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最近一系列事件都显示沉寂了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将重新拉开序幕，《大国崛起》的热播反映了我国知识界和政界已经充分认识到：拥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一个国家可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我国领导人公开肯定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更是让人耳目一新、看到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希望，而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更是直接强调与世界各国公认的民主观念接轨的问题，联想到胡温新政以来中国在诸多领域改革的进展和深化（比如通过萨斯事件扩大了公民知情权，通过孙志刚事件废除了违反宪法的城市收容遣送制度，通过总理为普通农村妇女熊德明讨薪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2004年更是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看到了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十年前还是甚为敏感的话题和词语比如“民主”、“民主化”和“人权”不再是禁忌，反而成为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令人难以想见的是，居然是官方在正式文件中更多地提到“民主政治”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等说法，“民主”和“人权”在几年时间里成为官方的主流话语，中国领导人在与西方国家领导人会谈时多次主动地谈到“民主”和“人权”的议题，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自信和气度，更反映了中国和平崛起时代国人思想层次和认知层次的飞跃进步，反映了在全球化中我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以及和世界主流文化接轨的上进精神。这些都让中国知识界处在1990年以来最活跃的时期，人们的乐观情绪在上涨，民众对政府具体政治改革方案出台的期待在升高。

在乐观和兴奋的气氛中要提出一些不同观点是不容易的，但是笔者设法在本策里具体从历史经验和各国现实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难题和挑战来谈政治改革的经验教训，这样的思想是同中国崛起策所一贯宣导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需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我们则必须冷静、理智和慎重，甚至有些方面应当根据现实的中国国情而缓行，在上一策的文章里作者已经提到中国在未来20年内健全体制的四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健全公民社会，逐层推广基层民主体制，建立法治国家和建立社会分配体系及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笔者认为过快的民主化甚至是全国大选并不是当前的首要目标，甚至不应该是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未来20年的首要目标在于：界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权力界限（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重点推出长篇分析），在日益健全的法治环境里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民主训练，为20年后中国稳步进入现代化社会之时的进一步民主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天，任何一个国家从前现代化社会转轨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特别是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考察这些具有共性的难题和挑战对于理清当前中国改革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从威权社会过渡到民主体制期间，其本质会涉及到一个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社会上总是有一定的群体对于权力有强烈的追求和权力欲望，而在过去的体制下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权力阶梯和官僚系统进入权力结构中去，在转型的过渡阶段和民主化时期由于有了通过选举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获得权力的可能性，这样的人往往会脱颖而出。他们或是有很好的口才，或是具有人格魅力，或是具有煽动家的天赋，或是具有一套蛊惑人心的民粹主义的政纲，或是利用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故意将冲突激化，以争夺选票谋取个人权力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一个国家的总人口为100％，其中有1％的人对权力很感兴趣但是在旧有体制下无法施展才能，而在民主化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各项选举，当然，大多数人可能是正当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新型的政治家，但是不排除会产生一些民粹主义的政客，他们通过民粹主义的手段取得政权，将国家深深裂解为不同的相互对立的集团。比如台湾的陈水扁就是这样的天才政客和天生的煽动家，通过在台湾固有的族群矛盾和在社会伤口上撒盐的方式动员基本教义派，把台湾社会人为地区隔为“中国人和台湾人”，进而巩固权力成为“台独教主”，这样的政客较少有社会责任感，相反会给民主化带来极强的副作用，现在转型的民主政体中还无法找到具体对付民粹主义政客的办法。

