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水门事件（十二） -- 梦秋

朋友们，久违啦！

水门事件（十二）

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水门案件的演变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大量有关水门案件的事实被记者们曝光，白宫初步卷入丑闻；在第二阶段，随着更多证据被发现，白宫与总统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丑闻当中。在这个阶段里，调查者提出的问题逐渐由“谁导演了水门案件”转向为“谁试图掩盖水门案件”。

这个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尼克松总统最终在第二个问题栽了跟头。

6月17日水门案发以来，《华盛顿邮报》一直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虽然《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也对水门事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总体而言，它们更加关注的是越南战争（包括巴黎和谈和反战游行等）、尼克松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开始建交谈判）。尼克松政府在这一年里口碑甚好，这给他连选连任带来不少本钱。

除了《华盛顿邮报》，其余报界的迟钝和冷漠一定让21世纪的新人类感到不可理解。从水门案发到11月7日总统选举，尼克松总共举行了四场记者招待会。在这四场招待会当中，只有三个问题涉及到了水门事件。尼克松很幸运，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没有白宫记者证，否则他就难以招架了。

各新闻媒体在华盛顿的常驻记者有433人，竟然只有14人被指派负责采访水门事件。而真正扑进去调查的，只有一向与尼克松政府政见不合的《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这其中依稀透出某种奇怪的逻辑。根据事后的调查，在1972年，有71.4%的媒体倾向于支持总统，23.3%的媒体倾向于中立，另有5.3%的媒体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麦克戈文。中立的《洛杉矶时报》给予水门事件的版面是亲尼克松的《芝加哥论坛报》的两倍。想必这些数据能够给上述现象以合理的解释。

在总统选举之前对水门事件的新闻报导当中，电视媒体表现得要比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积极。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国家广播公司）对水门事件的报导已经达到它们各自政治版面的17-20%。但是当时的新闻报导严重缺乏深度，仅仅把水门事件列入新闻简报当中（即每条新闻长度不超过75秒），即使高频率地重复这些新闻简报，电视新闻的影响力还是没法与报纸的头版头条相比。

水门事件对尼克松竞选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负面影响，这已经成了一个事实。10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只有大约52%的美国人听说过水门事件，6%的人认为尼克松参与其中。

要总结新闻媒体在6月17日水门案发到10月底之间在水门案件调查上的表现，只能说，新闻媒体和总统班子一样，几乎没有估计到整个水门事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就连《华盛顿邮报纸》也不例外。两位记者以及位于他们之上的编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怎样掏出大鱼。但是这条大鱼是来自东海龙宫还是王母娘娘的瑶池，那他们才不在乎。

但是，自从十月份连续揪出了与水门案有关的几个白宫高层人物之后，新闻界意识到他们必须直接面对白宫和总统。从11月7日选举总统到1月20日尼克松宣誓连任美国总统，新闻界与总统一方的行政势力的斗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华盛顿邮报》不再孤军奋战。

事情还得追溯到10月底。虽然在10月25日的报导中，《华盛顿邮报》报导了错误信息被白宫口头痛殴，但是此前这家报纸的调查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火药可以火烧白宫。这一次出风头的媒体不再是报纸，而是电视。10月2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电视主持人克朗凯特出面对水门事件进行了综合评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很慷慨地从22分钟的黄金时段新闻档中抽出了14分钟给克朗凯特。14分钟外加明星效应，水门事件的故事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迅速传遍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江南北。

距离大选不到两个星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这个节骨眼上跳出来作乱，大概只有三十年后某岛上两颗子弹的做法可以相媲美。白宫深知它的杀伤力。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立刻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做法进行干预，要求对方停止关于水门事件的连续报导。哪知道哥伦比亚公司倒打一杷，说白宫干预新闻自由。要知道从杰斐逊开始历届美国政府天天都在烧高香供着宪法第一修正案，哥伦比亚公司一棒下去，政府顿时被敲得哑口无言。

不是对手太笨，而是总统太狡猾。尼克松到底还是高票当选了。“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总统踌躇满志之余，根本不考虑如何让春风吹度玉门关，而是开始琢磨着怎样给新闻界上眼药。

