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II 公共产品

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确显示了其优越性和合理性，尤其是在以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众感觉尤其明显。从商品短缺，物资匮乏，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能最深刻地体会到体制转轨带来的沧桑巨变。其实市场机制的动力说到底就是一个“私”字，由于假定了“芸芸众生，皆为利来”，于是乎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在总量上促进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和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对市场机制能够有一个理性的认识的话，我们会认识到市场经济有极大的优势，但是也有天然的缺陷。由于每个人在本质上都是在追求个体的利益，那么一些公共项目的产品和公益目的的产品该有谁来生产？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公民，或是无力参加市场竞争的穷人该怎么办？我们是否要建立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也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方法，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放任自流，任其自生自灭？我想，在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们不要这么一个残酷的弱肉强食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机制，我们也需要国家投入到公共项目、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中，我们也需要节制资本的无限扩张，鼓励公民自由结社，形成国家、市场和社会相互平衡的局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市场主义的神话带来的危害性。这又回到刚才的话题，把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机制理想主义到神话的地步，都是危险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削弱国家的力量，让国家降到最小化的程度，同时实现市场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私有化就是最重要的手段。本来私有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是坏事，在许多国家进行通讯和邮政领域的私有化后，民众都会发现通讯费用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实现了大幅度下降，而以前垄断的通讯巨头也被迫改善服务质量，吸引顾客，消费者能够明显感觉到竞争带来的有利于自身的好处。“顾客是上帝”第一次成为可能，因为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了。但是私有化的驱动力始终在于“盈利”和 “利润”，实现成本和销售额的核算始终是一切私营企业的出发点，如果把私有化扩展到所有领域，则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在2005年新奥尔良发生的飓风事件中，防卫海水的大坝溃然决堤，全球的电视观众得以目睹这个超级大国的另外一面，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公共设施严重不足，救援行动和调度混乱无序, 那些贫困阶层的美国人数日等待救援的悲惨景象让我们今天仍然记忆尤新。但是新奥尔良悲剧的重要原因是，国家把本来应该由自己完成的公共设施的建设 — 防洪大堤交给了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为了谋取利益，在离海水很近很危险的区域破坏了大片海边滩涂, 建立了繁华的商业区、舞厅和酒吧，甚至房地产商还建立了便宜的民宅，吸引穷困的老百姓来居住, 这些短视的商业行为使得城市在海潮和洪水面前缺乏必要的缓冲。而最应该完成的事 — 修缮年久失修的防洪大堤却没有人来完成。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在1970年代曾经乘海轮去过新奥尔良，那时侯他就发现大坝问题和漏洞很多，存在着决堤和全城被合围的危险（新奥尔良地势非常低），而新奥尔良市的居民也完全知道这个危险，在那个时代大家就在谈论可能发生的大坝崩溃的危险，一直到2005年，终于发生了早已意料到的惨剧。开发商在风暴来临之前早就逃之夭夭，剩下的最低阶层的老百姓就承担了最可怕的恶果。新奥尔良惨剧提醒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可以私有化的领域，什么是不能私有化的领域。美国国内最近又开始讨论监狱和法院私有化的问题，我们不得不问，这些领域也可以私有化吗？

