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十二） -- 梦秋

水门事件（十七）

水门案发以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一直没有直接针对总统在水门案件和随后曝光的政治间谍案当中的角色提出置疑。国会处于无所作为之中。直到10月中旬，政治间谍案已经被几家报纸揭露出来之后，参议院的政府作风小组才开始针对案件开始调查。谁都知道，纪检委的工作多少有点轻描淡写，政府作风小组也不能免俗。何况这个所谓的政府工作小组的调查既没有工作日程表，也没有财政拨款。

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使国会没有立即采取行动。总统大选年也是国会改选年。整个众议院以及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位需要改选。议员们要保住自己的议席，必须回到自己的选区里拉票。自己都忙得火烧眉毛的情况下，尼克松是否连任很少能够给这些竞选的议员们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也都处于观望之中。

尼克松连任之后，政治利益集团之间开始了新一轮互动。对尼克松总统的权力制约，国会内部政治势力的再分配，等等因素叠加，引发了总统和国会关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水门事件成为各种势力再分配的绝佳契机。

1973年2月7日，在经过两天的讨论后，参议院以77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第60号议案，决定成立一个7人委员会对1972年总统竞选进行调查。这一次成立的专门委员会有了500，000美元的拨款，获得了传唤有关人员作证的权力，也有了明确的工作时间表。第60号议案要求整个委员会最后提交调查报告的时间“不得迟于1974年2月28日”。委员会将在为期3个月的准备工作结束后正式开始听证。为了显示整个调查的公正和客观，7人委员会中有3人是共和党参议员，4人是民主党参议员。原来的政府作风小组的工作全盘移交给新成立的委员会。

为什么说这个委员会是政治集团利益分配的表现？原因在“纪检委”——政府作风小组那儿。

小组的负责人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尼克松对肯尼迪家庭始终怀有某种畏惧之心，不然他也不会让“管道工”去调查肯尼迪家族。对肯尼迪家族怀有畏惧感的政治家还不仅限于共和党，民主党内部也有人担心。担心啥？和尼克松一个样，担心爱德华.肯尼迪利用调查尼克松的机会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从而为自己未来竞选总统赢得资本。

决不能够让水门事件给自己造出又一个强劲的政治对手，这成为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识。于是，根据第60号议案成立的专门委员会主席人选就落在76岁的，以清廉、正直著称的民主党参议员山姆.艾尔文身上。至少，从年龄上来看，艾尔文不会有野心去竞选下一任总统，只要勤勤恳恳工作，揭开水门的老底，他老先生还是乐于青史留名的。

同理，剩下的6个委员会成员全都是相对低调的参议员。这个委员会被称为艾尔文委员会。

但是共和党不甘心民主党如此毫无顾忌地调查一个共和党总统，在参议院表决的时候，先后对第60号议案提出多项修正案，其中一项修正案要求艾尔文委员会同时调查1968年和1964年的总统竞选当中存在的舞弊行为。这些修正案在表决的时候被占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们全部否决了。

77票赞成，0票反对的法案，只说明共和党认输而已。

参议院的调查委员会还在讨论和组建当中，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又上升了一个高度。《华盛顿邮报》2月10日的报导重炒旧饭，把亨特和利迪曾经调查过肯尼迪家庭的事迹又曝光了一次。

竞争在几家大媒体之间迅速展开。“管道工”这个尼克松手下组织的秘密间谍组织被层层揭露。管道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曝光。不过，此时这些小角色的曝光已经无关大局。公众们的注意力都投向了3月23日法院对涉案人的宣判。

2月26日，《时代》周刊详细报导了尼克松要求联邦调查局秘密监视、窃听记者、白宫和政府人员的记录。尼克松的这个要求可以追溯到1969年。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还是老胡佛。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没有拒绝总统的要求。他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所有的监视窃听必须得到时任司法部长的米切尔的书面批准。到了1971年，尼克松在国会的压力下逼胡佛退休的时候，米切尔的这些书面批准就成了胡佛讹诈尼克松的重要材料。胡佛理所当然地继续留任了下去，虽然留任时间不到一年他就去世了。他的继任者是帕特里刻.格雷