也许大部分争斗都是摆在台面进行的，在大家口头攻讦当中开始和结束。大选刚过一个星期，还是那位科尔松出面，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次演讲当中，给《华盛顿邮报》贴了一张大大的标签——麦卡锡主义，顺带嘲笑了一番《邮报》的主编之后还为自己维护新闻自由镀了镀金。

科尔松这口闷气已经憋了很久。早在选举前，他就在私下对《华盛顿星报》的记者说：“等到选举一结束，我们就得让《邮报》好好尝一尝这滋味（意即给《邮报》找麻烦）。现在我们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我们已经下了决心——是在和总统会面时决定的。”

果不其然，口头上的攻击显然已经不够白宫解气，他们开始动真格的。从12月中旬开始，《邮报》驻白宫记者，一位曾经亲眼目睹了五届政府更迭的祖母级的新闻工作者被踢出了几乎所有的白宫举办的社会活动。到了圣诞节时分，她干脆连例行的记者招待会都无法获得允许参加。

这一招还不算狠。要命的是另外一个动作：《邮报》在佛罗里达州所拥有的两家电视台的产权受到置疑。产权纠纷一直闹到了联邦通讯委员会。提出这些产权置疑的人据说与联邦通讯委员会和总统之间的关系都相当密切。华尔街那些长鼻子金融家早早就嗅出风向不对。短短时间当中，《邮报》的股价下跌了近50%！

白宫在磨刀，《邮报》也没闲着。《邮报》总编自从被科尔松调侃了之后，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转身给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增加了百倍的压力。按照后来的说法，《邮报》总编之一的本.布莱德利“恨不得要把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脑袋按到水桶里直到他们拿出像样的报导为止”。

像样的报导哪那么容易就写得出来？白宫眼下是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选举前后的日子里，《邮报》投入了十来个记者针对白宫、选举和水门事件进行重点报导。无奈何糜费时日，进展缓慢。再说了，有了10月25日错误报导这个教训，《邮报》采集新闻的时候有点缩手缩脚。伯恩斯坦还受到了总编的特别警告：别再玩你那套小把戏，小心让对方逮着小辫子！

《邮报》的小心谨慎倒也不是没来由。白宫虽然想方设法要收拾《邮报》，但是自己心中毕竟有鬼，还不敢和《邮报》对峙公堂。眼下《邮报》最怕的还是华盛顿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西里卡。

西里卡有个外号叫做“最大值约翰”（Maximum John）。意思很明白：落到了他手上，只要被认定有罪，那就等着让他判个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最大刑期吧！“最大值约翰”老早就盯上了水门案件。此案确定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进行审判之后，特区法院的首席法官西里卡完全可以挑选手下十多个法官之一负责审判。但是最大值先生直接任命自己为本案法官。他恐怕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政治意味，等这个机会等得眼睛都红了。

可是《邮报》为什么会害怕这位法官？被起诉的可是水门“窃贼”们。

原因是，第一个被这位法官判处入狱的，竟然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的站长！

水门事件（十三）

12月19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开庭审理新闻记者在报道水门事件当中的“不当行为”。《洛杉矶时报》在这次庭审当中中箭。

想必大家都没有忘记水门案发时那位不称职的哨兵——躲在水门饭店对面的汽车旅馆当中给“窃贼”们望风的巴德文。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度想从此人身上打开缺口，但是却给这家伙的5，000美元出场费吓跑了。《洛杉矶时报》拣了个便宜，没花一分钱就从巴德文这儿掏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大意是说水门案件是有组织的政治间谍和破坏行动的一部分。10月4日的报刊头版上这些内幕见报。

想不付出点代价就坐享其成，世上还没这等事，《洛杉矶时报》因此倒了霉。水门案件中被起诉的七位直接涉案者（巴德文是现场的第八人，但没有受到起诉）对巴德文不但没和他们一起上法庭，反而四处拆台揭他们老底的做法大为光火，他们的律师在庭审的这一天提出传讯《洛杉矶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劳仑斯。

在法庭上，法官西里卡要求劳仑斯交出《洛杉矶时报》在采访巴德文时所有的文字以及录音资料。

西方新闻界的规则之一：新闻媒体在采访匿名的消息来源的时候，媒体必须保证消息来源的身份和访谈的所有内容不被泄露给外界。这种保证必须以协议的形式保存下来。除非双方一致同意协议无效，否则任意一方违背协议的做法都将是对己方信用的极大伤害。