这里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概念，那就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定义了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消费不仅为个体带来了利益，从整体来看，也为国民经济和整个国家的宏观发展带来了正面效用。公共产品还包括那么一些产品，由于其稀缺性和公共性必须由国家来生产，而这些产品的消费也会带来整体经济效应。一个例子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项目都是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该由国家的财政收入来提供。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每个学生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和这之后由于知识积累为个人事业成功创造了重要条件，教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额外效应”，也就是教育为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合格的人力资源，这样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一个现代化社会最需要的。医疗的道理也是同样的，医疗的确是每个公民个体的事情，但是却绝不仅仅限于个人领域，因为医疗公共事业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国民、生产者和消费者，为国家长远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公共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最基本的条件，因为这样的制度培育了人力资本，而这样的人力资本可以被市场机制有效地运用和整合到国民经济发展中去，形成经济奇迹和经济繁荣的局面。因此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利他、利集体和利国效应，具有强烈的公益性和经济加乘效应，因此生产这类公共产品的主体角色只能是国家。因为在这些领域里的主导原则应该是非盈利性、非功利性的原则，如果把这类产品交给市场和私营企业和机构，那么这些私营机构必须按照成本和利润的原则来进行核算，这必将损害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质，让许多贫困人口因为缺乏足够的货币无法购买到医疗产品和教育产品。这里可以看到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性：本来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比较有效的方式，但是市场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将明显是属于公共利益和国民整体利益的产品交给市场，这种将市场经济非理性上扬到主宰一切的市场万能模式的后果是让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社会分配的不公正程度以爆发性速度增长，人力资本的培育受到严重损害，越来越多的公民既不会读也不会写，越来越多的公民因为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因而无法成为健康的生产者甚至过早的死亡，其结果是损害了一个国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国内消费，最终结果是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始终培育不起来，形成经济衰退和失败国家的局面。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在全球推行的私有化浪潮，希望不加区别地私有化一切领域，希望把教育、医疗和养老金当作一种市场产品来销售，其最后的结果不仅仅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引起了贫穷上升和消费衰退的问题，而且势必将引起全球消费衰退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穷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必须进行越来越多的储蓄来为子女念书、可能的疾病、退休后的生活而未雨绸缪，这势必将大幅度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新自由主义者无非是代表了全球资本和跨国企业的利益，希望不顾一切地削弱国家公共支出和社会福利，降低劳工工资，提高利润，但是吊诡的恰恰在于这里，如果社会福利经过私有化将贫穷人口排除在基本公共设施之外，再加上减薪项目，那么资本主义的老矛盾又重新被点燃了：过强的生产能力，过多的产品，却面临着消费不足的问题。谁来消费这么多产品？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典问题，新自由主义者从“劫贫济富”出发，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因为老百姓越穷，就越缺乏消费能力，越缺乏消费能力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产品积压和过剩，这时候损害的不仅是老百姓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的利益。没有了大众消费，就没有了资本利润，没有了金鸡，当然就谈不上鸡蛋。

IV 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不仅仅是经济能力问题

在一般民众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社会福利制度是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联的，认为经济水平越发达,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就越发达。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也就是发展社会福利的费用从哪里来的问题。穷国家怎么拿得出钱来搞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实，关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存在着几大常见的认识误区：

