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崛起策 -- TH的鱼

I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冲突理论”

社会学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被称为功能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由一批社会学大师（如帕森斯、默顿等）的推动，功能论在6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功能理论流派仍然占据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位置，功能论依然是许多社会学家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功能论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系统（如法律、经济和教育）、每一种社会机制（比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每一个国家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警察和监狱等）都在为社会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会职能，这些社会功能加总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和整合是由于各个社会系统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这就是功能论的本质。在功能理论派的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每个社会都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2）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充分整合社会各个群体的架构；（3）每个社会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的。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针对功能理论的社会基本发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每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2）每个社会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社会冲突；（3）每个社会元素都对社会的变化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权力强迫的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几乎完全是针对功能论的四个社会基本特点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稳定、和谐和整合，一个社会的常态恰恰是社会冲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冲突就始终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冲突就无时无刻地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因为各种社会冲突而处在每时每刻的变化和变迁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静态的、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来都不存在，而变化的、运动的、动态的、非稳定的社会才是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社会形态。社会冲突在达伦多夫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甚至恰恰相反，社会冲突对于他来说，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含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在社会冲突酝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没有社会的各种冲突，就没有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冲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

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架构和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书本上的东西，因为社会学毕竟不是哲学和神学，其学科宗旨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统一的论证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解释模式，而且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互批评甚至争吵，但是剥离掉一些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为构建的庞大学术迷宫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找到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具体说来功能理论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欢的理论，因为功能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稳定、团结、和谐，因而探讨社会稳定发展的学者来说一定会青睐这种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功能论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稳怕乱的社会普遍心理。笔者也在中国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来探索中国在改革和转轨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必须指出当前非常紧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将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理论将对未来20到30年时间中国稳定渐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援；而且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并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论，恰恰相反，两个理论都将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鉴于功能论在各国社会学界都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容易被大众理解，笔者在本策论中不涉及功能论，而是具体运用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同时探索如何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础。

II 正确认识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达伦多夫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 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

必须加以区分的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和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冲突，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归根结底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而达伦多夫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更是纷繁复杂，如果要把所有的社会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其实是简化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比如说，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着城乡冲突、宗教冲突、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同一个社会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比如两名大学教师去申请一个教授的名额，两名车间工人去竞争车间先进工人称号，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冲突。由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会存在着与本身利益相关的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冲突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不仅简化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且极容易无限上纲，带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

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的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强度和烈度，从两个职员竞争升级、到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再到群体性的骚乱事件、一直到革命，冲突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则是一个社会里最激烈、最具爆发力和最具毁灭性的冲突形式。达伦多夫区分了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的社会冲突形式，这种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深思。我们观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同人类其它任何社会和文明一样，都曾经历农民起义、社会毁灭性冲突和革命（比如法国在18到19世纪发生过四次革命），为什么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依然存在大量社会冲突，但是却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2）为什么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没有发生社会崩盘和社会解体的现象？德国在2000年后也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分配危机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显性化，但是为什么德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阿根廷在 1999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却发生了整个社会失控的现象，国家一度面临解体崩溃的可怕局面？（3）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安然度过了一次次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比如1968的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而苏联和东欧阵营却最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解体？（4）是什么样的制度构建让西方社会基本免除了动乱和革命？

以上的问题也是笔者在西方求学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一个中等城市，在中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笔者曾经在市中心多次目睹游行和工人的罢工，我想生活在国外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会群体示威游行的事件。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游行群众生动活泼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组织形式、游行群众和警方良好的互动、警察面带微笑的文明执法和游行人员对警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这些都让很多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能够在理性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当然，社会上总是会发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数游行和群众运动的温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没有把自己摆在游行群众的对立面上，双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态度，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减少了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成功运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对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上和社会对待冲突事件的解决机制上，给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联系到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以下几点笔者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承认冲突的存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社会冲突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冲突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能够采取理性行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