巴德文虽然不是匿名消息来源，但是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其本人的一家之言，《洛杉矶时报》不可能全盘采用来自他的单方面信息。如果劳仑斯向法庭交出了所有的采访纪录，其中的某些信息将可能对巴德文不利。任何因媒体的行为不当导致对消息来源个人利益的损害，对媒体本身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何况这样的做法也违背了媒体和消息来源之间的信用协议。

劳仑斯拒绝了西里卡的要求。后者当场宣布，以藐视法庭为由将他拘禁，警察随即将他带走。哪怕他的律师搬出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西里卡也无动于衷。

劳仑斯被带到地下室里关了几个小时后，上诉法庭即宣布暂缓他的拘禁。三天后，巴德文的律师宣布自动解除巴德文本人与《洛杉矶时报》之间的信用协议。采访巴德文的所有资料上交法院。

西里卡赢了。这是个杀鸡给猴看的战术动作，目的是恐吓一下当天在法庭里旁听的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这两个记者在外装神弄鬼的程度已经接近了西里卡可以忍受的极限。

11月，在《华盛顿邮报》总编的严厉催促之下，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使出了记者的全武行。干得最出格的事情，是他们弄到了水门案件陪审团的成员名单。熟知西方法律的朋友大概都知道，在案件未曾审判之前，陪审员名单是保密的。可这难不倒两位记者。他们具备有完美的逻辑推理能力、撕不破的厚脸皮、好记性和烂笔头。连猜带蒙，坑蒙拐骗偷，一番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弄齐了所有陪审员的材料。接下来，他们针对其中半数的陪审员开始了电话调查和上门采访。另外半数陪审员在他们看来属于冥顽不化的类型，不但挖不出消息，说不定还会偷鸡不成蚀米一把。

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陪审员都水火不浸。在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所调查过的陪审员当中，只有一人承认了自己是陪审员，但是再多一点消息就没门。其余的陪审员干脆装聋作哑。其中一人甚至忽悠起两位记者：

“水门？是不是那座很漂亮的大楼？在雾气很大的河边？嘿嘿，我在电视上听说过这事儿……”

一边装傻，一边向西里卡发牢骚说受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骚扰。《邮报》的律师接着收到来自法院的警告：西里卡法官是不可预测的。

在《洛杉矶时报》华盛顿记者站站长蹲班房的这一天，西里卡在法庭上不点名地教训了两位记者：“（新闻媒体）试图从陪审员处获得信息至少是一种潜在的藐视法庭的行为。”

西里卡在同一天的庭审中还专门作出说明，要求所有的证人在案件审理没有结束之前不得接受记者的采访。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接受了教训。此后《华盛顿邮报》在发表两个人合作的重要新闻报导时只署其中一人的名字，以免两人同时陷入法律纠纷之中。此外，为了防止类似《洛杉矶时报》那样遭到突然传讯，他们决定，一旦得到传讯的消息，就立刻将手中所有的调查档案转移到《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汉姆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给法院。

新闻界与政府和法院之间的较量在艰难地进行着。

在《华盛顿邮报》10月10日的报导当中引用过“深喉”的信息，声称在白宫，至少有50人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在随后的报导当中，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总共证实大约25人参与此类事件。另外的人尚未被揭露。《邮报》的总编们隔三岔五地给两位记者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挖出漏网的人。

11月12日，两位记者在洛杉矶找到了失踪达一个月之久的塞格里蒂（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对他进行了长时间采访。可怜的塞格里蒂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不过是白宫的一个小卒子的角色。自从10月10日被《邮报》曝光之后，记者和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双重纠缠让他不堪重负，以至于在面对两位记者的采访时好几次泪眼涟涟。伍德沃德 和伯恩斯坦对他的采访并没有很大收获，只不过证实了塞格里蒂受雇于总统秘书查平，为他那些间谍和破坏活动付工资的是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这三个已经被《邮报》打倒，再去炒旧饭未免显得有点落井下石。

意外的收获也不是没有。

塞格里蒂提到，在他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讯问之前，他曾经和来自白宫的某个人就是否该如实回答讯问问题进行过“讨论”。后者建议他如实回答所有讯问。塞格里蒂没有说出此人的名字，但是说这个人是“迪恩调查组”成员。