首先，经济发展未必和社会福利制度具有必然的关联。并不存在这么一条相关曲线，随着人均国民产值增加，社会福利的发展水平就会立即水涨船高，相应地增加。比如在发达国家内部，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高于许多欧洲国家，但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却远远低于大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美国常常被研究社会福利的专家称为“社会福利领域的第三世界国家”。同样，日本也比一些欧洲国家更加富裕，但是社会福利水平也低于许多欧洲国家。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有非常多的例子显示，一些国家在很早的阶段或是在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就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比如毛时期的中国在1951年这个中国极为落后的年代就开始建立城市里的公共医疗、事故保障和退休金制度，在1960到70年代将合作医疗扩展到90 ％以上的农村地区。其它的例子还有斯里兰卡，古巴，博茨瓦纳，印度的克拉拉邦，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在经济水平极低的条件下建立了覆盖面很广、甚至是覆盖全民的社会福利系统。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与社会福利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但也可能是不同步的，甚至有时候双方的发展趋势相反，也就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比如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其间，由于新自由主义开始大行其道，英国逐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在同一时候，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被大幅度削减，贫困人口，特别是老年贫苦人口迅速上升。美国在里根政府的执政下也出现过同样的局面。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但是在某些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领域，却出现了逆转型发展，比如农村的合作医疗系统在改革开放初期覆盖90 ％以上的农业人口，但是其覆盖范围在1989年却迅速下降到不足10 ％的农业人口，整个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几乎解体。1990年代的教育产业化浪潮也让中国的公共教育制度形成了逆向发展。以上的事实说明了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未必会让全民获利，或是未必能让最贫困阶层的百姓从中获利，这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一些国家在很贫穷的条件下发展了社会福利制度，一些国家很富裕，但是在社会领域却相对比较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不能简单机械地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社会福利系统的发展。一个国家主导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观念和团结观念是否普及，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毛时期的中国，由于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国家要竭力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官方意识形态的驱使下在非常早的历史时期就开始着手建立一定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古巴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斯里兰卡受到佛教思想影响非常大，对社会的关注程度受到佛教普世文化和精神的影响，而印度的克拉拉邦也长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非常注重社会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而美国由于个人主义观念、市场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思想非常流行，这也影响到国家精英阶层对社会团结目标的理解。除了文化和主流思想以外，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力量结构也会影响到社会再分配力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比如在西欧国家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由于工会力量、社会政党势力比较强大，这就使得左派力量在政府执政期间可以把左派政党的理念和政策贯彻实施（欧洲国家的左派跟我国政治环境里的左派是有很大区别的，一般是中间偏左的政党，而不是激进左派），比如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实现了长期执政，这对于瑞典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在右派政府长期执政的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欧洲国家工会的组织力量远远强于美国，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福利制度更加健全的原因。

第五，美籍印度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迪亚•森给我们非常精确地解释了为什么穷国家也可以发展社会福利的原因。大家普遍困惑的是穷国经济能力和财政能力的问题。阿马迪亚•森告诉我们，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投入社会福利制度是相对费用的问题，而不是绝对费用的问题。一个穷国家的确比一个富国家拥有更少的财政收入和经济产出，但是穷国家的生活水平也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同样的一项福利制度，按照本国的实际价格水平和购买力，穷国家用比富裕国家少得多的钱就能建立起来，而富裕国家虽然有钱，但是其绝对花费也高得惊人。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德国建立社会救济制度，每个月贫困居民至少必须从福利局获得345欧元才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而不致挨饿受冻（34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450元），但这只是在德国的生活水平条件下的精算结果。而在中国大城市，城市的低保线是200到300人民币，折合欧元只有20到30欧元；在赞比亚的农村，为了让极端贫困的农民不致挨饿，能保证他们至少每天吃两顿，每月只需要资助每位农民5欧元左右。这里，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购买力和价格水平建立相应的社会救济制度，其花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马迪亚•森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相对福利支出，而不是绝对的财政水平，是最关键的因素，每个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和本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社会福利制度。那种认为必须先等待经济发展，然后再来发展社会福利的观点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能否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能力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主要是国家意愿和政府意志的问题。这意味着，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政治意愿够不够的问题。在新自由思想泛滥、市场神话扩散、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思想流行的地方，无论其经济如何发达，政府都不愿意建立广泛全面的社会福利体系（比如美国），而我国也在1990年代某一段时期内出现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局部倒退的不协调局面，这样的发展到了我们必须该矫正的地步了。

