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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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中国崛起策

    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社会学博士生,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研究员

    这些文章只是我的一点浅见,是一个小小的开端,我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的知识群体共同出来,群策群力。中国的崛起靠的是千千万万如你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和专家集体的智慧,绝非靠一人或是数人之力。

    中国崛起策一: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

    2004年10月国际知名的权威性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龙与鹰”的文章,饶有趣味的阐述了当前世界经济的根本特点。其论点简单阐述如下:当前世界经济由两个火车头拉动,中国小火车头和美国大火车头。中国是世界的产品生产者,或称为世界工厂;美国则是世界的消费者或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负责消费世界各地生产的产品。亚洲各国把对美国的产品出口看成是自己经济成长的重要来源和经济驱动力。中国和其它亚洲各国生产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美国,产生了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丰厚的外汇储备。亚洲主要经济大国为了支撑及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把自己赚来的外汇储备再投入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大力用自己的钱去促进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美国消费者本来就有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在有了亚洲大金主如日本和中国巨额借贷下,美国的消费市场更是无比旺盛,美国人大量购买来自亚洲各国,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这台世界工厂的发动机。这样就产生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儿的现象: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上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共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这种奇特的模式有一个明显的弊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体能在无限制的提前透支消费下去,因为这样负债消费到一定时候就会达到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置国民经济于险境。事实上美国的双赤字现象一直为国际经济界关注,也就是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的问题。财政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不断扩大的开支引起的,而经常项目赤字是由于美国政府和消费者支出大于收入所引起的。这两项赤字就象两颗不定时的炸弹,一直悬挂在世界经济的上空。

      

      该文的论点虽说有一定的简化,譬如说世界各国当然不止出口到美国,中国也当然不仅是世界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一个新兴的大市场,其重要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是,该文的中心主旨基本反映了世界的现状,即世界各地许多重要的经济体紧靠内需难以拉动其经济的增长,便过于依赖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于是一个基本问题出现了:为什么美国能持续地、长时期地消费各国产品?美国内需增长的驱动力在哪里?

      

      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史的发展: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确立了美元金本位的体制,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地位建立了国际美元金融体系。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更是有助于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实施了马歇耳计划援助深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大陆和日本,成为国际大金主。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则吸取了过去原始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教训,开始了全面实施凯恩思主义和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进程。这一期间资本主义融合了许多社会主义改良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具有人性化和社会化。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不仅是德国建立了社会市场经济,英国和北欧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即使在自由竞争思想高度发达的美国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工程和社会改良,以改善劳工生活,保护基本的劳工权利,这一阶段美国工会的权利也得到了扩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国家社会政策决策。凯恩思主义更是强调通过改善大众的生活来提高大众消费,刺激经济的发展。凯恩思主义著名的口号就是“节约不是美德”, 节约在古典经济时期也许是美德,但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却是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因为过高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消费,进而无法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二战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大众消费,建立和扩大中产阶级,市场经济配以现代的福利国家和社会保障体系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危机,进而成功的创造了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一是日本、西德战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的版图。由于战后布莱顿森林体系规定了美元不可以对其他货币贬值,相反日元、马克、法郎和英磅却可以对美元进行贬值。日本和西德利用有利的战后条件如韩战和越战等迅速扩大生产,并进一步对美元实现贬值,扩大对美出口,日德因此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二是美国实力相对的下降。美国许多生产部门不敌日德,竞争力日趋萎缩。美国巨额投资欧洲、日本的时代宣告结束,日本和德国资本开始大举进军投资美国。三是日德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成为世界经济中重要的消费者。如果我们现在倒退到1980年,我们一定会认为世界将属于日本和西德,他们一定会在经济上超越超级强权美国。当时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日本天下第一”和“日本买下美国”;德国人也很骄傲地宣称“我们在政治上是被抛弃的民族 (输了战争),在经济上是被捡选的民族”(西德的经济崛起)。

      

      事实上日后的发展证明,日本并没有买下美国,德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远不能和美国相比。其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德国的国内市场狭小, 分别拥有一亿两千万人口和八千万人口 (按今天的标准计算),国内市场的饱和线很容易达到。一旦国内市场基本饱和后,日德经济体就非常依赖外在市场。美国拥有超过三亿的人口,消费力极为旺盛, 分别相当于两个半日本和近四个德国 (按人口计算)。美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全球最发达和健全的, 美元又是超级国际货币,因而一般财经人士都会认为投资美国是最安全、最上算的、稳赚不赔。另外日本德国等新兴经济体生产力的急剧提升和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造成的产品过剩只能通过出口来消化。但是美国消费者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消费,必需有足够的资本来源。这样就产生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现象,亚洲经济体源源不断的注入资本到美国,不仅投入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也大量购买美国债券,以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一旦美国消费者偃旗息鼓, 亚洲的生产发动机仿佛就会歇火。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美国在生产领域不断败下阵来,交出了一个又一个领域的优势,却在国际金融领域成了大赢家。无数国际资本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人总是在消费,却总是有钱消费,也总可以借钱消费。美国是借钱的一方,却俨然成了大爷。因为美国拥有美元的优势,可以魔术般地通过升值、贬值和汇率利率的变化来变换借贷的数额;借钱的一方却无比依赖美国,一是期望美国消费者消费,二是提心掉胆地观望美国的汇市和股市, 美国一打喷嚏, 全球就感冒。

      

      这种现象也基本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困境: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很像过去日本和西德的崛起。很多当前的经济现象如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大举投资美国资本市场和购买美国债券,都在10年、20年或是30年前国际经济史中多次出现,只是当时的主角分别是美国对德国、美国对日本、美国对四小龙罢了。中国崛起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强权的崛起在于中国是以13亿人口进入了世界市场,如果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势必将创造无可争议的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将创造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庞大的消费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正可以借力使力,利用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把美国全球金融霸主的地位夺过来,不仅让世界的生产资本投资中国,也让世界的金融资本投资中国,并确立人民币的世界货币地位,以改变人为刀殂我为鱼肉(美元霸权)的地位。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有利的条件,却完全没有利用起来,甚至长时间忽视了中国庞大的潜在内需市场呢?这恐怕得从思想观念上谈起:我国在过去左倾思想占主流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过度的平均主义和一大二公造成了我国经济长期的徘徊不前,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低效和僵硬更是让国人痛惜我国错过了二战以后最佳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更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出于对过去极左思想的反思和否定,中国一些理论精英在改革开放以后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比较赞赏,对市场经济的模式钟爱有加。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发展经济至上的思想成为主流论述。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认识误区,认为只要实施了市场经济,只要实现了经济民营化,只要消除了平均主义,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1990年代的某段时间内,经济自由化和私营化的思潮达到了顶峰,我们甚至把教育产业化、医疗制度私营化,各项社会保险制度更是严重缺失。由于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机制的相对滞后甚至倒退,普通民众虽然经历了生活水平的高度提升,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和基本社会保险的缺乏,造成了普通老百姓的谨慎心理,怕丢掉饭碗、怕生病、怕老无所养、怕孩子念不起书,使得大多数民众即使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后也怯于消费,而宁愿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选择市场经济是一项完全正确的选择,如果没有邓公当年英明的决定,也许中国人今天还会为“姓社姓资“纠缠不休,蹉跎岁月。在当时中国百废待兴、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时代,如果我们中国人还不能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绝不会有中国崛起的壮阔历史画面的展开。然而,任何思想都要根据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历史条件加以修改,以和新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让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并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来检视一下当前存在于我国非常流行的观点和某些误区:

      

      1. 观点一: 市场经济是一种最佳的资源配置的模式和最佳的经济制度. 解析:不全对。市场经济当然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马克思本人也说过,资本主义诞生以来200年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过去2000年的总和。计划经济在全球的失败证明了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和成功。但是市场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资源配置模式也具有天然的缺陷。市场经济容易造成两极分化,有钱的和无钱的、有能力的和相对缺乏能力的、竞争中成功的和竞争中失败的极容易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阶层,形成赢者通吃,败者被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现象。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天然关心的是利润成长,并不必然关心普通劳工的生活和利益。当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出来后,如果劳工的所得收入没有成长,而福利待遇也没有增加的话,就会产生早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即生产过剩的危机,产品无法被消费,大量积压,进而引发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另外,如果发达的西方国家的资本控制了某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领域如能源、交通和金融,那么尽管该发展中国家也采取市场经济,但因为本国的民族产业培育不起来,整个生产消费领域完全被外来资本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也只能始终停留在殖民地经济的水平。

      

      因而确切的说应该是配有一定的国家宏观调控,并配有现代化的社会保障的市场经济才是最好的经济模式。拉美也实施市场经济,非洲大多数国家实施的也是市场经济,但非常地不成功。拉美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奇迹后就怎么爬也爬不上去了,产业结构依然停留在简单的加工业和能源出口;非洲则完全没有培育出现代化的市场出来。确切的说,采取市场经济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只是少数国家,美国西欧不说,后进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只有日韩和亚洲新兴经济体,也就是说全球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0多个国家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绝大多数国家虽然也采取了市场经济,但依然在现代化的边缘徘徊。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凡是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建立了现代化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国家,也都是中产阶级得到培育、大众消费得到促进的国家。相反在贫富极端悬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绝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也是失败的市场经济国家。前一段时间里国内媒体热谈的中国拉美化现象就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单纯的发展市场经济、而忽略社会平衡发展的深刻反思.

      

      2. 观点二: 社会福利费用高昂,会拖累经济的高速发展,会让中国倒退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时代。解析: 这是一种非常片面的观点。在当今发达的成功的现代化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还没有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即使是美国,也在罗斯福总统和战后林登•约翰逊总统时代都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大幅度扩张,并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不仅缓和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本身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用,是经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不可缺乏的一部分。德国社会学家考夫曼(Franz-Xaver Kaufmann)总结到,福利制度有四大经济效用: (1)福利政策保护了劳动力免遭过早的折损伤害(比如工伤事故、疾病、职业病等),提高了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稳定和提高了工作效率。(2)国家通过对家庭政策、住房政策的投入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培育,因为家庭本身也是培育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机制。(3)国家投入的公共教育制度更是直接培育了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这对一国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社会保险如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培育了普通公民长期的安全保障意识,它实现了普通民众较长阶段的生活规划和生活计划,稳定了民众的消费行为,间接却又是强有力地促进了大众消费,这又是国民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3. 观点三: 私有化是经济发展成功之重要手段。 解析: 那要看私有化什么领域。教育和医疗是公共产品。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投入建立普遍的社会安全网和大众普及教育,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教育和健康。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运用市场机制建立一部分私立学院和医院,不过这只能作为一种补充。只有建立了公共教育和医疗系统,才能有效地培养人力资源,才能培育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他们进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产业化和医疗私营化绝对会带来大灾难,其后果往往要到10年20年后才会完全显现出来。在这里,著名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观点最发人深省:他在对比了中国和印度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相对较为成功的发展后指出,中国在毛时代所进行地土地改革消除了中国现代化路上的重要障碍。毛时期所推广的扫盲运动、普通教育和建立的全国范围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中国1979年市场经济改革的转轨中被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意外地成为中国迅猛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而印度在1991年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有一半的民众既不能读也不能写, 其卫生医疗条件也远远落后于中国, 无法为市场经济提供合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这是印度现代化道路上主要的拦路虎。

      

      4. 观点四: 中国发展福利制度,哪来的钱? 解析: 改革开放前的毛时代,中国堪称一穷二白,在那样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中国尚能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进行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典范。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在财政收入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高达8500亿的中国,我们难道没有钱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吗? 这恐怕还是我们思想观念应当转变更新的问题。我们可以有钱投入美国市场,去资助美国消费者消费,却忘了来培育自己庞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国内消费,这是何等的遗憾! 一旦思想观念能转变过来,从以他人为主、以美国为主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为主,以中国自己为主的模式,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动能就能被充分调动起来,其经济崛起的力道将超过人类有史以来任何一次现代化的规模。

      

      希望中国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能更多关注中国健康的、长期的和可持续性的发展,毕竟我们在过去28年内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再往上一跃我们就可以攀登世界顶峰。尤其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要有正确的策略、要有远见、要懂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及别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衷心期待中国出现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之父,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公正、社会平衡结合在一起,为真正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长远的、纲领性的和指导性的蓝图,一如西德在二战以后所作的那样。

      

      是为国谋,谨以上文献给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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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中国崛起策二十:社会福利制度和新中间路线

