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我们挤在那牲畜车里二十九天，横越大草原。我只能记得同伴中的五六个人。不过两件每天的例行公事记忆犹新。

　　口粮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分发。列车在空寂的大草原中停下。车门半开，两名囚犯在一名苏联哨兵的监视下扔下一堆积满污垢又发霉的俄国面包在车厢地板上。有时候是五条长长的长方形德国式黑面包，大约四指高，每条重约两公斤。有两次——凭良心说——我们还收到干鲱鱼的额外赏赐。干鲱鱼极咸，上面是一层厚厚的盐粒，吃了以后令人口渴。

　　“分面包”是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一件很精细的工作。几乎像做礼拜，在用木板堆起来的神坛上进行。面包（每人刚好分到225克）是我们唯一的粮食。因此我们神情肃穆地盯着这些面包被切分成五十份。

　　首先，明确的问题是如何确实做到每片面包重量分毫不差，更不必谈到谁分到更为厚实的头尾的最高优先问题。

　　因为那把随身携带而保留下来的小刀，托尼诺当选为“切割人”。我是他的副手。不过我们虽然是“民选”，但是大家却毫不信任我们。那次长途旅行期间，人人每天上午全神贯注挤在我们周围。四十八个脑袋随着托尼诺刀锋的每一个动作而上下起伏。起伏得整齐划一，操练纯熟。我可以发誓，分割这些口粮的是这些脑袋，不是那把刀。

　　最初托尼诺用眼睛“称”那些面包片。但是我们不久发现，人眼难免出错。因此眼睛告退，天平登场。托尼诺做成了天平。构造很原始：两根木头扎成十字架，垂直的一根做支柱，水平的一根（那是大费手脚的）做横档。横档的两头分别栓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头上有个活套。左手的活套吊起一块差不多是225克的面包块，作为“基准片”。我把托尼诺所切好、差不多大小一样的各份塞进右手活套。然后添加或减少面包屑。直到两端吊着的活套完全平齐为止。

　　可是这种程度的准确，在我们当中比较迁腐的人看来还是不够。最后，我们众议佥同，采取下述制度：第一步，切好、称好重量相等的各份面包；第二步，五十份面包沿车厢板壁排好；第三步，抽签分配。最后一步需要我每手拿起一块面包藏在背后，然后，托尼诺按姓名字母先后顺序，问每一个人：

　　“哪一块？左手还是右手？”

　　答复在仔细长久的思考之后才能做出来，好象抽头彩奖似的。只有抽签分配完毕之后，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坐下来吃，而且鸦雀无声，有如五十名天主教苦行会修士。每一口都是圣餐。我们慢慢咀嚼每一口面包或碎屑，先在嘴里从左到右翻动三、四次，才把它送到胃里。吃完这份面包——一总共225克——可以拖得像一次酒席那么久。

　　第二件例行公事发生在每“餐”结束时关上车门之前不久。每天同样的喊声从车外轨道传到我们耳里：

　　“车上有死人吗？”

　　这问题不久就不再使我们吃惊。我们躺在臭气熏天的车厢里饿得半死，没有足够的水喝，只有一个小炭炉驱走西伯利亚的可怕寒气。我们慢慢习惯于生死不过一道拉门之隔的看法。有几节车厢受过诅咒，命定遭殃．有几节受到神佑，逢凶化吉。我们那节车厢二十九天里只死过一个人，在神佑之列。不过受诅咒的远多于受神佑的。事实上，每天上午总有四五具尸体埋人铁路两旁匆匆挖出的集体坟墓里。从小小的窗口，我们看着尸体拖过土块和石头时，脑袋忽上忽下地跳动，这些可怜的死人就像刚刚遭到射杀的疯狗一样被拖去掩埋。他们一到土沟里，脸和身子就被一铲铲的泥土盖没。通常死尸是一丝不挂地人土，有时候也穿着军方发给的棉布短裤。没有军衔徽章，没有制服。

　　我们瞪着眼睛看着那堆新土，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微微隆起，呆若木鸡，怎么也没法相信那是真的。也许我们全都想到同样的一件东西——在这个国度里谁也不敢竖立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