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太平天国前期民政-安庆易制和翼王经略江西(1) -- numzero

“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 讨粤匪檄文

说起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一般人都会想到《天朝田亩制度》。可是，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其实却并不是几乎没能推行的《天朝田亩制度》，而是定都天京后发布的《待百姓条例》。大致内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

《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关于商业政策的规定(注意了，这又是一个鉴别所谓“太平天国真相”文章的试金石，很多文章说天朝田亩制度禁绝商业，显示作者根本就没读过《天朝田亩制度》)，不仅如此，《天朝田亩制度》里也没有“田皆天王之田”的说法，所以，曾国藩的声讨针对的显然是《待百姓条例》而不是《天朝田亩制度》。不过，《讨粤檄文》发布时，距离“安庆易制”已有好几个月了，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皖北局势，断断没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讨粤匪檄》中的这一句指责，实是对事实来了个“乾坤大挪移”。

不过，即使在《待百姓条例》中，太平天国也没有废止商业，“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取消的是私人商业，天京成立诸匠营，百工衙，取消的是私人手工业，这种情况和1949年以后行长时间内中国的情形是相似的。太平天国并不是禁止工商业活动。天京城外却曾开有公有商店，虽因种种原因二个月后诸店皆歇，但还是有买卖街(共八处)，生意颇旺。只不过天京政府虽没有取缔买卖街，却也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政策，亦没有派人管理或征税，而是任其自生自灭。(买卖街时常遭到江南大营的破坏，而后又自行恢复，可见商品流通的需要是无法遏止的)加之天京对居民出入限制甚严，使天京地区的商业活动规模极为有限。

太平天国对私营商业施行保护和管理是1853年9月石达开到安庆主持易制以后的事，当时正是清廷上下攻击《待百姓条例》之声甚嚣尘上之时。但自石达开在安徽“训谕县良民各安生业”后，《待百姓条例》就没有再在太平天国新占领区宣传过。“安庆易制”前，有个安徽(黑多)县人写诗说：“民货皆其货，民田皆其田。洙求猛如虎，蝗过无稍捐”，注为“贼谓之曰：天下之田皆天王之田，天下之货。皆天王之货”，“易制”以后，却有一个同县商人记载道：“平日索贾于省城(即安庆)，贼据省城，而(黑多)人之贾如故，且与贼甚习”，就是说，太平天国占领安庆后，本地商人照常往来经商如故，而且与太平军相处得很好。1854年春，英国公使文翰的随员(笔名XYZ)到安徽太平天国治区时看到“店铺依旧开者，照常营业”，同年秋，《镜山野史》作者记太平军攻克武昌后治理湖北的举措时说“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凡此种种，均显示在太平天国开辟的各根据地，私营工商业依旧平稳发展，并未遭到取缔。”

不仅如此，在当时还有一个“擞发商人”的概念。如据1856年8月16日《北华捷报》通讯报道，“有一书店老板言：“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税率低于清廷。。。。。。又遇一江西商人旅居安庆者，问其生意如何，则答云：“长毛对待我们殊好。”并言，他们还可以与非天朝治下的区域做生意，彼本人即擞了发由安庆到江西经商者。”太平天国要求统治区内各色人等必须蓄发，但对往来于清统治区与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商人却给予特殊待遇，允许他们不蓄发而往来境内，仅此一点即可以显示其鼓励商业往来的用心。

以下分“税关”“店铺和手工业”“国有商业”“对外贸易”“货币”几方面分别谈一下。(这里介绍的仍是前期情况，只有在前后期情况相差不大时才会举后期为例)

(一) 关税

1 榷关

天京事变以前，太平天国沿长江总共设过以下榷关：

安庆关：这应该是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榷关，是1853年石达开到安庆后不久设立的。关口处建有崇楼，以炮船十只环绕，并用铁锁巨筏横截江滨，拦阻往来商船，征收关税。安庆被太平天国持续占领长达八年时间，因此安庆关也是太平天国历史最长，税收最稳定的税关。