1973年2月28日是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格雷要参加国会的听证会。国会的议员们将通过听证会审查格雷的表现，以便决定是否通过尼克松总统对格雷的提名，让他担任正式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尼克松此时扶正格雷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战术性的错误。总统提名的联邦政府主要官员要经过国会听证许可。身为代局长的格雷不可能不了解水门事件的详细调查情况，而国会对愈演愈烈的水门丑闻不可能置之不理。在这一点上，尼克松实在低估了国会的反应，结果使自己提前一个月暴露在国会的火力之下。

尼克松提名格雷担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很难说他是否怀有将格雷收为心腹的企图。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想法，格雷在听证会上的表现无疑辜负了他的期望。在回答议员们的提问时，还没有被问及任何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格雷就主动说出了一个事实：他本人曾经将有关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原始资料交给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在传递材料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循联邦调查局和白宫之间特有的文件传递方式，而是私下办理。

格雷的证词几乎把天捅了个窟窿。因为老胡佛在世的时候决不允许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去阅读联邦调查局的原始文件。格雷的做法让参议员们感到非常震怒，因为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本就不该让白宫人员参与其中，更不论说要和白宫情报共享。泄露原始资料一事，只能说明白宫企图操纵水门事件的调查。

格雷的这种说法，算把自己的前程给毁掉了。也为水门事件的调查打开了缺口。在参议院旁听的伍德沃德意识到，格雷的听证会很快就要变成迪恩的听证会。参议员们都想弄清楚，迪恩为什么要从格雷处索取水门事件的原始材料，他这么做究竟是要代表总统彻查水门事件，还是要协助总统掩盖水门事件？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迪恩的目的恐怕还是倾向于后者。

3月2日，尼克松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阻止迪恩在格雷的听证会上作证。迪恩的听证会暂时没有发生的可能。

但是这一切无法阻止事态向不利于总统的一面演化。

3月6日，格雷按照参议员们的要求公布了一批联邦调查局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在1971年的依次私人谈话记录。这次谈话里面，卡姆巴齐承认了总统秘书查平雇佣塞格里蒂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一事，同时也承认自己给塞格里蒂等人支付工资。

有了这份文件，官方第一次承认了“管道工“组织的存在。

3月22日，格雷又一次给迪恩亮相。1972年6月22日，水门案发第五天，在联邦调查局询问迪恩是否知道亨特在白宫有一间办公室时，迪恩“可能”撒谎说不知道。（水门案发时，亨特已经离开白宫，他在白宫不再有办公室。）

第二天，华盛顿特区法院对七名水门被告进行宣判。

在说到宣判结果前，还要把过去一个月法官西里卡的作为略略提一下。西里卡是个共和党人，保守派。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使用某些合法的策略，特别是公诉方没有尽全力起诉被告，而被告身上又有千丝万缕的政治关系的时候。简单地说，西里卡使用了中国人民警察常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随后，法官大人非常美国化地重申：我，“最大值约翰”，决不是浪得虚名！

1973年3月19日是西里卡法官69岁生日。这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一封来自水门案件被告麦科德的信。法官读完这封信，很简单地说了一句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好一件生日礼物，它将把这个案子兜底翻开。”

3月23日，西里卡在法庭上公布了此信全文。

水门事件（十六）

1973年1月10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对水门案正式进行开庭审理。开庭之际距离水门案发已经有近七个月，水门案也由一宗普通的破门入室案变成了几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从开庭之前的局面来看，虽然白宫和总统方面处于守势，但是还真守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不过，从开庭的这一天开始，白宫开始慢慢扛不住了。

在整个12月份，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发过一份勉强算是有份量的报导，谈到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曾经在私下与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的白宫工作人员接触并核对他们交代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这个报导部分证实了伯恩斯坦那位代号“Z”的消息来源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了解到的有限信息里，并没有发现迪恩要求他人作伪证并掩盖真相的证据。这样的新闻报导，也只能是给白宫挠挠痒痒而已。