V 回归理性中间道路，建立新中间路线

1978后的中国无疑航向了历史正确的道路上，当久久关闭的国门重新打开时，我们一夜之间发现我们又远远落后在欧美国家和日本之后了，不仅是经济上、科技上的落后，也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整体的落后。当中国领导人踏上美国和日本的土地时，他们的心情一定是兴奋和苦涩的，兴奋在于中国终于可以走上正轨，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苦涩的是过去极左路线使得中国离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如此之远，差距是如此悬殊。在极左思潮的年代，中国经历了理想主义的滥觞，左派极端思想使得中国举国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实验，其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告别了左倾狂潮后，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成为世界上最务实的领导人，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很容易从一个方向偏向另外一个方向，就象钟摆一样在左右两个方向晃动。在平均主义、人民公社和铁饭碗等成为历史名词之后，新的中国领导人偏向效率、竞争和生产力提高几乎是必然的结果，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成为理所当然的方向。在领导阶层的务实选择下，中国由左行变成了右行，过去的许多东西被否定，而被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则重新被肯定。我们很难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就理性看穿了一切，能选择到最适合我们的模式，能选择到不左不右、适度适中的航线，那时候的中国领导人也在探索，也在不断地摸索，有时候矫枉难免过正，告别极左以后，难免行得偏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今天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从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和综合国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在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高的过程中，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方面我们是有些过于偏向市场自由主义一方，而对公共产品的投入严重不足。今天，我们也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毛时代，知道那个时代不是一切都好，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坏。毛时代虽然采取的是和市场竞争和现代经济制度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土地改革却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而全民合作医疗制度和教育的推广也为后来邓公开创的市场经济之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和毛时期对人力资源的培养分不开的，尽管“文化大革命”一度打断中国的教育和科研事业，但是毕竟一代人打的基础非常好。在 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既发现了中国科学和技术上被西方拉得很远，但是又同时发现，中国人的教育水平、识字率和健康指数好过当时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落后的同时，我们过去的文化遗产中也蕴藏着大量追赶先进国家和后来居上的因素，一旦大方向被邓公校对准确，毛时代的一些正面因素（比如教育和医疗体系培育的人力资源）中和了儒家文化特有的传统（如勤奋、上进、不甘落后、求知欲、充满着对更好的现世生活的强烈追求），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等，这一切都促进中国取得了长时间的经济奇迹。当然在大方向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一些失误和偏差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解体，城市医疗制度的市场化，教育产业化，以及社会福利制度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等。在经济奇迹的同时，民众中不满的情绪在上涨，不仅是因为老百姓看病难，子女教育费用昂贵，也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穷困的社会，民众不满的情绪不会太强，可是在一个大家福利普遍增加、但是财富积累却严重不均的社会，大家的不满情绪反而会大幅度上涨。为什么现在社会经济条件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但是大家发的牢骚也越来越多，原因大致在于此。本来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当一个社会的发展过于偏向右行的时候，左的力量就会出来要求社会团结、社会分配、社会福利和社会正义，进行一定的平衡和牵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派形成一股力量要求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一个社会左右间的平衡。然而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复杂，中国的左派往往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类似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那样的左派，中国的左派在很大程度上吸收的是过去毛时代的许多负面资源，比如计划经济、一大二公、阶级斗争、人民公社等，有的激进左派甚至从文革中吸取资源，来达到否定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我们看到一些网站在重新神话毛和毛主义，一些思想非常偏颇激进，认为毛时代一切都好，改革开放把一切都搞糟了。在这样的言论中许多早已被官方放弃的过时的概念和话语比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阶级斗争”、“反动阶级”、“买办阶级”、“卖国集团”等又重新开始流行起来，这些话语中往往充满着语言暴力，充满着偏激和极端，同时又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因此笔者最担心的是，中国总是在左右的两个极端不停地摆动，而不能达到理性中间的道路。告别过去的极左，我们又不免走得过于偏右，偏右太厉害了，又可能引起极左的强烈反弹，一股新的力量又试图把中国拉回钟摆的最左端，这正是我们最值得警醒的。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教育和医疗改革的失误和偏差可能被特定的群体夸大，用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甚至要大开历史倒车，同时，这样的群体利用中国贫富差距扩大和大量社会问题鼓吹明显行不通的、反现代化的经济政策（比如重新要求闭关自守、计划经济，放弃同外界经济贸易联系等激进主张），来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目标。当然这也和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偏差有重要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加大社会分配力度，加快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特别是重建公共医疗系统，同时放弃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真正完成一个国家应该完成的基本职能，那么左派思想在民众中的吸引力和煽动性就会大大降低。