（2）极权主义社会（比如说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压制性的作法消灭一切冲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利益的博弈，营造表面上的大一统和全国意见的一致性，实际上被压制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形地运行在社会里。达伦多夫认为，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就像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地运行着和积累着，当社会无法承载这样的超负荷运行的时候，社会长期积累的危机和冲突就会来一次 “火山爆发”，这就意味着，被简单压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以爆破性的速度扩展开来，而这种爆发带有极强的危害性和毁灭性，常常会将整个国家带入解体和崩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3）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社会冲突，但是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它们都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种是分散性冲突，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冲突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和社会领域内，这样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其强度、烈度，还是其社会损害性都比较小；另外一种则是重叠性冲突，这是指多种社会冲突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上，或是让同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压迫感，这样的社会冲突就会非常剧烈，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就很大。达伦多夫举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三大基本冲突，一是阶级冲突，二是城乡冲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乡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占据了社会上层的所有权力位置，在经济上也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乡村里的天主教徒处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下层，经济上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天主教徒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在每一种社会冲突中都处于不利局面并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基督徒在每种社会冲突中都是处于获利局面和赢者通吃的状况，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对基督徒的对抗将是极为剧烈的，其强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同样，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和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缩小农民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差距，让农民的生活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让农民的贫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社会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致影响社会的根本稳定。但是如果农民既遭受社会制度性的歧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绝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补偿，农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绝对贫困线和生存线以下，那么这样的状况就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绝对剥夺，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处于全面被剥削的状况，但是被剥夺的群体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去改变本阶层的命运，这种绝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啸一样，其突发性、爆破性和强烈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地震”、“社会火山”和 “社会海啸”的爆发更是危险无比，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有常存忧患意识，多加强社会公共投入和社会福利投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才能防患于未然，减低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毁坏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宁。

（4）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冲突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一个冲突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冲突基本解决了，但新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极权社会对待冲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围堵和压制的方式，其结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后难免山洪爆发，制度大堤彻底崩溃。达伦多夫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的可能，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感觉。

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请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日本书纪”，在书里日本人显示出了杜撰历史的卓越才能，他们创超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创造的天皇，这是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现代人应该能够确定的。这之后工于心计的日本人继续发挥了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索性虚构出了一整套神话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天皇家族谱系，于是一个本来虚无飘渺的部族首领被拔高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天皇，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 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虚构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利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协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 “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它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见本尼迪克：《菊与刀》49页）。

在明治维新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令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作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 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本来荒诞不经的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1.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 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 (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2. 民主的尴尬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3.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4.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5.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德国著名的研究现代化的社会学家沃尔夫岗·查普夫（Wolfgang Zapf）认为：现代化社会是通过市场经济、竞争性民主政治、社会福利制度和大众消费这四个核心机制表现出来的，查普夫认为现代化就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大革命后逐步发展出来的社会发展路径和社会发展模式，它源于西方，但今天已经是全球范围内普遍的发展模式。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地处哪一大洲，身处何种文化圈，都会把现代化作为本国的发展目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排斥现代化或是提出与现代化相反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沃尔夫岗·查普夫提出的四个核心机制再加上法制国家和人权保障制度的话，就能更加全面综合地反映出现代化社会普遍共有的特征。尽管不同的现代化国家和社会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形成了各自一些发展特色，比如由于日本经济的成功让国际上曾热衷讨论日本现代化模式，德国的经济奇迹也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已经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都有着基本的共性，比如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在经济上实施的都是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还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封建自然经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都实施了竞争性的民主政治，都会有定期的选举和投票，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采取的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模式和古老的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建立了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社会福利制度，以保障处于弱势群体的居民和贫困阶层能够按照最起码的符合人道尊严标准的方式生活；几乎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都是以促进大众消费为目标，并建立了以法治国的宪政国家，并都在宪法里承诺保障基本的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