开庭前，伯恩斯坦听说，被起诉的七名嫌疑人当中有五人有可能认罪——但是其中四个人的认罪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亨特认罪，他们就认罪。这个逻辑很奇怪。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是个法官与嫌疑人互动的过程，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用认罪来换取相对宽松的刑期。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应该由各自的律师操控。换言之，亨特的决定与另外四人的决定根本无关。

果然，在嫌疑人进行法庭陈述的时候，亨特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态度，承认了司法部的全部指控。另外的四个人（全部是来自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包括巴克）也有样学样，在法庭上认罪服输。

亨特对他认罪的做法做出了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案件审理久拖不决，因为他想和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刚刚在一个月前失去了他们的妈妈。

亨特说得不错。他的妻子多萝茜.亨特在12月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罹难。在场的人对亨特非常同情。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多萝茜的手提包里有10，000美元现金。这意味着什么呢？

利迪和麦科德仍旧不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负责此案的法官，西里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但让他感到更加奇怪的，则是司法部检察官兼本案的公诉人西尔伯特的表现。西尔伯特在进行控方陈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整个水门案件中最敏感的秘密资金问题。控方的观点是，利迪和亨特拿到的秘密资金本来是用于开展合法的情报活动，但是这两人却拿来从事非法活动——而他们的这些活动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没有得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对于高层可能被卷入水门案件的说法，尽管媒体已经吵得沸沸扬扬，西尔伯特却根本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

控方这么说话，已经是角色倒置，把自己变成了辩方。公诉人帮被告说话，西里卡对此要是感到满意才怪。

第一轮庭审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五的下午，四个认罪的古巴裔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在法庭外叫了一辆的士，准备飞回迈阿密度周末。伯恩斯坦再次表现出了拼命三郎的记者本色，在的士车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的时候，飞身蹿进了车里。可怜的的士就这么扛着六个人到了机场。

追到了机场，一不做二不休的伯恩斯坦当场买了一张机票跟着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一块飞了一次迈阿密。死缠烂打之下，伯恩斯坦有了新的收获。

据他的了解，在开庭前的一周里，亨特来到迈阿密与四个嫌疑人见了面。他要求这四个古巴人在庭审的时候承认有罪，并不得将高于他本人和利迪的任何政府人员牵扯进案件调查当中。作为回报，他们最多只用坐几个月的牢，其间他们的家庭将得到经济补偿。这四人当年在肯尼迪总统导演的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直接接受亨特的领导，对亨特仍然言听计从，这就是法庭上为什么有那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但是这次不再是《华盛顿邮报》抢到独家新闻，1月14日，《纽约时报》率先登出这条消息，明确指出认罪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到眼下还有人给他们付工资。抢到这条新闻的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之一的西摩.赫什——就是此人在1969年揭开了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残杀500多无辜平民的真相。

1月15日，《时代》周刊更加明确地报导，有人向这四个嫌疑人保证，在他们蹲大牢期间，每个月会得到1，000美元的收入。等到获释之后，还有额外打赏。

《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扒粪之王”杰克.安德森此刻也出手。他在专栏里写到，付给四个嫌疑人的这笔封口费已经由亨特通过现金形式转交给了四人之一的巴克。

资金问题显然提醒了西里卡，在公诉人的陈诉中没有提到资金来源的问题。西里卡亲自向四位被告询问：你们破门入室的工资究竟是谁支付的？

四人当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说：“钱是放在一个空白信封中交给我的。”

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西里卡盘问了他们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四个人的回答一致得难以置信。最让人恼火的回答来自巴克。当西里卡问他，他的账户上114，000美元究竟是谁汇给他的时候，这位前古巴巴蒂斯塔政府的秘密警察竟然说不知道这笔钱来自何方。

“我不觉得这事有啥奇怪的。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回答西里卡的进一步置疑时，巴克厚颜无耻地回答道。