2．由于民众长期不具有政治参与权、公共事务参与权和知情权，在民主化其间民众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作者已经提到，西方国家自身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演变才逐步演练出成熟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社会，即使是资本主义后起之秀如德国也至少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经历大量曲折后才最终演变成现代民主社会，因此西方历史的进程本身就是渐进的、自然演进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而现在世界上转轨国家中一个不利条件是已经存在一定数量的成熟民主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拥有资源和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国家，他们可以轻易地将自己的模式和观点在全世界进行输出，再加上我们处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人们很容易从外部世界吸取资源和营养来要求本国变革，特别是在政治转型期间反对党和反对政治势力很容易利用外部资源和模式来简化地证明本国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性，但是同时却完全忽视本国复杂的国情和社会需要时间逐步演进的事实。在这种互动模式形成后，政治反对势力很容易将自己扮演成社会进步者，处于较高的道义地位，而在无形中将力图稳定秩序的政府推到道义地位的低端，从而使其丧失合法性。民众也在政治风潮中培养了高度亢奋的政治情结和不易消退的政治激情，许多平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会激情地向往、等待和参与政治运动，甚至在没有政治运动时还会产生失落感。民众过于强烈的政治激情会让民主弥赛亚的思想高度泛滥，民众容易简单地把国家所有问题理解为民主问题，把所有的改革都寄托到颠覆现存的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上，把国家的目标仅仅锁定在民主化上，甚至简单地认为: “民主化后国家就自然好了，马上可以成为跟西方国家一样的富裕国家。”不得不指出，在大众运动中人民往往不一定能看清国家的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轻重缓急，人民更容易被野心家和政客式的人物利用和牵着走，也很容易轻信和盲从一些迅速扩展的简化了的观点，从而形成经久不息的政治激情。如何在民主转型中因势利导，将人民正常的政治热情引导到一个温和、理性和法制的范围，同时为社会运动降温，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图表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民主化过渡，其含义是指一个国家在不同阶段人民政治热情程度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常规变化。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按照这种曲线经历民主化进程，但是西方许多国家由于历史上先后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民权政治—民主化的演变，其过程往往是逐渐累积演进的，符合社会自身发展规律和特征的，这样的图表示意虽然有所简化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但是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去把握渐进民主演变的规律。从A点到B点是属于民主化之前的时期，随着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地高速推进，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随着市民社会的建立和壮大，人民逐渐有了参政的要求，当民主化进程拉开序幕后(从B点到C点)，人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逐渐高涨。经历了一定阶段的民主演练后，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选后，政治民主机制日渐成熟，政治意外越来越少，人民的民主热情逐渐下降，但是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D点），那就是人民的政治热情比没有民主权利时代要高一些(A点，那时侯公民尚没有取得民选和政治参与的权力)，但是却低于民主化的颠峰时期（B点到C点之间）。这样的渐进过渡是最有利于一个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免除社会动乱的危险，从而比较稳健地过渡到成熟的民主社会。而今天的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在向民主化过渡时期却没有以前的西方国家那么幸运，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信息高速扩展的时代和西方在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占有较大优势的时代，一个国家很难简单地宣称：我们先进行城市化、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再发展政治民主化。因为在开放的时代一定会有本国公众援引西方的民主制度来要求本国进行变革和批评本国的政治制度，而且西方国家和国际政府组织所通过的国际公约也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民主制度，有形的、无形的、经济利益上的和国际道义上的压力都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提早民主化进程。比如决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远远不具备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但是都在国际压力下先后实现了所谓的民主化，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政治选举，其实质离真正的民主政治相差千万里。由于发展中国家把本应该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项任务（经济现代化、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民主化等）完全杂糅在一起，社会过渡的成本就陡然升高，如果西方国家在利用优势资源进行颠覆活动，那该国极易陷入很大的困境。

比如现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是什么结局，香港的是什么结局，人尽皆知。可中国房地产的调控措施如何？首都北京是越调越高，中央难道是瞎子还是聋子。

现在的情况我感觉还是学日本80年代末的做法，如果不变的话，难说不是社会剧烈变动，几千万人头落地罢了；至于某些人，在东欧有一堆前车之鉴。我现在在押中央调控还来得及，如果押错了，跑不出去的都完蛋。我一个穷光蛋，都损失光了还能损失多少。

愿主保佑中国，象他当年保佑小布什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不过，中国信基督的比例太少，主不太可能保佑中国。）

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中国人数代的梦想 — 成为现代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将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中国将脱离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的行列成为工业化国家。我国去年修正了GDP数据，将服务产业的产值进行了统计，计算到国民生产总值里，根据新修正的GDP总量我国在去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700美元，而根据日本经济起飞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经验来看，亚洲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或是1500美金冲到10000美金仅仅是15到20年间的事情，这当中不光是经济增长本身带来的财富积累，重要的一点是，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普遍压低本国货币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比如美元）的汇率，以求在经济起飞的初级阶段取得国际比较优势，促进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亚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价将逐步回复到接近本国实际购买力的真实水平，货币升值的因素会加速地使亚洲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为1700美金，而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隔10年翻一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即使考虑到中国人口总量未来20年缓慢的增长，中国的人均GDP在汇率不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也将达到6000美金以上，按照国际惯例，中国将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这种汇率完全不变动的理论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考虑到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因素，中国人均GDP在2025年之前突破10000美金甚至是更高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国际标准，一个国家人均产值突破10000美金，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数代人的强国梦想和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二当中国的人均GDP跨越10000美金的重要数值之后，乘以中国在2025年时期的总人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接近甚至超越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05年的人均国民产值已经达到7200美金，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 097万亿美金（按实际汇率计算为2. 2248万亿美金 ），美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 332万亿美金。如果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三，以这样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将会更早地到来。无论是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还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PPP，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将在未来15到20年接近和超越美国。尽管有人会对单纯的数据分析不感兴趣，或者是认为单纯的数量增长并不能带来高质量的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也不能说不重要。没有数量的积累、综合国力的提高哪里谈得上，没有量变哪来的质变。数量的增长当然不是唯一的，但也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的崛起当然离不开GDP的增长。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是同等重要的，偏离任何一方都是不科学的。中国要在未来的世界立有一席之地，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发言权，离开庞大的国民产值和国民财富的积累，怎么有可能？当然，离开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也是不可行的，没有高质量、高效益的增长模式，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也是不能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低质量也必将影响到经济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经济总量接近和赶超美国是国际经济政治的一件大事。 1894年，正是中华民族倍受屈辱的一年，而美国经济总量也在这一年超过了大不列颠一跃成为世界龙头，到今年这样的领先地位已经持续了整整113年，无论是20世纪初的后起之秀工业化德国，还是后来的两极争霸的苏联，还是1980年代狂飙突进的日本，虽然它们都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领先地位提出了挑战，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总产值上超过美国，苏联一度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日本在经济鼎盛年代其经济总量甚至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但是赶超美国的梦想都一一破灭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竞猜，谁是美国经济龙头位置的终结者。我们也将拭目以待，美国是否能将世界经济第一的位置保持到第130年（1894 -2024）。毫无疑问，我们这一代人，改写的不仅仅是中国历史，我们正在改写世界历史。