“迪恩调查组”的头头是总统特别顾问约翰.迪恩。1972年8月29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迪恩受总统委托，就白宫人员是否与水门案件有牵连在白宫内部展开“彻底地”调查。

伯恩斯坦产生了怀疑。塞格里蒂并非白宫人员，迪恩管他不着。他凭什么干涉联邦调查局的工作？难道是事先串供？

伯恩斯坦从一个消息来源（他给她的代号是“Z”）处部分证实了他的怀疑，那就是，有人试图尽量掩盖事实真相。迪恩在其中扮演着“非常有趣的角色”。此外，总统手下的三位大将：霍尔德曼、厄利希曼和科尔松不但是一系列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的组织者，他们自案发以来就一直在极力掩盖和误导事实。

有人掩盖事实，这是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早就知道的。在水门事件发生之后，米切尔等人毁掉了许多有关水门事件的档案和资料。两位记者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甚至知道这种销毁证据的行动有一个行动代号叫做“大扫除”（housecleaning）。但是来自总统的钦差大臣居然也参与其中，这里面大有猫腻。

记者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迪恩是整个水门事件当中至为关键的人物。他的作用，此后我们就会知道。

“Z”与“深喉”一样，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信息。如果伯恩斯坦真的从她那儿获得什么具体信息的话，只用一个单词概括就够了，那就是：管道工。

白宫里从事政治间谍和破坏工作的那50个人，他们拥有的共同的名字就是“管道工”。

这支“管道工”队伍，在1969年就存在了。

水门事件（十四）

在这一节里，我们要把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水门事件放在一边，回头看看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台以来的“管道工”的各种事迹。

间谍、破坏、窃听以及离间等政治伎俩古已有之，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社会都不可避免地继承着这一人类文明的卓越传统。但是，大规模的，由国家高层人员组织参与的这些政治阴谋活动竟然出现在这个西方国家马首是瞻的国度，这的确让人觉得匪夷所思。

然而，政治阴谋论却又完全合乎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传统。林肯总统的遭遇就是一个例子。在法律意义上来说，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是合法的。不过，相关的法律在水门案发的第三天（1972年6月19日）就被国会废除了。

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的最初推动者，是一个我们谁都想不到的人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物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之所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间谍和窃听行为，又和新闻界的兴风作浪密不可分。

1968年春天，美国在同时进行着三场战争：冷战，越南的热战以及国内的总统选举大战。一向喜欢爆猛料的《纽约时报》连续报导了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几次秘密军事行动，其中包括美军派遣B-52轰炸机轰炸柬埔寨境内的越共游击队集结地的行动。半年之后，走马就任总统国家安全事物助理的基辛格没等把交椅作热，就立刻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国防部和五角大楼进行调查，要查出究竟是谁将这些秘密透露给了《纽约时报》。

在调查当中大量采用了窃听手段。被窃听的人员达到17人，其中有《纽约时报》驻五角大楼记者和约翰逊总统越南战争首席谈判代表的朋友。窃听时间竟然长达21个月。

有了基辛格的先例，白宫自然也把窃听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

尼克松总统是个老牌政客。他在1946年当选众议员，1950年当选参议员，1952年以39岁成为当时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统。这段时间是冷战摩擦日渐加剧的时期，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麦卡锡主义就出现在这个时代。政治阴谋可以说层出不穷，。美国的两大情报机构当中，二战末期才成立的中央情报局负责对外间谍活动，全世界政坛被搅得天翻地覆。成立于二十年代的联邦调查局在老而不死的埃德加.胡佛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任何政客都不敢小觑的独立王国。

顺便说一下，胡佛自1924年出任联邦调查局（当时没有“联邦”二字）代局长以来，一直盘踞此座直到1972年5月去世。据说他掌握了大量政客的秘密情报，所以历任总统都奈何他不得。尼克松总统1969年上任的时候，老胡佛早到了退休年龄，国会里一片叫嚣要赶他下台。尼克松最后还是签署特别命令，让他继续干到了翘辫子的那天。

有了联邦调查局这个独立王国，总统要办点啥见不得人的事情总觉得缺少左膀右臂。尼克松上台之后，立刻委派总统国内事务助理厄利希曼组建自己的间谍队伍，这样就可以绕过联邦调查局。

