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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彭德怀在1967年受到的迫害

蓑笠翁

文革前夕，彭德怀被变相“流放”到成都。标志文革发动的号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吹响，预示着彭德怀必定再次要坠入深渊，万劫不复。以“保人”著称于世的周恩来同这个时期的彭德怀关系如何？传统以来的看法则是，周恩来对于彭德怀从成都被抓回北京不知情因而对于此事所述极为简略，仅以接到西南局报告后给以指示，一笔带过； 或者宣称周恩来对于被抓回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积极保护。 但是历史的真相如何？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抓回北京知情不知情？周恩来对于抓到北京的彭德怀给予了哪些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的措施来保护彭德怀？周恩来在彭德怀受到的迫害应该负哪些责任？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给以阐明和论述。

“揪彭”无疑符合毛泽东文革斗争的战略决策和整体大方向，但在具体的执行中有以下几中不同的说法：（1）在1966年12月份，在江青指使下，戚本禹提出或者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红卫兵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但是戚本禹则声称其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 （2）根据聂树人的回忆，在12月的中旬左右，在周恩来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提出“揪彭”，得到全体参加人员的同意。笔者对于这种说法表示怀疑，根据聂的回忆，参加人员有聂元梓、朱成昭、韩爱晶、蒯大富、谭厚兰等人，而且当场并没有指定由哪个红卫兵组织去负责抓，为什么去“揪彭”的队伍只有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两家而且显得很有组织性？显然聂的回忆同这一点不符。

实际上根据笔者对戴维堤先生（戴先生曾经是文革中著名红卫兵组织“北航红旗”的一把手）的访谈和据其在回忆录中所写，去抓彭德怀的过程大致如下：1966年12月，朱成昭领导下的“地院东方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前前后后总共派了三批人去四川抓彭德怀。但是前两次所派人员被彭德怀感化均告失败，特别是前两批人员回到北京后，把他们在成都同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交给朱成昭。 而朱本人则对彭德怀持有同情态度，就把这份谈话记录交给中央文革，结果被训斥为「严重政治错误」。于是中央文革另起炉灶，马上派北航红旗去成都抓彭。朱成昭可能出于争功思想，也可能想保护彭德怀，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又派出以胡乐成为手的、100多人的人马第三次赴成都抓彭。这时，彭德怀已经被北航红旗的人马抓走。地院东方红依仗人多势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得落花流水，抢走了彭德怀。以上的所述内容为宋永毅对朱成昭的访谈和朱成昭本人的口述所证明。

由以上所述内容可以推断出，周恩来对于彭德怀“被揪”一事显然非常清楚，并非《彭传》所述：周恩来接到三线建委的紧急电话后，心知这一幕为江青所策划，非常气氛，又阻止不了，只能给以几点指示。

实际上就在12月23日凌晨4时左右，彭德怀秘书綦魁英紧急找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告之彭德怀被红卫兵所抓。杨沛向三线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告急。钱敏感到事态十分严重，电话中答复杨沛道：“我立即打电话请求国务院，你们要好地保护他”。 而周恩来在24号才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一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此时的彭德怀已经身陷囹圄。

在文革中，批斗重要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所要斗的“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特务”等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并将其交给特定的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批斗；另一种情况则是造反派或者红卫兵提出要批斗的名单，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是否给予批准。这两种情况彭德怀都遭遇到了。1967年7月中旬，北航红旗受中央文革之命批斗彭德怀，而这次批斗则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作出的。 在1967年8月19日周恩来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到：“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这话言外之意表明，彭德怀在北京的批斗则是经过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同意的。

虽然在这次批斗中，周总理指示要“天、地派联合批彭”，并对批彭问题作了五点指示：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交给那群对待他们认为是“叛徒”或者“坏蛋”的敌人，怎么会手软？这个是有前例可寻。1967年一月底二月初，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尔陆被造反派揪斗逼供致死的情况，周恩来是十分明白的。周恩来的这些指示无异于是给自己作一个政治表态丝毫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在1967年7月19日，彭德怀在红卫兵手底下受到严酷惨烈的拷打。在这场批斗中，年已七旬的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而中央专案小组的领导们，对此情况是十分了解的，因为至少有三个渠道：第一个是中央文革自己的快报小组向中央文革提供最新动态的报告，而中央文革碰头会正是周恩来主持；第二个是北京卫戍区的报告；第三个是来自红卫兵自己组织的报刊。陈伯达获知刘少奇在中南海事件中受到的种种侮辱和迫害就是由周恩来讲述的。 彭德怀受到的非人待遇在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上就写的十分清楚。 19日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七次。前额打破了，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7月19日到22日，北京卫戍区对于彭德怀的监护记录中写道：彭德怀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宿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到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尔后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时需要哨兵拉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出来，不吃饭，不起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在彭德怀遭受严重拷打以致肋骨骨折导致重伤后，付崇碧就把彭德怀的情况详细报告给周恩来，并且附上胸片。20号的病志显示：胸部正位象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完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 右肺下叶部分不张。但是周恩来也仅是表示以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不准再斗彭德怀，实际情况却是周恩来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和措施，例如把彭德怀转移或者实施其他措施例如隔离或者送至301医院“监护”，受到重伤的彭德怀在随后几天仍然遭到批斗和毫无人道的摧残。

