招生制度不满，发表公开信宣布“罢招”而轰动一时，并且登上《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他风趣地讲述了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那位哥儿们”。“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搞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的座位是他永远在最左边，我在右边。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而且提问会提到尖锐的涉及到毛主席评价的问题，他是完全的毛泽东主义者”。故事让与会者都笑了起来，给严肃的会议增添了活跃气氛。

贺卫方先生机智幽默，语含禅机。显然，他把阻止《物权法》的北大法学院的巩献田先生划入了“坐在考官席左边”的队列，而贺卫方先生则自居“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贺卫方先生的发言引起共鸣，说明“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也都是“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笔者在本文中就借用这个典故来指称那些反对反思改革、高倡改革的人们，其中既包括“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也包括那些呼吁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坚持改革不动摇”、上书中央“不能让否定改革的观点继续泛滥”的大人先生们。

一．大碰撞撞击出了什么共识？

2004年以来，反思改革的浪潮风起云涌，甚至把所谓的“改革年”的2005年变成了“改革反思年”，而且反思改革的浪潮至今仍然没有止息的迹象。期间出来了许多书，包括《郎旋风》、《刘旋风》等。明白地说，这些书都是“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搞出来的，而“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则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么深谙“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箴言，一言不发，旁若无事；要么只言片语，像大街上胆怯的人吵架一样，骂上两句、不待对方反应就匆匆窜入围攻的人群不知所终。当然也要个别人按捺不住，站出来长篇大论，可惜没有什么帮腔的，长篇大论后才发现“拔剑四顾心茫然”。因此，也就没有搞出一本什么有分量的书出来。不久前，在书店发现了马国川先生的《大碰撞》，携回细读，深有所悟。一位好友在我推荐下看完该书，他与我交换意见时说：“‘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终于出手了”。我则答曰：“于我心有戚戚焉”。

《大碰撞》一书看似秉持客观、公正、中立的立场，其实骨子是与“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站在一起，对第三次大争论进行歪曲性的描述。证据可以信手拈来。就以讲述“西山会议”的内幕的第52节《高尚全：建议中央最高领导出来讲话》来说吧。“西山会议”的现场记录全文已经在网上公布出来，有心人都记得其中最露骨的是贺卫方先生的言论。他公然提出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鼓吹党应该分成多个派别、忽悠军队国家化，等等。可是，《大碰撞》一书的作者根本就不提这些“真知灼见”，而是以一个笑话来掩盖事实真相——就象有人不谈问题，以一句“今天天气真好”来搪塞一样。难道作者真的不知道贺卫方先生的言论？不可能。既然是自称在总结第三次大争论的历史，就应该详实地搜罗材料，而且“西山会议”的现场记录全文已经在网上公布出来，找起来并不困难。到底是马国川先生不屑、不敢还是不愿把真相告诉读者呢？不管出于那种考虑，都有违做一个真实历史记录者的良知！

那么，为什么马国川先生回避真实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的书并非是个人的“成果”，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只要把书中的回目看一看，数一数“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提到几人、“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占据多少席位就会明白，这与真实的第三次大争论——“坐在考官席左边”的人们慷慨陈辞、“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谨言慎行——完全不同。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某些人在试图掩盖什么、歪曲什么。至于马先生背后是什么人，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者，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的大人先生，都不重要。

事实上，马先生在书出版后不久，就袒露了他不尊重历史的心迹。10月16日，他在解释《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出了“火花”，更撞出了共识。请看他的这篇“自供状”——

记者：在本书中，我们看到在这场有关改革的大争论当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如吴敬琏、张维迎、刘国光等等都卷入其中，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言论和观点对于改革的走向将起到影响作用。请问，在这场思想的“大碰撞”当中，到底撞击出了什么？这些争论对于中国经济日后的走向起到了哪些作用？

马国川：我认为，改革有争论是好事，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就曾向我国的学者介绍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乃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在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思想的“大碰撞”不但撞击出了“火花”，更撞击出了两大共识：

第一必须坚持改革不动摇。28年的实践告诉人们，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繁荣、富裕的今天。但是改革尚未完成，某些方面的改革存在不少重大的缺陷和不足。发轫于国企产权改革，演变至“改革去向何方”的这场大讨论可说是中国改革进入“爬陡坡”阶段的必然产物。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无疑触及了普通大众的敏感神经，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被学者视为新民生的三大问题，贫富、城乡差距的拉大亦令“改革的普惠性”打折扣。然而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更加彻底的改革来解决。

第二．让人们共享改革成果。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问题警示我们，浪漫主义的改革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改革模式应该由“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广泛参与的改革。所有的改革都应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既参与改革的设计，也参与改革的评估，让他们享有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只有这样才能让改革获得人们的支持，才能确保人民能从改革中分享改革的成果。