九江关：这大约是太平天国的第二个榷关，设关时间仅稍晚于安庆关。有记载说九江关初期收入很少，但也有学者进行过考辨和反驳。

宁江关：位置在芜湖，设立时间和九江关差不多。芜湖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更是重要的粮食集散地。太平军为了加强对芜湖的管理，在芜湖设宁江郡。初开关时因为战事原因收入微薄，但随着当地商业日益兴隆，税收也稳步增长，该地的粮食税后成为太平天国政府的一笔重要收入，而皖南地区商船出江时也在芜湖缴税。后来太平天国还规定，所有长江上的外国商船凡下水者在宁江关缴税，上水者在天海关缴税。

天海关：1854年起设于天京北门外，与浦口隔江相对。因为该地区对天京安危至关重要，故分三光，实施复验制度，以免有人借通商之名行不法之实。上下关分别负责上下江来船的验货盖印，而由中关复验给票。天海关又叫龙江关，它的设立是天京政府正式承认私人贸易并予以保护的标志之一。

太平天国还在武昌，武穴，安徽太平设有榷关，外商做生意则一律先到镇江关办理手续。此外，各郡县的河港也设有榷关。

安庆易制开始后不久，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如九江、安庆、芜湖、太平傍水名城，并为贼巢，长江之险非复我……东南局势真堪痛哭”，如果他知道太平军在这四处“傍水名城”全都设关征税，用以充国库和军用，想来会哭得更厉害的。

2 只征一次谁

长江上每20~30里设有一个复查关卡，凡已纳税者只须再交100文钱的手续费即可过关----太平天国在征税之后发予通商路凭(也叫关票或卡票)，一方面供其他关卡查验货物种类和数量是否相符，避免逃漏税或运送违禁物品(主要是鸦片)，另一方面则保证每批货物只须交一次税即可畅行全境。如现存的太平天国“芦墟关卡票”上，就针对商民印有“不得隐匿漏报”，针对守卡官印有“勿许浮滥多索”的规定。

太平天国的榷关税治清明，无论在清方，外国人，前期，后期的记载中都是有口皆碑的。如记载前期事迹由曾国藩组织编写的《贼情汇纂》说“抽税之后，给伪船票一张，如遇贼党，竟可免虏劫”，另一部记载前期事迹的《金陵杂记》说“伪大关派小口在被复查，有伪单者再索照单钱一百文，无即照查收税”，而记载后期事迹的《海角续编》也说“贼于城外各乡要路设立伪卡，每遇船变过，搜查有无货物完纳税。税过，给以税票。在本境或过他卡，俱可照票另出钱百文，加用伪印，不必再完”，与《金陵杂记》完全一致，足见可信，且说明该政策具有延续性和一贯性。太平天国后期有个外国公司的欧籍雇员从宁波经丝产区到徽州茶产区到上海，其日记写道：“晨五时出发去上海，七时过一个税卡，中午又过一个税卡，下午四时过第三个税卡。缴费为税票盖印，三处都没有收税”，说明对中外经商者实行了相同的政策。

上述情况与清政府统治区内厘卡遍地，逢关征税，遇卡纳厘，商人不得不重复缴纳厘金多次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据记载，咸丰五年即1855时，仅湖北就设有厘卡480余道，后来情况愈来愈严重。《漏网喂鱼集》记载从常熟到上海的一路上层层设卡，卡卡要税，不过一百余里，却要征税六次。《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从河口到这个大市场，不满三十英里，而我所见到的厘卡竟不下十五处之多。这条河相当宽阔，扬子江上游汉口的木筏下驶，以此为主要水道。我在沿途见到许多木筏，曾与木筏商人交谈。他们都极为怨恨厘卡官吏的横暴勒索，他们向我确说，按照法律规定只能有两个厘卡，可是这十五处厘卡每处全都榨取原来只应该缴付两次的同样税银”“货上船前，早已向税吏缴治税银。并且，自仙女庙至瓜州有十五个到二十个厘卡，全都勒索超过法定的税银。中国人常向我说，各省督抚特征敛事责之属员，任其勒索。这些清朝官吏有足够的兵勇去强行讹诈，所有来往木船付钱之后始得放行．小民哀告无门，因为他们只能向督抚申诉，可是各省督抚本身就是借此发财起家的”

