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应该好好谈一谈解放战争了 -- 吴非
家园 所以我们要比较 好了，知道你要玩文字游戏，你自己前面明明说的是现在
我知道 你对自由组党和民主的必然联系高度认同（如果错了，望谅）。我也可以告诉你，联合国191个会员国，超过三分之二都是可以自由组党的，你认为这些国家中哪些是民主国家？古希腊啥时候成联合国会员国了阿？？
开口就叫人家花瓶，真当自己是上帝吗？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接见媒体说：“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我在“民建”内部会上讲了此说不妥（见《民建座谈会发言纪》2006/10/30），做为“民建”会员和过去的基层干部，根据自己经历和观察现在阐述不同观点，与成主席商榷：成思危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近年频频在媒体曝光，论述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注1）
（一）一个“民建”基层干部的认知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当上济南市政协委员，不久成了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并被选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国优秀会员。我入“民建”已18年，做为“民建”的基层干部，我深深感到“民建”远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它事事处处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包括：发展会员必须得到中共统战部同意，决定民建内部选举的候选人、民建中谁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谁去当“民建”省委委员，都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换届改选，召开代表大会都要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中共为了直接控制“民主党派”，最近还在“党派”中发展中共党员，中共在“民主党派”市委、省委机关中，安插中共党员当干部，这些人享受公务员待遇。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控、操纵可以说无孔不入、从上到下，很多人将其称之为“花瓶”并不过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如何定位？当前自由世界对其怎样评价？决不是中国 “执政党”或“民主党派”的当红人物能够决定的。
（二）从一个会员的遭遇看“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本人今年2月发表了 “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以后又相继写了些维权文章登在网上，结果住处遭到几辆警车和数十公安人员包围，他们没有搜查证但进入家中查看盘问二个多小时，抄走了二台电脑，将本人带到山大公安处讯问。以后又被公安多次传唤。5月30日公安下达了“决定书”，剥夺了我的出境权利。从6月5日开始，我家电话受到恶性骚扰，经常一天能听到几百到几千次骚扰声，持续了5个多月。由于电话受到骚扰，山大“民建”主委打通知我开会，结果三天打不进电话，只能跑到我家下通知，我告诉了她电话骚扰的情况。有一次民建聚餐，我提出家中电话受到骚扰，建议民建山大主委向其上级省委提出，请他们帮助查问制止，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支反映吧，他们不问也不管。今年五月民建山大的两位主委到我家，劝我不要去香港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因不知道，是上级的意见，我说既然没有原因，我有公民权利，还是要去香港的。不久我就接到了公安局不准我出境的“决定书”。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现在的“民建”组织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愿维护他自己成员的政治权利，更何况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的“政党”不是花瓶是什么？
（三）中共建国伊始，花瓶政党已露雏形
“民主党派”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49年中共建国伊始，“民主党派”的花瓶形象就已有雏形。据章立凡（民建创始人章乃器之子）整理：“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注2）
从执政党的这些措施来看，中国“民主党派”的花瓶命运在1949年前后已具雏形。中共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自由发展，做了很多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违背政党间独立、平等竞争原则的，如：“民主党派”必须承诺不能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只有中共可以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发展党员，从而保证了中共可以完全控制军队。中共可以在港澳及海外设支部， “民主党派”不可以，这使“民主党派”断绝了海外的联系。大学生也是中共领地，禁止其他党派发展。中共自认为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当然禁止其他党派在其中发展，甚至成立于1930年的“农工党”也不准发展农工成员。中共把“民主党派”排斥在国内最广大的人群工、农、兵、学之外。
中共的严格规定，为中共垄断政权提供了空间，使其能够保持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地位。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使“民主党派”完全演化成 “花瓶政党”。时至今日，中共党员已达到7000多万，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加起来不到70万，不足中共党员人数的1％。“民主党派”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瓶”。
（四）回忆57年反右
中共领导的1957年反右斗争，践踏政党独立、政党自由的普世价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中委总数18％；24156名会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占会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注3）
57年的反右派，是“民主党派”的一场浩劫，在他们的中央负责人中，“民建”创始人之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农工党主席兼“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台盟”主席谢雪红、九三学社中常委（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都被打成极右派。（注4）反右之后的“民主党派”已经是伤筋动骨，奄奄一息。各省市基层骨干，凡敢于议政、批评中共的无不受到残酷打击。
回想1957年中共在“民主党派”中打了那么多的右派，在他们的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人中批斗了那么多人，作为一个“党派”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听不到集体的抗争。