思想的“大碰撞”真的撞出了共识吗？眼前就有一个例子，说明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共识。

《大碰撞》一书出版后虽然在书店里摆在显眼的位置（耐人寻味的是，在河北图书大厦甚至《大碰撞》和某公的三卷〈文选〉并列），但是在舆论界并没有什么回响。倒是昨天的〈中国保险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别无选择“大碰撞”〉，作者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鲁宁”先生。这位“鲁宁”先生自陈“也是‘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一个主动参与者”，“受社会责任心驱使，也是对改革命运的担忧先后发表系列评论，义无反顾地力挺改革，为之鼓劲加油”，他不无得意地说——

在这组文章中，我从多个角度阐述和求证下述观点和看法：包括中国为何在“十年动乱”后不得不选择改革开放；改革推进力量的“内生性”决定着改革的渐进性；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失控集中暴露出“伪市场化改革”必然遭致的报应；改革必须尽快补课政改、社改、文改的“短板”；硬着头皮深化改革是改革纠偏惟一的路径依赖；搬掉压在低层社会和大都数民众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作修修补补式的“利益补偿”只治标不治本，惟有通过制度重构施以标本兼治方收实效；改革的前途关乎执政党的前途命运等等。决非巧合的是，《大碰撞》之作者与我，居然在上述事关改革的宏大叙事中观点相通，价值判断相近。

基于上述观点和立场，我在上述文章中提练出一个带根本性的价值判断：改革不能停，改革不进则退，改革必须继续推进！

看来，这位“鲁宁”先生与马国川先生有高度共识，可是却与本人没有任何共识可言。在他们看来，“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其论调无非是拾人牙慧，与周瑞金先生“改革不可改革”如出一辙。笔者观点与他们相反，改革必须停下来，改革必须反思！我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共识，与我有同样观点的人们还有很多。马先生所说“思想的大碰撞撞出了共识”不是自欺欺人之谈吗？

二．“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在今天，再空言什么“改革必须继续推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对“改革”本身发生了认识上的歧义。

在八十年代，基于普遍贫苦的社会现实，全社会都有变法图强的愿望、因此在改革上有高度“共识”。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无疑，这个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然而，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比之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程。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在广阔范围内的货币化进程（这极大的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到了改革之外。改革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

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就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困惑地问道：“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不过，吴敬琏先生言轻了。改革不止是已经失去了动力，而是陷入了重围。因为在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今天，曾有过的改革“共识”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了。

官员心中的改革是自肥的改革。易中天先生在谈论王安石变法时沉痛地说：“改革帮了腐败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革。不，他们不害怕改革，也不害怕不改革，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革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扫黄，他们就收扫黄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毛！”今天的官员怕改革吗？当然不怕。医疗制度改革不触动官员利益、公车改革蜕变成“自我加薪”、教育改革让官员子弟更有机会进入名校读书，他们怎么能够反对改革呢？

商人期盼的改革是分肥的改革。商人是没有立场的，他们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旨归。在官员主导改革的时候，他们就期盼着与官员分肥。事实上，在改革中涌现出的大批富豪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间就能够聚敛在西方国家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才能聚集的财富，就是他们与官员私下勾结、瓜分公民财富的结果。所以，他们拥护自肥的改革，一方面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期望分得更多的“羹汤”。

老百姓希望的改革是分享成果的改革。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改革大多是以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结局。这突出地表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及其私有化进程上。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过程中，出发点良好且设计相对周密的改革措施在实践中被扭曲从而走样变形，几乎成为一种通例。老百姓希望——这也是他们的权利——改革不要再以他们的利益一再受损为代价，而是让他们同样分享改革的成果。

改革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破裂，改革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丧失。在1980年代曾经激起无数人的热情和企盼的改革话语已经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中失去正当性。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财和私财的瓜分与掠夺，意味着他们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负担的加重。在被称之为改革的社会过程中，社会不公的现象与日俱增，而这种不公平感，正在日益瓦解改革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19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改革动力已经基本丧失。改革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现实中改革代价承担者的出现，以及人们对于自己成为改革代价承担者的恐惧。

但是，在官员主导的改革中，老百姓的利益够得到保障吗？假如得不到保障，老百姓当然有权利大声地说——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

三．“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的道德号召力已经丧失

我们承认，“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曾经是人们心中的改革勇士，同时他们的道德力量也让他们自信。例如，在第二次改革大争论（1989—1992）中，吴敬琏就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

当时，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再起。而且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变成了“姓‘社’姓‘资”’的问题。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经济问题座谈会，邀请了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有林、袁木、许毅、吴敬琏等十多位经济学家出席。有林、袁木、许毅等人说改革出了方向性的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吴敬琏发言针锋相对，说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邓小平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