因此以商人身份来到太平天国的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评价说：“太平天国的税收机构与腐败不堪的满清厘卡适成群明的对比，是公正的、正规的、简便的。……税率总是适度的。这种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只交付一次税款，印发给一张凭照，直到目的地，不再于他处纳税……太平天国税署所施行的简便有效的税制是应该受到大大赞扬的。

从前后期记载看，太平天国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保持了良好的税法。除了最末期外，只有很少例外。如1860年浙江金匮荡口地区曾出现两个太平军税卡，皆须纳税，因为当时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各自立卡征税造成的，但陈李二人也仅仅是各立一个税卡而已，而且陈玉成不久即离去，所设税卡也随之消失。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推行“分地制”，各地将领在地方税赋的征收和支配方面有很高自主权，故而个别地区出现这种不同分地将领重复征税的情况，但在1862年下半年广泛滥封官爵特别是王爵以前这种情况只是极个别现象。太平天国前期并无分地之说，当然更不存在这一问题。

3 轻税

太平天国的榷关设立之初只有比较粗略的规定：凡船长一丈，所载为盐、米、布、棉或煤等物，称“粗货”，抽税钱二千文，如所载为丝、绸等物，称“细货”，税钱为四千文。到了1854年，就仿照清朝户部和工部的则例制定了各类税率，使管理趋于规范化，而税率则比清政府低得多。

如按船计算，太平天国对每船征收税银计不过数两，而清政府每船纳银则要20两，为太平天国的五到十倍。

厘金制度初立时，豌豆、蚕豆每担已须交纳30文，稻谷、高粮、乔麦、杂粮每担25-50文(后来涨为3~5倍)，而太平天国对于粮货每担征收十数文，仅为清率的三到五成。

总体而言，太平军的通关税率一般为货价的0.5到2，清廷初设厘金时比例为1，后改由各地自定，即长为3-5，个别地方竟有抽到10的。

以上还仅仅是规定上的税率比较，然因清地遍设厘卡，实际征收比例还要高出许多，如江苏省的实际征收率竟达货价的20 ~ 30，是太平天国税率的10~60倍；《漏网喂鱼集》记太平军占领常熟时在各港设卡征税，每镇不过

又如盐税，太平天国前期，淮盐运汉每担收税仅百文(每担为100斤)，平均每斤征收仅一文，而清地川盐入黔却是每斤征收数百文，相差竟达几百倍。故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记载1861年赴安徽太平县购茶事时写道：“自上海至太平有二途，一由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流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围中，大通则为官草所驻……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其时清地茶税和厘金总共征收约20，超过太平天国征收率的10倍)

太平天国的税率虽低，收入却不菲，如《金陵杂记》言其仅盐税一项便“获利甚厚”(太平军的盐税仅为清厘比例的数百分之一！)可见其商船往来。贸易兴旺，绝非某些人所说的工商尽废，一片萧条景象。中国对英国的茶叶出口在1852/6/1~1853/5/31为25571包，而1853/6/1日~1854/5/31的出口额却达到了61984包，这一激增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恐怕不能说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内控制了中国主要茶产区之一的安徽近半个省，尤其是几乎所有的沿江州县无关。

二 商铺和手工业作坊

“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对天京以外地区的私营店铺和手工业都予以承认和保护，私营工商业者需要向地方政府领取营业执照，并依规定交税。申请之处先由低级官员发给临时印照，以便开业，经高级官员批准后再换发正式执照。现在可查的太平天国签发的私营工商业执照包括商店印照，商店执照，茶馆卡凭，当凭，店凭，船凭，手工业照凭等等很多种类。由于缺乏太平天国前期颁发的工商业执照，这里举一份1859年的手工业作坊照凭为例：

己未九年四月初六日安徽省文将帅张潮爵发给怀宁县榨户朱物吝朱玉桂榨坊照凭及同月廿五日殿前丞相掌理安省油盐事务元臣黄批两件。兹录於下。榨坊照凭道：

真忠报国启天福兼中军安徽省文将帅张为给发照凭以便生理事：照得国家开创之初，军需均见充足，而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向因库帑丰盈，姑从宽免。兹者舆图未广，采办维艰，故不得不税取若干，以资接济。今特议立章程，每榨给凭一张。大榨一榨能出油二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四斤；小榨能出油一百馀斤者，则每日取税油二斤，於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

