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翻译：狗尾续貂之《缉凶分部》 -- 梦秋

缉凶分部第十三章 审判 （二）

对于奇卡季洛在法庭上的表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马拉特·哈比布林说他在庭外与奇卡季洛交谈的时候警告过他，与法官作对对他的案件审判没有任何帮助。奇卡季洛回答道，他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负责监视奇卡季洛的内务部队士兵说，犯人在监号里的行为很平静。他们相信他在法庭上的愤怒仅仅是一种尝试，想要让阿库布赞诺夫认为自己有精神疾病，这样自己对犯下的罪行不用负责。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在旁听了许多次庭审之后，认为奇卡季洛的行为是对阿库布赞诺夫那些粗鲁的问题的一种回应。他觉得奇卡季洛有着多重人格。他既是一个顺从而无能的丈夫，也是一个狂怒却又工于心计的凶手。布哈诺夫斯基认为，在阿库布赞诺夫的讯问压力之下，奇卡季洛表现出了另外一重人格：一个语言不连贯的独白者，敢在法庭上公然暴露自己私处。

布哈诺夫斯基准备出庭作证，证明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患有精神疾病，因此不能对所犯罪行负责。但是阿库布赞诺夫拒绝让布哈诺夫斯基为奇卡季洛的精神状态作证。他也拒绝了哈比布林提出的让中立的精神病专家组对奇卡季洛的状态作出评估。布哈诺夫斯基觉得，通过法庭审判，本来可以将奇卡季洛的犯罪动机做出完整的解释，这样俄国人民可以认识到他们当中的某些精神病理学现象。但是阿库布赞诺夫的做法显然使庭审错失了这样的机会。

不但如此，阿库布赞诺夫还全盘采纳了谢尔比斯基研究所和性病理学研究中心的观点。在俄国法律里，犯罪分子可以在下列两种情况下被认定对罪行负责：犯罪分子明白他的所作所为；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所作所为。根据特卡岑科博士的证词，奇卡季洛符合以上两种情况。他在法律意义上没有精神问题，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6月，奇卡季洛在法庭上做出了那些疯狂举动之后，特卡岑科专门从莫斯科来到罗斯托夫对奇卡季洛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检查。接着，他重申他的观点：奇卡季洛在法律意义上并无精神问题。

特卡岑科和其他的精神病学家作出的这些判断并不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本人的精神检查，而是基于他们对奇卡季洛犯罪方式的考虑。因为奇卡季洛本人的狡诈，他才能够逍遥法外如此之久：他在选择遇害者的时候表现出了谨慎小心；他在1984年被捕后的快一整年里没有杀人，证明了他的克制能力；他在随后有一年没有在罗斯托夫杀害过一个人，也同样表现出了他的克制能力。“他总是能够慎重行事，控制住自己的行为，并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特卡岑科博士在作证之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如果他愿意，或者在他面临被捕的危险时，他能够克制住自己不去杀人。1984年被捕之后，有一段时间离他停止杀人，原因就在此。”

特卡岑科坦率地承认，由于奇卡季洛犯下的罪行是如此恐怖，判断他是否精神错乱的标准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犯罪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越重要，与犯罪行为紧密相连的犯罪人格就显得越加病态，”他解释道。“如果认定某个人格无法抑制杀戮的欲望，那么这个人格就一定是被彻底毁灭掉了。”

用另外的表述来解释特卡岑科的说法，那就是——如果奇卡季洛的罪行没有那么严重，例如，他的人格错乱如果仅仅会导致他出现露阴癖，也许他能够被证明他已经精神错乱。然而他的罪行很严重。如果需要证明他无法控制自己犯下杀人罪行，他就必须表现出精神错乱的样子。而在过去12年当中，谋杀53人的罪行所需要的谨慎和谋划当然又是不可能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可以做得了的。这个逻辑用在连环凶手身上有点“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义（即相互矛盾，悖论的意思，参看美国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译者）。在连续犯下罪行的同时能够逃避法律的处罚，这样的人一定不会有精神问题。这至少是特卡岑科博士和阿库布赞诺夫所持有的观点。

这种对于被告是否精神错乱的判定标准在美国的法庭上一定会受到质疑。在前特工罗伯特·莱斯勒的指导下，联邦调查局对连环凶手的资料进行归档和分析。许多美国的刑事犯罪学家都已经在两个宽泛的范畴里达成了同样的认识。某些连环凶手的行为随意性很强，在犯罪的时候行为非常草率，并不在乎犯罪现场以及犯罪仪式。另外一种连环凶手行动非常有条理，犯罪的时候精确地遵循犯罪仪式，在时间上也有重复之处。奇卡季洛的行为在大部分情况下属于“有条理”的范畴。但是在美国的法庭上，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例如，密尔沃基的杰弗里·达赫莫尔就是一个有条理的连环杀人犯。但是法庭认定此人已经精神错乱。

亚历山大·布哈诺夫斯基博士与奇卡季洛交流的时间要少于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们。在审讯期间，科斯托耶夫曾给他多次机会与奇卡季洛交谈，总共为时约四十小时。布哈诺夫斯基同意特卡岑科关于奇卡季洛大脑组织缺陷的说法，也同意他关于奇卡季洛受到童年时期苦难经历困扰的观点。但是布哈诺夫斯基认为谢尔比斯基研究所的观点受到科斯托耶夫方面不合理的影响。后者有目的地选择审讯资料交给精神病学家们进行评估。在奇卡季洛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杀人欲望这个问题上，布哈诺夫斯基于特卡岑科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个问题上）你不能避开遗传的因素，”他在审判期间接受采访时说。

