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四）全文完

审判还没有结束，调查者之间就开始相互指责。

检察官伊萨·科斯托耶夫在莫斯科接受了一系列记者采访。他说将奇卡季洛捉拿归案为时如此之久，这并不是他的错误。他指责罗斯托夫民警方面没有按照他的思路破案。他认为本案凶手曾经是某个嫌疑人（奇卡季洛1984年被列入嫌疑人名单）。在好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暗示说民警有意对他隐瞒奇卡季洛的资料。

这种说法不可能让人相信。1987年，鲍洛科夫曾经就“窄林”案的情况作了资料汇编并在全苏联范围内散发。在这本资料汇编当中，奇卡季洛排列在所有嫌疑人的第九位。资料汇编是对案件的简要介绍，只要有人参与本案的调查工作，他就可以拿到这样一本资料汇编。如果科斯托耶夫直到1990年凶手在顿列斯霍兹车站附近出现的时候才读到这本汇编并意识到奇卡季洛就是凶手，这只能说明他本人没有完成本职工作。

科斯托耶夫还对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为本案做出的贡献进行肆意诋毁。他告诉记者们，布哈诺夫斯基对凶手的描述报告出现了错误，并暗示布哈诺夫斯基进入案件调查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这样的说法让布哈诺夫斯基非常生气，因为他对凶手进行描述以及协助案件调查都是义务工作。对于科斯托耶夫的做法，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反击说，如果能够按照他对凶手的描述进行排查，把嫌疑人界定为异性恋者，有过教育工作者和工厂工作背景，那么科斯托耶夫可以在1987年破案。这样还可以挽救至少十几条人命。

“科斯托耶夫一直想从同性恋者当中找到凶手，因为这是一个他可以使用恐怖手段的领域。”布哈诺夫斯基说。

事实不仅仅是恐怖的问题。至少有五个人因为谋杀或者案件侦破的原因自杀身亡。第一个自杀者是弗拉基米尔·佩切利查。他曾经被法庭判处过强奸罪。1982年因为吕波芙·比尤克遇害被民警列入嫌疑人名单；接下来的自杀者是维克托·切尔尼亚耶夫、叶夫根尼·沃卢耶夫和阿纳托利·奥特立兹诺夫。三人都是罗斯托夫同性恋嫌疑人。1990年，遇害者之一的亚历山大·捷柯诺夫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捷柯诺夫在儿子遇害一年后割腕自杀，很显然是对自己在儿子遇上奇卡季洛的前一天痛打他一顿的行为感到非常懊悔。至于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因为杀害叶莲娜·扎科特诺娃于1979年被处决。1992年，法庭认定奇卡季洛才是真正的凶手。

鲍洛科夫和费季索夫可以断定，如果不是因为实验室的分析出现问题，他们本来可以早一些抓获奇卡季洛。但是他们两人很快就认识到，调查者们也犯下了很多错误，特别是在案件的早期调查阶段错误更多。1985年，当纳塔利亚·波赫立斯托娃在莫斯科遇害之后，他们没有从NEVZ工厂的相关记录中确认奇卡季洛在案发时在莫斯科出差的事实。1984年，有人发现在新沙赫提斯克市中心德米特里·帕塔什尼科夫和一个陌生人走在一起。但是民警们没有让这个目击者出来辨认奇卡季洛。塔季扬娜·佩特罗斯扬和伊琳娜·杜南科娃是两个认识奇卡季洛的遇害者。调查者们也没有将她们两人与奇卡季洛联系起来。但是这些错误与1984年通过血型调查排除奇卡季洛的谋杀嫌疑相比，后者显然更加严重。

内务部就民警在此案中的表现进行了两次内部调查。一次针对1979年判处克拉夫琴科有罪的决定；另外一次针对尤里·卡列尼克和其他与古科沃智障儿童之家有关的年轻人受到民警追查的事情。正因为受到民警的追查，导致卡列尼克在牢里呆了五年。