      I 二十世纪最大的教训:理想主义之幻灭

      理想,本来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神圣的词语,每个人从小都会有内心憧憬的梦想和理想,有的人为了实现童年的理想百折不挠,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白了儿时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现实主义起来,但是无论怎样,每个人回忆起童年畅谈理想的时代都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有些伟大的政治家的理想也激励了无数人为一个正义的目标而奋斗, 马丁·路德·金的一句演说词“我有一个梦”,就激励了多少美国人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平权社会而奋斗。

      本来,理想和理想主义是一件好事,它象征了人类社会对未来的展望和不懈追求,但是二十世纪人类充满希望和痛苦的历史却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教训:理想固然是人类应当抱有的追求,但是任何追求都必需有一个界限,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可能走向反面并给人类社会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这其间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有限的,在浩瀚的宇宙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所知所求都是非常有限和不足的,人类是渺小的和脆弱的,人类是常常会犯错误的,因此我对“人定胜天”这句话有很大的疑虑,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对人类社会、世界和宇宙抱有一定的尊重和敬畏,我们所知何其有限,终其一生我们都在上下而求索,终其一生我们所知道和明了的知识在永恒的宇宙秩序面前都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我对关于终极目标的讨论也有相当的保留,这并不表示我反对追求理想,我觉得人类有理想是好事情,而且也应该有对未来的展望、规划和憧憬,但是我反对动不动就来为人类社会假设一个终极目标,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要往这个设想的终极目标发展。我也反对为人类社会订立一个千年或是万年计划,认为人类社会一定会怎样怎样,一定要怎样怎样,为了这样的目标可以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等等。我想,这就等于把人类放在了神或是造物主的位置上,认为我们可以穿透古今,完成一个几十代以后的终极目标,或者把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放在一个超验层次的构建上,像是预言家或是先知一样,预言人类社会的终极方向。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往往会敬而远之,对其预测保持怀疑态度, 而这样的怀疑态度是建立在理性科学判断上的。作为一名人文科学工作者,我更相信经验层次的判断、科学研究手段和数据分析,我只相信在这个基础上的合理预测和推理,因此要谈未来20年的发展我觉得是可能的,如果要谈未来100年或是1000年的发展,那我只能说一声抱歉,那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

      20世纪人类社会最大的教训就是:把人类正常的理想主义上升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狂热的思潮,一种激进的、否定人类社会一切现存基础的对终极目标的追求,就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本来,对平等的追求是人类社会的高尚理想,但是对平等理想的非理性拔高就可能形成反生产力的平均主义,让大家实现了形式上所谓的平等,却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和竞争,最后形成大家一起平均穷困的局面;本来人类对天下为公的追求是非常进步和正面的,但是如果把人类对社会目标和公心的追求非理性地拔高为一种意识形态,要求大家完全大公无私,或是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这样的理想就会走向反面,因为对私心和个人利益的完全磨灭和忽视会严重挫伤工作热情并导致生产效率的大幅度衰退,革命的意识形态固然可以激励人于一时,但是持续地对个人正当权益的忽视最终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本来对经济发展的计划安排作为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弊端的矫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种经济手段的运用非理性地拔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的话,就会严重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并且会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的失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和启示,那就是用一种国家大包大揽、完全取消市场机制、价格信号和供需关系的机制来发展经济,可以在特定的时代动用国家整体资源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忽略了千变万化的市场机制和消费者需求、并且无视价值规律的运行,最终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般的后果。苏俄的十月革命是人类从理想主义到意识形态的急剧上升,其所推动的价值基础最初多是正面的,比如人人平等、反对剥削、世界大同,但是从善意的理想主义上升到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仅仅是一步之遥,如果人人平等演变成平均主义的话,如果反对剥削演变成阶级斗争和阶级消灭的话,如果世界大同被世界革命所取代的话,一些让这些理想的创始人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就会产生了。相信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言语依然会心有余悸,这实际上就是非理性地追捧意识形态的结果。苏俄的革命家列宁自己也曾经说过:真理与谬误仅仅一步之遥,但是在苏联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让苏联仅仅在1936年到1937年的肃反期间就有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而在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一百多万柬埔寨人死于饥饿、劳累、政治改造和迫害,这占了当时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几乎是人类现代史上骇人听闻的事件。残酷的历史进程和变迁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理想主义,而忽略了人性的弱点和缺点,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善花也会结出恶果来,甚至是从善花开始,结出前所未有的恶果。本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美好理想,但是忽略了人类社会本身的权力结构、权力基础和人性对权力的非理性角逐,没有同时实现人类权力制度的约束和权力公有化,就会形成经济制度公有和权力制度私有的局面,如果权力再被一位领袖极人物完全垄断的话,就会形成一种为所欲为和无法无天的局面。如果领袖人物利用这种举国一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度来“改造”该国和推动所谓世界革命的话,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超过人类社会其它任何制度形态。毕竟在生产资料私有的社会里,国家受制于所有制关系不可能调动全国生产力量形成举国体制的局面。不加约束的私有权力加上完全公有的经济制度被实践证明是有严重缺陷的,而这一切的产生都和人类20世纪对理想主义,特别是对产权制度和无阶级社会的革命性追求有很大关联。

      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化的反思远远不仅限于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主义制度实践的反思,也会扩展到对西方国家理想主义非理性上扬的反思。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相对不太坏的一种制度,但是必需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基础条件相积累和搭配,笔者在前面几篇崛起策的讨论中已经多次提及。如果把人类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完全美化成为一种普世模式,并致力于全球输出,甚至在受阻时采取暴力输出的方式,这也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卢旺达在民主化之后发生的两大种族冲突的悲剧并在短时间里导致100万以上的平民惨遭屠杀,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巨变后发生的国家一再分裂和民族仇杀的悲剧让整个巴尔干半岛重新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这一切虽然不能完全归结到民主制度上去,但是那种不顾各国复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主制度包治百病、或是美国模式适用天下的理想主义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让人对理想主义这个本来具有正面含义的词语感到了一丝丝恐惧,其实并不是人类追求理想有什么不对,关键在于对理想的意识形态改造可能让好的理想完全走样,形成善花恶果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我们要远离理想主义,毋宁说我们应该远离狂热激进的意识形态和极端思潮。人类回归理性和中道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

      II 另类意识形态的神话—— 新自由主义的滥觞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奇妙,当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理想主义终结后,另外一种神话却可能同时泛滥起来。当今世界看起来仍然是左右思想共存和平衡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左派的思想处于明显劣势。尽管许多国家仍然存在社会政党和共产党,许多国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但是,从国家层面的角度来看,左派的思想的确是势微了。一是由于过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让各国左派运动陷入低潮;二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西方阵营数十年的对手改旗易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社会新时代的来临;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改革,印度告别尼赫鲁主义和甘地主义进入世界市场,越南的市场经济改革,使得左派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失去了旗手国家。在国家层面上左派势微的局面导致了二战以后左右相对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当左的一边的激进思想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后,右的方面的激进思想和神话就宣告产生了,另外一种话语权和解释权开始企图控制全世界,新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应运而生。

      二战后欧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社会福利制度的扩张,资本主义受到社会思潮的改良发展出了现代的福利国家。尽管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二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是,冷战时代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社会改良的紧迫感,不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就可能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威胁中解体。1980年代随着右派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右派的自由竞争思想重新赢得了话语权,二战后的社会福利国家受到了右派思想的挑战。右派在英美两国的重新崛起是对社会福利国家发展趋势的一种反动,在这以后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奋斗的思想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逐步成为主导性话语。里根和撒切尔的右派思想和理念在1989年通过华盛顿共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华盛顿共识着眼于利用英美等国的发展经验为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的现代化样板模式,其基本政策和核心理念是:开放国内市场、消除贸易保护和贸易壁垒、去管制化、自由贸易、促进市场竞争、货币汇率灵活化、建立浮动汇率、削减税收、削减国家公共支出、削减社会福利项目、全面私有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等等。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代表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由于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教训,放弃了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模式,建立了全面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北欧建立了社会福利国家,德国也发展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资本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完全的自由市场竞争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抛弃,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人性化、文明化的倾向。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制度的全面建立使得单纯的市场自由竞争的思想不再成为主流。虽然欧美国家仍然采取的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但是国家大量介入市场失灵和失败的地方,提供和组织大量的公共社会项目和社会福利制度。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美国家提高了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率,为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全面的财政基础。而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自由主义思想改头换面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并开始角逐主流话语权。因为这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共产主义日渐势微和全球化席卷世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这样的自由竞争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其基本思想核心和过去的自由竞争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尽量削弱国家的力量、国家干预市场的力度、国家的公共支出幅度和国家再分配制度的规模。市场自由主义者醉心的是建立“守夜人”式的国家,就是要让国家的功能仅仅限制在国防、外交、公共安全等基础领域,除此之外国家什么都不用做,这就好像是晚上的守夜人一样,只要保证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那么国家就没有任何义务介入其它领域。新自由主义者在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大幅度扩展和社会观念及社会人权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已经无法完全倒退到原始资本主义的阶段和国家无所作为的时期,因此他们不再宣扬废除社会福利制度的思想,而是改头换面地要求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尽力减少社会福利制度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让国家尽可能退出社会公共项目的领域,让市场接管国家的许多基本职能,比如让市场以产品的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鼓吹私有化一切领域,包括用水、电气、能源领域、通讯领域、教育系统和社会福利制度等等。

      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全面兴盛和重新崛起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出现代表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右摆,资本主义从战后的“劫富济贫”的阶段又重新出现了向“劫贫济富”方向发展的趋势。左派的计划经济和中央极权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破灭了,在全球沦为边缘思想,右派的市场神话在封存了很久以后又重新出山,形成了改头换面后的“新”理想主义。这里可以从美籍日裔历史学家福山在1992年《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热情的讴歌可以看得出来,此君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和意识形态的亢奋宣扬美国的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已经在全球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地球上的任何国家都必须朝向美国模式发展,他进一步以宗教般的虔信宣称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达到顶峰,而且进入了历史终结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不可超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主动向美国模式靠拢。这样的话语非常类似左派对终极目标的描述。不同的是,左派宣称人类社会要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终极目标还要假以时日,起码还要等100年或是几百年,至少也是要到本世纪末才有希望,而右派的理想主义者认为全球大同已经实现了,美国目标就是全球目标,美国模式就是全球模式,美国梦就是全球梦。左派和右派理想主义者观点完全相反,南辕北辙,但是双方的思维方式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神圣化人类的某些主义和理想,认为这就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大家要不惜一切代价以宗教般的狂热去达到这个目的。而市场至上主义和市场神话早就在资本主义初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即使是资本主义天堂的美国也不可能完全倒退到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如果是那样的话,美国一定会陷入贫困急剧增加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内乱中。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偏偏要热捧华盛顿共识,全面炒作华盛顿共识,炒作得好像只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改革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可。事实证明,后进国家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是走进陷阱,俄罗斯、智利、阿根廷、菲律宾以及东欧一些国家是全球最严格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改革的样板国家,而这些国家都先后经历过严峻的经济危机、货币贬值、金融风暴和社会体系崩溃等动荡不安的时期。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国家采取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贫困人口都大量增加,社会矛盾急剧尖锐,民族产业普遍被跨国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控制,国内经济产业出现了寡头垄断的现象,许多国家发生过金融体系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再次显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念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有不同思想的平衡与中和,无论是采取极左的理想主义,还是采取极右的理想主义,都是非常不可取的。只有在左右思想的平衡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微调才是最为理性的决策行为。人类的社会政治理念和政策制定一定要告别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终极目标和某种弥赛亚般的宗教情绪,走中间道路,才是正道。如果人类社会总是在左和右之间进行激烈地摇晃和摆动,动不动就摆出理想主义的狂热,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还要经历更多的动荡和灾难。

      • 家园

        III 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确显示了其优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众感觉尤其明显。从商品短缺,物资匮乏,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体会到体制转轨带来的沧桑巨变。其实市场机制的动力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由于假定了“芸芸众生,皆为利来”,于是乎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在总量上促进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对市场机制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认识到市场经济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于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个体的利益,那么一些公共项目的产品和公益目的的产品该有谁来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公民,或是无力参加市场竞争的穷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建立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不要这么一个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机制,我们也需要国家投入到公共项目、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也需要节制资本的无限扩张,鼓励公民自由结社,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主义的神话带来的危害性。这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把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机制理想主义到神话的地步,都是危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国家的力量,让国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时实现市场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来私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坏事,在许多国家进行通讯和邮政领域的私有化后,民众都会发现通讯费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实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垄断的通讯巨头也被迫改善服务质量,吸引顾客,消费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竞争带来的有利于自身的好处。“顾客是上帝”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驱动力始终在于“盈利”和 “利润”,实现成本和销售额的核算始终是一切私营企业的出发点,如果把私有化扩展到所有领域,则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飓风事件中,防卫海水的大坝溃然决堤,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这个超级大国的另外一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救援行动和调度混乱无序, 那些贫困阶层的美国人数日等待救援的悲惨景象让我们今天仍然记忆尤新。但是新奥尔良悲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把本来应该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设施的建设 — 防洪大堤交给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益,在离海水很近很危险的区域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 建立了繁华的商业区、舞厅和酒吧,甚至房地产商还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穷困的老百姓来居住, 这些短视的商业行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而最应该完成的事 — 修缮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却没有人来完成。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1970年代曾经乘海轮去过新奥尔良,那时侯他就发现大坝问题和漏洞很多,存在着决堤和全城被合围的危险(新奥尔良地势非常低),而新奥尔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在那个时代大家就在谈论可能发生的大坝崩溃的危险,一直到2005年,终于发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惨剧。开发商在风暴来临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阶层的老百姓就承担了最可怕的恶果。新奥尔良惨剧提醒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私有化的领域,什么是不能私有化的领域。美国国内最近又开始讨论监狱和法院私有化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领域也可以私有化吗?