吴敬琏以一介学者身份，敢于与权高位重的人当面“碰撞”，其道德勇气殊为可嘉。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改革成败与道德无关。凭心而论，王安石既不是奸佞，也不是小人。他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应该说都是过得硬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而且很可能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织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里面固然有惺惺相惜的成分，但两人毕竟长期政见不和，苏东坡也毕竟是因攻击新政而罹祸的，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这岂是小人的作为？而且王安石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既有热情又有头脑的改革者之一。为了改革，他殚精竭虑恪尽职守，不但弄得身心交瘁众叛亲离，而且搭上了爱子的性命（因吕惠卿故发病而死）。何况他的新法都是深思熟虑且利国利民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呢？王安石辞官回家，最后忧病而死，新法也被废。

所以，道德是无力的。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改革者的道德也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他们不能做到清白自守，那么他们就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感召力，让别人认为他们的改革是出诸私心而不是为了公义。问题是，当改革走到今天的时候，那些“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在无力唤起人们的热情的时候，他们曾经赖以自恃的道德优越感也岌岌可危。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事实一，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暴富家族，总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2000年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大陆学术腐败成改革的绊脚石》的文章,其中有一节题为“传厉以宁家族暴富”,并配以厉家的全家福照片。厉以宁之子厉伟于2000年5月向香港法庭起诉香港这家杂志的“出版公司”及该杂志的“出版人”刘达文和印刷人。在厉伟和刘达文双方争执不下、刘达文奋而反抗的过程中，厉伟起诉香港这家杂志案却逐渐不了了之。由于内地有经济学家上书全国人大，要求调查厉以宁家族，所以厉伟不希望把事情搞大,也就不了了之。

事实二，2000年夏天，《财经》杂志发文揭露了某些基金的炒作黑幕,结果受到了证券界强大势力的压制。随后,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了一系列批评中国股市的言论。于是，厉以宁与董辅礻乃、萧灼基、吴晓求、韩志国举行与记者的“恳谈会”。五位经济学家认为,“股市到了危急关头”。时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杨帆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德强教授和社科院的左大培发表了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开信称：“大批经济学家投身股市，与庄共舞，成为庄家的代言人，为这个过度投机的股市喝彩叫好，造势做市。如不制止，中国将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将肆无忌惮地掠夺社会财富，加速两极分化，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左右中国政局的发展，出卖中国利益。”公开信在对策中称：“凡参与制定证券立法的两会代表,其本人和直系亲属不得参与证券业的经营;根据揭发,个别人大常委、经济学家,其子女在深圳从事证券活动有上亿元资产,社会影响极坏,应该作出解释并接受调查。”杨帆在接受《嘹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公开信发表后他在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朋友告诉他,厉以宁的压力很大。“厉私下称,我也没得罪他们,他们干吧跟我过不去?”

事实三，不久前，国家审计暑对国家发改委的审计报告披露：截至2005年底，发展改革委所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全额财政补助社团）用结余资金和下属单位上缴款共计220.99万元为12名职工购买了某保险公司“员工福利团体退休金保险分红型A”商业保险。上述做法，不符合财政部、监察部《关于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用公款为干部职工购买商业保险的险种“限于本规定第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意外伤害险，以及与建立补充医疗保险相关的险种”的规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尚全先生。一个是一向以聚集了改革精英自居的单位、一个是一向以改革领军人物自诩的高官，我们一直认为他们是学识渊博、德为世范的伟大人物，一定是我们这些草民苍生万分景仰的长者师者甚至是精神领袖了，可恰恰是这些人挪用纳税人的220万公款为自己购买商业保险，再有“理性”的人们也只能目瞪口呆，然后说一声：呸！

事实四，高尚全先生的子女都在美国，吴敬琏两个千金（只有这两个）也早已移居美国。父母当然不能做儿女的主，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号称“我的命运与改革联在一起”的人们的孩子纷纷远走他乡？张维迎先生是否有美国绿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使改革导致天下大乱，他也可以远走高飞，仍然可以在英美大学做教授。我常常记得鲁迅先生的话：“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谨遵先生的教导，现在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自称改革者的人们”。因为一旦天下不宁，他们可以“飞鸟各投林”，而我们这些小民只有听天由命！

可是，就是这些人们，一再呼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要“理性对待改革”。听着这样冠冕堂皇的话，我们就感到齿冷。假如我们也有儿女在美国安家、假如我们也有英国的导师，我们也可以大声疾呼“用历史唯物主义评价改革”、要“理性对待改革”。

“坐在考官席右边的先生们”，请你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吧。在27年的改革中，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他们从一开始就面对着高企的房价、严峻的失业压力和昂贵的教育，从一开始就目睹四处蔓延的不公、不义等种种改革后遗症。新一代人将不可能对改革感恩戴德，也没有任何理由宽恕改革。这种态度，很可能在未来某一个不起眼的时机上对改革形成致命一击！