这支队伍就是后来被曝光的“管道工”。

“管道工”的直接指挥者是约翰.考菲尔德。这位纽约市的前任警官在尼克松政府当中的正式职务是联邦各执法机构联络官。但是此人真正的上级却是厄利希曼。“管道工”的工资来自1968年尼克松总统竞选时的剩余政治捐款，这笔钱掌握在总统私人秘书卡姆巴齐手中，办公地点则选择在白宫行政大楼的某个地下室（资料有限，具体地点尚未查明——作者）。

有了资金，办公地点，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考菲尔德于1969年4月8日正式开始上班——或者说，开始疯狂作案。

“管道工”在尼克松总统上台的头25个月里，对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侦听。规模之大，可以从下面这些数据中略知一二：七位基辛格负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三位白宫工作人员；两位国务院人员；一位国防部人员；四位新闻工作者，其中一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莫斯科记者。他是基辛格的传记作者，也是基辛格的好朋友。

“管道工”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要监控总统的政治对手，特别是那些能够在1972年总统竞选当中对尼克松的连任构成威胁的政客。他对1960年惜败于约翰.肯尼迪总统念念不忘。虽然肯尼迪总统已经遇刺身亡，1968年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也步其兄长后尘遇刺而亡，但这个政治贵族家庭的另外一位大人物爱德华.肯尼迪依旧在参议院里呼风唤雨。尼克松时时刻刻都有一种与虎同榻的危机感。1968年总统选举当中民主党的汉弗利—穆斯基搭档几乎让尼克松翻盘。而这两位如今还在参议院里搅和事情，尼克松也不得不防。

1969年，“管道工”的重要成员，后来在水门事件中先期落网的霍华德.亨特衔命对肯尼迪家族展开了监视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已故的肯尼迪总统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的表现；肯尼迪总统在推翻南越总统吴庭艳的政变中的作用。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1969年出了一次车祸，导致一人死亡。这件事情也得到了亨特的关注。

1970年，总统演说撰稿人布坎南提醒尼克松，要提防那些有潜力在1972年挑战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接下来事情就明了了，塞格里蒂受命在穆斯基的选举活动上捣乱。

“管道工”其次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付新闻界和反战人士。

1968年到1972年间恰逢反越战运动的高潮。针对越南战争，尼克松在1968年总统竞选时提出“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但是“体面”这个词很值得商榷。尼克松上台之后一面提出要撤军，一面继续对柬埔寨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即越共南方游击队的补给线）的大规模轰炸，甚至派兵短期入侵柬埔寨。1970年，反战运动与越南战争同时达到高潮。1970年5月4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在肯特州立大学与游行学生对峙时开枪，打死了四个大学生。10天后，密西西比州警察打死了两个参加反战游行的大学生。

美国新闻界的自由主义倾向一直让共和党人耿耿于怀。随着反战高潮的来临，新闻界表现得越发活跃，其中的代表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在1968年的表现在上文中已经叙述。1969年年底，《纽约时报》在报导越南美莱村惨案的过程中也有上乘表现。但是，真正使《纽约时报》大放光芒的，却是1971年6月的“五角大楼文件案”。凭着对此案的报导，《纽约时报》获得了1972年普利策新闻奖。（此事在【原创】水门事件（二）略有提及）

1972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文件”的浓缩版。这份文件充分表明，自艾森豪威尔总统以来的四任美国总统，尤其是约翰逊总统在越战问题上有意误导舆论。这份文件的提供者是在五角大楼工作的军事专家艾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公开的第二天，大为震惊的政府立刻通过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就是后来“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主席的米切尔）要求纽约州法院下令禁止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纽约州法院拒绝司法部的要求。这样，官司在两个星期里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通过决定，维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纽约时报》有权继续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最高法院的裁决对白宫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白宫没有从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要利用手里的行政权力迫害艾尔斯伯格，并试图通过不同手段打击《纽约时报》的信誉。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白宫的这些下三滥手段，为后来水门事件的调查提供了许多线索。

水门事件（十五）

白宫对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文件”泄露给《纽约时报》一直记恨在心。他们随后的反击相当狠辣。联邦调查局首先对艾尔斯伯格进行了调查。但是，除了找到艾尔斯伯格曾经连续两年前往一位名叫路易斯.菲尔丁的精神病医生那儿就诊之外，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迫害他的证据。联邦调查局要求菲尔丁医生交出艾尔斯伯格的就诊记录，遭到拒绝。这时候，“管道工”开始出手。1971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利迪（水门事件直接涉案人）的带领下，三个“管道工”潜入菲尔丁在加州贝弗利山庄的办公室，企图窃取艾尔斯伯格的病历。