中国于1978年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发展到今天，事实上也是在朝向国际公认的现代化模式迈进，尽管在改革以来的28年时间里我国在理论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但是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如果能站在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地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国社会整体上是在向现代化社会的模式演进。我国所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将尊重人权和以法治国写进宪法，签署保障公民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的国际公约，这一切都显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现代化，而是与国际现行制度接轨的现代化。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全世界有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但是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和前现代化的社会朝现代化方向发展和演进的过程却是不同的。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从王权至上、封建采邑和缺乏民权的社会演变成为现代化国家。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托马斯·马歇尔(T.H. Marshall)认为现代化社会的演进持续了整整三个世纪：在17世纪工业革命缓缓拉开序幕，18世纪经历一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民权最终被确定 (civil rights, 包括财产权、结社权、信仰自由权和言论自由权等)；19世纪经过了许多冲突、博弈和妥协政治参与权最终被确定（political rights, 包含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权最终得到国家宪法的明确保障（social rights, 包含社会福利权，社会生存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而在托马斯·马歇尔的眼里，社会权最终的确定象征着西方国家的公民权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公民权本身就涵盖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大部分，社会权的确立标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改造，从而确立了一种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 社会福利国家。当然托马斯·马歇尔的“三世纪公民权演进理论”是按照英国历史发展推断出来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政治参与权的确立在西方国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真正涵盖妇女在内的普选权在很多国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被确定，美国的黑人直到1960年代才取得完整的普选权。但是托马斯·马歇尔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先进的西方国家和现代化发源地英国和法国，其现代化过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社会变迁和演进，这一点，对于今天正处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然，笔者在这里绝对不是要宣扬我们中国也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演变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社会，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论述。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的21世纪，在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新世界，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雄壮历史步伐声中，我们不仅要在经济上崛起，更要建立好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也是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完全应该有信心，中国赶超式的现代化应当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到本世纪中叶的这段时间内基本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艘大船在渡河，河的一边是一个前现代化社会，那里写着计划经济和小农经济，集权政治，人治社会，封建文化，民权匮乏等几个大标牌；河的对岸是一个现代化社会，上面写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制国家、民权社会、大众福利和中产阶级等大标牌。人们在经历了长年的争论和探讨后，绝大多数人意见开始统一，认为应当把船从此岸摆渡到彼岸。但是问题来了，此岸离彼岸路途遥远，航线复杂，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危险和变数，搞不好会船倾人亡，而且船长和水手只习惯于在以前熟悉的航道上行驶，对于怎么航行到彼岸完全没有把握。那么，现在仍在此岸的船长和水手，只能先寻找正确的航道，确定好总方向，再一步一步地向现代化的彼岸航行。这一过程中，船长和水手要有高度的航行技巧以避开航线上的各种风险如风暴、漩涡、海啸，也要避免船只偏离正确的航道。而此时，船上的普通乘客，尽管有时候会同船长和水手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候双方还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双方有一个最大的共同愿望，那就是齐心协力地乘船平安达到彼岸。这就要求船长不仅要有高超的航行技巧和远见卓识，能够冷静地、理智地领导船员沿着正确航线把船一步步驶向预定的方向，同时船长也要有高超的处理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为在漫长的航行中，如果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对航线的正确性发生怀疑而产生冲突和矛盾时，船长必须能够正确处理出现的问题并能赢得船上绝大多数乘客的信任才能让船只继续航行。而这样的航行对船上的乘客也有要求，因为大家同在一条船上，是命运共同体，如果乘客有意见和批评，应当理性提出，同船长等人共寻解决之道，而绝不能着眼于颠覆航船，或是颠覆船长的领导取而代之，在事关大家共同命运的航行中，理性的行为是互相协助摆渡，而不是互相拆台，因为那样大家都会面临沉船的危险。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象是一场伟大的、但却是充满风险的航行。我们知道中国最终要航向的目标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众消费、共同富裕和中产阶级占主导的社会，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起点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要寻求的是一条代价最小、成本最少的理性渐进的改革之路，我们需要树立一种温和、理性、和平的改革精神，把中国的改革进程循序渐进地引向中国现代化的终级目标。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从其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渐进的政治改革胜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暴力革命。英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较少地采取暴力革命的办法，除了在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之后历史的进程却是平和渐进的，英国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在保持旧有王位的象征权利下建立了权利制衡的新政治制度，整个社会在妥协和宽容中向前迈进；而法国则是一个盛产暴力革命的国家，尽管我们今天对法国大革命充满敬意，认为它为现代民主政治的诞生地之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给法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副作用。