        这里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概念,那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定义了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消费不仅为个体带来了利益,从整体来看,也为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用。公共产品还包括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须由国家来生产,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会带来整体经济效应。一个例子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项目都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每个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这之后由于知识积累为个人事业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额外效应”,也就是教育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资源,这样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最需要的。医疗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医疗的确是每个公民个体的事情,但是却绝不仅仅限于个人领域,因为医疗公共事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国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样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资本,而这样的人力资本可以被市场机制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形成经济奇迹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因此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利他、利集体和利国效应,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经济加乘效应,因此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的主体角色只能是国家。因为在这些领域里的主导原则应该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则,如果把这类产品交给市场和私营企业和机构,那么这些私营机构必须按照成本和利润的原则来进行核算,这必将损害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质,让许多贫困人口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无法购买到医疗产品和教育产品。这里可以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性:本来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将明显是属于公共利益和国民整体利益的产品交给市场,这种将市场经济非理性上扬到主宰一切的市场万能模式的后果是让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会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发性速度增长,人力资本的培育受到严重损害,越来越多的公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越来越多的公民因为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因而无法成为健康的生产者甚至过早的死亡,其结果是损害了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国内消费,最终结果是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始终培育不起来,形成经济衰退和失败国家的局面。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区别地私有化一切领域,希望把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当作一种市场产品来销售,其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贫穷上升和消费衰退的问题,而且势必将引起全球消费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穷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储蓄来为子女念书、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绸缪,这势必将大幅度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新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代表了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希望不顾一切地削弱国家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降低劳工工资,提高利润,但是吊诡的恰恰在于这里,如果社会福利经过私有化将贫穷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设施之外,再加上减薪项目,那么资本主义的老矛盾又重新被点燃了:过强的生产能力,过多的产品,却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谁来消费这么多产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典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从“劫贫济富”出发,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老百姓越穷,就越缺乏消费能力,越缺乏消费能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产品积压和过剩,这时候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的利益。没有了大众消费,就没有了资本利润,没有了金鸡,当然就谈不上鸡蛋。

        IV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联的,认为经济水平越发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就越发达。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穷国家怎么拿得出钱来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实,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存在着几大常见的认识误区:

        首先,经济发展未必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关联。并不存在这么一条相关曲线,随着人均国民产值增加,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就会立即水涨船高,相应地增加。比如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常常被研究社会福利的专家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日本也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富裕,但是社会福利水平也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一些国家在很早的阶段或是在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比如毛时期的中国在1951年这个中国极为落后的年代就开始建立城市里的公共医疗、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1960到70年代将合作医疗扩展到90 %以上的农村地区。其它的例子还有斯里兰卡,古巴,博茨瓦纳,印度的克拉拉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在经济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面很广、甚至是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系统。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与社会福利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发展趋势相反,也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其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英国逐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同一时候,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出现过同样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某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初期覆盖90 %以上的农业人口,但是其覆盖范围在1989年却迅速下降到不足10 %的农业人口,整个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几乎解体。19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发展。以上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未必会让全民获利,或是未必能让最贫困阶层的百姓从中获利,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一些国家在很贫穷的条件下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一些国家很富裕,但是在社会领域却相对比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简单机械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福利系统的发展。一个国家主导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团结观念是否普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毛时期的中国,由于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要竭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在非常早的历史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古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斯里兰卡受到佛教思想影响非常大,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响,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长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非常注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而美国由于个人主义观念、市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非常流行,这也影响到国家精英阶层对社会团结目标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也会影响到社会再分配力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欧国家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由于工会力量、社会政党势力比较强大,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执政期间可以把左派政党的理念和政策贯彻实施(欧洲国家的左派跟我国政治环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而不是激进左派),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了长期执政,这对于瑞典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在右派政府长期执政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欧洲国家工会的组织力量远远强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五,美籍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给我们非常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穷国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的问题。阿马迪亚•森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一个穷国家的确比一个富国家拥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产出,但是穷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按照本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和购买力,穷国家用比富裕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来,而富裕国家虽然有钱,但是其绝对花费也高得惊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德国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每个月贫困居民至少必须从福利局获得345欧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饿受冻(34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450元),但这只是在德国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的精算结果。而在中国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线是200到300人民币,折合欧元只有20到30欧元;在赞比亚的农村,为了让极端贫困的农民不致挨饿,能保证他们至少每天吃两顿,每月只需要资助每位农民5欧元左右。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购买力和价格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其花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马迪亚•森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发展社会福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在新自由思想泛滥、市场神话扩散、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思想流行的地方,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政府都不愿意建立广泛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比如美国),而我国也在1990年代某一段时期内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局部倒退的不协调局面,这样的发展到了我们必须该矫正的地步了。

        V 回归理性中间道路,建立新中间路线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整体的落后。当中国领导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方向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象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方向晃动。在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和铁饭碗等成为历史名词之后,新的中国领导人偏向效率、竞争和生产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方向。在领导阶层的务实选择下,中国由左行变成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则重新被肯定。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断地摸索,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告别极左以后,难免行得偏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一方,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时代,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切都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坏。毛时代虽然采取的是和市场竞争和现代经济制度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分不开的,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断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但是毕竟一代人打的基础非常好。在 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既发现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上被西方拉得很远,但是又同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落后的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也蕴藏着大量追赶先进国家和后来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邓公校对准确,毛时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体系培育的人力资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传统(如勤奋、上进、不甘落后、求知欲、充满着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这一切都促进中国取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奇迹。当然在大方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失误和偏差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城市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行的时候,左的力量就会出来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等,有的激进左派甚至从文革中吸取资源,来达到否定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看到一些网站在重新神话毛和毛主义,一些思想非常偏颇激进,认为毛时代一切都好,改革开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这样的言论中许多早已被官方放弃的过时的概念和话语比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反动阶级”、“买办阶级”、“卖国集团”等又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些话语中往往充满着语言暴力,充满着偏激和极端,同时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道路。告别过去的极左,我们又不免走得过于偏右,偏右太厉害了,又可能引起极左的强烈反弹,一股新的力量又试图把中国拉回钟摆的最左端,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醒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要大开历史倒车,同时,这样的群体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当然这也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有重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重建公共医疗系统,同时放弃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真正完成一个国家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那么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煽动性就会大大降低。

        • 家园 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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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说来,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路线不是我们所要的,在新自由主义路线的诱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把本国市场完全对西方国家打开,没有注意到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保护本国市场,没有对脆弱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采取最低限度的保护措施,过早地采取了浮动汇率,开放了本国的金融市场,其结果是成为西方国家和国家金融炒家的猎物。而完全采取市场万能的原则,削弱国家的职能到最低点,导致大量公共设施的不足和公共产品的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的民众挣扎在贫困线上,城市里贫民窟内居住的孩子既接受不了任何公共教育,也接受不到基础的儿童医疗设施,导致大量贫困人口没有未来。这样的两极分化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真正以中产阶级和大众消费为主的现代化社会的。同样我们也反对左右两边蹦极的游戏,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右派的理想绝对不表示我们要回到另外一个极端,拥抱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中国不是特定理想主义者的实验品,不能拿中国的发展大业翻来复去做实验,计划经济、平均主义、阶级斗争、压迫人民的基本自由、极权主义的政治运动绝不是我们所要的,感谢邓公引导我们脱离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大国崛起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不是完美的,也是充满缺陷和漏洞的,因此我们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有执行力的政府,来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和社会福利制度领域,纠正市场分配的偏差。

          其实中间道路和第三条道路这样的概念并不陌生,二战以后西欧和北欧国家就多次宣称自己走出了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 建立了现代福利国家。而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在执政期间也宣布采取新中间道路或是第三条道路,宣称要建立鼓励就业和工作的新型社会福利制度。在伊斯兰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它们都宣称采取了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发展道路,它们都分别援引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宣称建立了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分配制度。这显示,走中间道路,防止左右两极间的摇摆,逐渐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而中国的新中间道路除了吸取世界各国的经验和教训外,也应当根据本国国情、文化和过去历史发展的脉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具体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强调两个面向,一是经济上的市场分配机制,二是社会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大社会投入,建立健全的社会福利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利用国家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建立良好的公共设施,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还应该包含有这么一条,中国应该力争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出介于西方多党选举的民主制度和威权体制之间的一条新民主道路,这其间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真正完善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政制度,特别是真正落实和完善已经存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促进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和党内民主选举。而这一切的关键是建立法治国家,界定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和其它基本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社会逐步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社会迈进(见中国崛起策十八)。如果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了富国强民、建立功能分化的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探索出一条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民主制度,这将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巨大的贡献,将是对人类现存政治制度最伟大的创新,这将给许多已经采取了多党民主选举和市场经济、但是依然在失败国家行列和边缘徘徊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创新的模式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未来二十年现代化进程不仅将大大影响世界,其成功本身也将具有巨大的模式效应和世界意义。

          有中国特色的中间道路的基本点在于,不纠缠于意识形态。要成为一个真正世界大国的国家当然应当有世界责任感和改造世界的理想,但是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不轻易把理想演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不轻易谈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不把理想主义上升成激进狂热的思想。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民众民生乐利才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其它的比如经济机制、政治制度、理想、思潮和主义等都是保障中国民富国强的手段,我们绝不把手段当作终极目标来顶礼膜拜。因此我们不热衷于任何一种主义,不神话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福利国家,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好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利用,不好的东西则要扬弃和远离。单纯追捧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包括笔者所重点研究的欧洲福利国家,笔者认为这是人类比较进步的一种制度构建,但是笔者也不盲目迷信福利国家,因为盲目迷信就会无限上纲到一种意识形态,就会对福利国家的一些弊端譬如过度福利和滥用福利等视而不见。

          因此新中间道路要求我们有两种心态,一是谦卑平和,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和不足,不再轻言永远和终极目标。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不追求最好的,只追求符合当前时代精神的更好的制度;二是开放的心态和勇于学习一切的态度,这一点,邓公以来的中国领导人的务实和学习的精神形塑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新精神面貌。看看海外三十万中国留学生,看看每天络绎不绝奔赴欧美日等国的中国考察团,看看电视片《大国崛起》就会了解到今天中国人的求知欲和一种孜孜不倦探索世界的精神。中国今天的国民心态非常类似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国民心态,也很类似美国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种开放和开拓的进取精神。而新中间道路正是需要这种开放和学习的精神,任何人类社会新思维和新思想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不断地为中国的新中间道路注入时代精神和新内容,卸下了意识形态包袱的我们可以不断学习和创新,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为我们服务。

          从八十年代的全盘西化,到九十年代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今天21世纪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平和与大国气度,西方人不再是一群高高在上,优越于我们的一群高级存在,也不再是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敌人,我们开始以更多的自信、更加平等的心态,并且开始运用我们的视角来审视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思想和理念的同时也不再盲从,并开始观察西方社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我们向西方求教的时候也不再迷失自我,而以独立的人格和国格、以健全的本位立场来借鉴和学习西方经验,既全面吸收,又懂得结合中国国情;既全面学习,又懂得不断创新;既全面交往,又坚定务实地捍卫国家的利益。我想,新中间立场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国民开始出现了健康的强国心态,这一点,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下一策将继续探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但是将更多从技术性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 家园 中国崛起策十九:尊重民权与树立国民意识I