审判最终将本来要澄清的许多关于“窄林”谋杀案的问题变得更加模糊。5月13日，奇卡季洛推翻了自己关于若干起谋杀案的供词。

阿库布赞诺夫问他：“53起谋杀案当中，有几起你承认是你所为？”

“格罗舍夫斯基桥案件不是我干的；（他曾经供认，1978年他在格罗舍夫斯基桥把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尸体抛进了河里）第六集体农庄斯托马奇诺克案件不是我干的，（奥尔加·斯托马奇诺克于1982年12月被杀害）；来自里加的萨娜，我不记得有这个人；（萨尔密特·萨娜是来自拉脱维亚的无家可归者，于1984年6月在罗斯托夫飞行员公园被杀害）我不知道你们该不该将她列入名单之中。我对我是否杀了她有疑问。他们曾经开列了一份名单给我，这样我才想得起来。”奇卡季洛说。

在审判后期，奇卡季洛否认的凶杀案名单上又多了几个人：拉丽萨·特卡岑科，1981年在罗斯托夫遇害；纳塔利亚·萨洛平尼娜，1984年在罗斯托夫遇害；伊万·比洛维耶茨基，1987年在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遇害。

在另外一次庭审当中，他说他还犯下了另外四起谋杀案，都是没有列在起诉书的案件。其中发生在沙赫提的三起他已经向科斯托耶夫供认，但是并未得到确认，因为民警们没有在现场发现尸骨。第四起案件的遇害者是伊琳娜·波戈里亚洛娃，巴塔斯克的法庭文书，1986年遇害。在此前的审讯当中，奇卡季洛否认自己与此案有关。至于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是本案的凶手，他并没有给出原因。

奇卡季洛对6起谋杀案的否认完全没有和律师商量，这让律师感到非常吃惊。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否认毫无意义。杀害47人与杀害53人受到的法律惩罚都是一样的。

对于从民警局大楼来到法庭旁听的维克托·鲍洛科夫来说，奇卡季洛否认六起谋杀案，又承认了四起谋杀案，这并不让他感到惊奇。此前他已经见到过有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为了争取延缓死刑执行不断地翻供，这样民警只好对他们的新供词进行调查。鲍洛科夫据此推测，奇卡季洛脑袋里也是这么打算的。

在奇卡季洛所否认的谋杀案当中，只有一起鲍洛科夫觉得可能真的不是奇卡季洛干的——叶莲娜·扎科特诺娃谋杀案。自从科斯托耶夫从奇卡季洛处获得了此案的口供之后，鲍洛科夫仔细地调阅了整个案件的档案。他难以相信，有如此多的侦查员以及助理检察官对此案进行调查，而他们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会导致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因此案被判处死刑。他对奇卡季洛在扎科特诺娃案中的犯罪行为并不信服。当然，他依旧坚信，奇卡季洛对起诉书当中的52项谋杀罪负有完全责任。

法庭审判对奇卡季洛的A型血与14位遇害者身上发现的AB型精液并不匹配的问题也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法官阿库布赞诺夫援引莫斯科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实验室的证词，对此事作出正式解释：奇卡季洛的精液类型为AB型。他属于最近才发现的“分泌物相异”现象当中所说到的极少数案例之一。“分泌物相异”现象认为有可能有人会出现血型与分泌物类型相异的情况。

如果被告被允许聘请己方的专业证人进行辩护的话，戈尔托瓦娅博士的证词将很难或者不可能在法庭辩论当中获胜。联邦调查局特工，华盛顿联邦调查局遗传分析实验室主任戴维·毕格比接受本书作者采访的时候明确表示，“分泌物相异”现象不存在。

法国国家卫生医药研究所的拉法耶尔·奥利奥尔博士，作为血液与分泌物分析专业方面的著名专家，对“分泌物相异”现象也持否定的看法。奥利奥尔博士在了解了戈尔托瓦娅博士的理论之后，认为苏联实验室在对凶手的分泌物分析方面出现了系统分析错误。他说到了1990年他负责在瑞典朗德组织的一次关于血型研究的国际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宣布他们最近研制成功了一种用于血型检测的试剂，称为单细胞B型抗体（monoclonal anti-B antibody）。使用这个抗体进行测试，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细胞聚集在一起。但是用于检测A型精液的时候，这种抗体可能会将非B型分泌物误判为B型。但这样的误判只部分出现在检测当中，并不是所有检测都会遇上类似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某些A型精液可能会被误判为AB型。奥利奥尔博士说，在这个国际会议召开之前，苏联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试剂有这样的问题。

“窄林”案的大部分精液检测于1983年-1984年间在罗斯托夫和莫斯科完成。当时单细胞B型抗体刚刚问世，还来不及在检测当中使用。奥利奥尔博士推测，在对奇卡季洛的精液检测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系统分析错误。他的推测与T.V.斯特涅奥瓦1989年在苏联的《法医专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观点相同。后者在文章当中指出，在苏联法医实验室当中，大约有40%被判定为AB型的精液样本分析有误。但是，既然阿库布赞诺夫法官愿意接受戈尔托瓦娅博士的“分泌物相异”理论，对于“窄林”谋杀案的这个关键问题将永远也没有完整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