中共可以到“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抓人，关人。“民主党派”可以到共产党内部去抓左派吗？当然不可以。这叫什么独立的政党呢？这不是任人摔打的“花瓶”又是什么？
57年山东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诗人高兰只因为说了一句话“‘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仪仗队”，就被打成右派，批斗得不亦乐乎。这还有什么“互相监督”可言？明明是花瓶，却不准讲“花瓶”，这不是暴政是什么？
1957年之后的“民主党派”已是面目全非，即使有些应景、应时的活动，也已经基本没有社会影响。在文革中他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1966年8月，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机关被查封，负责人被批斗，工作人员下放干校或农场劳动。许多人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被迫中断工作十一年。”（注5）直到1977年才恢复了一些活动。奇怪的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从来不提1957年反右派时和“文革”中他们的悲惨遭遇。
（五）不该沾沾自喜于几个副职
成主席1995年加入“民建”不到二年就成了民建中央主席，不到三年就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二级官员）。为了说明“民主党派”不是花瓶，成主席在今年8月17日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民建’11名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查看一下这些“重要职务”，全部都是副职，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副总检察长、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为什么成主席举不出一个正职的的例子来呢？问题是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做花瓶，当做陪衬，现在的局面还不如五十年代初，当时“民主党派”至少有五个正部长，还有两个非中共副总理（副总理共四人）、中央政府副主席共六人，其中二人为民主党派，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当然即使“民主党派”有人当了正部长，也不能说明这些“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都设立有中共的党组，这些党组要在政治上把关，重大决策没有他们的点头是不能拍板的。在那里中共的党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民主党派”绝对没有权力在部委中成立自己的“党组”，所以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成主席不该为自己的会员，当了几个副职而沾沾自喜。应该争取的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关系、竞争关系、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赏赐关系。“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要看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否和执政党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活动上是否独立自主，与执政党有同样自主活动的空间。
（六）参政议政不讲政治
现在全国上下最关心的是政治改革，“民主党派”做为一个政党，谈到参政议政，主要应该议论政治问题。但是成主席在回答凤凰周刊访问时，说他受到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他说：“民建这几年也提过
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比如虚拟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小企业发展。“有人问及胡锦涛曾亲自点名让他去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说：”我们去年和胡锦涛总书记一年有九次高层协商，协商包括各个方面，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来让我们研究的。“
成主席在谈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进入政府，应该提什么建议？我认为主要应该对大政方针提建议，这是“民建”章程明文规定的义务，在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更应多谈政治和政治改革。
但是成主席讲的却都是经济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金融、证券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是！他1954年在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工部门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长，他学习从事化工专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化工的“硼资源”方面，也有不少专著，他应该是一个学有所长的化工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从事一辈子化工、对“民建”几乎一无所知的化工专家，到了1995年（时年60岁），被中共看中，空降加入“民建”，第二年1996年（61岁）当上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63岁）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什么成思危先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乘直升飞机当上民建中央主席和国家二级官员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业务干部”，而且是专心干化工专业的专家。从他后来的讲话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缺少思考，他在大学上的政治课和以后接受的思想灌输使他只知道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依靠执政党才能享受高官厚禄。这样的人在执政党看来当然更适合担任花瓶政党的主席。
说他在经济领域里参政议政，他有什么条件？像证券法、金融方面，他都是一个门外汉，他过去没有专门的研究，没有论文没有实践。现在执政党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专家组，成主席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出格的建议在碰过几次软钉子之后也就老老实实地对中共的提案举手赞成了。
（七）不该误人子弟
成主席在平步青云之后，受到胡锦涛多次接见，他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光荣，认为他的待遇提高了民主党派的知名度；他认为自己频频出镜，展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听说有些年轻人要加入民建是因为他的个人影响，他感到很自豪，以为自己引领出一条青年人的道路。
其实成思危先生的从政道路，并不值得有为青年学习。