兹据怀宁县右壹营良民朱玉桂 朱物吝在蔡家街地方开设小油榨壹筒，每日该纳税油贰斤，为此合给照凭，俾尔收执。自给凭之后，所有庆纳税油，照榨大小额数，每月一解至总油盐衙过秤查收，领取印挥，以备查核。

至各榨坊於某月某日开榨，必到总油盐衙禀明，以便按月收税；如私行开榨，即照以漏税治罪。若未经领凭，私开油榨，查出不惟□□□坊充公，□□该榨户人等拿问治罪。一经领凭以后，倘有来往官兵在该榨坊需索滋扰，□□民会仝该管乡官指名具禀，抑或捆送来垣，定即从研究办，决不姑宽。尔榨户人等须知今虽稍助军需，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宜各凛遵，须至照凭者。

右凭裕字贰拾号给榨户朱玉桂 朱物吝收执

太平天国己未玖年肆月初陆日给

照凭中说，“各色牙行业已定有额课，惟油榨一款，从未税及分文”，这里的“各色牙行”指的就是各类工商业，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此前确已制订了比较完备的工商税则。

照凭中规定，必须向政府报告开榨日期，不得私榨逃税。每月上纳产量的2，比例不算高，“于民则所出无几，於国则不无小补”，在“稍助军需”的同时“不惟得以乐业安居，即於本来资本中亦断不至有亏损也。”说明了收税的用途。

照凭还说明，如果有太平军官兵骚扰生产，索取财务，可向乡官报告，或直接捆送交关，定当法办，体现了政府对私人手工业的保护政策。

这个文件不长，却清楚地交代了政府与榨户各自的权力和义务，虽然它不是前期文件，但签发者张潮爵是“安庆易制”中石达开的主要助手之一，且自“安庆易制”以后一直留在安徽，加之1860年以前太平天国的地方民政并没有太大变化，故而同由张潮爵掌管，同在安徽地区的政策应该是有延续性，可以借此了解前期太平天国监督管理手工业的政策。

太平天国对私人营业者的监督与保护还可以从石达开部在江西发布的文告中看出：

“凡尔民一切贸易无容闭歇，免致采买无向，自迫其乱，务要照常平买平卖，以应军民，不得格外高价过取，致失公平伤事，民定干究。

凡官兵如兄子贬安业买卖，敢恃势抢民货物，不依平买给价者，民宜当即扭拿禀送，论罪处斩。”

这里一方面强调，贸易务必照常进行，以使军民可以获取日常所需，而且不准哄抬物价，囤积居奇，否则予以查处。另一方面，又承诺约束官兵不得骚扰贸易，如有恃势抢夺，不按价给钱的，论罪处斩。

太平天国对营业??的征收也比清统治区要轻得多。如上述榨户的作坊，是按产量征收2；有时按资本额征收，如“成本一千，每月抽饯五文”；有时则按营业额征收，如“生意一千，抽税五文”。从可以考证的资料看，太平天国手工业税率基本在0.5~2，和通关税水平相仿。而清方店铺厘金的抽取比例和关卡的比例也差不多，故而太平天国的税收仍然要轻得多。据记载，太平军占领常熟时，按铺收税，一镇不过四百七八十文钱，而清军收复常熟后竟征到五千钱，涨了十倍以上！

太平天国后期杂捐很多，领取各种营业执照(包括以旧换新)都必须缴费，但此类记载全部见于后期，前期并没有。(只有门牌费是从天京定都后就开始收了的)

总之，自“安庆易制”以后，太平天国在天京以外的地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是是轻税和保护。

3 国有商业

《贼情汇纂》中记载了太平军开办国有商业的简单情况：

“贼之交易颇足资贼．盖掳得百货凡不济用者；或所掳过多者，皆于村镇屯积，命三五贼目招徕交易，较常价倍减．乡民始犹疑惧，既见靡他，遂趋利争赴，或以钱买，或以米豆互易．不数日销售净尽，船载钱米贲送贼巢矣！百货之中，尤以淮盐及湖北市棉为大宗，载江淮之盐运至兴国、蕲．黄，卖于民间，虏得湖北布匹．棉花，复卖与安徽江南百姓．。…即此所入，亦复甚矩。”“淮南之盐，奸民偷送贼营者，粤匪贱售于各口岸，大获其利。”