“我们不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他又补充说。

在冗长的问答当中，在一旁闲着没事的利迪干脆在法庭上睡着了。

庭审有变成闹剧的倾向。

庭审总共进行了16天，共有60人出庭作证。但是公诉人西尔伯特对证人的提问只要涉及到秘密资金或者高层人士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带而过。例如，斯隆出庭的时候，西尔伯特只问了他是否给过利迪199，000美元现金，根本不去问他，究竟是谁让他把这笔钱交给利迪。

西里卡听到这个问题，按捺不住，亲自追问斯隆这笔钱的来历。他一口气向斯隆提出了42个相关问题。斯隆回答说，因为担心这笔钱的去向问题，他向他的上司施坦斯询问过。后者告诉他，动用这笔钱得到米切尔的允许。

米切尔是这次庭审当中唯一被牵涉入案的高层人物。

西里卡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在庭审结束的时候，他对西尔伯特说：“我感到很不满意……我对所有相关的可能有效的证据都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所有提交到大陪审团的可能有效的证据。”

西里卡很明显地怀疑西尔伯特在指控被告方面没有尽全力。

利迪和麦科德被判有罪。几天之后，他们每人交纳了100，000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下一阶段的庭审将在3月23日开庭。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的独特之处，是总统拥有近乎无限的行政权力，但是总统却无权控制法院。西里卡法官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这是他为什么敢深究水门案件的原因。而作为公诉方的司法部完全就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且不说米切尔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也是总统的人，这就难怪西尔伯特在提出公诉的时候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如果国会多数席位掌握在总统的党派手中，总统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就如同前些年的小布什总统，想要多少经费就要多少经费，想打谁就打谁，国会总是给他开绿灯。

作为政治家，尼克松一定对小布什这个毫无远见的德州牛仔羡慕得要死。原因无他，尼克松时代的国会一直控制在民主党人手里。第一轮庭审结束之后，国会要给他这个刚刚连任的总统念紧箍咒了。

水门事件（十五）

白宫对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一直记恨在心。他们随后的反击相当狠辣。联邦调查局首先对艾尔斯伯格进行了调查。但是，除了找到艾尔斯伯格曾经连续两年前往一位名叫路易斯.菲尔丁的精神病医生那儿就诊之外，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迫害他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要求菲尔丁医生交出艾尔斯伯格的就诊记录，遭到拒绝。这时候，“管道工”开始出手。1971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利迪（水门事件直接涉案人）的带领下，三个“管道工”潜入菲尔丁在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办公室，企图窃取艾尔斯伯格的病历。

不知道是不是“管道工”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还是运气实在太差，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对艾尔斯伯格的迫害是双重的。1971年6月底，米切尔的司法部以12项间谍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115年监禁。对于此案的审理，直到1973年5月，米切尔深陷水门案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才最后被撤消。艾尔斯伯格承受了两年的法律压力。

通过司法程序迫害艾尔斯伯格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手，那就是肉体伤害。1972年5月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艾尔斯伯格被12个古巴裔美国人殴打。这次行动是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出的主意，目的是使艾尔斯伯格“丧失行动能力”（incapacitate）。总统心腹干将居然能想出这等不入流的歪招，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水门案发，艾尔斯伯格会一直遭到骚扰和迫害，难有出头之日。

《纽约时报》看似赢得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但是“管道工”们将这份报纸盯得更紧了。率先报导“五角大楼文件”的两位记者被窃听。另外一名著名的《纽约时报》记者，素有“扒粪之王”美誉的杰克.安德森则几乎有生命之虞。

说来安德森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还颇为微妙。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手下有人被一位富商收买，间接导致尼克松选举失败。这件事情被安德森捅了出来，给多疑的尼克松投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管道工”的成立与此多少有些联系。

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出于冷战立场，尼克松表面上宣布中立，暗地里支持巴基斯坦。这等国家大事却让安德森从中插了一手。他弄到了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秘密文件。几番报导下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表态，从原来的亲巴基斯坦立场转向维持中立。

安德森的所作所为让历届总统都很头痛（此人的故事可以蒸好大包子，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道来）。“管道工”的重要执行人亨特和利迪揣摩透了总统的难处，一度提出了暗杀安德森的计划。幸好白宫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暗杀计划最后被放弃了，对他的监听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1975年9月21日，这个流产的暗杀计划被媒体曝光——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作者是鲍勃.伍德沃德。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传奇故事。