值此国家危机重重、上下腐败、人权不保、民主化举步维艰的时期，一个热心从政的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争当公众代言人，为弱势群众仗义执言、维护权益，为民主宪政探索道路。而不该只是追求眼前功利、官场的成功。为国家命运着想，为青年后进思考，成主席不该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会受历史谴责的。成先生应该三思、反省才是。
（八）不甘花瓶 要挺直腰板
“民主党派”成了“花瓶政党”，追究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应该制定“政党法”，保障政党间的平等自主的竞争关系，保障公民参加、组建政党的自由权利，保障政党内部的民主活动。为了改变“花瓶党派”，应该修改“民主党派”的章程，应该修改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
大陆“花瓶政党”的出现，主要的起因是中共推行一党专政，要领导控制其他政党，但是“民主党派”中有些人不知自重也是原因之一。“民建”的章程中甚至写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样互相矛盾的内容。当然这也说明了“民建”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民建”成员应该自重、自强，“民建”章程规定了会员权利，其中第三项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及地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民建”会员有很多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现在参政议政应该是围绕“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比如可以是从修改本党的章程开始，删除自我矮化的内容，再比如就政治体制问题建议修改宪法，建议制定《政党法》、《新闻法》、《出版法》，建议废除劳教制度等等；从维护人权出发，修改刑法，废除“煽动颠覆政权罪”等条文；修改“公务员法”，禁止政党机关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修改选举法，制止政党操纵控制选举过程，使用暴力对待竞选人的行为，保证公平公正的竞选活动；应该建议废除行政各部委建立政党党组的制度，禁止任何政党通过其政法委，直接操纵控制司法过程，应该促使司法独立；建议尽快制定直接竞争选举各级政府官员的时间表等等。
“民主党派”如果不甘花瓶形象就要挺直腰板。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众人的努力，中国的“民主党派”有近70万成员，而且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理应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改变花瓶形象。在这方面也希望成主席能起到带头的作用。
据传成主席曾准备在“民建”内部扩大民主，推行差额竞选制度，如果属实，这确实是件好事，在这方面，可以走在中共前面，请他们到“民建”来取经，也可以让社会耳目一新。扩大民主，不管在“党派”内还是“党派”外都是件好事。其本身就是在推动政治改革。
注1； 200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注2：章立凡《 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注3：《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P93
注4：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P412
注5《中国民主建国会》P98
2006年11月30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我叫你只看一方的资料了吗？多方的资料都可以看看，才有比较，有分析，有鉴别。
恰恰是因为大家看了多方的资料，看了外面的世界，才发现原来从小受的教育是如此的黑色幽默。话说回来，为啥我一再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包括星空的问题，就是说明现在的中国还没有言论自由。关于，星空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去搜索看看。充分证明中国不可能开放言论自由，连一个合资的纯粹搞娱乐的电视台都不能容忍。
还是要多看书阿，共产党的说亩产万斤，但后来同样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共产党的书说中国人民多么幸福，现在的文件却注重自己和外国的差距
首先这个过程化了多少年？人民为了这个过程付出了多少代价？其次，信用一旦破产，要想重新建立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政党，既然当年可以撒这种弥天大谎，祸害百姓，那么在今天该党的组织机构，理念完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凭啥让我再相信它？？？SARS的隐瞒不报还历历在目，前不久，沙祖康不是还公开宣称中国人权比美国好5倍嘛。这和亩产万斤有何区别？你总能一次又一次的撒谎欺骗，然后重复说，不好意思，上次错了，我们要看将来，不要看过去。反过来，又不得不回到上一个问题，那就是说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多种消息渠道，才能保证执政者不敢撒谎，才能保证人民有多样化的消息来源。
从头到尾，我都是在说“我国的民主不成熟不完善”，从头到尾，我都是在说中国现阶段没有民主。如果你说的这些也能叫不成熟不完善，那当年的满清算啥？国民党又算啥？？你说的一切，当年
国民党都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多种党派，而且国民党的言论自由起码要比GCD开放的多。
- 复 所以我们要比较
家园 0k 我说得那么清楚：逗你玩玩。先申明一下，我举“古希腊”完全符合你的原题喔。好，下面开始说正经话
联合国里191个会员国，我们可以把哪些作为民主国家来讨论
非洲国家，虽然有些具有你所希望的民主形式，比如埃及，美欧都当作伊斯兰世界的最民主国家喔。有私人媒介，有4年1度的选举。但拥有一个长期当政24年的总统（穆巴拉克）的国家，你认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军事强人政权？
东南亚国家都是废材，就不讨论了，如果把他们列入民主国家岂不是给民主抹黑，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拥有代议制机构，定期选举，独立媒介等等。新加坡是个特例，但有人民行动党的存在，按你的概念，它是民主国家吗？
伊斯兰国家由于有宗教的限制，不讨论，想来你也是同意的
拉美：其实拉美实行民主的条件是最好的。资源丰富，人口适度，知识普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而言），人民既理解民主，又懂科学，还勇于革命，又基本躲开了世界大战。可是拉美100多年以来，却始终半死不活，对我们只有反面意义，不列入讨论，同意吧
印度本来和我国情况最接近，但由于其废柴样，而且政治模式师从西方，故没有讨论的必要。
以上是我主动提出不列入讨论的，因为讨论以上国家容易把话题带到“民主不如专制”上去，因此干脆避开，想来你应该不会有意见的。
好了，现在还剩下哪些，只有欧洲，北美，中国。如日本，韩国在政治体制上我归入欧美类，没意见吧。
好了，讨论的对象明确了，我们就可以看到，你所问的问题是，有和欧美政治体制不同的民主国家吗？希望你对这个归纳没有异议，如果你能证明我的归纳错误，你认为你在讨论欧美以外的情况，我向你道歉。
我认为：欧美的民主制度显出了他的优点，我们可以学习，条件具备时可以借用，但是否允许别的道路和方式呢？
比如，政党制度，我举古希腊的例子，意思是说，民主自它出生以来，就不是和政党制度相联系的。西方的政治制度显示了其生命力，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同样显示了其生命力，为什么不可以继续试验下去呢？