      I 再谈建立公民社会

      上一策从尼可拉斯·卢曼的社会功能分化理论来探讨了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进而提出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是中国现代化路上的核心所在。本篇策论将继续借助卢曼的功能分化理论来谈界定不同社会系统的权力界限。

      理清各个功能系统和社会核心机制的权力边界,建立功能独立分化、系统边界清晰、权力明确界定的社会,的确是我们在未来二十年最重要的中心任务,这将直接决定我们是否能够建立一个高效运转的、社会和谐的现代社会,为中国和平崛起打下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在这一篇文章里,笔者要侧重探讨的是如何建立公民社会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国家和资本的力量越界进入社会领域,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公民社会的自治和功能独立就无法得到制度性保证。这里笔者节选了四条我国媒体报道和讨论的新闻,通过这些个案分析来探讨公民社会和公民权的问题。

      1.要重视并解决工会主席“角色冲突”问题

      广州市近期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该市工会主席兼职比例达65.9%,其中非公企业工会主席兼职更高达98.7%,由此带来的工会主席在履行职责时出现角色冲突的问题日益突出。据此,市总工会已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希望从立法层面解决工会主席兼职过多问题,特别是“不能让有角色冲突的人来候选工会主席”。这一指向明确的要求,不仅对广州市而且对全国的工会工作都有普遍意义。

      工会主席兼职分几种情况。一是同级党委领导兼任;二是同级行政领导或中层管理人员兼任;三是企业主的合伙人或近亲属兼任。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于工会接受党的领导和党委统揽全局的原则起指导作用,一般讲不会有大的角色冲突,这种兼职不在此论。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劳资关系的特定内涵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由于兼职近乎完全矛盾甚或家族化管理,角色冲突尤烈。因此,我们所说解决工会主席兼职问题是针对第二、第三种情况而言的。

      工会主席兼职带来的角色冲突,通俗地讲,就是兼职者在履行工会职责时“脑袋”与“屁股”的错位现象。随着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和利益主体的明晰化,代表职工方的工会与代表出资方的行政不可避免地在立场、诉求上处于矛盾状态,工会必须坚定地站在职工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即使从企业整体、发展和职工长远利益看问题,工会的基本出发点———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也不能有所动摇。但是,如果工会主席兼职行政,隶属于老板,甚至就是合伙人、近亲属,事实上不可能做到上述要求。在“脑袋”的指挥下“屁股”必然坐歪,由此带来角色冲突。

      (以上文章节选自工人日报2006年12月15日的报道)

      2. 工会主席不作为我支持工人告他

      经典案例

      据悉,此案源于1999年市桥街文化宫的改制。改制过程中,企业职工由原来固定职工改为合同制职工。2001年8月,陈明华等人与原企业签订了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企业又通知陈明华等4名职工不再续签劳动合同。

      2003年2月,陈明华等人向番禺区法院起诉原企业,结果败诉;2004年1月,又向广州中院上诉,再次败诉。在这几起诉讼中,袁某都担任文化宫的委托代理人。陈明华等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掌握了大量职工的资料,他亲自出庭,才导致职工败诉。

      袁某在法庭上表示,自己只是按照企业决定行事,并无不当之处。自己不仅身为工会主席,还兼任该企业副主任一职,他是以此身份出任文化宫诉讼代理人。

      工人告“主席” 法院很为难

      工人告工会主席这事儿很新鲜,但是也让法院很为难。

      番禺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袁某作为工会主席,代表企业坐在劳资纠纷案件的被告席上,这种行为不当,但没有证据证明袁某的行为给陈明华等职工造成损失。陈明华等人不服上诉到中院。

      而朱松森与其他11名职工状告工会主席刘某不履行职责一案,越秀区法院认为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作出不受理决定。朱松森等人对这一结果不服,也向广州中院上诉。

      职工觉得委屈,而当上被告的工会主席同样也觉得冤。法官在庭审中问袁某:“当职工和企业发生冲突时,你代表谁的利益呢?”袁某坦言:“当然是按企业的决定行事。”对此,陈明华等人感到很无助:“身为工会主席都代表企业和我们站在对立面,当企业侵害我们职工权益时,我们该找谁来维权呢?”

      (以上新闻节选自 广州日报2006年11月16日的报道)

      从以上两则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权力边界混淆和角色错乱的现象。首先是行政领导人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其次是企业家一方的合作人和亲属担任工会领导的角色,第三是工会领导人兼职的现象,这三种现象每一种都影响到工会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组织的自治地位。最令人费解的是第二则新闻中工会主席居然站在企业一边代表企业的利益,这种角色错乱已经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我可以理解在中国法制尚不健全,对公民社会角色尚存在争议的特殊国情下,一些工会领导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和对资方的依赖而不愿意直接跟企业主处于博弈对立的一方,但怎么也不至于站到资方的立场上去和工人博弈,这就好比A国球队与B国踢球,A国的几名球员突然反水加入B对来进攻A队一样,这在体育赛场上从来不曾出现的情况居然出现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会领导人在面临法官的询问时,居然回答自己按企业的决定行事,这样的回答只能说明当事人对于权力边界的界限和该组织的功能完全缺乏起码的认识,产生了错位现象。

      • 家园

        当今中国的公民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会组织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是层层剥离开一些表面现象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以下一些核心问题所构成的:(1)工会经费来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工会经费来源应当根据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按税前列支扣除,工会领导人的工资和工会活动经费来源于此。我国2001 年通过的工会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工会经费来源问题,但是工会法通过后,许多企业内部工会的经费依然由企业主直接拨发。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工会领导人的工资直接来自企业家,他们就没有办法独立代表工人利益; (2) 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问题,按普遍的国际经验,工会领导人是由企业内部选举方式产生,但是在中国,工会领导人产生问题依然含混不清,尽管工会法有了相关规定,但是法律执行情况非常分散,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的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有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制度化的选举方式,而更多的企业依然采取“威权”的方式,有些企业主干脆直接任命工会领导人,这就极易产生刚才两则新闻里所提到的问题;(3)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的罢免问题。工会领导人应该由工人代表来罢免,而在我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会领导人直接被企业经理和厂长任免。常常是工会主席作出维护职工权益的决策,但之后随即被企业经理解除职务,这往往会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弹;(4)工会领导人兼任职务的问题。如果企业工会取得自治和独立博弈的地位,工会领导人的经费来源与企业主脱钩,工会真正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工会主席兼职的问题自然会减少。工会领导人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工作职位,兼任其它职位当然会使得工会领导人难以真正地专心于本职工作;(5)企业工会、其他各级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关系。从过去的制度传统出发到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工会的角色和职能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国家希望保持党在工会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要把各级工会整合进全国总工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全国总工会在这种特殊的制度架构中,既设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代表国家的利益;既支持部分工人(特别是个体性)的维权事件,促进和保护工人利益;同时又防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运动,协助国家维持整体安定的局面。这其间导致了总工会本身角色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中国可以制度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既在微观上(企业)促进工会向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演进,同时在宏观上与国家采取合作主义的政策,防止全国性的工潮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工潮出现,维持国家宏观层面的安定团结大局。因此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可以发展成一种既保持微观独立自治,又实现宏观与国家合作的制度,但总的趋势应该是促使工会有序地向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方向演进。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总体目标暂时还无法完全实现,那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向更好、更进一步的方向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创新,注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元素在里面。

        以上五点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志,一旦国家认识到建立独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助于真正维护中国和平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并且有助于建立一种动态稳定的和谐社会,中国一定会在短期内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的。毕竟中国的举国体制让国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取得某些方面的突破,如果政治意志足够的话,就会迅速转化成讨论、研究,并进一步凝聚成共识,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各个公民社会机制的明确界限,最后形成国家的决策。这其间最关键的是立法工作,全国人大虽然在2001年通过新的工会法,对过去的工会法修改达四十处之多,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源上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中国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有了法律,尚且不遵守法律,更不要说法律来源含糊不清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不同的条例、文件和规定,这间接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地方上不同的政策,更加影响了关于建立公民社会组织问题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如农会、打工者协会、进城务工人员协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都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规定在这样的界限区域内公民社会组织取得自治地位。只有依靠权威的法律形式才能保障公民社会不受其它力量的侵犯,可以在其功能系统内按照自己的原则发展。

        • 家园 续2

          3.重庆彭水诗案调查:政法机关滥用公权酿错案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被刑拘,继而被批捕。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这件错案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县政法机关不该有的越界

          有了县里领导的批准后,彭水县政法机关一再越界,在许多环节明显把关不严的情况下制造了一起错案。

          彭水县公安局在传讯40余人后依然证据不足、事实不准的情况下,非要给秦中飞治罪。9月7日,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上报县检察院。10日,县检察院予以批捕,认为秦捏造了一首引起群众公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和县领导名誉的词。

          29日,秦中飞被批准取保候审。10月24日,县公安局承认诽谤案属于错案,向秦中飞道歉,并让其领取2125.7元的国家赔偿金。……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认为,秦中飞用短信传播的诗实际是一种群众意见的表达形式,而在“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有关领导对待群众意见随意上纲上线,甚至轻易动用司法权对群众意见进行打击报复,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刑法》中对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有明确规定,彭水县有关领导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同时,此事件也反映出部分基层政府领导干部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抛弃了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院长王学辉教授也认为,民主与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内容,而“彭水诗案”中,百姓只是对县委书记和县长批评两句就被定为犯罪,还有40多人被传讯,这是过去“文字狱”中才有的情节。

          王学辉教授还表示,现代法治政府的特征是,民主、公开透明、高效诚信,具有服务意识、负责任,而管制型政府则是强制约束、行政为上官为上,老百姓必须服服帖帖不能发牢骚。“彭水诗案”中政府的行为完全是与现代法治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

          (以上新闻节选自《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的报道)

          4.湖南农妇列车上拾荒遭治安拘留

          湖南常德59岁的农村妇女滕自英,因在其乘坐的列车上捡了28个空瓶子,被铁路派出所以“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严重”及铁路内部规定为由行政拘留5 天。此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引起较大反响。2006年6月6日,公安部门撤销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石门县公安局、铁路公安部门均向滕自英一家表示公开道歉。

          入选理由:农妇在列车上捡了几个空瓶就被治安拘留,法律的精神在这里被行政权力严重扭曲。从这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可能对普通公民正当的权利和自由造成的严重损害。由此可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和谐的社会,国家决策层就必须对于行政权力的扩张随时保持充分的警惕,并及早通过行政立法等措施设置必要的“防火墙”和“监督网”,使其在合理范围以内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

          (以上新闻节选自《中国法院网等推出“2006年十大法制新闻”》,请见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6-12/28/content_5537202.htm)

          以上两则新闻反映的都是行政权力越界侵犯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违反了法律,构成了滥用权力的行为。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既可以被理解为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和非政府团体,广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普通公民个体。作为公民社会的机构,民间社会组织赢得了相应的自治权和独立地位,可以就自己的利益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和政府、资本进行博弈,同时防止本团体的权益受到行政和市场力量的任意侵犯,因此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但是作为公民个体而言,当其自身的权益受到地方政府权力机关的侵犯时,其往往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普通公民面临的是政府权力,由于其处于个体的地位,双方的权力完全是不对等的。我们除了要求严格划定政府权力的界限,防止政府本身滥用权力以外,从以上两则新闻我们都可以看到,媒体的介入对于事件的进展起了转折性的作用。媒体曝光后,紧接是公共舆论和知名人士和学者的跟进,对案件进行了法学讨论,对滥权的一方构成了强大的压力,最后导致行政部门道歉认错,并给予赔偿。这种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意见构成了平衡权力的一方,可以协助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维权,矫正被严重扭曲的行政权力,在社会上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普法教育。从湖南省常德妇女滕自英联想到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让我们不禁痛感:不遏制行政权力的非正常扩张和权力的滥用,就会发生普通公民权益受损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惨剧。因此建立良好的制度,防止滥用行政权力,关系到的是你、我、他每一位公民在内的基本权利,如果行政权力不被限制在法律和宪政范围内,理论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滥用权力的受害者。