至于所谓“掳”来的“不济用物”，大抵包括“打先锋”没收的地主浮财，群众进贡的贡品，城破后的战利品，还有人私送之物(如引文中提到的淮南之盐)等等，这其中有许多政府和军队用不上的东西，太平军便拿来减价出售。刚开始人们见价格太低，不敢相信，后来则争相抢购。“贼之交易颇足资贼”“即此所入，亦复甚矩”，都说明太平军的公有商业在令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也起到了充裕国库军用的作用。

4 对外贸易

太平天国自定都天京到天京失陷期间，在所有的公开或私人文件中都表示欢迎外国人来做生意。1853年定都天京不久，杨秀清便对来访的英国公使文翰表示“准尔英酋带尔英民。。。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1854年夏，由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对英国来访者的答复中提到：“凡外国来船欲到太平天国境内通商者，准其船泊该处，听侯镇江大员办理”，说明当时已规定了基本的手续。

太平天国前期对外贸易主要为茶叶出口，而严禁鸦片贸易----这一点前后期皆然，如杨秀清给英国人的答复称太平天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愿意和全世界(万国)通商，但“害人之物(即鸦片)为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记载“一家开设在中国的臭名昭彰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距南京上游五十英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遣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六个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末成功，我曾亲眼见到过这船鸦片船，这家洋行贸易不成，就一变而为太平天国最激烈的诽谤者，用种种方法去反对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如1854年夏天访问天京的美国公使麦莲便说，“毫无疑问，(太平天国政府)不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条约。”时人尝谓：“鬼子所能霸占者惟(官兵)耳，若(长毛)则无益也。自上海至此共过五关，惟得?俟叵胆官兵)所守，并不看船，不报税；自此以来，过(长毛)关皆看船报税，虽鬼子且奈之何哉！”

1861年初，有前往上海的外国商船闯到入芜湖，不肯照章纳税，芜湖关变下令拦截，于是该商船派代表上关谒见天朝总理税务官黄初兴请求放行。黄初兴不准，把天王诏旨一道交给那代表，要外国商船遵诏纳税。诏旨说：

天王诏外国人知悉：尔舟得至长江，莫非天父天史是赖。今余设海关，遵天父天兄意，立有定章，不论中外船只，俱应完税，毋许便漏。

5 货币

太平天国尝试铸钱最初于1853年7月，当时的主要目的是用以作为一种政权标志。但由于缺乏经验，试铸数次皆不成轮廓，字迹模糊，杨秀清遂假天父名义下令停止，声称待三四年后方可开铸。

但是，货币更主要的价值在于其为商品经济的流通手段，随着商业活动的复苏和日益频繁，为适应商品流通的需要，太平天国未出数月即再度开始铸钱的试验。到了1854年夏天，在上文提到的石达开代杨秀清草拟的给英国人的答复中提到：“天国圣宝即将颁行，妖号之钱，定将禁绝”，说明试铸钱币已经成功。这年秋冬，“天国圣宝”就正式投入使用了。据记载，仅在这年年底就铸钱十万余枚。钱币上的字迹均用宋体楷书，以方便百姓认读。

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禁绝”清朝钱币是不现实的，尤其在新币刚诞生时，民众对铸钱的信誉多持怀疑态度，还是倾向于使用清朝钱币。但是咸丰之时由于官场腐败，加之清廷有意以借量轻质粗的铸钱来维持财政，制钱往往成色不足，质量极差，所发行的当五百、当千劣等尤劣，实际上是剥削小民，为害民生。而太平天国政府铸钱不计工本，唯求量重工良，其质量远胜清朝制钱，香港著名历史学家简又文先生收集有历代制钱，他在评价太平天国铸钱时说：

“尝以大平泉币与吾国前代历朝所铸者细细比较，一般言之，其质之良，工之精，实未遑多让。若以其最精优者，与前代之最精优者相比，又有过之无不及，至少亦足与并驾齐驱……至于金币、银币之铸造，虽非通用品，但确有此成就，又足以媲美欧美文化，而为吾国．亘古所未有之制作，诚为太平天国之光荣的特色矣。”