当今中国的公民社会问题，特别是工会组织问题，看似千头万绪，但是层层剥离开一些表面现象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就是由以下一些核心问题所构成的：（1）工会经费来源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工会经费来源应当根据职工工资的一定比例按税前列支扣除，工会领导人的工资和工会活动经费来源于此。我国2001 年通过的工会法第五章第四十二条规定了工会经费来源问题，但是工会法通过后，许多企业内部工会的经费依然由企业主直接拨发。俗话说得好“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工会领导人的工资直接来自企业家，他们就没有办法独立代表工人利益; (2) 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问题，按普遍的国际经验，工会领导人是由企业内部选举方式产生，但是在中国，工会领导人产生问题依然含混不清，尽管工会法有了相关规定，但是法律执行情况非常分散，这就导致各种不同的工会领导人产生方式，有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制度化的选举方式，而更多的企业依然采取“威权”的方式，有些企业主干脆直接任命工会领导人，这就极易产生刚才两则新闻里所提到的问题；（3）工会主席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的罢免问题。工会领导人应该由工人代表来罢免，而在我国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工会领导人直接被企业经理和厂长任免。常常是工会主席作出维护职工权益的决策，但之后随即被企业经理解除职务，这往往会引起工人的强烈反弹；（4）工会领导人兼任职务的问题。如果企业工会取得自治和独立博弈的地位，工会领导人的经费来源与企业主脱钩，工会真正取得经济独立的地位，工会主席兼职的问题自然会减少。工会领导人是一个正式独立的工作职位，兼任其它职位当然会使得工会领导人难以真正地专心于本职工作；（5）企业工会、其他各级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关系。从过去的制度传统出发到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工会的角色和职能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没有变的就是，国家希望保持党在工会中的领导地位，特别是要把各级工会整合进全国总工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全国总工会在这种特殊的制度架构中，既设法代表工人的利益，又要代表国家的利益；既支持部分工人（特别是个体性）的维权事件，促进和保护工人利益；同时又防范大规模的工人集体运动，协助国家维持整体安定的局面。这其间导致了总工会本身角色的二元性和矛盾性。但是这也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中国可以制度创新建立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既在微观上（企业）促进工会向一个独立自治的机构演进，同时在宏观上与国家采取合作主义的政策，防止全国性的工潮和带有明显政治目标的工潮出现，维持国家宏观层面的安定团结大局。因此中国特色的工会制度可以发展成一种既保持微观独立自治，又实现宏观与国家合作的制度，但总的趋势应该是促使工会有序地向一个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方向演进。有时候我们知道一个总体目标暂时还无法完全实现，那我们就可以退而求其次，希望向更好、更进一步的方向演进，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创新，注入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元素在里面。

以上五点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国家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意志，一旦国家认识到建立独立公民社会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助于真正维护中国和平稳定、安定团结的局面，并且有助于建立一种动态稳定的和谐社会，中国一定会在短期内取得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的。毕竟中国的举国体制让国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取得某些方面的突破，如果政治意志足够的话，就会迅速转化成讨论、研究，并进一步凝聚成共识，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各个公民社会机制的明确界限，最后形成国家的决策。这其间最关键的是立法工作，全国人大虽然在2001年通过新的工会法，对过去的工会法修改达四十处之多，但是对于一些关键领域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法源上的漏洞是最大的漏洞。中国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有了法律，尚且不遵守法律，更不要说法律来源含糊不清了。缺乏有效统一的法律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不同的条例、文件和规定，这间接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地方上不同的政策，更加影响了关于建立公民社会组织问题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在未来的立法实践中，对于其它公民社会组织如农会、打工者协会、进城务工人员协会和各类非政府组织都应该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规定在这样的界限区域内公民社会组织取得自治地位。只有依靠权威的法律形式才能保障公民社会不受其它力量的侵犯，可以在其功能系统内按照自己的原则发展。