在18和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法国总是处在风暴眼的中心，一次次的革命给社会带来了动荡、不安，对国王和贵族的残酷惩罚和处决也引发了旧有势力一次次的反扑报复。新生权力对过去政治精英无情的专政种下了复辟和政变的恶果，法国长时间处在“处决国王－ 王权复辟 － 再处决国王 －王权再复辟”的血腥循环中，尤其是雅各宾专政时期建立了一种对待政治敌人的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更是颠覆了社会稳定的根基，让仇恨和恐怖遍布社会每一个角落。所以说，虽然法国同英国一样，通过革命的模式向现代化社会演变，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是由于过程的不同，产生了很大的差别：法国的暴力革命带来了社会极大的内耗，这样的内耗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成本，让法国的整体国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在18－19世纪英法在全球争霸的过程中法国不断败下阵来，虽然这是多方面原因引起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国社会因为不断的革命产生的“内伤”是让法国在英法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我们在19世纪末期俄国和日本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俄国的现代化发展最终走上了两场暴力革命之路，特别是十月革命为俄国带来了极权主义的动员模式，虽然帮助苏俄走上了另外一条现代化之路，但暴力革命带来的强烈副作用也是未来苏联模式衰败的重要原因。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地走上了一条稳定、渐进和有序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日本的明治维新最终的巨大成功当归功于清晰、明确的目标，执政者坚韧不拔的意志，民间社会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稳定温和的改革避免了社会崩盘和失序的危机，大大降低了社会前进过程中的成本，为社会的整合和国家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之父邓小平在1978年推动的改革开放国策就是渐进政治改革的最佳政治范例。当时中国处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一方面新中国的前27 年在毛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一级，中国独立自主和自强的精神振奋了百年来中国颓废的民心和士气，一代人通过艰苦的奋斗发展了“两弹一星”，中国被帝国列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时期的土地改革、全民扫盲运动和合作医疗制度也为中国扫除了现代化道路上重要的障碍。但另外一方面，计划经济的严重僵化，物资匮乏，极权主义的政治动员模式和政治运动也让中国依然远离现代化公认的标准。“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十年更是让民主、法制和公民权被践踏，从共和国主席到普通公民都遭到迫害。1978年的这个关键历史时期，新的中共高层对毛和新中国前27年的评价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面对这么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难题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邓作了一个比较好的处理。他超越了简单的对毛好与坏的评价，既善于运用毛时期好的成果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如说毛时期的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培育了健康合格的生产者和潜在的消费者，这些都被邓善加运用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同时他又把过去 27年来明显走偏的政策迅速纠正过来，邓不仅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给国家带来的灾难，而且拨乱反正为大量含冤的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平反，把国家经济和工作的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路子上来，重新赢得了民心和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邓没有全面否定毛，而是在肯定了毛对新中国贡献的前提下指出了毛的错误，这样的评价符合当时整个社会的期待，也是让整个社会摆脱过去的阴影，在安定和谐的条件下集中精力向前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这也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果当时邓完全否定毛，不仅会可能连带否定一代人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贡献，也会直接指向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纷争和不安，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之中。事实上，邓对毛的功过恰如其分的评价并没有影响大家对中共的整体观感，反而为中共赢得了更大的支持度和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邓利用毛时代的积极因素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服务和避免彻底否定毛的作法给中国树立了和平过渡和循序渐进的典范。因为无论过去领导人有哪些重大失误和错误，我们今天都是在过去发展的基础上，继承了前人的政治遗产，并通过修正过去的错误和偏差，继续向前进的。我们不能总是象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那样彻底毁坏一个旧的政权再来建立一个新的王朝，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陷于治和乱、建设和毁灭的恶性循环。那样的话社会将付出极大的成本代价而无法长久、稳定地发展。邓的改革正是致力于避免中国重走“治－ 乱 －治－乱”的循环，力求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激进变革和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引向现代化之路。按照这种温和改良的思路我们就能摆脱在对过去领导人和对过去时代评判时简单运用“好与坏”和“对与错”的线形思维，而是按照时代要求修改不合时宜的政策，并把过去对现在有用的东西善加运用，其根本目的就是一条，为中国当前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因而，我们今天不是要简单地褒贬毛和邓，而是肯定毛建立新中国和邓的改革开放都为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作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代人完成一代事，我们不能超越历史时空去批判毛为什么不早点搞市场经济，邓为什么不快一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毛和邓完成了他们那代人对中国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依然受益于他们打下的基础；毛和邓又有他们那个时代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时空来帮我们解决今天中国发展中的新问题；毛和邓也都是人，也都会有错误和偏差，因为人无完人。因此我们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依然要肯定毛为中国人树立的独立自主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今天仍是我们现代化路上重要的精神动力；我们在肯定邓改革开放伟大的历史贡献后，今天也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方针，作为对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点的补充。