四．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

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改革的现状。

目前，各种矛盾，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都非常尖锐。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渴望通过变革改变不满意的现实。人们对现实不满，对“改革”不满，不见得表征他不支持改革，只能表征他内心深处渴望着“另一种改革”。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正盼望着真正的土地改革。他们上访、保卫土地、爬上塔吊，其实是在表达“另一种改革”的渴望。只不过没有人听得懂，或者听懂了故意装作不懂而已。所以，再空喊“坚持改革不动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徒然惹人耻笑而已。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改革不改革的问题，而是“谁来改革，改革什么，怎样改革”？

谁来改革？还是那些官员们来主导吗？如果是这样，改革的后果可以预料。在严格的意义上，我认同吴敬琏先生三年前说过的话：“我认为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1992年以后，改革的主要危险并不一定来自保守力量，而在于是否在社会变革中兼顾公正。不然的话，老百姓不认你这个改革。如果他们因为基本利益受到损害而寄希望于保守力量，事情就会变得很麻烦”。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改革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这个改革当然不需要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是为了好听，更不能总让老百姓作牺牲。假如仍然由那些官员们来主导改革，改革只能激起人们更大的义愤。

改革的动力是利益诱导，这很重要。但这个动力在部门主导的各行业的改革和地方党政干部主导的基层改革中，是很可疑的。部门改革，我们看到的是部门利益的膨胀，是一个个“霸王条款”的产生。有权的改成了特权，没权的连人权也改没了。谁还站在公众的立场上设计改革，推行改革？指望各部门的技术官僚，不可能。政府各个部门可以随意税外收费，发一个文件就可以收费，我们现在收税的交通、工商、质监等等，几乎没有哪一个政府部门不收税，估计除了政府的研究室不收税，剩下的都可以。老百姓为什么反感改革？该好好想想，究竟是谁把改革给弄臭了？有些改革算不算改革？譬如说像“债转股”一类的改革只能算“假改革”、“逆向改革”。再比如，地方基层改革，一些有权的干部变着法子提高自己收入，灰色收入合法化，潜规则纷纷浮出水面。一个车改，补贴打到工资里，月收入翻倍，再一个招待费改革，月收入又增加一倍，还有，只要你在位不贪污，或者说只要不犯事，不被抓住，退休时还有一大笔廉正补贴。当初，这些改革都打着节约经费的幌子，但改革实施后，财政反而不堪重负。在财政比较富裕的苏南一些县级市，仅一个车改，财政都无法支撑了。这样的改革是借改革寻租，走到了改革的反面，是灰色改革，扭曲的改革。还有一个例子。现在一些基层政府对企业的审批更多了，收费更狠了。为什么？个别基层官员说，原来都是公有制企业，政府有义务提供服务，但现在改制了，都成了私有企业。我们凭什么？

改革什么？是继续改革群众的利益吗？这样的改革必须废止！改革，改来改去最需要改的是改政府，改官员。海南的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曾做了一个专家调查，其中一个问题“当前影响改革推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绝大多数回答“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谁是这些年改革最大的即得利益者？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另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是：党政干部。其中透露的信息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我们的政府昂贵、低效、权力大、不透明，但你要它自己改，动力是不够的，而且可能走歪。部门改革真的到位，部门特权就没有了，甚至部门本身都将不存在了。这相当于改革者要自己掐死自己，这怎么可能？事实上，权力很大的部门从来都是借机寻求部门利益最大化。譬如，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但是宏观调控到不同部门手中就会变成不同部门巩固自己的利益的机会。所以，中央决策不过是部门决策要考虑的一个变量，而在这个变量的约束下，部门官员要追求的一定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在中美财政支出比较中发现，中国财政支出项目最容易膨胀的项目是行政公务支出和直接投资经济建设，中国占财政总支出将近50%，美国占17%，而最不容易膨胀是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只占25%，恰恰相反，美国最容易膨胀是公民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一块，占75%，因为选举压力大。我们曾经看到过所谓“基金黑幕”，其实还可能有“财政转移支付黑幕”以及其他更多黑幕。“财政转移支付黑幕”在国家审计署李金华手里，已经露出一角。94年财税改革后，中央政府越来越有钱，部门权力随之越来越大。中央随便一个项目都是几百万，有些地方派出一个副县长、或者副市长、副书记住在北京，最后无非就是为了拿到那一个个项目。算一算，全国一共有两千六百多个县，每个县都有“驻京办”，而且装修得非常好。除地方外，大学、工厂、地市及省里的多个部门也都有“驻京办”，而且一家比一家豪华。钱从那里来，向那里去，查一查一定有许多故事。所以，改革的对象不应该再是老百姓，而是政府官员！

顶一个

知识分子从来没有主持过改革，主持改革的是技术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