其中太平天国铸造银币，是开中国铸钱史之先河的创举。

虽然频繁的战事必然使太平天国钱币的流通受到影响，但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它还是以其质量精良取信民间。1863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已到了亡国的边缘，但据《镜山野史》的作者在湖南记载，“将六月，我地贸易汉阳者归，带太平天国钱号。想粤王坐江南，同治守幽、燕，俨然一国一国两主，通宝交用，目见心惊。”湘军已经把天京围困起来，可是太平天国的铸钱却继续在湖南流通，岂能不心惊！同年，《庚申避难日记》记载常熟事时说，“自夏至秋，太平天国钱甚多”，此时距离常熟陷于清军已有七八个月了！凡此种种，皆可见太平天国钱币在民间的信用。据统计，太平天国钱币流通的主要地区是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和河南，但南到广西广东，北到广大长江流域和河南开封，都有太平天国钱币在流通。

太平天国所铸钱币，除后期极个别地区有粗制滥造者外，绝大多数都量足而工精，受到中外钱币学家的广泛高评，在当时和后世都成为一种收藏品，如1861年8月就曾有英国翻译官向太平天国王宗李明成写信，希望得到“圣钱”。1989年香港国际钱币拍卖会上曾有一枚小号太平天国花钱出现，其标价是7000美元，去年台北举行的网上拍卖会上，一枚太平天国铜钱的起价即相当于数万元人民币。(正因为太平天国钱币弥足珍贵，因此以伪充真者甚多，如上述两次拍卖会上出现的花钱和“太平通宝”，其实都是赝品)

综上所述，自1853年“安庆易制”后，太平天国政府开始对工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和保护，由于税率低，税法良好，铸钱信用高等等原因，虽在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下，其辖区内的商业和手工业仍然持续发展，甚至较从前更为兴旺。有的地区商人拥护其商业政策，竟然““贼至争迎之,官军至则罢市”，工商业税收成为支持军需的一种重要途径。又因为严禁鸦片贸易，以至英美等国商人与太平天国贸易总是入超，不得不支付白银用以购买丝茶，与清政府治下白银大量外流的情形刚好相反。

此外，由于经商具有风险性，清政府统治下的商贾在，作坊主一旦资金较多，便往往不再继续经营或生产，而是将资金用以买田置地，坐地收租，以求保值，严重影响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但太平天国严厉打击大地主，所到之地大地主多数不是逃亡就是被杀，留下的也被抄没财产，对中小地主虽然允许收租，但也默许农民的自发抗租，使土地投资的保险性大大降低，因此在太平天国辖区及周边地区，不但很少再有工商业者转行当地主，反而有大批地主或携财产到上海进行投资，或在太平天国辖区内把资金投入商业贸易。这对于江南地区封建社会根基的动摇和近代上海的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关于太平天国之后直到辛亥革命成功为止江南各省土地占有状况和资金流向的变化，曾有大批学者做过统计和研究，这里就不赘述了)

太平天国政府有明确的保工商业的意识(虽然多半是出于充裕国库和安定民生的考虑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商品经济)，其优良的税法大大减少了经营者的负担，而打击地主，削弱土地兼并的做法在客观上则为商业和手工业的扩大化扫除了障碍，凡此种种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无疑是进步的，起推动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倒退。只看到战争造成的破坏而将对这一切视若不见无疑是严重的以偏概全。

补充一条太平天国科举不能充分鉴拔人材的原因--考试选题的局限性。太平天国前期科举考试题与四书五经无关，答卷也不得引四书五经的内容，都是什么“独一真神皇上帝--皇上帝乃真皇帝”，什么“真命天子福命将”，像“四海之内有东王”就算难得现实点的题目了。这样的考题和限制自然让士子们无所适从，绝大多数人只能以空论空，游戏文字，很难表达什么深刻思想，故而凡是文理通顺下笔能成章的就可以录取了。(会试中成绩出色者应是认真研读过太平天国出版物的，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虽然太平天国在甲寅四年杨秀清借“天父下凡”宣布古书中有很多道理，不可毁之过甚，从而不再像之前那样全面禁毁民间书籍，但囿于一贯以来的宗教理念，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些书的合法性，只好由太平天国政府组织人对这些书进行“删改”，剔除与宗教信仰不合的字句(例如把孔子都改成孔某)后出版，才算正式的合法读物。在此之前，国家的各级科举考试当然只能以正式承认的合法读物的内容为准。后期太平天国武科考试中出现了《武略》(即《五经七书》的删改本)，还有学者考证认为《诗经》也完成了删改出版，成为合法读物，但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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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完太平天国地方官制，选拔和任用制度后，最后该说说守土官和乡官的具体主要职责了。