也许你要说为什么不能进行多党制的实验呢？我觉得共产党60年来干得不错，因此共产党的实验没必要打断（个人意见）。
打乱一下顺序，先把共产党的说完，再谈民主党派
关于，星空在中国，你可以自己去搜索看看。充分证明中国不可能开放言论自由，连一个[QUOTE]合资的纯粹搞娱乐的电视台都不能容忍。[/QUOTE]叹气，只好再把引文引一遍
星空传媒集团（STAR Group Limited）是新闻集团全资拥有的公司，亚洲首要的多平台媒体内容和服务供应商。星空卫视隶属于美国新闻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星空传媒集团。经有关部门的批准，星空卫视于2002年3月28日正式开播，通过广东有线电视网与广大观众见面，一开播即实现了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100万收视家庭。2003年3月，在播出一年之际，星空卫视又获准有限落地全国。专门把“全资”加了红，这段文字的链接如下，注意域名结尾的cn莫非星空的人在自我欺骗，还是你把这段话吞下去？
首先这个过程化了多少年？人民为了这个过程付出了多少代价？其次，信用一旦破产，要想重新建立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政党，既然当年可以撒这种弥天大谎，祸害百姓，那么在今天该党的组织机构，理念完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凭啥让我再相信它？？？SARS的隐瞒不报还历历在目我没有要你再相信他，但进步就是进步。为了社会的稳定隐瞒sars的情况，结果适得其反，禽流感不就注意通报了？本来这种质问我可以举你心目中的民主国家的例子，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没必要，我们讨论国内的问题就行了。你可以继续质疑执政党的所有言论，但事实总会给出答案。
至于你给出的“民建的资料”
不是跟你说了么，给资料要给出处，至少要给个链接吧。连作者的电话，工作单位“山东大学（0531－88365021）“都列出了，为什么不列出资料出处呢？等你列出了资料出处，我们可以把他说的8点一点一点的来讨论。好不好，现在先随便说几句。
文中写他家收到骚扰的事，写反右，我倒想起言论自由的国民政府来了，民国军统、中统，蓝衣社、cc。申报主编史量才阿，闻一多啊，武汉大学的手榴弹阿，你真的想拿民国政府来比吗？至于台湾的江南阿，我都懒得说了。现在台湾开始反向使用这一招了，两弹总统什么的，倒是对民主制度的伟大贡献
记住你的原题喔，“民主较六十年前毫无进步”
文中这一段倒是对的
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文中又说，
成主席讲的却都是经济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金融、证券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是！他1954年在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工部门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长，他学习从事化工专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化工的“硼资源”方面，也有不少专著，他应该是一个学有所长的化工专家。……说他在经济领域里参政议政，他有什么条件？像证券法、金融方面，他都是一个门外汉，他过去没有专门的研究，没有论文没有实践。现在执政党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专家组，成主席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出格的建议在碰过几次软钉子之后也就老老实实地对中共的提案举手赞成了。从文中有限的信息看，分明是成主席领导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来研究相关问题，这不正是民建的对应领域吗？
那当年的满清算啥？国民党又算啥？？你说的一切，当年国民党都有。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多种党派，而且国民党的言论自由起码要比GCD开放的多。这个，国民政府的言论自由嘛，前面已经说过了。不过比国民政府强不算本事，就不展开了。
- 复 0k
家园 黑色幽默 首先，我从来也没说民主就一定要富强。在《民主能不能纠错》哪个帖子里我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民主只是要民众有权利有机会让自己去承担责任。所以，你不必以所谓的经济状况来删除那些穷困国家，没这个必要。我们讨论的是如何算民主。
哪么按你自己的话来说：
新加坡是个特例，但有人民行动党的存在，按你的概念，它是民主国家吗？按我的概念，新加坡肯定是民主国家。人民行动党独大，不能否认新加坡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新加坡有其他不受人民党操控的政党存在，比如，http://www.zaobao.com/special/singapore/ge2001/pages/parties.html。新加坡人民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愿意选举人民行动党，好比日本人民也习惯长期选自民党，是一个道理。引申来说，如果那天GCD也让中国人民自由选择而仍然长期执政，我也绝对会承认他的合法执政性。但是，还是哪个问题，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吗？关于星空,你不会不理解我所谓的开放言论自由是指那些吧？为了避免类似“中国有人大代表制度，所以中国是民主的”这类回答，我再把话说到直白一些，今天的中国为何就不可以有独立的媒体呢？（无论报纸，电视）。比如说星空，为何就不能让新闻集团在大陆自己制作新闻节目？当年国民党还允许新华社存在呢。
http://blog.ccw.com.cn/tan_xiao/post/20050829/2553.htm
今年9月，默多克令传媒界观察人士们感到惊讶，因为当时他在北京似乎放弃了长期以来的魅力攻势，公开谴责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态度“多疑”。今年，（中国）官员们甚至放弃了拟议中的一项计划，即向外国投资者审慎开放电视制作业务，他们的理由是出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考虑。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quot;(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昆明《正义报》)。
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人类的命运支配于少数独裁者之手，则必产生暴力专制、武力侵犯、残酷战争，结果是象这次世界大战那样使人类与其文化淹在血海之中。所以要保障永久和平，避免第三次大战，唯一要紧的把世界的支配权放在人类绝大多数的手中，因此必须使人类绝大多数一律享有民主自由。凡少数支配多数，少数专制、多数失其自由的现象，应该不再存于今后的世界?quot;"全世界全人类既须悉数进入民主的范围以内而享受民主的支配之权，那么，取径于通讯与言论自由使人人能够说真话，能够得真消息，能够随时得知世界的真象，绝对必要。所以任何束缚此种自由、不许以真相公告人类世界的现象。都须在取缔之列，乃是自然的结论"(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作恶扣压新闻必造成自由的衰落
"最近国际间，因为战争关系，新闻自由曾受相当的限制，因而引起新闻界的反对，致产生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一月四日美助理国务卿麦克利希在联合国情报委员会的聚会上发表演说，主张全世界新闻自由流通，俾有助于维持未来世界之和平。法驻美大使庞纳谓：'法报除军事理由外，并不受其他限制。'廿五日美国《纽约时报》社论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知道一切新闻报道。一个国家里面，若不许人民有知道的权利，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自由；如作恶扣压新闻，必直接造成自由的衰