“五角大楼文件”案未了，针对越南战争的走向，《纽约时报》又和总统对着干起来。

1972年5月，水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加紧对北越的经济封锁。具体措施之一是在北越的重要港口海防安放水雷以封锁港口。海防布雷事件遭到了来自全美国的置疑，《纽约时报》自然在这一片反对声浪中独占鳌头。“管道工”们无以应对，干脆花钱在《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对立观点的版面（OP-ED版）发布了一个民意调查广告。广告的标题极富煽动性：

“《纽约时报》与人民作对”（The People vs. the New York Times）。

副标题是：“你相信谁？《纽约时报》还是美国人民？”

民意调查广告里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5，157人支持海防布雷政策，反对者人数是1，158。

这个广告之下的真相是，“管道工”之一的麦科德（现场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派人在报刊亭买回了至少4，000份刊登有民意调查表的报纸，然后发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填写调查表并邮寄到民意调查机构。假如没有这多余的4，000份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最好也不过是反对1，158票，支持1，157票，一票之差。

除此之外，“管道工”还指派人手，给白宫发来一系列支持海防布雷政策的电报，活活导演了一场文革效忠信的海外版

这种幼稚的举动根本不能动摇《纽约时报》的声望。反而是“管道工”们在刊登广告的时候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更不用说他们在下面做的一系列小动作。这种刊登虚假广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有关法律，给水门案件的调查留下了话柄。

“管道工”所做的这一切，在水门案件接受法庭审理之前，只有少数人知情。在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整个美国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有人说，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en Generation），想必和这些政治风云的现身教育有关。

还有一件小逸事可以说说，以娱大众。

艾尔斯伯格本来是个支持越南战争的铁杆鹰派。但是被美国军事智囊兰德公司招募去研究越南战争，并参与完成“五角大楼文件”的编写之后，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转变，成为了坚定的反战分子。他决定冒险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之前，他找到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戈文，请求他在国会里散发相关文件。没想到这位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担心自己的竞选受到负面影响，不愿意帮忙，只是提出了建议，让艾尔斯伯格找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由新闻界出面来捅这个马蜂窝。

艾尔斯伯格首先找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邮报》的总编一定为他们的决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们拒绝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艾尔斯伯格转而找到了《纽约时报》。1972年普立策新闻奖算是花落纽约了。《邮报》后来虽然也转载了“五角大楼文件”，并在与司法部的官司当中受到了与《纽约时报》同等待遇，但是它毕竟失去了新闻报导当中最重要的时效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后，水门案发时《华盛顿邮报》总编全力支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并给他们施加巨大压力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努力和期望都没有落空。

两位记者不但把水门事件大白于天下，连一年前的旧帐都算得清清楚楚。

水门事件（十四）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把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水门事件放在一边，回头看看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台以来的“管道工”的各种事迹。

间谍、破坏、窃听以及离间等政治伎俩古已有之，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继承着这一人类文明的卓越传统。但是，大规模的，由国家高层人员组织参与的这些政治阴谋活动竟然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度，这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然而，政治阴谋论却又完全合乎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传统。林肯总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是合法的。不过，相关的法律在水门案发的第三天（1972年6月19日）就被国会废除了。

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的最初推动者，是一个我们谁都想不到的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又和新闻界的兴风作浪密不可分。

1968年春天，美国在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冷战，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总统选举大战。一向喜欢爆猛料的《纽约时报》连续报导了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几次秘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美军派遣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游击队集结地的行动。半年之后，走马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物助理的基辛格没等把交椅作热，就立刻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和五角大楼进行调查，要查出究竟是谁将这些秘密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在调查当中大量采用了窃听手段。被窃听的人员达到17人，其中有《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和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首席谈判代表的朋友。窃听时间竟然长达21个月。