          对刚才两则新闻的反思远远不止于此,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权力历来都是受到顶礼膜拜的,我们的文化自古以来就缺乏分权和制衡的传统,能否建立国家和社会的平衡,能否让国家尊重社会和普通公民的个人权益,关键还是在于各级政府官员是否真的愿意把行政权力放在法律之下,是否真的愿意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力,是否真的愿意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权力制衡。其二在于,以上两件滥权案件得到解决在于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学者的配合对地方行政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但是在更多的滥权事件中当事人则远远没有这么幸运,媒体并不可能关注所有的维权事件,在媒体、公众舆论和专家知识达不到的灰色区域,对于普通公民在遇到行政权力或是资本侵犯时,他们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我想,在这里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始终是关键之关键,核心之核心,也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我们很欣慰地看到中国维权事业和公民权的保障取得很大进步,通过媒体大量报道、公众舆论的强烈关注许多侵权案件,使得这些案例得到公正处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面临权利受到损害时开始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民告官的事件在过去的中国令人不敢想象,但是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民告官胜诉的事例见诸报端,这的确反映了维护民权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制度化,公民能否在没有报界、舆论和专家的关注下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己的公民权这才是我们最应关注和探讨的。由于地方官员、企业主和普通民众所拥有的资源是完全不对等的,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老百姓极有可能因为费用高昂的原因终止司法程序。在司法制度没有完全独立,社会网络关系和权力极有可能影响司法判决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来真正维护弱势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笔者将在中国崛起策一篇单独的策论中详细谈到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的核心问题。

          • 续2
            家园 续3

            II 尊重民权才能促进人民对国家的认同

            在中国社会里,我们常常发现一些矛盾现象,一方面是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很高,另外一方面是普通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国民意识很淡漠;一方面是互联网络上民族主义上涨,似乎中国人有着最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结,另外一方面走进社会却发现大家对国家和政治等话题早已失去了兴趣,很少有人提及;一方面是理智者呼吁民族主义要降温,另外一方面有识之士则忧心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感。怎么解释这两种看似对立、矛盾的现象?其实这并不难解释,虽然中国古代士大夫和读书人受到儒家观念的影响,有很强烈的爱国心和爱国思想,但是在阶层社会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读读中国知名社会学家费正清的《乡土中国》就明白了,统治中央帝国的形式上是一个国家和中央政府,可是国家的影响仅仅限制在城市里。在广袤的乡村,统治这中国的是家族、乡绅和地主,金字塔底层则是庞大的农民人口。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人们的认同主要是对家族的认同,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概念和京城皇帝的认同。家族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也保护了个人的经济生活,在遇到纠纷、冲突和争议时,出面解决的往往就是家族的家法,在这方面家族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法律和刑典是很少能够进入乡土社会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古代帝国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求国民被纳入国家整体的行政治理中,国家的基本权力和法律应当是在国家有效治理范围上畅通无阻的,而不会受到其他“平行国家体”的拦截(比如古代帝国的家族、酋长、地主、分封诸侯的领地,现代世界中一些濒临解体的国家中的军阀、游击队、反政府武装和恐怖组织等)。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在1949年以后的毛时代才开始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往往停留在精英阶层中 — 也就是贵族、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层次。

            这里开始谈到问题的重点,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能够取得国民的认同?为什么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能够深深根植在普通大众的意识观念中?笔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节制和约束权力,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古代帝国、古印度王朝中都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权力没有任何约束,行政权力可以任意侵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而普通平民在面对贵族和地主的欺压中总是输家,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平衡贵族、地主、平民、农民或是农奴的权力,人民只是小民、臣民,君王则是君父、庇护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人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君王的私产,只要他需要,就可以任意征用,而不会受到法律限制。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后,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依然延续了封建采邑时代对民众权利的限制,但是日渐强大的资本力量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挑战和平衡。但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却同时受到两种权力的侵犯,一是传统的政治权力(过去是贵族,现在则是政府),二是新兴力量 — 资本家。这两种力量加总在一起,让早期资本主义时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工人阶级的反抗、革命和起义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机,社会主义思潮遍布西欧,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则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要求保障民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对言论自由和民间结社自由的限制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体制外暴力活动。市民阶层的崛起、人民权利意识的高涨、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和政府开明人士的妥协让步使得早期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时代的“权力和资本无法无天”的情况逐渐得到了纠正,政府和社会、资本和社会的边界得到了确定,政府再也不能拥有无限权力,而只能握有有限权力,权力界限的划定让政府的权力破天荒受到了限制,政府再也不能仅仅以国家利益和贵族利益为借口来任意剥夺公民的财产,国家再也不能认为自己任何行为和政策都是天然合乎法律的,而必须界定哪些行为是合乎法律的,哪些行为构成了滥用权力,哪些行为和政策构成了对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的侵犯,因此国家必须从这个领域里退出。君权神授的时代和政府权力无限的时代成为历史。同时资本的权力也被法律划定出来,不能因为有产者强大就可以任意入侵公民生活领域和民间自治领域,资本家再也不能随意解散民间组织,资方必须和工会合作保障工人权利。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确立和民间组织的成立,如果自由结社的权力受到侵犯,就无法通过工会、农会和其它自治协会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为什么对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的界定会大大有助于树立现代公民精神和现代国民意识呢?基本道理就在于国家和资本对公民的尊重。限制国家和市场的权力任意扩张和任意侵害民权说到底是对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尊重,在封建时代、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没有公民,也不存在着公民的自尊,行政权力可以侵害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而不必受到制裁,人民在统治者的眼里只是小数点后的一堆零而已;在资本主义早期,不仅政府可以任意侵犯老百姓的权利,新兴的资本势力也可以任意侵犯工人的权利,他们克扣工人工资,任意延长工作时间,并且让工人在及其有害的工作条件下生产,工人的人均寿命往往低于40岁。而只有当这两种权力(政府和资本)受到约束,特别是受到公民社会和市民组织的有效平衡的时候,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民才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尊,也就是自己是具有独立尊严的一个人,自己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一位公民,在任何情况下自己的一些权利都是不可让度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小民成为公民,臣民成为国民,当小数点后一连串零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的时候,人民才感觉受到国家的尊重,因得到尊重而自尊自重,因自尊自重而有独立意识,因有独立意识才能发挥人的能动性,因为有能动性才会有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因创新才会有生产的发展,因为生产的发展才会有普通人民的大众消费,因为大众消费才会有经济增长、藏富于民,因藏富于民才会有国家整体综合国力的强大。国民受到国家的尊重和善待,才会心底真正装着国家,才会从内心深处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这种对国家的认同往往不是通过激烈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而自然地体现出来的,在平时一般看不出来,但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示出来。美国人可以天天骂总统,拿政府官员开玩笑,过着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早已内化成普遍的社会准则和大众意识观念,并不需要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可以每天吵得不可开交,但是一到美国陷入重大危机的时候,国民的凝聚力就强得惊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就可以立刻显示出来并表现出强大的力量,笔者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军事、科技和经济力量的强大,而是一种制度的强大,一种公民精神和国民意志的强大。美国尽管因为其霸权行径和野心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但是在其国内因为理顺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显示出制度的优越性,在反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同时,千万不能忽视美国的长处和探索其强大的根源。

            而极权独裁的国家平时固然可以营造一种万众一心和全民一致的假象,但是因为人民没有任何权力保障,深受权力任意侵害之苦,在这样的制度下一遇到危急关头就会民心涣散、社会解体和民心尽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拉克,在总统选举中萨达姆可以赢得99.99 %的选票,在各种政治集会场合人民都会疯狂地显示对总统的崇拜,乍一看,这是一个很有凝聚力的国家,可是一到关键时刻,美军入侵伊拉克,就可以显示出来了:一个类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那么大的国土,居然在三周之内结束战斗,大家预料的惨烈的巴格达巷战居然以无人抵抗的荒谬场景收场,倒是政府垮台后各种游击队、地下反抗运动、非政府组织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让美军深陷越战后最大的一个泥潭。固然萨达姆军队的惨败和不抵抗是因为美国、伊拉克军事实力悬殊以及伊拉克遭受十年国际制裁所造成的,但是伊军这么快就彻底放弃抵抗和巴格达不战而降是无论如何用这些客观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我想,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在一个没有基本公民权的社会,国家平时不尊重人民,人民在关键时刻也不会去为这个国家卖命。大家虽然痛恨美军入侵,但是会想:“这个国家根本是萨达姆家族的,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家族去抵抗美军?”,“我们遭受制裁在生死线上挣扎,吃不饱,穿不暖,病了没有药品,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却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有最豪华的宫殿,最豪华的跑车,最奢侈的生活,这个时候需要我们了,要我们去送死抵抗美军”,不要说这样的想法,就单单想想在萨达姆政权下被权力任意侵犯、遭到迫害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民吧,他们和他们的家族,会对这个国家有很强的认同感吗?他们会去为这个国家战斗吗?国家要可“爱”,人民才会去爱;国家要尊重人民,人民心底深处才会有国家。刘亚洲将军在其2005年所著《甲申再祭》中提到一个观点 “国不知有民,则民不知有国”,他深刻地谈到为什么满洲的数百万人口和数十万军队能够征服一个人口已经上亿的庞大的明帝国,其原因当然很多,腐败贪污、横征暴敛、残酷的吏治、无止境的徭役,但刘亚洲将军的观点认为这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家天下对国民精神奴役所造成的,人民只是逆来顺受的愚民、顺民和奴民,失去了起码的反抗能力,以至于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麻木不仁、不会想到去反抗。而封建制度的家天下最终让明王朝离心离德,老百姓不愿为这个残暴的家族王朝去卖命。刘亚洲认为,必需要用民主制度来凝聚国民,重塑国民精神。我认为国家观念淡漠与民主制度特别是全国选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关键还是在于理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公民社会,培育公民精神和促进国民意识。但是刘亚洲将军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有远见的,他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和核心。一个国家必须是大家的国家,必须是公众的国家,而不是一人一家、一党一派的国家,才会真正让国家具有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按照笔者的观点,来源于国家对人民的尊重和人民把国家的认同内化为生活的一部分,而其间的关键是国家尊重社会,国家尊重公民。笔者去年回国一趟,买了一套早前一段时间国内热播的《汉武大帝》回来,在观看影片时,有一段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晁错因为削藩引起六王叛乱,最后被汉景帝腰斩意图来平定叛乱。看到这悲惨的一段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甚至彻夜难眠,脑海里老是浮现那么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汉景帝那么多臣子没有人站出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批评分封诸侯的危害性?为什么晁错被腰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变法家和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我想,除了朋党之争和政见之争的原因,重要的一点是专制主义皇权下维持的是一家一姓的统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天下为私还是天下为公,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天下为私,就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在南宋和明末那么多权臣误国甚至最后关头不加犹豫地投降敌军了,因为在权臣的眼里他们只是把对一姓的忠诚转移到对另外一姓上去了,而不是对国家的背叛。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忠臣被冤杀和屈死,而奸臣却有一套一套逻辑来合法化自己的行为,并能逍遥法外,得以善终。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国家精神的培育和国民精神的培育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传统的确没能蕴育出普遍的国民精神。这已经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国民精神的问题。

            我想,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传承到今天的发展,我们也可以深深感觉到公民精神的缺失和国民意识的不足,尽管爱国学生的民族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真正根植于人民心中的国家意识却并不强。这样的问题既是来源中国的传统,也是由于现代公民社会始终没有得到确立所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内化成为一种文化,潜存在民众的意识中。当然,这不能说是国民本身的缺陷,关键是这样的制度形塑了这样的国民集体意识。我们常常觉得在中国法律体系是多么的脆弱,人们的法制观念是多么的淡漠,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是多么千难万难,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听到老百姓对贪污腐败和政府权力不当的批评,可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重要的一点:哪里仅仅是地方官员法律观念缺乏和法制意识淡薄,根本就是包括你、我、他在内的每个人的法制观念淡漠和国家意识缺乏。笔者模拟了一段在中国社会经常可以听到的一段议论,这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谈话,而是一种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评论的事件是国家着手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制度,根据这样的法律,每个公民在收入超过一定界限的时候,都必须按照法定纳税义务缴纳税收。以下四位公民拥有不同社会地位,请听听看他们对这项政策的评论:

            A (公务员):咳,我们的收入本来就比不上国外公务员,还要缴税,那来当官还有什么好处?

            B (企业家):缴税,缴税,中国企业是世界上税收最重的,我们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在国内真是没法发展了。

            C (银行职员):那些大富豪、影星、歌星个个腰缠万贯,他们都缴税了吗?不是很多人都逃税漏税吗,干吗专捡我们老百姓收税?

