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非文摘】从西伯利亚归来 -- njyd

　　在巴塔阿拉尔，全体“体格健全”的战俘都派到棉田里工作。工作大队在天刚破晓时出发，整天工作，在棉田里吃午饭，直到下午五点采回营地，筋疲力尽，弯腰驼背，萎靡不振。

　　这种疲劳是苏联念念不忘“工作定额”的结果。苏联人的所谓“定额”，是指“最低收获标准”，我们必须达到指标，才有资格领到食物、受他们的“好”待遇。

　　生病的战俘在营地内工作，打扫卫生和制作女鞋鞋帮．这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我始终做不好。我缝的鞋帮不是扭曲就是不对称，连最难看的脚也不能穿。不过我倒是不在乎我的失败。最使我受不了的是苏联监工不断指责并暗示我故意破坏。

　　有一天，正当他如往常一样对我缝出来的那一小堆怪物喋喋不休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夸夸其谈：

　　“听着，老兄，我并没有阴谋破坏任何东西。这工作决非我能胜任。因为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训练。我是艺术家——不是鞋匠。”

　　“艺术家？”他问。

　　“无线电艺术家，”我说，索性在谎话上添油加醋。“一位艺术家不能缝鞋。应该让指挥官知道这件事情。”

　　下午六点钟左右，各工作大队已经返回营地，我被召唤到指挥官办公室。他带着狡猾的微笑抬头看着我。

　　“听说，”他说，叫我站在他面前。“你不能缝鞋，因为你是艺术家。这是真的吗？”

　　“是的，长官。”

　　“我懂了。也许，你会弹吉他？”

　　“不，不是吉他，是鼓，上尉。您这里有鼓吗？”

　　我选对了乐器：这个战俘营没有鼓。一举得手后我勇气倍增，接下去说：“上尉，说实话，我的特长不是演奏乐器，而是表演——唱歌，写剧本。在意大利，我是全能艺术家。”

　　“哦。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吗？”

　　“我可以每个星期天为战俘组织综艺演出。也为您自己的部下，如果上尉同意的话。”

　　一时之间，上尉想不出怎该怎么说。他为了从容思考，替自己斟了一小杯伏特加，一饮而尽。

　　“一位艺术家……我知道了……好吧，让我们这样试试看。我会给你找个吉他和俄式三弦琴。你召集些乐师和歌手，为星期天筹备一次演出。如果成绩良好，我就把你调出制鞋工厂。如果演出拙劣，我就把你关进单人囚室。同意吗，”

　　“一言为定！谢谢上尉。”我敬了礼，转身朝房门走。上尉的声音追上来：“最好是那不勒斯歌曲。”

　　苏联人会抓住每一个机会炫耀他们对西方的知识。他们对意大利的知识包括四样：美术、歌剧、爱国将领加里波第、那不勒斯歌曲。这四样之中，加里波第将军受敬爱（也许是因为他的部队穿的是红衬衫），而那不勒斯歌曲受崇拜。为什么？自然是为了那些优美的音调。也因为那些歌曲里常常提到太阳和海滨闪光的白色城市——海参崴和明斯克永远享受不到的意大利地中海艳阳。

　　那天已经是星期四。我立刻开始物色乐师——在每百人中有八十人玩口琴或吉他的一支军队中，那不是难事。发掘歌手稍微难一点。说老实话，拉住一个已经花了10小时收割棉花的人对他说：“给我们唱支歌怎么样？”并不容易。不过在托尼诺帮助下，我设法解释，如果我们的剧团成功，也许可以有些人不必下棉田……

　　“苏联人对这类事情有癖好。如果我们下对了工夫，谁知道还能让他们给我们什么好处？”

　　我们的话说对了。我的央求和托尼诺的坚持，终干争取到两名勉强答应的那不勒斯歌手。我们立刻开始凑成一个节目。托尼诺写好一个文辞绚丽的海报，还在筹备人名单中加上了他自己的名字，担任剧场的维持秩序纠察员。到了星期天，我们的开锣戏已经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三点正，指挥官进人场地，后面跟着主管工作大队的军士、几名警卫和十二三名文职人员，有男有女。他们全体，包括指挥官，都带来了小椅子。

　　托尼诺担任招待。他向这群人致敬后问指挥官：“指挥官先生，您希望舞台设在哪里？”

　　指挥官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眯起眼睛看着四月的太阳，然后指指我们宿舍的墙：

　　“那边。”

　　“好极了，上尉先生。”慷慨大方的托尼诺说。

　　现在轮到我了。“托尼诺，召集战俘。”我说。

　　“是不是也请德国人？”

　　“他们愿意来就来吧。”

　　他们不想来。因此，在苏联人“正厅”位置后面的“楼座”里，坐的是清一色的意大利人。指挥官下令开始，好戏就在巴塔阿拉尔登台了。

　　我用我认为简单扼要的诙谐独白开场。接着是我们第一位那不勒斯歌手蒙纳塞拉上台，唱了两支肯定叫座的歌：“我的太阳”和“桑塔露琪亚”。我再朗诵一首独白诗。跟着是斯科尼亚和密格里奥为我们演出尼诺·塔兰托(Nino Taranto）的一出短剧，还加唱了“工兵歌”。压轴戏是蒙纳塞拉毫不害躁地唱了一大段那不勒斯民歌集成。

　　那是蒙纳塞拉领导合唱“我的太阳”的一刻，充分发挥了他家乡这首流行歌曲的呜咽和流水行云的琵音特色。那些苏联文职人员一致肃立——使意大利人莫名其妙——直到唱完为止。也许他们以为正在听那不勒斯王国的国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