　　乡官的主要责任包括

　　1 编户口册，并颁发门牌，相当于今天的户口本。主要目的是区别刁顽之徒与良民，在人口流动很多的战乱时期起到杜奸宄、保闾阎的作用，便于维护治安和清查奸细。

　　2 编粮册，征田赋。即统计土地数量，在辖区征收田赋。

　　3 维护治安，稳定辖区秩序。

　　4 受理诉讼。

　　各级乡官对上级乡官负责，军帅总管??下一应事务，对监军负责，监军的地位相当于清廷的知州，但权力更大。而军帅，监军共同对总制负责。所谓“各军刑政由军帅议定，乃禀监军以达于总制”，“狱讼钱粮，由军帅、监军区画，而取成于总制”。

　　在诉讼方面，乡官有权裁夺辖下争讼，有权处置辖下乡官。对诉讼结果不满的，可以逐层向上申告，直至总制，总制有权裁决死刑。(《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可以再向上申诉直至丞相，侯，王，军师，直到天王，但总制以上的诉讼情况不详，从情理上估计，操作起来恐怕比较困难)

　　太平天国有登闻鼓制，天京各王府外都立登闻鼓以受理申诉，地方政权建立后，在各郡县长官公署外也都立登闻鼓。类似制度历朝都有，但通常凡民告官者，以下告上者，即使胜诉也判有罪，可判流放，革职，甚至死刑。太平天国无此例制，并且规定，凡登闻鼓响，必须立即受理，不得迟误，连天王洪秀全也不例外。1858夏年因战事紧急，李秀成曾在天朝门外击登闻鼓，迫使洪秀全升殿议事。从这点可以看出登闻鼓制度的严格执行。直到1861年，地主文人写的《避寇日记》中还记载了太平天国地方官“钟长毛出告示，听治狱讼，凡民间有冤抑不伸吝，于三、八日期至辕门击鼓，审断曲直，平反冤狱”的情况，所以英国人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我们首先要加以颂扬的论题就是太平天国的法庭”“太平天国的法厅有一种特殊的习惯，大门走廊内置大鼓两面，要求首长主持公道”“有钱有势的人决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胜过穷人”。(当然，太平天国末期政令不行，纲纪紊乱，诉讼公正性必然也随之大打折扣)

　　守土官除了针对乡官的汇报处理民政外，还负责发给各种政府凭证，路凭，田凭，纳粮执照，工业照凭，商店执照，等等。恢复家庭后，婚姻登记和发给结婚证书也由守土官负责。在紧急时，守土官可以组织民众对抗清兵，“寓兵于农”。补充一句，守土官的任命须报天京政府即东王杨秀清批准方能正式生效。

　　经费方面，监军根据太平天国的赋税制度于其所辖地方征收钱米，以所得的三分之一留作本县的办公需用，其余的三分之二上缴。总制则每日从各县监军处收钱二千文，作为行政经费。