为了加深大家对功能分化论的重要意义的了解，笔者将进一步解释功能理论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常见疑问，以便能更加清晰地讨论功能分化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1）功能分化的现代社会中各个系统比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科学是开放的系统，每个人都可以进出不同的系统，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系统范围内活动。比如一个人既可以进入教育系统接受教育，也可以进入经济系统内去炒股票，当他遇到民事纠纷时，也必须在法律系统内来处理这些纠纷。无论他进入任何系统，都使用的是该系统的逻辑和语言，而不能把其他系统的原则挪用到当前的系统中来。比如一个大学教授不能因为其在教育系统内的身份要求在司法审判时享有特殊待遇，因为司法领域的裁决中，其它系统的逻辑和原则无权干涉，这是现代化社会不同于阶层等级社会的重要特点。在阶层等级社会里，重要的社会系统被等级制度高端的人垄断，而一般平民是不可能和贵族平等地进入一个系统中去的。比如说过去的政治系统，完全把等级制度低端的平民排除在外。

（2）各个功能系统独立运作，各自为社会履行其独特的功能，因此每个系统的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都不可能由其它系统来代行其功能。比如教育系统的功能只能由教育系统本身按照自己的内部体制产生，不能由经济系统来代替教育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社会是个平等社会，因为每个系统在为社会履行本系统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是完全平等的，不能说经济系统就比教育系统更重要，也不能说政治系统比司法系统更重要，关键在于，社会离不开任何一个基本系统的运作，因此确切地说，每个系统都很重要。就好像人体的五脏一样，我们一般认为心脏最重要，但是肝功能的下降一样会威胁人身体的健康，严重的胃病一样会引起人体功能的严重失调。一个肝功能急剧下降的人，哪怕心脏再健康，都会面临生命危险。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的，哪怕经济制度再完善，没有教育制度的话，这个社会也会陷入险境。因此，卢曼认为，跟过去的阶层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社会，各个系统独立运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每个人不会因为身份、地位和阶层的差距被排除在某个系统之外，社会也没有一个阶层可以宣称代表整体社会。社会的凝聚力不再是依靠大家的共识和一致观点，而仅仅依赖于大家对彼此差异的尊重。

（3）各个系统独立运作，而且每个系统都是自我指涉、自我描述、自我观察的，也就是每个系统都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和审视世界，也在用自己的视角来解释自己。比如说法律系统内部就会用法学的内在逻辑来解释和看待法律系统内的问题，并用法律的知识来看待世界；经济系统也用自己的逻辑和规则来解释经济问题和看待世界。但是独立运作并不是说各个系统之间没有联系，我想，这正是卢曼的解释模式中最精彩的部分：每个系统完全独立运行，但却相互依赖，各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服务和支援的关系，比如说经济系统的货币，就为所有其它系统提供财政支援，没有货币就无法发展教育，也无法进行科研和其他一切活动；教育和科研系统也服务于经济系统和其它系统，教育提供的合格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科研领域的新突破都会影响到经济系统中生产率和效率的提高，从而让经济系统取得更快的发展并有更多的货币。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各个系统互相支援、服务，并互相依赖，但却是严格独立运行和独立操作的，比如说，货币是教育的基础，提供了教育经费，但是货币不可以直接用经济系统的原则（比如买和卖）进入教育系统，金钱不能购买学位，学位也不能拿来交换金钱；同样政治系统也通过国家政策来服务和促进教育，但是政治系统绝不能拿自己的原则（权力）进入教育系统，比如用权力强行获取学位，这都违反了现代社会系统功能独立运行的原则，产生了学术腐败现象；再比如说政治和经济系统，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计划来发展经济，但是政府的权力绝对不可以直接进入、干涉或是取代经济领域的运行规则，政府可以调控股市，但是不能用权力直接操控股市，或是用权力在幕后影响股市的涨落，如果是那样，就严重违反了经济系统独立操作的现代原则；相对应的，经济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了税收来源和政府运作的基础，但是经济系统的原则不能直接进入政治领域，取代政治系统本身的运作机制，否则金钱侵入政治领域就会产生严重的腐败和贪污，甚至产生买官卖官的可怕局面。同样道理，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司法系统都互相服务和支援，但是绝对不能用一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侵入另外一个系统，否则权力一旦进入司法体系，金钱一旦流入司法体系，就会产生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比如一个富人可以用大量的资本按照市场原则买进卖出，但是他的钱再多，也无法在一个现代化社会里去影响一场司法判决，因为司法判决只能按法律系统内部的逻辑进行，而法律系统本身是独立运行、不受其他系统干预的；一位政治家在其职位上可以按照其权力对下属发布命令，但是他的权力再大，也不能去影响一场刑事纠纷的裁决，他既不能用手中的权力去命令法官如何判决，也不能暗中用权力去操作影响判决结果，因为这是法律系统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其他系统干涉。