不知道是不是“管道工”们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还是运气实在太差，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对艾尔斯伯格的迫害是双重的。1971年6月底，米切尔的司法部以12项间谍重罪起诉艾尔斯伯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115年监禁。对于此案的审理，直到1973年5月，米切尔深陷水门案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才最后被撤消。艾尔斯伯格承受了两年的法律压力。

通过司法程序迫害艾尔斯伯格是明的，还有暗的一手，那就是肉体伤害。1972年5月3日，在华盛顿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艾尔斯伯格被12个古巴裔美国人殴打。这次行动是总统特别助理科尔松出的主意，目的是使艾尔斯伯格“丧失行动能力”（incapacitate）。总统心腹干将居然能想出这等不入流的歪招，真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水门案发，艾尔斯伯格会一直遭到骚扰和迫害，难有出头之日。

《纽约时报》看似赢得了“五角大楼文件”案的胜利，但是“管道工”们将这份报纸盯得更紧了。率先报导“五角大楼文件”的两位记者被窃听。另外一名著名的《纽约时报》记者，素有“扒粪之王”美誉的杰克.安德森则几乎有生命之虞。

说来安德森与尼克松之间的关系还颇为微妙。1960年尼克松与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尼克松手下有人被一位富商收买，间接导致尼克松选举失败。这件事情被安德森捅了出来，给多疑的尼克松投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管道工”的成立与此多少有些联系。

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出于冷战立场，尼克松表面上宣布中立，暗地里支持巴基斯坦。这等国家大事却让安德森从中插了一手。他弄到了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秘密文件。几番报导下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表态，从原来的亲巴基斯坦立场转向维持中立。

安德森的所作所为让历届总统都很头痛（此人的故事可以蒸好大包子，以后有机会再慢慢道来）。“管道工”的重要执行人亨特和利迪揣摩透了总统的难处，一度提出了暗杀安德森的计划。幸好白宫还没有疯狂到那个地步。暗杀计划最后被放弃了，对他的监听却持续了很长时间。

1975年9月21日，这个流产的暗杀计划被媒体曝光——刊登在《华盛顿邮报》的头版上，作者是鲍勃.伍德沃德。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传奇故事。

“五角大楼文件”案未了，针对越南战争的走向，《纽约时报》又和总统对着干起来。

1972年5月，水门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加紧对北越的经济封锁。具体措施之一是在北越的重要港口海防安放水雷以封锁港口。海防布雷事件遭到了来自全美国的置疑，《纽约时报》自然在这一片反对声浪中独占鳌头。“管道工”们无以应对，干脆花钱在《纽约时报》上专门发表对立观点的版面（OP-ED版）发布了一个民意调查广告。广告的标题极富煽动性：

“《纽约时报》与人民作对”（The People vs. the New York Times）。

副标题是：“你相信谁？《纽约时报》还是美国人民？”

民意调查广告里数据显示，被调查者中有5，157人支持海防布雷政策，反对者人数是1，158。

这个广告之下的真相是，“管道工”之一的麦科德（现场抓获的水门“窃贼”之一）派人在报刊亭买回了至少4，000份刊登有民意调查表的报纸，然后发动“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人员填写调查表并邮寄到民意调查机构。假如没有这多余的4，000份报纸，民意调查的结果最好也不过是反对1，158票，支持1，157票，一票之差。

除此之外，“管道工”还指派人手，给白宫发来一系列支持海防布雷政策的电报，活活导演了一场文革效忠信的海外版

这种幼稚的举动根本不能动摇《纽约时报》的声望。反而是“管道工”们在刊登广告的时候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更不用说他们在下面做的一系列小动作。这种刊登虚假广告的做法违背了美国有关法律，给水门案件的调查留下了话柄。

“管道工”所做的这一切，在水门案件接受法庭审理之前，只有少数人知情。在他们的所作所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时候，整个美国受到的震动是可想而知。有人说，六七十年代的美国青年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en Generation），想必和这些政治风云的现身教育有关。