落。"此社论作者美联社社长肯特古柏斯主张'全球新闻自由、交通自由，新闻记者行动不受干涉。'由此可见新闻自由，关系于政治之民主与世界之和平，至为重大，欧洲朝野无不一致主张绝对尊重、不容侵犯。""在本来享有颇大的自由之欧美新闻界，且在大声疾呼，争取新闻自由之保障，若以中国新闻界所有的情况而论，不知对此应当作何努力才对。因为中国的新闻界所有的自由实在太稀微，太没有保障。……新闻记者以报道忠实受到虐待的事件，不一而足。记事立言，即本诸天良、发于忠诚；若触犯个人私利，往往引起报馆生存与人身自由的危害。新闻自由与新闻记者的人身自由，同样需要迫切的保障。所以争取新闻自由，在中国更有他特殊的重要?quot;(卅四年二月二日同报)。
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中国新闻界不能以空洞拥护和附和欧洲新闻自由运动为满足，为了忠实于自己的天职，必须对本身解除不合理的不必要的种种束缚，取得真实的自由。因此必须以坚毅的精神，努力实现新闻自由的政治前提，给新闻自由奠定巩固的基础"(三十四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
"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
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便化。有计划的桎梏，这国度内的人民将会重返自然，成为木石，成为猿鹿，为葛天氏之民、为无怀氏之民，为羲皇上人!"(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这些都是60年前的东西，今天看来，是不是黑色幽默？
- 复 黑色幽默
家园 由于你第二段多是引文，所以都在这一段回复 我之所以排除了那些贫穷国家，是想降低讨论的难度，其实，即使包括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我会有同样的问题：你认为欧美形式以外，有民主国家吗？关于新加坡，实际上我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他和日本的一党独大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关系不大，跳过。
好了，说回传媒，我举星空的例子是觉得你可能对这个比较熟悉，至于平面媒体，前面已经由别人的帖子答复你了。
我国的出版，可不是出版审查，而是事后主编责任制，这个，从不断有报纸要追回（不一定是批评性报道，有些是错误报道）可见一斑，你也可以向在新闻机构的朋友了解一下，我本来有一本事后责任的对照明细，但现在在国外，没法发上来。
其实我是赞同言论自由的，但我同样认为即使言论自由受控制的情况下，60年来共产党干得不错，所以我也支持他们继续试验下去。即使在你最强调的西式民主的纠错功能上，共产党仍旧干得不错。以美国来举例吧。1929年经济危机，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纠错时间用了4年多，比三年自然灾害多一年（这是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国家的对比喔），自1958年美国开始援助南越政权，到1973年撤军止，比十年文革多五年。好了，说个光明点的，美国结束麦卡锡主义用了7年，比反右的20年时间少得多，算他扳回一场。有独立媒体言论自由的美国和“一点民主也没有的中共”比起纠错效率来，也高明不到哪去。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没陈述150年有色人种斗争史呢（因为中共历史没这么长） 。
当然，媒体自由的美国在一件事情上纠错极快。1992年不到一个星期，国民警卫队就取得洛杉矶大捷，比起中共广为传颂的天堂门暴行拖拖沓沓闹腾了两个月，真是高效阿。
我不是说言论自由不好，只不过按你所说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中共也不错，所以我有耐性等待他的社会和民主试验。
至于说到国民党允许新华社存在，不过是因为新华社在延安，他的手够不着罢了，重庆的《新华日报〉抗日结束不久不就被封了么，申报的史量才不是被砰砰了？当然，还是那句话，跟国民政府比，真是没志气，咱们要比也是和美国比。
至于独立的作节目，貌似现代除了政治性的和重大经济性的节目，其他方面没受到多大干扰吧。而且因为奥运会的原因，对外国际记者的采访进一步放松了，这也是进步吧。
关于媒体，我承认是受限制的，但在逐步放开，作为一个曾经的和将来的媒体从业人员，我有耐心等待进步，也看得到进步。而不会同意“六十年来毫无进步”得说法。
至于选举嘛？我对所谓“选举是人民的选择，人民自己负责”之类推卸责任的说法是深恶痛绝的。比如，我明明反对一个主张对天顶星人开战的候选人，但我是少数派。将来战败了，我成了战败方的公民，我为什么要为别人的选择负责？
共产党现在实行的选拔、培养等一系列的“政工制度（想不到别的名称了）”，目前为止运行得不错。所以我也支持他们试验下去，当然，还是那句话，可以借用别人的经验。如果在选拔的程序上更科学（胡说一下：将选拔中的群众评议改成选举和罢免？），更公开，监督机制建立起来等等，我认为“前途是光明的”。
好了，现在说回政协
昨天看你给我那个转贴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不是博讯，就是圈圈，果然是博讯阿
先把你的几句话答复了，再谈他的文章
公安机关没搜查证而搜查，我有什么好尴尬的，我既不是搜查人，也不是被搜查人。
我也从来没说过“比国民政府强就行“，相反我一直在和美国日本比，但有人开题的时候就写了，现在比六十年前毫无进步，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
他那篇文章我仔细阅读了，又结合你今天给我的链接看了看。下面的讨论，是建立在他没有撒谎的前提下，博讯的文章喜欢撒谎，已经不是一回两回了，在河里就有两个关于朝鲜战争老兵讨饭的撒谎贴被揭穿了 。
第一点，民建成员的认知
按前面帖子得来的消息，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公务员，貌似已经列入公务员法，简单的说，公务员为民主党派搭起架子，民主党派不必为行政事务所束缚，专心参政议政就好了
统战部是中共对“同盟军”的联络机关，在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下，统战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打交道有什么好奇怪的。
第二点 从一个会员的遭遇看“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公安机关的行为违法，他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向济南当地法院起诉，从他的行文看，颇有“维权斗士”的风范，但不见他记述这一理所当然的行为，假设如果当地法院不予受理，岂不是更可以显示制度的黑暗。也就是说，他连这个途径都没有考虑过。我只是很奇怪，没别的意思。
不过他说，民建不愿帮他维权，倒显得是真的，民建的问题，倒像是不愿惹麻烦的心态（缺乏证据，臆断），这不能说明民建的无权，所以这段结论“花瓶”，我也不采信。
3 中共建国伊始，花瓶政党已露雏形
其实，他这一段说的是“在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下，民主党派就是花瓶”，还是那句话，是不是花瓶，从行为来判断，比如他自己在另一篇文章里写，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 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你觉得他是花瓶吗？
4 回忆57年反右
反右并不是针对民主党派的，反右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根本就不区分党内党外，同样许多共产党员被打倒了。难道共产党也是花瓶？
5 不该沾沾自喜于几个副职
先诡辩一下
当然即使“民主党派”有人当了正部长，也不能说明这些“党派”不是政治花瓶这句话反过来讲：即使“民主党派”没人当正职，也不能说明他们是花瓶，这样讲行不行呢。