有了基辛格的先例，白宫自然也把窃听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尼克松总统是个老牌政客。他在1946年当选众议员，1950年当选参议员，1952年以39岁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这段时间是冷战摩擦日渐加剧的时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政治阴谋可以说层出不穷，。美国的两大情报机构当中，二战末期才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间谍活动，全世界政坛被搅得天翻地覆。成立于二十年代的联邦调查局在老而不死的埃德加.胡佛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任何政客都不敢小觑的独立王国。

顺便说一下，胡佛自1924年出任联邦调查局（当时没有“联邦”二字）代局长以来，一直盘踞此座直到1972年5月去世。据说他掌握了大量政客的秘密情报，所以历任总统都奈何他不得。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任的时候，老胡佛早到了退休年龄，国会里一片叫嚣要赶他下台。尼克松最后还是签署特别命令，让他继续干到了翘辫子的那天。

有了联邦调查局这个独立王国，总统要办点啥见不得人的事情总觉得缺少左膀右臂。尼克松上台之后，立刻委派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组建自己的间谍队伍，这样就可以绕过联邦调查局。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被曝光的“管道工”。

“管道工”的直接指挥者是约翰.考菲尔德。这位纽约市的前任警官在尼克松政府当中的正式职务是联邦各执法机构联络官。但是此人真正的上级却是厄利希曼。“管道工”的工资来自1968年尼克松总统竞选时的剩余政治捐款，这笔钱掌握在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手中，办公地点则选择在白宫行政大楼的某个地下室（资料有限，具体地点尚未查明——作者）。

有了资金，办公地点，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考菲尔德于1969年4月8日正式开始上班——或者说，开始疯狂作案。

“管道工”在尼克松总统上台的头25个月里，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侦听。规模之大，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略知一二：七位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三位白宫工作人员；两位国务院人员；一位国防部人员；四位新闻工作者，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他是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也是基辛格的好朋友。

“管道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要监控总统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那些能够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对尼克松的连任构成威胁的政客。他对1960年惜败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遇刺身亡，1968年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也步其兄长后尘遇刺而亡，但这个政治贵族家庭的另外一位大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依旧在参议院里呼风唤雨。尼克松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与虎同榻的危机感。1968年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的汉弗利—穆斯基搭档几乎让尼克松翻盘。而这两位如今还在参议院里搅和事情，尼克松也不得不防。

1969年，“管道工”的重要成员，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先期落网的霍华德.亨特衔命对肯尼迪家族展开了监视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肯尼迪总统在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政变中的作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1969年出了一次车祸，导致一人死亡。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亨特的关注。

1970年，总统演说撰稿人布坎南提醒尼克松，要提防那些有潜力在1972年挑战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接下来事情就明了了，塞格里蒂受命在穆斯基的选举活动上捣乱。

“管道工”其次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付新闻界和反战人士。

1968年到1972年间恰逢反越战运动的高潮。针对越南战争，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时提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是“体面”这个词很值得商榷。尼克松上台之后一面提出要撤军，一面继续对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即越共南方游击队的补给线）的大规模轰炸，甚至派兵短期入侵柬埔寨。1970年，反战运动与越南战争同时达到高潮。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与游行学生对峙时开枪，打死了四个大学生。10天后，密西西比州警察打死了两个参加反战游行的大学生。

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让共和党人耿耿于怀。随着反战高潮的来临，新闻界表现得越发活跃，其中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1968年的表现在上文中已经叙述。1969年年底，《纽约时报》在报导越南美莱村惨案的过程中也有上乘表现。但是，真正使《纽约时报》大放光芒的，却是1971年6月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凭着对此案的报导，《纽约时报》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新闻奖。（此事在【原创】水门事件（二）略有提及）

1972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浓缩版。这份文件充分表明，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这份文件的提供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事专家艾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公开的第二天，大为震惊的政府立刻通过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就是后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要求纽约州法院下令禁止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纽约州法院拒绝司法部的要求。这样，官司在两个星期里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通过决定，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纽约时报》有权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白宫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白宫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要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迫害艾尔斯伯格，并试图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纽约时报》的信誉。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白宫的这些下三滥手段，为后来水门事件的调查提供了许多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