三随着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现代化在中国崛起的舞台上展开，中国，这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这个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将经历一场波澜壮阔的城市化的历史变迁。按照中国现有的工业化速度，中国每年将有1 %的农业人口正式转为城市居民，这意味着我国每年将有近1000万人被城市的经济和工业化增长所吸纳，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加速，从2010到2020年期间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将可能更快。我国现在的城市居民约占总人口的40 %，农村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60 %，（这其中只是按照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正式统计，而庞大的进城务工群体依然被计算在农村人口之内），所以即使按照现有的每年1 %的城市化速度，20年后我国的城市人口也将达到60 %或更高，而农村人口将低于40 %。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浪潮将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将被现代的工业社会取代，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按照总量和份额计算，工业产值和服务业产值将远远高于农业。无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将改变这些居民的命运，也将改变他们下一代人的命运。如此巨大的城市化浪潮，是欧美国家难以想象的，美国历史上的城市化浪潮是工业革命时代的最大一次城市化，但是跟 21世纪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国城市化浪潮相比，将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城市化浪潮不仅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带来的经济加乘效应将是巨大的，因为新近迁入城市的居民将带来巨大的新兴消费群体，将持续拉动中国的各项产业的发展（家居，住房，日用电器和消费品），也将成为潜在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同时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将建立大量的新兴中小城镇，在大城市附近将建立大量的卫星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态将发生非常深远的变化。

四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GDP主义增长模式将得到转变。我国在1978年到2000年这段时期的增长非常类似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到80年代时期的增长。不仅时间长度颇为接近，都是20年左右，而经济增长的方式也都很接近，那就是利用廉价劳动力和低估的货币汇率，大力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目标。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非常粗放，效率很低，而且发展的产业属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下游和末端，并不能代表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从正面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通过大量地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出口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资本和外汇储备，从而脱离了资本短缺的年代进入了资本相对富余的时期，而且跨国产业大量的群聚上述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也带动了研发企业的投资。当第一阶段的经济起飞大致完成后，由于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加，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优势即廉价劳动力的逐步丧失，更由于大量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西方国家要求货币升值的压力随即而至。本国人民收入的增长和本国货币的汇率上升，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迅速撤出上述国家和地区，投资到更加便宜的国家。日本在80年代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四小龙在1990年代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中国在2000年后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迄今为止，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表现都相当出色，在危机和挑战中，成功地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过大规模地投入研究、开发和高科技领域，通过内部管理和生产线的革新，通过技术变革，也通过勇敢地告别了传统产业，将国家的产业跨越到更高的阶段。当然，日本和四小龙也经历过相当一段阵痛时期，在这段时期，失业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有所下降，国民中有一种不安的情绪，毕竟在乐观氛围里生活了那么多年，遭遇到经济转型带来的冲击到是头一次，但是日本和四小龙应该说是利用危机变成转机、利用挑战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典范，亚洲四小龙成功地跨越到产业链条的中游甚至到中上游，日本更是冲到了产业阶梯的高端。中国在接下来的发展中也必将经历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换代，现在国际贸易的摩擦、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都已经显示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能否将借力使力，迎接挑战，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核心品牌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国家，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总的说来，中国未来15年到20年这段时间，我称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这不仅是中国内部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最重要时期，更是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真正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150年来中国一代一代杰出的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强国目标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崛起、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第一次如此真切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顶峰是以如此波澜壮阔的形式进行着。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大业一定会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成，这注定了我们将共同书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篇章。我们面临的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也面临着先辈从未有过的挑战。在面积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我们是第一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中国最终进入现代化社会，中国的经验也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先例。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既处在上升时期，也处在社会矛盾多发期。从人均GDP1700美金冲到人均GDP10000美金，对于一个富有民族雄心的东亚民族来说并不一定是多大的难事，跟我们处于相同文化圈的日韩港台新都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迅速腾飞的时代，但是问题在于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相应的现代化制度的建立和机制的完善。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金后，就相应需要有与4000美金相适应和相协调的制度和体制，没有完善的体制经济就很难实现跳跃式地增长，而且人均4000美金下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见识程度、教育水平和自身的权力意识（特别是公民权意识）一定远远高于现在，没有一个健全的体制社会发展一定会陷入瓶颈，社会冲突一定会越来越激烈，人民对民权和法制社会的要求一定会高涨。同样当人均GDP进入10000美金的时候，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面貌一定又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更是要适应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很难想象一个经济上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社会依然用传统的权威治理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飞速进步的经济也在拉动着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并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既可以在未来２０年成为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也可能因为社会矛盾的复杂和尖锐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多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道路，多冷静地考察历史、分析今天和探索未来，将使我们有很大的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