还有一件小逸事可以说说，以娱大众。

艾尔斯伯格本来是个支持越南战争的铁杆鹰派。但是被美国军事智囊兰德公司招募去研究越南战争，并参与完成“五角大楼文件”的编写之后，他对越南战争的看法产生了转变，成为了坚定的反战分子。他决定冒险公开“五角大楼”文件之前，他找到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麦克戈文，请求他在国会里散发相关文件。没想到这位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担心自己的竞选受到负面影响，不愿意帮忙，只是提出了建议，让艾尔斯伯格找到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由新闻界出面来捅这个马蜂窝。

艾尔斯伯格首先找到的是《华盛顿邮报》。

《邮报》的总编一定为他们的决定后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们拒绝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艾尔斯伯格转而找到了《纽约时报》。1972年普立策新闻奖算是花落纽约了。《邮报》后来虽然也转载了“五角大楼文件”，并在与司法部的官司当中受到了与《纽约时报》同等待遇，但是它毕竟失去了新闻报导当中最重要的时效性。

这就是为什么在一年后，水门案发时《华盛顿邮报》总编全力支持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并给他们施加巨大压力的原因之一。他们的努力和期望都没有落空。

两位记者不但把水门事件大白于天下，连一年前的旧帐都算得清清楚楚。

水门事件（十六）

1973年1月10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对水门案正式进行开庭审理。开庭之际距离水门案发已经有近七个月，水门案也由一宗普通的破门入室案变成了几股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从开庭之前的局面来看，虽然白宫和总统方面处于守势，但是还真守得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不过，从开庭的这一天开始，白宫开始慢慢扛不住了。

在整个12月份，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只发过一份勉强算是有份量的报导，谈到总统特别助理约翰.迪恩曾经在私下与接受联邦调查局讯问的白宫工作人员接触并核对他们交代给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这个报导部分证实了伯恩斯坦那位代号“Z”的消息来源的说法是正确的。但是，从了解到的有限信息里，并没有发现迪恩要求他人作伪证并掩盖真相的证据。这样的新闻报导，也只能是给白宫挠挠痒痒而已。

开庭前，伯恩斯坦听说，被起诉的七名嫌疑人当中有五人有可能认罪——但是其中四个人的认罪原因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如果亨特认罪，他们就认罪。这个逻辑很奇怪。法庭审理案件的过程是个法官与嫌疑人互动的过程，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用认罪来换取相对宽松的刑期。但是这个互动的过程应该由各自的律师操控。换言之，亨特的决定与另外四人的决定根本无关。

果然，在嫌疑人进行法庭陈述的时候，亨特一改此前拒不认罪的态度，承认了司法部的全部指控。另外的四个人（全部是来自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包括巴克）也有样学样，在法庭上认罪服输。

亨特对他认罪的做法做出了解释。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案件审理久拖不决，因为他想和他的四个孩子团聚在一起。可怜的孩子刚刚在一个月前失去了他们的妈妈。

亨特说得不错。他的妻子多萝茜.亨特在12月的一次飞机失事当中罹难。在场的人对亨特非常同情。但是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多萝茜的手提包里有10，000美元现金。这意味着什么呢？

利迪和麦科德仍旧不承认自己有罪。

作为负责此案的法官，西里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但让他感到更加奇怪的，则是司法部检察官兼本案的公诉人西尔伯特的表现。西尔伯特在进行控方陈述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整个水门案件中最敏感的秘密资金问题。控方的观点是，利迪和亨特拿到的秘密资金本来是用于开展合法的情报活动，但是这两人却拿来从事非法活动——而他们的这些活动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考虑，没有得到任何上级的指示。对于高层可能被卷入水门案件的说法，尽管媒体已经吵得沸沸扬扬，西尔伯特却根本没有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

控方这么说话，已经是角色倒置，把自己变成了辩方。公诉人帮被告说话，西里卡对此要是感到满意才怪。

第一轮庭审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星期五的下午，四个认罪的古巴裔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在法庭外叫了一辆的士，准备飞回迈阿密度周末。伯恩斯坦再次表现出了拼命三郎的记者本色，在的士车门还没有来得及关上的时候，飞身蹿进了车里。可怜的的士就这么扛着六个人到了机场。

追到了机场，一不做二不休的伯恩斯坦当场买了一张机票跟着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一块飞了一次迈阿密。死缠烂打之下，伯恩斯坦有了新的收获。