            D (工人):应该找贪官污吏缴税,穷老百姓活都活不下去了,哪有钱缴税?

            抛开以上的谈话中的论据是否恰当不谈,也不评论他们所说的老百姓都活不下去是否比较极端,仅仅是这种思考模式就大有问题,ABCD四位先生身份不同,收入不同,地位不同,但是都不约而同反对一件事,那就是自己要纳税,但是他们的逻辑都是跟别人比,D要跟官员比,C要跟明星比,B已经是富人了,不能往下比,他则要跟国外的企业比,A也要跟国外公务员比,其逻辑就是你看别人怎样怎样,其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不该缴税。这中间我们看到的是公民意识、法律观念的极端淡漠和国民权利和义务意识的极端缺乏,在A和B所要比较的国外和西方国家,恰恰是税收制度最为健全的,缴纳税收已经内化成国民的普遍共有规范和社会共识。尽管西方人有时候也会调侃税务局,但是一旦到税收申报的时候这种普遍的国民共识却能充分体现出来,大家遵守公民的基本义务去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国家部门对于个人收入也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有人逃税漏税,基本上不会有人在这里抗议国家滥权,因为依法纳税的意识已经深深根植在西方公众的心中。恰恰跟B讲的相反,如果他来德国或是法国投资的话,一定会发现要缴纳很重的税收,但是这也成为他不愿缴税的论据。从这段谈话中,我们看到的是整体国民意识的缺乏,它涉及到你我他每个人。而这样的国民意识的培育还是在于公民精神、权利和义务意识的全新塑造,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是源于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一个尊重自己国民的国家才会让国民对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和自豪,进而使得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并把遵纪守法当作公民的基本道德观和公德观。

            • 续3
              家园 续4

              一个建立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国家,不仅培育了独立的公民精神,也培育了国民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作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其繁华的城市外表、创新的高科技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其深层次的原因更在于美国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在于自由体制下独立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于开放、自由的人才选拔和人才流动机制。美国有三亿人口就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的藏“智”于民的制度,因为其培育了良好的公民精神,就不仅作到了人尽其才,还作到了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流向美国。中国人这么聪明,人口这么庞大,这当中潜存着多大的智慧潜力是我们难以想见的。如果我们建立良好的公民社会,真正培育出独立思考的现代公民,真正建立良好的、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真正把中国人的无比智慧发挥出来,也作到人尽其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制度,中国何愁不成为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我们在国外留学的海外学子常常感觉到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无论学任何专业都能超过其它国家的学生甚至是以母语学习的学生,可是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一辈子都会默默无闻。不出国不知道中国人有多聪明,不出国不知道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有多宝贵。中国不缺人才,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智慧库,我们缺的是产生人才的体制,更缺乏选拔人才和人才流动的现代机制。当中国真正培育出具有个人尊严和独立精神的现代公民的时候,当亿万国民的智慧真正被开发和调动出来以后,中国想不成为超级大国都难,因为中国人的勤奋和智慧是其它民族很难比拟的天然优势,我们缺的是培育公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制度。

              中国今天的改革使我们历史性地来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民的民权意识逐渐高涨,维权运动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顺应时代潮流,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促进公民社会发展,逐步建立独立的民间博弈组织,才能有效地界定国家、资本和社会的关系,才能真正培育起独立而又可贵的现代公民精神,才能建立健康和健全的国民意识,让大家心底深处真正认同这个国家并把爱国内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对国家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尊重。如果说界定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和建立独立的司法体系还有很多文化上、制度上的障碍的话,培育独立的公民社会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这里不是要求国家去作什么、投入什么,恰恰相反,这里要求的仅仅是国家不要去作什么,要求国家退出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领域,不要去干涉自己不该干涉的领域,不越界进入社会的范围。这里要求国家界定自己的权力边界和界限,不要滥用权力,要求立法程序,要求制定真正健全的法律。当然,要一个人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力总是很不容易的,人天生对权力的追逐就会导致向往无限的和不受约束的权力,只有真正心里装着国家、真正以天下为公、真正以国家民族为重的政治家才会开启这一步,为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打下百年基业。从这一点上来说,公心还是很重要的。胡温政府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宣示,这显示了这届政府真正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许多胡温新政的重要举措都让今天中国国民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振奋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在今天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感到应该出来为国家作点事、出点力。

              说实在的,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每个人都会追求正当的个人利益,都会追求美好幸福的个人生活,我们不再需要像封建时代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了,因为我们更加重视个体的价值和个人的生命,我们不再需要为国献身,也没有任何必要为国献身,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我们在追求个人价值实现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点最起码的“公”心,心里应该有一点起码的国家观念,应该有一种基本道德界限。毕竟,我们每个人在世间生活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功名、成就、金钱总有一天会全部散去,但是为国家民族建立稳定的制度,建立百年稳定之基,为万世开太平,却是真正功德无量的事,只有这样的业绩才会真正的不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腐朽!

              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讨论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分配体系的问题。

    • 家园 中国崛起策十八: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

      I 思想界巨匠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 卢曼(Niklas Luhmann)可能是德国当代对世界最具贡献的思想家,他的深刻思想和对社会独到而又准确的洞见使他早已超过了普通社会学家的范围,成为思想界杰出的巨匠。不仅在社会学领域,在政治学、哲学和法学领域,卢曼的贡献也非常卓越,以至于大家都难以确定卢曼是社会学家,还是法学家、政治学家,或是一位哲学家。新近的一些发展显示,连教育学专业都开始和卢曼挂钩。卢曼1998年于德国比勒费尔德病故后,其思想逐渐由社会学专业向不同领域扩散开来,名气越来越响,以至于他生前在大学指导过的讨论课的录音已经被制作成CD出售,而一批批自称是读懂了他的思想的人去他的墓前凭吊,以求能在他的墓前获得灵感。而在英美学界,卢曼也是在他去世后方才声名鹊起的。卢曼的文章和专著博大精深,但是语言常常晦涩难懂,母语不是德语的人想要了解卢曼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精通德文的读者也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位思想家深邃博大的思想。常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读不懂卢曼的人抱怨他的书籍艰涩无聊,读懂卢曼的人欣喜若狂、精神上处于亢奋状态。随着他的巨著逐渐被翻译为英文,卢曼终于在英美国家引起了重视,而且也必将得到更大的重视,而我国学术界和知识精英比较了解的是德国另外一名著名的思想巨人 — 哈伯马斯(J. Habermas),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哈伯马斯曾经访问过中国和东亚,是中国学人比较熟悉的当代德国社会政治学家和哲学家。随着卢曼热在世界各国的升温,我国学术界一定会对卢曼产生高度的重视。

      本文不是一篇纯粹的理论探讨,更不是学术沙龙式地坐而论道,笔者无意将这篇文章写成一篇学术论文,也不会谈及卢曼思想迷宫中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探讨。本文只想借助卢曼 — 这位思想巨人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来分析世界各国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正因为笔者发现了卢曼的这一理论对于后进国家 — 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深远的意义,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写出来,以飨读者,希望这样的文章能激起更多仁人志士对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深刻和全景式地探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篇崛起策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开头。

      II全新的现代化观 — 功能分化的社会

      卢曼对于人类社会的进程和各种制度形态的发展与我们普通的认知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一般是从马克思的六种社会形态来认识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的:也就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和有待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卢曼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实质上只有三种形态:一是区隔分化社会,二是阶层分化社会,三是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分化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指划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一个大学内部可以分化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又可以继续分化成为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和文学等等,而自然科学可以分化成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等。接下来我要简单介绍一下这三种社会分化形态:

      在原始的部落社会,社会基本的分化形式是根据氏族、家庭和住处的简单社会分工。在不同部落和氏族之间,虽然可能存在着强弱和贫富差别,但各氏族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它们相互间的联系比较松散,主要是通过通婚和经济的互动来沟通,这样的社会被称为区隔分化社会。

      在接下来的演变过程中,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比较高的阶段,那就是阶层分化的社会。人类社会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古希腊、古罗马、欧洲中世纪和其它各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都属于阶层分化的社会。由于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到少数阶层的手中,集中的社会管理和建立官僚统治体系成为可能。由于财富的积累和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文字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艺术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中,社会分化的基本形式是阶层分化,也就是社会明显地呈金字塔形状,越往上,社会阶层的人口就越少,而金字塔底部的基层人口数量最大。社会上层的观念代表了整体社会的观念,社会上层的文化、文学和艺术水平就是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精神文化水平的代表,因为低阶层的民众根本无法接触到上层的文化和艺术,因此失去了参与和创造社会精神文化的可能。社会的主流观念和时尚完全由最高阶层塑造和垄断。在这样的制度下,虽然社会也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等领域,但是各个领域没有任何明确的边界,往往是上层阶级的人同时垄断政治权力、经济生产、司法判决和宗教生活。比如说中国的皇帝和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在权力垄断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意志和观点就完全左右了社会的意志和观点,他们可以直接干预经济生活,他们的一句金口玉言就能决定一场司法判决的结果,或是处死或是宽恕某位罪犯。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皇不仅垄断宗教解释权,也垄断世俗政治权力,垄断部分经济权力,教皇和高级教士拥有丰厚的地产,甚至可以大量地从事经济活动并获利;同时教廷还垄断文字权、教育权和阅读权,普通人民没有识字和阅读圣经的权利;教廷也垄断了司法权力,可以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审判甚至烧死罪犯特别是在信仰问题上离经叛道的人士。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阶层社会是各种社会基本功能没有明确边界的社会,也是各种社会功能被杂糅和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上层人士垄断了一切权力,成为社会的代表。

      卢曼对现代社会理论贡献最大的就是功能分化的社会理论。功能分化的社会产生于西欧。由于在西欧没有形成中国和奥斯曼土耳其那样的大帝国,各国的国王、封建领主和教皇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教皇和国王的矛盾斗争中,各个封建领主趁机取得了相对较为自由的独立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演进中,各个社会系统逐渐从中世纪教皇和国王的垄断权力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社会系统。卢曼指出,最早是15世纪艺术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拥有自己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拥有自己的角色和艺术“语言”,拥有自己独立的社会运作方式,而这样的系统不再受到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的垄断和干预,形成了独立系统的地位。接着在16世纪,由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推动,大众识字能力普遍增高,要求实施平民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教育和科学分别分化成两个独立自主的系统,罗马教皇再也无权去干预学校的建立、自由学术活动和独立的科学研究。这之后司法系统也宣告和政治、宗教脱钩,形成一个独立运作、自治排他的社会系统,政治权力不能去干涉司法判决,而司法制度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运作逻辑来进行司法审判。接下来在17世纪,由于荷兰人的贡献,创立世界上最早的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经济系统逐渐取得了独立运作的地位,从宗教和政治的权力垄断中脱离出来。到19世纪为止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完全脱离,政治系统完全取得了独立地位,按照自身的机制和原则(议会、选举、分权和投票等)独立地进行运作,而宗教人士和罗马教皇再也不能去干涉不同国家的政治选举和政治决策了。最后宗教自身也成为一个单独的、自治的系统,其管辖的范围缩限到道德领域,宗教不再干涉任何其它系统,政教彻底分离。

      卢曼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功能分化的社会,而与之相对的则是欧洲中世纪和古代帝国的功能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现代社会分化成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和艺术等不同的、独立自治的功能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明确的边界,每个系统内部都有自己的角色、编码、语言、属性,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独立而不同于其它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每个系统都为整体社会履行独特的、不能由其它系统来替代的功能。卢曼认为,这样的功能分化的社会产生于西欧的英国、荷兰和法国,最早是这些国家逐步演变成为功能分化的社会,然后经由欧洲的地理大发现和全球扩张把全球各个大洲第一次纳入了一个世界体系和世界社会之内,在这之后,地球上每个国家,无论其主观上愿意不愿意,事实上都在朝功能分化的社会演进。先是西欧率先实现了功能分化,然后是美国实现了功能分化,接着亚洲的日本也实现了功能分化,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是否实现了现代化,在卢曼看来,能否实现功能分化是分水岭。哪个国家实现了功能分化,哪个国家就真正掌握了现代文明的核心要素。