其实还真有正职的民主党派人士。现在流行的“无知少女升得快”中的“无（非共产党员）”“知（高级知识分子）”，“少（少数民族）”，“女（妇女）”，不正说明非共产党员的晋升途径顺畅吗？
话题还是回到了“中共领导下的参政议政是不是民主”，我说是，因为参政议政可以发挥作用，民主党派不是花瓶。他认为不能像西方一样选举就是花瓶，不承认西方以外的民主形式，虽然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也写了协商的有效性。
6参政议政不讲政治
他一方面说搞化工的成思危对经济是门外汉，不该管证券这一块，一方面又说搞经济的自己要谈政治，他到底想说什么。民建以其成员构成不就是经济方面对口吗？
7 不该误人子弟
全段都是口号，没必要评价了吧
8不甘花瓶 要挺直腰板
这一段我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句懒得说了
不过这个，“煽动颠覆政权罪”鉴于广大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有类似法律，建议删除是不是反对民主呢？
此外这一段缺乏常识的东西不少，真是术业有专攻阿，不过和花瓶无关，就不展开了。通篇文章看下来，没毛病的也就是他受到骚扰那一段，你觉得这样的文章能说明什么问题？
好了，在看你转的关于“陆铿”的文章，就一句话，不起作用的新闻报道比不写更糟，因为浪费资源，他的青年和老年的所谓辉煌，有过什么作用吗？作为个人，也许他是值得敬佩和同情的，但作为用国府对比中共的工具，只好一笑。好累，不详细讨论了。
你转的这篇报道，又把问题带回原地，“解放战争是解放吗？”你的论据“中国的富强和共产党无关”，“民主毫无进步”，第一个肯定站不住脚，第二个好像也不好意思提了。你现在还要坚持“解放战争是黑色幽默”的话，我只好劝你再把帖子从头看到尾巴
当然，富强和民主都必须不断进步，特别是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我也看得到进步，也希望你能看到进步。
发现这样我很吃亏阿，好几千字都是手打，走了。
家园 偷个懒，随手挑两句 至于说到国民党允许新华社存在，不过是因为新华社在延安，他的手够不着罢了，重庆的《新华日报〉抗日结束不久不就被封了么，申报的史量才不是被砰砰了？当然，还是那句话，跟国民政府比，真是没志气，咱们要比也是和美国比。同样都是死，一种是被暗杀身后荣哀备至，另一种是自绝于人民，请问如果您是史量才的话会选择哪种？
反右并不是针对民主党派的，反右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根本就不区分党内党外，同样许多共产党员被打倒了。难道共产党也是花瓶？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清党不是针对gcd的，清党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根本就不区分党内党外，同样也有不少国民党左派遭受排挤打击、甚至丢了性命，难道gmd清自己的党？
其实我是赞同言论自由的，但我同样认为即使言论自由受控制的情况下，60年来共产党干得不错，所以我也支持他们继续试验下去。即使在你最强调的西式民主的纠错功能上，共产党仍旧干得不错。以美国来举例吧。1929年经济危机，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纠错时间用了4年多，比三年自然灾害多一年（这是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国家的对比喔），自1958年美国开始援助南越政权，到1973年撤军止，比十年文革多五年。好了，说个光明点的，美国结束麦卡锡主义用了7年，比反右的20年时间少得多，算他扳回一场。有独立媒体言论自由的美国和“一点民主也没有的中共”比起纠错效率来，也高明不到哪去。为了公平起见，我还没陈述150年有色人种斗争史呢（因为中共历史没这么长） 。150年有色人种斗争史的结果是大致的平等，甚至还有一些白人为自己的不平等地位而抗议，至于本朝的城乡二元化何时才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果不知道您能否给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当然，按照您这里大段的时间长短的比较法，估计只要在2099年之前（小于自诩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的150年）应该都算赢了。
公安机关没搜查证而搜查，我有什么好尴尬的，我既不是搜查人，也不是被搜查人。确实无需对此尴尬，如同纳粹时代的那位叫马丁.尼莫拉的牧师，在厄运落到他自己头上之前也未曾对他人头上的厄运而感到尴尬过。
家园 我也偷个懒，随手回两句 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的清党不是针对gcd的，清党是一次全国性的运动，根本就不区分党内党外，同样也有不少国民党左派遭受排挤打击、甚至丢了性命，难道gmd清自己的党？没错阿，国民党把自己左派清了，共产党清了，于是彻底烂掉了。正说明共产党和国名党左派一样起作用，不是花瓶！你拿这个来对比反右，难道是想说明民主党派同样不是花瓶？我并不认为国民党利用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和“反右”这种大张旗鼓的群众运动有什么可比性，前面不过是顺着你的逻辑在推。
150年有色人种斗争史的结果是大致的平等，甚至还有一些白人为自己的不平等地位而抗议，至于本朝的城乡二元化何时才能有一个类似的结果不知道您能否给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当然，按照您这里大段的时间长短的比较法，估计只要在2099年之前（小于自诩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的150年）应该都算赢了。我只是用来说明进步需要时间，城乡二元化的消失会和城市化进程一致，时间您可以参考美日德诸国的时间，目前来看我们肯定比他们快，如果一定要求地位的全面无差别今天就完全实现，那和那些一月复台，一年灭日，三年统治银河系的愤青有什么区别？至于和美国的比较，我只是很虚心的想看看“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国”纠错的效率有多高。我国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我们就不拿出来讨论了，毕竟做人要谦虚
刚看到城乡2元化的一条新闻
中新网3月30日电 近年来，中国各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公安部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文件精神，从本地实际出发，不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公安部的消息显示，已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这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陕西。
确实无需对此尴尬，如同纳粹时代的那位叫马丁.尼莫拉的牧师，在厄运落到他自己头上之前也未曾对他人头上的厄运而感到尴尬过。麻烦仔细一点阅读，是不是“不尴尬”=“不在意”？当然，我不怀疑您的阅读能力，只是觉得您在有意误读。或者你没看明白我这么说是针对的前面哪一句话？
同样都是死，一种是被暗杀身后荣哀备至，另一种是自绝于人民，请问如果您是史量才的话会选择哪种？作为《申报》的最大持股人之一，建国后一定会被归为民族资产阶级，是统战部的工作对象，将在政协继续为人民服务，参考某些人的例子，他将在80年代以政协副主席或者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退休，不会自绝于人民。
我这样假设史量才的生平行不行？您把没有发生的事拿出来做例子，真是有根有据阿