后面的这项调查显然进行得非常不彻底。1992年夏天，卡列尼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没有人找到他，向他了解他从前怎样供认自己是好几起“窄林”案的凶手。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做了，他也许会听到非常骇人的说法。

卡列尼克回忆说，在刚刚开始审讯他的时候，“有个叫做瓦列里·别科列米什科夫的侦查员“会给我暗示”。他会说：‘我们一直在跟踪你。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你杀了人。’他告诉我会用什么样的罪名起诉我。他还误导我。他不给我详细的情况，但是会给我暗示。他们把我当作傻瓜，因为我是从儿童之家里出来的。可我不傻。我知道有些事情和强奸、杀人有关——还把眼睛给挖了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什么都没干。但是他说：‘我们都知道是你干的。’他们恐吓我。他说现在我已经到了除了招供就别无选择的局面。接着他们说，我是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就算我招供了，法庭也不会给我定罪。他们拿出一本法律书，让我看看有关的条文。别科列米什科夫拍着我的头——不算很用力，说道：‘好好考虑考虑。’然后就把我送回牢里。第二天，这一切又重新来过。”

“他们打我。”卡列尼克说。不是别科列米什科夫打的，而是他的手下。“在我回到监号的时候打我。还把我扔进囚车里打我，是一个警员干的。”

问到卡列尼克是否被打伤的时候，他对此非常不屑。“让我告诉你，民警打人的方法非常科学，”他回答道。“他们不会留下痕迹。他们知道该打哪个地方，例如，腰肾等地方。他们用毛巾裹着手，这样就不会打出血。这样的事情他们干得太多了，而你和他们相比太单纯，太弱小了。他们会对你说：‘你没有任何证据。我们总是正确的。’”

在有了几天这样的经历之后，卡列尼克只好屈服。他多少指望民警们对他的保证有效——作为有智障的人，法庭不会判他有罪。

“我招供了，”九年后他说道。“我还得为健康着想。要编造整个谋杀过程并不难，因为他们已经提到了很多犯罪详情。招供之后，他们没有再打我，还给我带来香烟。”

既然作出了不实供认，卡列尼克发现通过下一步检测是件容易的事情。调查者们给他看了三张照片，其中一张是遇害者。“刚一开始我会把另外的人指认为遇害者。接着他们会说：‘仔细想想。’你明白吗？他们在帮助我。于是我就指认另外一个人。”

他说，在指认犯罪现场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他们给我提示，”他回忆道。“例如在新沙赫提斯克音乐学校。他们会暗示这一点。我知道要说我在音乐学校遇到了遇害者。他们用非常聪明的语言指导我。他们不会说，‘往那儿走。’不，他们有比这聪明得多的说法。他们会用暗示来办到这一点。时间过去很久了，我记不清到底他们是怎样说的，明白吗？如果我走错了地方，他们会说，‘好好想想！’”

俄国的嫌疑人在受到审讯的时候怎样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任何人在听了卡列尼克的故事后，他都能够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建议。

与其他受到“窄林”谋杀案困扰的人们一样，尤里·卡列尼克没有在审判的时候浪费自己的精力前来旁听。在俄国崩溃的经济环境当中，他忙于维持自己的生存。1988年获释之后，他没有重操过去学到的工作：铺地板。他在古科沃的儿童之家当上了一名锅炉工，每个月可以挣到相当于几个美元的工资。这样他多少感到安全一点。他说，不论什么时候遇上民警，他都尽量避开他们。

瓦列里·伊万年科是维克托·鲍洛科夫在罗斯托夫同性恋社区当中的线人，在奇卡季洛被捕后不久突然中风。他全身瘫痪，丧失了语言能力，在六天后死去。他的母亲在几年前已经去世。他是个单身汉，没有朋友。他的葬礼是维克托·鲍洛科夫安排的。

鲍里斯·潘菲洛夫是几百个受到“窄林”案牵连的同性恋者之一。在出狱后，他一直在设法重新开始他的生活。他回到了学校里并选学了经济学课程，希望在俄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当中成为一个商人。