      • 家园

        为了加深大家对功能分化论的重要意义的了解,笔者将进一步解释功能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常见疑问,以便能更加清晰地讨论功能分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1)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个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是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进出不同的系统,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系统范围内活动。比如一个人既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也可以进入经济系统内去炒股票,当他遇到民事纠纷时,也必须在法律系统内来处理这些纠纷。无论他进入任何系统,都使用的是该系统的逻辑和语言,而不能把其他系统的原则挪用到当前的系统中来。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不能因为其在教育系统内的身份要求在司法审判时享有特殊待遇,因为司法领域的裁决中,其它系统的逻辑和原则无权干涉,这是现代化社会不同于阶层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在阶层等级社会里,重要的社会系统被等级制度高端的人垄断,而一般平民是不可能和贵族平等地进入一个系统中去的。比如说过去的政治系统,完全把等级制度低端的平民排除在外。

        (2)各个功能系统独立运作,各自为社会履行其独特的功能,因此每个系统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不可能由其它系统来代行其功能。比如教育系统的功能只能由教育系统本身按照自己的内部体制产生,不能由经济系统来代替教育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个平等社会,因为每个系统在为社会履行本系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不能说经济系统就比教育系统更重要,也不能说政治系统比司法系统更重要,关键在于,社会离不开任何一个基本系统的运作,因此确切地说,每个系统都很重要。就好像人体的五脏一样,我们一般认为心脏最重要,但是肝功能的下降一样会威胁人身体的健康,严重的胃病一样会引起人体功能的严重失调。一个肝功能急剧下降的人,哪怕心脏再健康,都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的,哪怕经济制度再完善,没有教育制度的话,这个社会也会陷入险境。因此,卢曼认为,跟过去的阶层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各个系统独立运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每个人不会因为身份、地位和阶层的差距被排除在某个系统之外,社会也没有一个阶层可以宣称代表整体社会。社会的凝聚力不再是依靠大家的共识和一致观点,而仅仅依赖于大家对彼此差异的尊重。

        (3)各个系统独立运作,而且每个系统都是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的,也就是每个系统都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和审视世界,也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自己。比如说法律系统内部就会用法学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和看待法律系统内的问题,并用法律的知识来看待世界;经济系统也用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解释经济问题和看待世界。但是独立运作并不是说各个系统之间没有联系,我想,这正是卢曼的解释模式中最精彩的部分:每个系统完全独立运行,但却相互依赖,各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服务和支援的关系,比如说经济系统的货币,就为所有其它系统提供财政支援,没有货币就无法发展教育,也无法进行科研和其他一切活动;教育和科研系统也服务于经济系统和其它系统,教育提供的合格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科研领域的新突破都会影响到经济系统中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从而让经济系统取得更快的发展并有更多的货币。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各个系统互相支援、服务,并互相依赖,但却是严格独立运行和独立操作的,比如说,货币是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育经费,但是货币不可以直接用经济系统的原则(比如买和卖)进入教育系统,金钱不能购买学位,学位也不能拿来交换金钱;同样政治系统也通过国家政策来服务和促进教育,但是政治系统绝不能拿自己的原则(权力)进入教育系统,比如用权力强行获取学位,这都违反了现代社会系统功能独立运行的原则,产生了学术腐败现象;再比如说政治和经济系统,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计划来发展经济,但是政府的权力绝对不可以直接进入、干涉或是取代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则,政府可以调控股市,但是不能用权力直接操控股市,或是用权力在幕后影响股市的涨落,如果是那样,就严重违反了经济系统独立操作的现代原则;相对应的,经济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了税收来源和政府运作的基础,但是经济系统的原则不能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取代政治系统本身的运作机制,否则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就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贪污,甚至产生买官卖官的可怕局面。同样道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都互相服务和支援,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侵入另外一个系统,否则权力一旦进入司法体系,金钱一旦流入司法体系,就会产生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比如一个富人可以用大量的资本按照市场原则买进卖出,但是他的钱再多,也无法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去影响一场司法判决,因为司法判决只能按法律系统内部的逻辑进行,而法律系统本身是独立运行、不受其他系统干预的;一位政治家在其职位上可以按照其权力对下属发布命令,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不能去影响一场刑事纠纷的裁决,他既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去命令法官如何判决,也不能暗中用权力去操作影响判决结果,因为这是法律系统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干涉。

        今天所有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社会行列的国家都面临一个极为艰巨的重要任务,那就是确定现代社会各个基本系统的独立边界,然后朝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演变。如果各个社会系统交织混杂在一起,弄不清各自的运作界限和边界范围,各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互相侵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金融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无法遏制的现象。社会就面临动乱和内爆的可能性。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边界明确、权力清晰、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机制的重要标志。

        III 世界十大模式比较

        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界定各个社会基本系统的边界和权力界限,从各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每个西方国家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从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各国具体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不管这些模式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共性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界限。首先是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就是什么是属于国家和政府领域的基本任务。其次是明确划分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主导着经济活动,国家和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无法越权直接干预和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能够划分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国家不能再用公共权力介入和干涉该领域的活动,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领域中市场原则无法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比如说国家可以调控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谈判,但是无法越俎代庖直接取代工会去进行维护工人利益的活动;一个企业家再有钱,但是也无权把工会买下来或是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个领域是公民社会自身的领域,权力和金钱都是无权介入其本身的活动的。一旦发生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公民社会,或是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是经济领域侵蚀国家权力和进入公民社会的现象,就构成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会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我想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如果细心观察西方社会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共有的基本特征: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腐败现象和滥用权力,人类社会制度设计再好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去违法,但是关键在于这样的权力界定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基本特征,相对比较完善的体制让社会的运转处在良性循环中,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又会立即用宪法原则去解决争议,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义,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和政府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从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会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区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无法明确三方的关系也必定大大加重社会运行的负担,让腐败、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从而让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内部的危机、矛盾中,让政府合法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并且为民众广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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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展示的是前苏联的发展模式。由于苏式共产主义的体制下实施的是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国家权力过度膨胀,介入了一切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活动,市场和社会被压缩到零空间,几乎不存在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和和社会领域。这种国家占据一切领域的模式因为不能适应现代化条件下千变万化的经济活动和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企图用权力来主导人们的一切生活空间,最后成为一种僵化教条的政治体制而丧失了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今天,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已经基本消失,更不会成为其它国家效仿的模式。即使在依然保留斯大林主义的朝鲜也在数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引入了一定的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经济体制中也开始逐渐重视供应和需求的市场原则。即使在社会领域朝鲜也出现了缓慢但是却堪称正面的变化,一些民间组织在政府的控制下也成立了,甚至出现了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朝鲜以及古巴的一些改革宣告了图一所展示的国家极权控制模式彻底成为历史,今天已经不会有任何国家采取这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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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展示的是另外一种极端的模式,那就是一些市场至上主义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者)热衷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在17、18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可以称为市场绝对主导的模式。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特别钟情的这种模式中,市场占有绝对比例,而国家只履行一些最基本的职能如外交、国防、社会安全、防止犯罪等,除此之外国家最好什么都不要管。教育、医疗和一切社会福利措施都以市场产品的形式来提供,而国家除了保护私有财产和产权之外,其它方面就是介入得越少越好。因此这样的国家被自由主义者称为守夜人国家,也就是无所事事的国家。而在这种体制下社会的力量也被压缩到零点,也就是公民社会不允许存在。这样的制度维护的仅仅是有产者的利益,损害的是广大劳工和贫民的利益,由于一切采取市场利益最大化原则,让普通老百姓和在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挣扎在生存线甚至是饥饿线的边缘,尤其是穷人一旦生病或是在工作中受伤而失去工作职位,马上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种原始资本主义的模式被称为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国家彻底抛弃了这种野蛮的资本主义模式,开始了建立现代福利社会的进程。即使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文明的潮流和人权观念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采取图二的模式。尽管有的国家号称是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翻版,但事实上这种模式在当今世界上基本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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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图三开始就是现代化国家的一些不同模式,这些模式都是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发展道路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基本面都是一致的,这些国家都能明晰地区别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基本关系和权力界限,因而它们当之无愧地晋升到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美国在历史上是由一群在欧洲专制主义王权时代遭到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建立的,从建国之初,其根深蒂固的文化就是反对王权和专制主义,同时也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主张经济自由和市场至上的原则,同时鼓励民间力量自由结社。在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暴露出来后,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罗斯福新政,国家开始干预市场失败和无效的地方,开始注意到建立社会分配制度,并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逐渐吸收了欧洲福利制度的一些原则,采取了扩大社会福利和缩小社会贫困的措施。但是跟其它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相比,美国奉行的还是弱国家,强市场和强社会的原则。国家除了传统的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共安全、反恐)外,一定程度介入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投入和公共投入,也建立了一定的社会福利和防止贫穷的制度。但是跟欧洲国家和日本相比,国家的介入显然非常有限,国家依然主要鼓励市场竞争的原则。由于国家介入社会再分配领域较弱,因此民间社会特别是教会、福利协会和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异常发达,以来弥补国家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美国直到今天依然有4000万贫困人口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的社会问题也很多,贫富差距比较大。但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科技方面比欧洲国家有更强的创新力,往往能引领时代潮流,这也跟美国强调市场竞争和个人机会有密切关系。俗话说得好,有一利,必有一弊,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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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四展示的是亚洲现代化标兵日本的发展模式。日本现代化模式明显不同与欧美,其国家力量对经济发展的调控比较多。国家采取重点产业扶植的政策,封闭国内市场,保护国内民族企业的成长,同时大力扶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冲向世界。因此日本在一批产业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功的同时,国内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度不够,国内市场非常封闭保守。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上,日本具有较强的东亚文化的传统。市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得到成熟发展,日本也成为一个现代法治国家,国家和社会间有明确的权力界限。但是,总的说来,日本的社会力量不如欧美国家那么强大,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社会运动式的冲撞关系,而更多是一种缓和式的合作关系,社会力量当然会独立进行结社活动和各种利益博弈,但是较少与国家采取对抗式的活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深受东亚地区特别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民众普遍对国家有较强的信任感和依赖感,而不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影响下的美国人那样,对国家具有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日本模式可以概括为强国家,中市场和弱社会的模式,应当作为中国现代化路上一个重要参考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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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五展示的是另外一个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亚洲国家 — 韩国模式,与日本相同的是,国家也大力主导经济领域的发展进程,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拉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由于韩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也受到东亚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政治系统直接与经济系统相交织形成政经不分的现象(比如政商勾结、严重的腐败和裙带关系等),本来是无法用图表来显示其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的关系的。鉴于韩国在民主化以后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金大中就任以来的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韩国基本搭起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框架,但是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尚不如先进国家那样清晰和明确,政治介入经济的现象和经济贿赂政治的现象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与民主化之前相比已经有很大进步,这里暂且用图表表示出来。韩国与日本相比,其社会的力量比较强大,韩国人的民族性格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和特质,具体说来就是韩国人有一种很强悍和冲撞的民族性格,表现在工会和市民组织的运动上,也形成一种争强斗狠的特点,这是与日本民间社会温和的结社运动非常不同的。韩国人的民间运动经常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这应该是不为我们所取的。笔者认为,就东亚的传统文化来说,还是发展一种温和的、与政府良好互动和理性互动的公民社会比较适合,在这方面日本模式要胜过韩国模式。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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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六的新加坡模式是另外一种亚洲成功现代化的模式。新加坡是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拥有良好透明的司法体系和制度化的反腐败措施。另外新加坡是不是民主国家,在国际上具有很大的争议,一般认为新加坡是一个一党治理下的可控制式的民主国家,由于没有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轮替,所以新加坡一般不被认为是西方式的竞争式民主国家。但是这并没有防碍新加坡成为一个成功的、体制良好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走的是强国家、强市场和弱社会的发展道路,强国家是东亚国家普遍采取的,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强市场是因为新加坡属于自由海港国家,其自由的经济体和自由金融政策容易吸收国家资本投资,弱社会也是亚洲特色,公民有明确的民间社会的空间,但是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因为国家的主导力量过于强大压缩了部分公民社会空间的缘故。新加坡模式的优点为:发挥了东亚文化中民众信任国家的传统,集中了国家的力量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发挥了自由海港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竞争精神,并且建立了优良的独立司法体系,堪称是中西结合的典范。新加坡的缺点在于公民社会的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民间社会范围有些过于狭窄,不利于疏通社会的一些潜在的情绪和矛盾。如果能够给予公民更多一些自治空间将会对社会形成一种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更为有利。国家在一些方面过强的管制容易导致民众反感,新一代的新加坡青年热衷于留学美国和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就是一种对现行制度的潜在批评。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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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香港也是亚洲另外一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典范,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也建立了健全透明的独立司法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公署。香港也有独立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空间,同时拥有强大的市场,这是同香港自由港口和高度市场竞争的体制密不可分的。香港是典型的市场自由主义社会,市场竞争充分,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但是同新加坡一样,尚不属于西方式的竞争民主政体。在香港社会中,政府对社会领域介入较少,因为政府力图保持香港自由港口和低税天堂的优势,不愿征收过高的税收和保险费用发展很多社会福利项目,因此香港虽然富裕,但是社会福利的投入却不足,主要表现为贫困阶层住房条件较为简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香港虽然具有独立的民间社会自治,但是和市场的力量相比较还是比较薄弱的。总的说来,香港是一个强市场、弱政府和弱社会的地区,这是和香港的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因此不太适合我们模仿。比较亚洲四个成功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发现,除了香港以外,大家都采取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经济上当然都采用市场经济,在社会领域,亚洲国家和地区除了韩国以外,公民社会的领域都比较局限,但是却通过法律严格确定了公民社会的界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社会一般来说比较温和,和政府有比较好的互动,但是却拥有独立的利益博弈机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 续3
              家园 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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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八展示的是欧洲大陆的德国模式,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或是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的力量比较平均,国家既介入市场失灵的区域发展社会福利,建立了高度发达的以保险费用支付的社会保险体系。同时与亚洲的日韩新相比较,德国给予了社会更大的力量,社会民间组织比如工会有较强的力量可以进行本身的利益博弈,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政府的决策,特别是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一般都会听取工会的意见。德国基本形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比较均衡的格局。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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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德国模式相比,法国实行的是强国家、强社会和弱市场的模式。一方面,法国受到过去历史传统的影响,以巴黎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一贯比较强大。今天法国中央政府对市场的调控非常强,实施的也是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国家也实施比较多的计划来促进经济的有规律发展。另外一方面,也是受到法国历史和传统的影响,由于法国历史上盛行革命和起义,法国也是近代社会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大本营,因此法国的左派力量一贯比较强大,法国工会的组织程度比较高,善于组织各样的罢工和游行,法国工人的罢工次数之多、之频繁,其烈度之大和持续时间之长在欧洲国家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法国模式的缺陷在于过强的工团主义和过多的罢工事件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了社会和谐稳定的气氛。亚洲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惟有南韩在这点上比较类似法国。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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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十展示的是瑞典发展的模式,瑞典发展模式可以代表斯勘的那维亚国家(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普遍的特征。这里的国家是世界上福利国家的代表,国家在最大程度上介入市场失灵的地方,防止市场竞争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国家通过征收高税收的方式,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分配制度。在这些国家里人们所追求的是高度的平等、均衡、社会团结与正义,国家的力量非常强大,但不是专制意义上的强大,而是福利国家介入市场领域的力度非常强大。国家通过一系列分配政策来最大程度上降低贫困,最大程度上维护公民的尊严,并尽力缩小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由于国家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因此社会的力量也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市场由于大大被福利国家限制,因此其力量相对来说也比较薄弱。瑞典模式从人类进步的角度来说当然是最文明和最符合人道尊严的制度,但缺点在于过多的福利保障一定程度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让民众在多年的福利制度的保护下缺乏创新精神。瑞典等国在进入1990年代后也先后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以增强国民经济的竞争力。点看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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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图十一可以在一张表格上比较所有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种不同发展模式,除了前苏联和曼彻斯特资本主义两种被淘汰的非现代化模式以外,其它各种模式由于国家、社会和市场力量对比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当然这张表格上还可以加入更多的现代化国家比如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但是作为对一种总体趋势的把握来说,这样的国别比较已经足够,因为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今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基本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百分比率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量化数据,而是根据经验观察到的三者强弱关系的一种简单实用的表达。虽然这不是精确的量化结果,但这基本上是世界各国学者公认的强弱关系,比如大家都知道美国市场力量强大,而北欧瑞典则是国家力量比较强大。这也是笔者多年阅读和学习不同资料,再加上有意识的比较和观察的结果。