家园 本想悄悄的花 不过砸出一宝来，独吞是我，过意不去，写点。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中国未来民主的希望，也许恰恰就是现在那些民主人士所鄙视的花瓶，因为他们拥有真正的执政经验，最起码，比某些人所期待的台湾政党更了解中国国情，许多部门都有民主党派的人员，虽然总的人数少，但是由于其本身人少，相对土共而言，他们为官的比例反而远高于土共，在特定的时候，会发展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未来中国要是搞多党制，一种是土共内部分裂，但是其弱派很可能与民主党派结盟来平衡，或者干脆就是民主党派联合起来，不过他们很可能是扮演共和党的角色，而土共的本色不会变，他们还是会代表工人农民利益，演变为中国的民主党，当然，这些可能我们在生都看不到，也许要一百年以后，不过我还是很有信心，这个社会的进步，几十年来是切身体会到而不是宣传的结果。
- 复 本想悄悄的花
家园 中国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也不要老拿外国标准来套中国国情。所谓的西方民主，本来就是西方富裕国家生产力过剩，自己折腾自己玩的。看看台湾的选举就是最好的例子，谁想要这样的民主？美国满世界地推广西方民主，看看被他软推硬推的有哪个国家有好下场的？
家园 这次中国又赢了一把 香港选举特首，实际上也不是民主派力挺的普选，但是曾的当选还是各方都满意，这和台湾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谁说一国两制不行？香港人最有发言权。
北京方面也感觉不错，特别是这种议员选举的模式是一种很有益的尝试，感觉有点类似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了。这也为未来中国的民主之路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范例，
家园 花，感觉太乐观了一些 这次曾当选，仍有5000余人上街抗议，要求2012双普选，不哦过比起前几年的书万规模，的确声势不如以往
另外，绝不同意“中国又赢了”这种说法，反复把陆港两地对立起来，应该是“一国两制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践经验”
还是送花
家园 两方面 一呢，香港可以看成国内的试验田，从几十万游行，然后是几万，到这次变成五千，在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几千人的能量，实在微不足道，更何况还有稀释的可能？
二是，这为未来如何治理台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到时候一样会说台人治台，可能也是采取香港模式，为未来一国两制的平稳过渡提供经验教训，不出意外的话，台湾一旦回归，很可能会有香港服务过的人空降台湾协助治理，不管文统武统。
- 复 本想悄悄的花
家园 回花，哈哈，土共才是共和党极右翼阿 阶级分析貌似搞反了
土共的趋势，越来越象大资本（包括央企的那些巨无霸）的代理人，倒是民主党派多由知识分子组成，和欧洲的社会党、社民党的构成很像，再加上土共中的理想主义派别（如果还有的话），就真的类似法国的左翼同盟了。
说笑，说笑，要花不要草
家园 土共人太多 虽然掌控权力的成为大资本家的代表，但是其主要成分还是地方官僚为主，代表大多数地方人的利益，相对来说更普遍一些，而民主党派人数少，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或者官僚，更类似于精英政治的代表，个人以为他们更容易成为资本家代言人，在他们没有获得足够权力的前提下，许多资本家一样搞个政协人大的牌子挂着，他们一旦有了反对党的名头，迟早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而土共的人员基础摆那里，没那么容易改掉，几千万人哪！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土共会演变为代表工农的民主党，而资本家与社会精英的利益会有民主党派以及土共内部分离的势力一起构成中国的共和党。他们的区别，正在于精英与大众的区别。
家园 好好的花你一下 原本我还想劝你别跟某些胡搅蛮缠的废话了。
但是，您的文章却真不少出彩的地方，这才让我明白，您这文不是给他看的，而是给我们看的，好，好的很
- 复 黑色幽默
家园 东西长，分2次发 现在回到花瓶党的问题。上次那些东西的连接如下：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7/03/200703081157.shtml是一个文集，里面还有很多此人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个人感慨。
期待你用事实来戳穿他的“谎言”。
外，说道公安人员在没有法院搜查令，没有任何正式法律文件的情况下，骚扰威胁恐吓普通老百姓的情况，我们暂时不多说。免得你尴尬，或者，你觉得比60年前的国民党强就算进步，那我没话说。
又看到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很有趣。
陆铿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二战时担任中国驻欧洲战地记者，抗战胜利后升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一生以新闻自由为志业，与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皆发生冲突：一九四九年四月，因办《天地新闻》被国民党下狱，为于右任、阎锡山所搭救，一月之后即获自由；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从日本经香港返回昆明，立即身陷大牢，此后在共产党的牢房中被关押了二十二年，没有被关成疯子简直就是奇迹。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陆铿一生丰富多彩，与诸多国共两党高层、两岸三地名流均有深入交往，也多次卷入激荡的政治漩涡。诸多历史转折关头，他试图保持新闻记者客观中立的立场，殊不知在高度意识形态化、非黑即白的现代中国，在暴力的肆虐与鲜血的流淌中，哪里有新闻记者的安全位置？在这惊涛骇浪中，又怎能指望不打湿自己的鞋子呢？在我看来，陆铿所写的这部忆录，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新闻自由史上一个悲壮而光荣的横断面。
一九七五年底，中共当局为了对台统战的“大局”，将所有在押的国民党人员中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全部释放，给予公民权。在处理文武两种官吏的时候，遇到了陆铿的问题---陆铿是蹲中共监狱的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级别是什么呢？
于是，公安干部询问他说：“你是什么级别？”
陆铿回答说：“我没有级别。”
对方感到很惊诧：“你怎么会没有级别呢？”
陆铿说：“国民党党报工作人员，是按自由职业对待，都没有什么级别。”
公安根本不相信陆的说法：“有级别就讲级别，这是好事。”
陆则坚持说：“好事也不能乱讲啊。”
公安仍然认为陆“思想上还有顾虑”，便表示说：“那我们只有按我们的级别来套你的级别。”
结果，陆铿被通知说：“北京《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是副部长级，你是《中央日报》副总编辑，比照《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级别，以副部长级落实政策。”
这是一个涵义深长的小插曲。陆铿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元老记者到《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直接采访过蒋介石、宋美龄乃至盟军统帅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却一直都只是一名受“聘任”的专业人士，在党国媒体中的高级职位并非其“铁饭碗”，他更没有在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内担任任何职务。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国府时代，尽管国民党当局屡屡干涉新闻自由，甚至出现过蒋介石安排特务暗杀史量才的恐怖事件，但总体而言，民间社会的言论空间仍然蓬勃生长，《申报》、《大公报》等民营报纸比党营的《中央日报》拥有更多读者，且一直在发表种种严厉批评国府的言论。直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未能将舆论“定于一尊”，这既有其“不能”的一面，也有其“不为”的一面。