据他的了解，在开庭前的一周里，亨特来到迈阿密与四个嫌疑人见了面。他要求这四个古巴人在庭审的时候承认有罪，并不得将高于他本人和利迪的任何政府人员牵扯进案件调查当中。作为回报，他们最多只用坐几个月的牢，其间他们的家庭将得到经济补偿。这四人当年在肯尼迪总统导演的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直接接受亨特的领导，对亨特仍然言听计从，这就是法庭上为什么有那奇怪的事情发生的原因。

但是这次不再是《华盛顿邮报》抢到独家新闻，1月14日，《纽约时报》率先登出这条消息，明确指出认罪的四个古巴裔美国人到眼下还有人给他们付工资。抢到这条新闻的是《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之一的西摩.赫什——就是此人在1969年揭开了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残杀500多无辜平民的真相。

1月15日，《时代》周刊更加明确地报导，有人向这四个嫌疑人保证，在他们蹲大牢期间，每个月会得到1，000美元的收入。等到获释之后，还有额外打赏。

《纽约时报》的金字招牌，“扒粪之王”杰克.安德森此刻也出手。他在专栏里写到，付给四个嫌疑人的这笔封口费已经由亨特通过现金形式转交给了四人之一的巴克。

资金问题显然提醒了西里卡，在公诉人的陈诉中没有提到资金来源的问题。西里卡亲自向四位被告询问：你们破门入室的工资究竟是谁支付的？

四人当中的一个厚着脸皮说：“钱是放在一个空白信封中交给我的。”

这等于没有回答问题。西里卡盘问了他们整整一个多小时，但是四个人的回答一致得难以置信。最让人恼火的回答来自巴克。当西里卡问他，他的账户上114，000美元究竟是谁汇给他的时候，这位前古巴巴蒂斯塔政府的秘密警察竟然说不知道这笔钱来自何方。

“我不觉得这事有啥奇怪的。我以前做生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在回答西里卡的进一步置疑时，巴克厚颜无耻地回答道。

“我们不是为了钱才这么做的。”他又补充说。

在冗长的问答当中，在一旁闲着没事的利迪干脆在法庭上睡着了。

庭审有变成闹剧的倾向。

庭审总共进行了16天，共有60人出庭作证。但是公诉人西尔伯特对证人的提问只要涉及到秘密资金或者高层人士就如同蜻蜓点水一般一带而过。例如，斯隆出庭的时候，西尔伯特只问了他是否给过利迪199，000美元现金，根本不去问他，究竟是谁让他把这笔钱交给利迪。

西里卡听到这个问题，按捺不住，亲自追问斯隆这笔钱的来历。他一口气向斯隆提出了42个相关问题。斯隆回答说，因为担心这笔钱的去向问题，他向他的上司施坦斯询问过。后者告诉他，动用这笔钱得到米切尔的允许。

米切尔是这次庭审当中唯一被牵涉入案的高层人物。

西里卡对这样的回答非常不满。在庭审结束的时候，他对西尔伯特说：“我感到很不满意……我对所有相关的可能有效的证据都感到不满意——我指的是，所有提交到大陪审团的可能有效的证据。”

西里卡很明显地怀疑西尔伯特在指控被告方面没有尽全力。

利迪和麦科德被判有罪。几天之后，他们每人交纳了100，000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下一阶段的庭审将在3月23日开庭。

美国的三权分立体制的独特之处，是总统拥有近乎无限的行政权力，但是总统却无权控制法院。西里卡法官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这是他为什么敢深究水门案件的原因。而作为公诉方的司法部完全就是行政机构的一部分，且不说米切尔曾经担任过司法部长，现任的司法部长克莱迪恩斯特也是总统的人，这就难怪西尔伯特在提出公诉的时候有所保留。

另外一个独立于总统权力之外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如果国会多数席位掌握在总统的党派手中，总统的日子也许会好过一些，就如同前些年的小布什总统，想要多少经费就要多少经费，想打谁就打谁，国会总是给他开绿灯。

作为政治家，尼克松一定对小布什这个毫无远见的德州牛仔羡慕得要死。原因无他，尼克松时代的国会一直控制在民主党人手里。第一轮庭审结束之后，国会要给他这个刚刚连任的总统念紧箍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