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充分利用了经济机制转型的机会。他成为了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生意人。他虽然依旧在罗斯托夫医学研究所里任职，但是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名为“凤凰”的私人精神病诊所。他说，有些来到诊所里看病的人的情况与安德烈·奇卡季洛早年时期非常类似。他担心俄罗斯很可能爆发瘟疫一样出现许多连环杀手。

布哈诺夫斯基继续与民警局保持着联系。他常常为民警局撰写可以用于凶案调查的材料。他现在正在着手组织一次研讨会。这个会议将是个国际性的，预计在1993年召开，将专门对罗斯托夫的系列谋杀案进行讨论。奇卡季洛的案子自然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几个参与过案件调查的民警人员获得了提升。弗拉基米尔·克列伊什尼科夫在奇卡季洛被捕后不久被提升为将军并调到了莫斯科。他现在是内务部刑事侦搜局局长，负责在全俄罗斯范围内追捕刑事犯罪分子的工作。

米哈伊尔·费季索夫更愿意继续留在罗斯托夫。在1991年8月的流产政变之后，共产党被停止活动。他退出了共产党。不久之后，在他的办公桌后面的墙壁上挂起了鲍里斯·叶利钦的肖像。费季索夫继续在民警局推行他的现代化措施。民警局有了电脑和新的带有无线电通话设施的警车。1992年夏天，他的办公室里有了第一台个人电脑。

鲍洛科夫被提升为中校，继续带领一支特别分队负责罗斯托夫的性犯罪调查工作。在“窄林”案调查期间，他办公室的文件柜上曾经放着克格勃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肖像。现在他已经把这幅肖像取了下来。虽然他将奇卡季洛绳之以法，但是他却没有获得任何嘉奖。想一想在案件调查当中他与那么多的重要人物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结果不会让人吃惊。他担心的事情是，1996年他就要满50岁，到时候他可能拿不到上校警衔。如果事情果真如此，他将被迫退休。他不想放弃他的民警工作。

在他回忆起“窄林”案件的时候，他好像感觉到做了一场恶梦。他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他时常感到头疼；每一次乘坐火车，他都下意识地从每个乘客的脸上寻找凶手那双邪恶的眼睛。他并不相信宗教。但是有时候他觉得他应该感谢上帝，或者感谢某些自然的力量。是他们寄予了他意志，让他在8年的时光当中一直不懈地追踪下去。

在对奇卡季洛的审讯工作结束之后，他想将更多的时间用在他的小儿子马克西姆身上。他知道，因为民警工作和对“窄林”案的调查，他把抚养大儿子安德烈的工作大部分交给了他的妻子。民警局在罗斯托夫郊外一处曾经是集体农庄的地面上分配了一些地皮给警官们。现在鲍洛科夫可以在自己的地面上消磨更多的时间。他用篱笆把自己的地面围起来，在里面种上了葡萄、卷心菜、西红柿、辣椒，一棵梨树和一棵苹果树，给自己的菜单增添一点花色。

周末或者假日的时候，斯韦特兰娜可以照顾菜园。鲍洛科夫则开始修建自己的房子。房子用砖头搭建，有两间，还带一间阁楼。整个修建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因为砖头和泥灰不好找，而且价格越来越贵。但是在奇卡季洛的审判结束的时候，他已经建好了墙壁并盖上了锡皮屋顶。他想，在完成内部装修之后，他就和斯韦特兰娜搬进新屋，把罗斯托夫的公寓留给他们的孩子。

他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奇卡季洛一定会被处决。“只要有文明社会，就一定会有死刑，”他说，并对采访者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微微疑惑。“我的看法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有这些恐怖的凶杀犯罪，所以死刑必须保留。”

他说，他觉得处理奇卡季洛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刽子手用典型的俄国方式完成工作：在某个早上，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刽子手来到监号里，将奇卡季洛带出号子，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行刑室，接着掏出手枪，对着他的耳部用一粒子弹打穿他那畸形的脑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