与成功的渐进改革范例相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一个常常进行革命和激烈政治变革的国家不仅难以向现代化社会演进，而且极易陷入国家大解体和社会大解体的灾难,打着民主和自由的旗号去颠覆一个国家的秩序,其结果反而让一个国家离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目标更远。这里前苏联解体的历史经验教训最值得我们谨记。整个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都试图颠覆苏联政权,他们在国际间大力宣传, 苏联和共产主义国家是极权主义国家,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政府的力量也太强大, 窒息了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 构成了对自由权和公民权极大的威胁,只要颠覆了这个极权政府, 实行私有化、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和三权分立,那就会药到病除。事实的发展结果可以说是令人瞠目结舌,苏联这个国际巨人不仅在国家失序、社会解体和民族残杀中轰然解体,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右派的知识分子一定会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说,他们毕竟建立起来了民主制度和多党选举制度,他们在天下大乱之后由于建立了好的制度一定会过渡到天下大治。但是反讽的是,脱离了一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抽象的打出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旗号,不仅没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化民主制度,反而让社会进入了寡头民主和无政府自由时代,更谈不上保障公民的人权。美国著名的自由左派学者霍尔穆斯(Holmes)1997年在《美国前景》上发表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题为“俄国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弱政府如何威胁自由”。文章开头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心积虑要削弱苏联的国家力量,加强苏联的社会、市场和异议人士的力量,以彻底让极权国家解体。那么实际结果是什么呢? 霍尔穆斯以自己多年研究苏联和东欧国家而得到的独到见解和自己在俄罗斯亲眼所见描述道: 苏联的极权社会是解体了,国家的政治迫害消失了,克格勃的秘密警察也不见了,刻板的政治宣传和灌输也停止了,持不同政见者也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了；但是同时,国家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也完全崩溃,许多国营工厂的工人一夜之间被抛上街头,街上盗贼蜂拥,黑帮接管了国家地方权利,铁路上的火车被流寇洗劫一空,野狗在城市里到处乱窜,成群结队的士兵在延街乞讨,路边随处可见冻死的居民,整个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严重萎缩,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度下降（1990年代俄罗斯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10岁，这几乎是人口学意义上的空前灾难）,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军事基地上的核武器部件无人看管,许多部件流入了武器黑市场和黑交易,许多民族聚居地在国家政权解体后开始了互相的仇视屠杀。俄罗斯在1990年代的悲惨经历让我想起了中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到 1927年这段军阀混战的时期,旧的次序是打破了,但整个国家没有有效整合而陷入解体和分裂的边缘。我的一个罗马尼亚同事最近才去过在普京铁腕下逐步恢复国家秩序的俄罗斯，他告诉我, 俄罗斯的大城市如圣彼得堡已经发展出现代化城市的规模,而就在离大城市很近的小城里依然充满可怕的混乱和失序,他说,你在那儿呆一会儿的话，会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