              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不同的模式中也发现了现代化国家的普遍相似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率先完成了理顺和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和权力界限的重要任务,因此不仅成为现代化国家,而且牢牢掌握了现代政治文明大门的金钥匙,其它还没有理顺这些关系的国家注定了还要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外围徘徊,直到有一天实现了上述制度为止。上述八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和香港尚不属于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和社会的范畴,日本虽然实现了竞争式民主选举,但是日本自民党长期通过选举实现一党执政,只有在1993年短暂失去执政权两年,因此日本在西方政治家眼中总是“民主异类”,而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恰巧也是瑞典政坛的常青树,从1932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党仅仅丢失了两届政权,执政累计达70余年, 也被西方政治观察家称为“社民党的霸权政治地位”。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今天没有人会否认瑞典和日本是现代化国家,也不会有人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还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而被扣上落后国家的帽子。这再次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一个国家能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跟多党选举和两党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新加坡和香港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社会和令后进国家无比羡慕的现代化典范,而大量实现了表面意义上全国民主选举的国家却远远称不上现代化国家(拉美的民主国家,非洲实现选举政治的国家,印度,孟加拉国等)。这期间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能否用法律来明确划出国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不能确定三者关系的国家,哪怕是实现了多党民主,也依然远离现代化社会,而且在选举中,各种腐败、滥用权力、钱权勾结、购买选票都会让选举完全走样,最后离真正的民主依然有千里万里之远。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症结恰恰不在于许多人热衷讨论的全国选举,核心还是在于如何界定权力的边界,如何确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界限和范围,如何促进中国社会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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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再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我们常常用既当裁判又来踢球来表明这么一种荒谬的社会现象,应该实行监督和裁判功能的人却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同样一个人既是主考官又是考员,也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这期间的谬误在于角色错乱,权力关系混乱,各种角色的权力边界没有得到有效的界定,以至于游戏的制定者、裁判者和参与者交织混合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结果也一定是混乱和荒谬的。然而,今天中国大量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冲突特别是群体性事件恰恰是因为各种关系和各种系统的边界模糊引起的。本来工会是一个公民社会的组织,是站在企业主另外一方的权力平衡者,是国家保护的对象,本来在一个现代化的机制中工会可以有效地就工人的权益和资方进行谈判式的博弈,本来国家的角色是中立的调节者和仲裁者,劳、资和国家三方的关系在西方国家都得到法律明确的界定,谁都不能擅自越权,任意剥夺和擅自侵犯任何一方的权力。但是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劳资纠纷中,裁判员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不惜一切拉动GDP的增长,完全站在企业主一方,利用我国工会法不够健全、权力界限不够明晰的漏洞,阻止工会成为一个自治的结构,并严格限制工人的基本权力。而在某些私有企业里,更出现了滑稽的角色错位的现象,企业主的亲戚甚至企业主自己兼任工会领导,可以想见,当资方和工会成为一个角色时,在加上一些地方政府限制工人活动的权力,于是出现了地方政府权力越位和资方权力越位的现象,工会独立自主的功能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权力边界混乱、裁判员公然上场踢球的状况下,工人的权力受损害时当然无法有效保护自己的权力。在去年发生的大量恶性拆迁和征地事件中,我们更看不到权力的有效界定,当地方权力和开发商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求某地居民拆迁时,政府和资本的力量远远大过平民老百姓的力量,而某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制拆迁地区的居民进行有组织的谈判和博弈,公然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权力,当老百姓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又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机制时,他们最后只能诉诸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 — 司法制度。然而权力的边界和界限是如此模糊,不仅政治和市场的权力没有界定好,在一些地方,政治和市场的权力同时又能越界进入司法领域,导致本来应该独立运作的司法体系无法为社会弱势群体作出公正的裁决。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的话就很难保障真正的社会稳定,因为弱势群体的利益时时刻刻可能受到任意越界的权力的侵犯,而社会本身的力量却被严格限制不能发展起来,不能形成起码的权力平衡。权力的界限不明所造成的后果不仅是弱势群体的权利受损,即使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的利益都会受损。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非常不容易的大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他们处处受到政策的歧视,外资企业和国营企业却享有非常多的优势。尤其是外资企业,交的税收超低,土地、劳动力价格超便宜,地方政府的政策非常优惠,但这一切都于中国民营企业无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民营企业过去常常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受到非常多的限制,也很难从银行取得贷款,相反,国营企业无论效益多么差,都可以取得大量的银行贷款。但恰恰是中国民营企业,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未来中国的强大,更多的是要看中国民族产业的强大,在这方面,我尤其看好浙江的民营企业,他们是中国民族产业的脊梁。我想,许多民营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也深深体会到权力边界模糊之苦。如果有良好的商业环境,有明确的权力界限,透明的司法体系,他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力气去打通地方党政要员,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成本和周折去盖一个又一个章,去疏通一个又一个关系?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权力界定范围的话,中国的企业家原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扩展国际市场和实现产业升级上面去。当权力关系和权力边界混乱不清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在社会上办事情很困难,干什么都要靠找关系,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成本的白白消耗。

                我在本篇文章里特别强调了社会制度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国家、市场和社会,因为这是涉及到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制度层面,因此也是具有核心意义的。其实按照卢曼的观点,社会的基本系统都必须独立运行,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等。政治和经济就是我所谈的国家和市场,其它几个领域也非常重要。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明晰地划分出经济和教育的界限,对社会的运作也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两个系统不能独立运行、而是交织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学术腐败现象,这正是现代化社会的大忌;如果政治、经济和科学系统不能分开、独立运行的话,就会产生金钱或是权力腐蚀科研领域的现象,或是按照权力分配科研经费的现象,这必将严重挫伤一国长远的科研竞争力;如果政治、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交织在一起、不能实现各自功能独立地运作的话,就会产生更加可怕的后果,那就是权力介入司法领域,或是金钱介入司法领域的现象,或是权钱共同干预司法,从而导致司法腐败,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崩溃决堤,民众对公共司法制度完全丧失信心。同样笔者要再次强调,国家、市场和社会这三个领域更不能交织、混杂在一起,如果三者的关系和权力范围得不到界定,一定会产生混乱和失序现象,在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混乱甚至动乱。比如说国家和市场,也就是政治和经济,如果当公用权力直接运用到经济流通领域,就会形成腐败现象,如果公用权力直接运用到股市的运作中去,那更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其结局毕将影响到公民对国家金融市场的整体信誉的怀疑,如果公用权力直接去干涉市场紧缺原料的供应,这一定会影响到国家基本的、正常的经济流通和秩序。相反,如果经济系统的货币直接介入到政治领域,那就会产生权钱结合和权力寻租的现象,从而严重损害国家的基本行政秩序。今天读到卢曼的理论,再来看当今中国的问题,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核心问题就在于:各个社会运行的基本系统混合和交织到了一起,没有形成各自独立运作、自治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系统。当国家、市场和社会交织在一起,当政治、经济、教育、科学和司法交织在一起,就会产生市场腐败、权力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问题。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各种主要矛盾无不是因为各个本应该享有独立地位的重要社会系统交织在一起所造成的。其解决办法也必须着眼于将本应该独立运作的系统分开,应该确定的权力界限必须明确地固定下来,应该划定的范围明明白白地划出来。而这一切的关键则在于法律,除了依靠法律以外,我们不可能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用宪法和法律的明文形式清楚、准确、严密而又明晰地规定出各个领域的界限,只有以严格的法律条文形式规定权力和货币可以进入哪些领域,不可以进入哪些领域,如果进入了将有何种法律后果,如果违反法律将有何种惩罚措施,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向一个现代的制度演变。当法律制定以后,一定要有严格的执行和遵守才有意义,否则立法再多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法律真正显示其神圣和威严的时候,只有当任何人,任何权力都驯服在法律之下的时候,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 把中国社会的制度朝现代化方向演进。

                明确界定国家、社会、市场和其它社会系统的界限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减少,而只是确定了什么是正当权力,什么是不当权力,什么是滥用权力,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更有助于提升国家的威望和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在界定了正当的权力界限后,我们就会发现,国家的权力会退出一些领域,同时又承担了更多应该承担的责任,如社会公共设施、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等。正如图一到图十作者所展示的那样,各国不同的模式都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真正能够作到明确划分中国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考,如何在中国独特的国情环境中分配这三者的关系,如何既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又能限制其弊端;国家的份量在三者关系中应该有多重;公民社会应当在取得什么样的位置?希望图一到图十的模式能够引起大家共同的兴趣和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分配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对比关系,哪个国家的模式最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怎样结合我国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脉络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权机制。期待有一天可以为我们的国家绘制出一张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比例关系图出来。中国崛起策下一篇将以几个具体个案来继续讨论界定权力边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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