今天所有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社会行列的国家都面临一个极为艰巨的重要任务，那就是确定现代社会各个基本系统的独立边界，然后朝向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演变。如果各个社会系统交织混杂在一起，弄不清各自的运作界限和边界范围，各个系统的运行原则互相侵入，那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学术腐败、科研腐败、金融腐败和司法腐败等一系列无法遏制的现象。社会就面临动乱和内爆的可能性。中国能否演进到一个边界明确、权力清晰、功能分化的社会，将是未来判断中国是否建立现代化机制的重要标志。

III 世界十大模式比较

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需要界定各个社会基本系统的边界和权力界限，从各个成功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看，最需要界定清楚的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卢曼所提到的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民间组织的关系。每个西方国家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日本、新加坡和香港）都从本身的历史发展脉络、各自的文化传统、以及各国具体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不管这些模式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各具特色，现代化国家和地区的基本共性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能明确划分出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界限。首先是清晰地划分出行政权力的界限，也就是什么是属于国家和政府领域的基本任务。其次是明确划分出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界限范围，在这个界限范围内经济系统自身的运行机制和运行逻辑主导着经济活动，国家和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活动，但是无法越权直接干预和进行经济领域的活动。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化社会能够划分出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界限，能够明确在什么样的领域范围内国家不能再用公共权力介入和干涉该领域的活动，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在这样的领域中市场原则无法介入公民社会的活动。比如说国家可以调控工会和企业主之间的谈判，但是无法越俎代庖直接取代工会去进行维护工人利益的活动；一个企业家再有钱，但是也无权把工会买下来或是垄断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个领域是公民社会自身的领域，权力和金钱都是无权介入其本身的活动的。一旦发生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公民社会，或是直接进行经济活动，或是经济领域侵蚀国家权力和进入公民社会的现象，就构成了滥用权力和腐败现象，就会受到司法制度的制裁。我想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中国学生如果细心观察西方社会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个共有的基本特征：西方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界限都用宪法和法律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内化成基本社会共识和普遍社会准则。并不是说西方社会没有腐败现象和滥用权力，人类社会制度设计再好都会有人铤而走险去违法，但是关键在于这样的权力界定成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和社会基本特征，相对比较完善的体制让社会的运转处在良性循环中，当问题出现后这样的制度又会立即用宪法原则去解决争议，用独立的司法制度去制裁不义，人民对这样的制度是普遍信任的，所以即使出现了腐败现象和政府滥用权力，也完全可以从体制内的手段去解决出现的问题，民众不会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去解决问题，更不会从整体上去质疑这个制度的合法性。明确区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是判断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是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的重要标志，无法明确三方的关系也必定大大加重社会运行的负担，让腐败、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从而让一个国家总是处在内部的危机、矛盾中，让政府合法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并且为民众广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