陆铿名动天下，国民党并没有给他一个所谓的“级别”，这个“级别”反倒是他没有为之工作过一天的共产党给他的，或者说，是他坐了二十二年的监牢换来的。中共方面以自己办《人民日报》的思路来度量《中央日报》的组织结构，因而给了陆铿一种意想不到的“崇高地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喉舌”和政治“风向标”，其重要文章大多由毛泽东亲自阅读并加以按语。在整个毛泽东时代，不用说权威的《人民日报》了，即便一般的地方性报刊，其主要采编人员亦必须是忠心耿耿的中共党员，所有记者都是属于“单位”的“国家干部”而“非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这一概念在长达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以“枪杆子”和“笔杆子”起家的中共当局（毛泽东本人亦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人能够匹敌的文宣高手和愚民大师），一贯将媒体视为自己的“禁脔”，以管制军警宪特部门的方式来管制媒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中国大陆实行着一种没有新闻法的“无法之治”，中宣部即是一个堂而皇之地存在着的违宪机构。在此种密不透风的极权体制下，陆铿纵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混进任何一家媒体工作，实现其以新闻促自由的理想。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描述了储安平、罗隆基等《观察》诸君在五十年代毛式法西斯制度下的悲惨遭遇---由此可见，即便陆铿早几年“觉悟”、左倾从共，以他的性格和理念，到头来仍不免死于非命的结局。
陆铿最辉煌的时期是青年和老年两头 ---最宝贵的中年在中共监牢中苦苦挣扎。老年陆铿在香港和美国，或自创杂志、或秉持笔政，可谓老当益壮、声如洪钟；青年陆铿则在抗日的烽火与内战的硝烟中，实践了新闻人为国为民的职责。陆铿是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激励而开始新闻工作的。于右任是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先驱者，贵为国府监察院院长，仍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为维护新闻自由，必须要恪守新闻道德。新闻道德与新闻自由是相辅相成，没有新闻道德的记者，比贪官污吏还可恶。”陆铿和他的同事们遵循此原则，使得抗战胜利后的《中央日报》内容充实，版面清新，新闻迅捷而准确，销路日日上升，并迅速实行了企业化。此举比之二十世纪末大陆部分地方大报实施半吊子的“集团化”改革，整整早了半个世纪。
围绕《中央日报》的办报方针，新旧两派有着一番较量：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之职兼任《中央日报》总主笔的陶希圣，提出“先中央、后日报”的主张，认为报纸既是党的机关报，当然要以站稳党的立场为第一要务。而《中央日报》的一班年轻人，在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发行人兼社长马星野的支持下，坚持“先日报、后中央”的主张，认为报纸如果办得没有人看，中央的立场站得再稳，又有何用？“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针，在抗战胜利到国府迁台之间四年间的《中央日报》得到部分实现。如年轻记者徐佳士采访国大代表，听到有国大代表因国军军事失利，提出“杀陈诚以谢天下”的主张，就照实写来，陆铿则照实刊登。陆铿多次采访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不果，愤而在《中央日报》刊登“徐永昌部长失踪”的消息，虽然受到上面的批评，却也逼得徐氏乖乖接受访问。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在《中央日报》任职期间，陆铿捅出的最大篓子乃是揭露孔宋扬子公司的贪污案件。《中央日报》的报道发表之后，立即震动全国，媒体纷纷转载，甚而连美国方面也引起莫大关注。蒋介石在震怒之余，召见宣传部正副部长和财政部长，下令追查消息来源。
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宣部部长李惟果和副部长陶希圣多次约陆铿谈话，软硬兼施。陆铿挺身与两名宣传部长对峙，坚持信守记者原则，不肯透露消息来源。蒋乃作明确指示：“我是总裁，他是党员，不管什么记者信条不信条，按照党的纪律，总裁命令党员讲出来。”陆铿接到此指示，依然大声对两名部长说：“既然总裁这样说，那我请求退党好了。”陶铁青着脸警告说：“人，只有一个脑袋，没有两个脑袋。”陆则顶撞说：“陶公，我知道人只有一个脑袋，但这个脑袋是可以不要的。”
最后，蒋介石亲自接见陆铿，陆慷慨陈辞一个小时有余，终于让蒋作出“我什么人也不处分”的决定。此后，李惟果居然请陆铿这个差点让自己去职的下属赴家宴，李夫人亲自下厨，殷勤待客。此种重人情、轻党性、对新闻自由有着相当认同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在共产党中的历史中惟有至今仍被“冰冻”的朱厚泽可比拟。国府时代的多名宣传部长都有到海外留学的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尊重新闻自由的原则，即使是陶希圣这样的保守派，亦是文人出身，本人算得上是文章高手，在与各媒体和众记者沟通的时候，至少懂得“讲道理、摆事实”。相比之下，中共当局越到统治末期，其中宣部部长的水准越不堪入目，如依靠陪邓小平打桥牌而青云直上的前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内蒙一所大部分国人闻所未闻的师范学校毕业的现任宣传部部长刘云山，皆是胸无半点墨、文章也写不通顺的“新闻杀手”与“文化克星”。
一场本来可能会导致“军法处置”的大祸终于烟消云散。对此，陆铿的解释是，除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外，“最具决定性的还是蒋老先生没有毛老先生的超帝王心态，特别是那种讨厌、痛恨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视人命如草芥，所谓‘无毒不丈夫’也。这也许是蒋被毛打败的原因之一吧？！看看《人民日报》邓拓的下场是多么的悲惨。他不过是写了一些杂文。”陆铿深知，自己的这种勇敢只是在国府时代才可能被宽宥，在中共治下哪里有你表现此种大勇的机会---陆铿在监牢中“由人变狗”尚且沾沾自喜，可见其“思想改造”之可怕。由一个人的命运即可看出两个政权的差异来。
此种差异，既有蒋、毛两位领袖性格、品性上的差异---两人皆有浓郁的流氓性格，蒋是一个半吊子的基督徒，且有传统文化中忠孝观念的熏染，故而“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毛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厚黑大师，是古今中外最大的黑帮头子，故而“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这种差异，更是两党及两个政权本质上的差异---用储安平的说法，在国民党的“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下，自由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国府败退，只对极少数人而言是“解放”，而对绝大多数民众而言，乃是陷入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奴役状态之中。从此，陆铿所夸耀的“先日报、后中央”的办报方法成为“天鹅的绝唱”；从此，数亿国民钳口结舌，数十年无新闻，谎言如病毒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传染复制；从此，一个数百万知识分子被迫害、受凌辱乃至死无葬身之地的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