实际上，彭德怀专案组组长一直都是由周恩来负责或者兼任。杨成武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彭德怀的问题，会后设立了彭德怀、黄克诚专案组，当时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的专案组长是贺龙兼任的”。 贺龙被打倒后则是由周恩来兼任。 即使后来黄永胜接手主管彭德怀专案组，但是根据组织的原则，黄永胜也要把有关彭德怀的专案材料上报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不仅是主持整个专案组的会议，中央专案委员会以及以后的中央专案小组，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其日常工作并直接向毛泽东负责。 也就是说整个中央专案组的实际领导者就是周恩来本人，连康生江青等都是其手下工作人员。整个专案组的材料最后审批以及在报告于毛泽东林彪之前都要经过周恩来之手，至于材料的是真是假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关键是对否能迎合组织的要求。所以无论是而刘少奇，彭德怀还是贺龙一案，始终在周恩来的控制之下，最后给他们定罪的不论是谁搞出来的材料，不管具体负责人是康生，杨成武还是后来的黄永胜，他们都是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办案子，任何其它什么人的揭发都要经过专案组的调查采纳周恩来同意之后，才能上报毛泽东林彪。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到：当时决定成立什么专案组，由谁来分管，选派专案组工作人员等，这些问题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统一，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周恩来每半个月就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主持召开一次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而这些却丝毫不见于官方所编纂的《周恩来传》和《周恩来年谱》。

关于彭德怀遭受迫害一事，吴法宪也给予解释。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３日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在判决书中说“一九七Ｏ年十一月三日，黄永胜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对彭德怀‘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对彭德怀进行迫害。”吴法宪则回忆到：然而原报告是这样写的“永胜同志，遵照您对彭德怀结案材料可以上报的批示，现整理好，呈上，请审视。时间是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黄永胜则在１１月３日批示“同意”。黄这个“同意”是指“同意上报”，而非同意该审查的结论。吴法宪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问题不是黄永胜能说了算的。彭德怀的问题，中央早已经定了调子，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任何人对此都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黄永胜个人同彭德怀没有什么恩怨，他在这个位置上只能是替中央或毛泽东办事而已。其实，当时的各个专案组的工作，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周恩来负责。大一点的事情，要由毛泽东来决定。这是当时党内一般的组织原则，也是一个常识。对彭德怀这一类人物的处理，别说黄永胜对此事没有任何决定权力，就是林彪、周恩来，也是作不了半点主的。”吴法宪直言“彭德怀的问题应该由毛泽东来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算到黄永胜的头上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黄永胜对彭德怀的问题是没有决定权的。当时中央专案组上报的文件太多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签字。我想这些文件应该都还在。为什么只算没有决定权的黄永胜的帐，而不算有决定权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帐呢？”

综上所述，周恩来对于彭德怀所受到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而推之，对于成千上万的人在文革中被中央专案组所迫害，周恩来同样是罪不可赎，因为对于作恶多端令人谈虎色变的中央专案组，周恩来则是其首要负责人。在反思文革这场人类浩劫的同时，有人却以种种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只能用毫无说服力和具有真实客观性的“违心”来为之开脱，在铁的事实面前，周恩来的本来或者历史原有的形象，难道不应该浮出水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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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889页

沈国凡 《1965年后的彭德怀》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7年版

1：《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10页；2：《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22－723页；3：根据王力的回忆，戚本禹对于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来和拉彭德怀出去批斗都是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案小组的会上批准决定的王力 《王力反思录》下册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第730页

聂树人 《抓彭德怀指令来自何人》 华夏文摘 增刊 第四三九期 二○○五年六月八日出版

虽然戴维堤先生的回忆录里面声称是11月份，但是根据事情的发生经过，笔者认为这个时间应为12月份。

1：笔者同戴维堤的谈话记录 2006年夏；2：戴维堤 《逝者如斯》 未发行稿；3：宋永毅 《朱成昭－一个红卫兵运动史上不应当忘却的名字》华夏文摘增刊 第363期 2003年12月9日出版；4：《朱成昭自述》原稿刊登于浴火凤凰网站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 主编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11页

1：王春才 《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第270－272页； 2：王焰主编 人民出版社《彭德怀年谱》1998年版 第798页

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周恩来年谱》 1997年版 第104页

戴维堤 《逝者如斯》 未发行稿

力平主编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下卷 中共中央文献室研究室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80页

李明国 《彭德怀传》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481－482页

陈伯达 《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0年版 第94页

Cheng Qian 《Wenge Mantan》手稿 第64页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 主编 《彭德怀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年版 第722－723页

杨成武 《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纵横》 2000年第1期，第18页

Cheng Qian 《Wenge Mantan》手稿 第67页

1：Macfarquhar, Roderick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82； 2： 毛泽东对于专案组的批示 可见于宋永毅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邓小平材料的报告及毛泽东批示； 3：关于林彪的作用和态度，林彪只是毛泽东划圈我划圈 参见于张云生 《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 春秋出版社 1988年版

吴法宪 《吴法宪回忆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7年版，第697页－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