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人口增长的另类解释 -- 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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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我将人口结构与房地产价格联系起来的动因是最近一次回乡探亲之行。

　　我每次回安徽老家时，都要去看望一下初中的老师，这所中学离我的老家只有1公里的路程，是本乡所属的初级中学，所有的学生都来自本乡。记得80年代初，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有两个班，共约500人。由于条件的限制，教室小而简陋，每个班有是七、八十名学挤在一起，每当课间休息，教室里总是尘土飞扬。可见当时学校的人气之旺！

　　但这次返回母校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深感震惊。往日的喧嚣被一遍凄凉所替代，当年有500名学生的学校如今只剩下100多位学生。据老师介绍，现在的学生越来越少，两年前，乡政府已经决定把临近的几所初中合在一起，剩下的这100多名学生是最后一届毕业班了，等这届学生毕业之后，该学校就停止招生，我的母校将彻底关门了。往日的铃声将永远成为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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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学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此题系由“人口学要坚守自己的话语权”改动而来。把它放在“对策”之中，绝非风、马、牛。

前文论述到我国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显然，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理论上。

要避免理论上的失误，就不仅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决策者的责任。因为，没有科学、民主的学术风气，人口学的话语权就难以“坚守”。就当初实行的“一孩”政策而言，当时就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然而，报刊、杂志和其他舆论工具所充斥的仅是对“一孩”政策的赞誉，不同的观点却无声无息。不是不同观点的学者“不坚守自己的话语权”，而是不让你坚守，没有阵地坚守。对此，笔者就亲历其境而深有体会。1987年，笔者继之前的拙文《二孩即止--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的基础上，写了《再论二孩即止 --农村人口控制决策新论》一文，提交到该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人口与发展》讨论会上，被会议选中并在大会发言，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据说，当时中国人口学会的某负责人几次打电话给该次研讨会的组委会，说拙文犯大“大忌”，不许选入汇集出版的《文集》；否则，学会的资助也会取消。结果，组委会也只能“忍痛割爱”。之后，笔者把该文给一内部刊物，主编阅后赞不绝口，马上拍板：立即采用。但此事让主编之上级知道了，便慑于“大环境”而作罢。于是，笔者多年不再研究人口政策，对这方面的理论文章也不屑一顾。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51215/12949680_1.html

　　早在1993年，还在中国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几位年轻同行，就已经意

识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了一个

“出生率下降后果研究组”。次年，他们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

，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为主题举行过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来因种种原因，研究小组的工作中断了。“学者们对中国生育率的研

究已经停滞了十余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乔晓春说。

　　1998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启动“21世纪初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组织此项研究

的乔晓春建议，首先弄清我国的现实生育水平和人口状况，“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大的

阻力，都必须弄清真实的生育状况，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具备研究生育政策的资格。

”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乔晓春中途退出了这项研究。他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