　　在太平天国前期从民间选拔的地方官员中，有不少为太平天国政权誓死尽忠的，如桐城名士澧谟本是清朝秀才，于1854年安庆乡试中考中举人，委任为桐城县乡官。后清将臧纡青统兵突袭桐城，澧谟亲奔安庆告急，太平军援军在挂车河痛击清军，解桐城之围，围攻清军半数以上被歼，臧纡青阵亡。1858年，李续宾陷桐城，澧谟誓不投降，被清军逮捕后五马分尸。湖北兴国守土官胡万智，在战争中身中数刀，犹然不屈高喊“天父东王鸿恩当以死报”。江西龙泉县白发者监生张谦，原是当地庠序领袖，他清军极刑处死前慷慨声言：“大事不成，遗恨千秋，但决不回首！”。。。。。。一定还有许许多多为太平天国尽忠的地方官员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留下姓名和事迹，另外一些人虽然未必能如此守节不屈，但于任职期间一般还是能够尽职府办事的，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以一介布衣被太平天国选出委以重任。如据敌方记载，“贼于所得之地，遍立乡官，每乡以致盗魁督领之，就其所习之业，如卖棉纱、布线、钱绳、茶叶之类，予以资本，采四五百旦，限日期回报。……无--不--竭--尽--心--力。此等田间百姓，形色衣履，毫无瑕隙，往来我城池营盘请处，习见不察，诚足虑也”。所以《贼情汇纂》的著者认为“土著生计，丝粟难隐，裹名逃民，并得稽察。贼之牢笼人士，联络方域，计慎无谲于此者！”

　　总之，守土乡官体制的建立和推行，使太平天国能够借以源源不断取得财力、物力及人力的补给，使太平天国许多地区虽处于战乱的总形势下，还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四野耕种得不失时”，例如在潜山，“官兵远隔，逆踞无多，咸丰四、五、六等年，为伪官者，皆坐享太平”，就是说在没有战火袭击的三年间，潜山地方政权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运作。又如湖北崇阳，自一八五四年春归入太平天国后，委派曾天爵为监军，就连湘军首领王鑫也不得不承认他“能假仁义”。后来王鑫攻陷崇阳，发现民众对太平天国的拥戴居然“牢不可破”，于是写信给胡林翼说：“州县亲民之官，委任诚宜得人，况逆贼前此所为，多能沽恩市德，若不称职，尤难图治。”就是说，因为太平军此前的治理颇令民众感沛恩德，所以清军虽然夺回了崇阳，如不委任得力官吏，也将很难治理。他甚至在信中说，原本想在收复崇阳后举办捐输，筹集团练费用的，现在只好暂时放弃。曾国藩对湘军“收复湖北”后的情形也描述说：““崇（阳）能（城）两邑……多已蓄发乐为贼用。其旁近州县，如通山，蒲圻、大冶、兴国、咸宁、嘉鱼等属，皆已为贼所踞，官兵到境，无土人为之向导，无油盐可供采买，人心这坏，实堪痛恨！”曾国藩口中的“人心这坏”，当可视为民众心向太军的表现，从反面显示了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成效。

　　有关太平天国的中前期的地方行政基本情况大致便是如此了，主要是安徽和湖北的情况，因为江西我想另外单说。太平天国的制度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运行起来也必然有很多问题，但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他们还有极其紧张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这是中国历史上起义者第一次真正尝试建立与封建王朝性质不同的政权，虽然有封建王朝的经验可以做参考，但毕竟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所以曲折，反复，错误，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们曾经在苏，皖，赣，鄂，浙，闽的广大地区上进行过这样的努力，他们曾经建立过地方政权的幅员面积及管辖的人口比欧洲的许多国家还要大得多，多得多，我想仅仅就上面的内容，虽然不能立断太平天国的褒贬毁誉，却也足以反驳那种认为太平天国只破不立，只懂军事不懂政治，没有打算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甚至只配称之为军不配称之为“国”的说法，且不说为了保卫这些地方政权而战死沙场的中低层太平军官兵，这样的说法又置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乡官于何地？

张国梁原名张嘉祥，1849年受清廷招抚，此后从把总开始一路升到湖南提督和江南提督（满清末年以反叛做到江南提督的只有张国梁和李世忠（就是李昭寿，《星星草》中

郭正武的原型）。1855年在上方桥战役中，张国梁受伤，居然惊动皇帝，咸丰亲自御赐自已用的白玉柄的小刀一把，珐琅翎管一个，还有御用鼻烟壶一个，上谕温语褒奖

，感动的张国梁老小子半夜爬起来给皇帝谢恩，说普天之下，莫过皇恩雨露，次年此年被提拔为总兵。

有人以咸丰的才具不如恭亲王，其实不然，以咸丰重用肃顺、启用文祥、罢黜宝漭都可以看出此人的用人特色，高阳评价咸丰，说他的天分在满清皇帝中仅次于乾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合适，刚才看了你的几篇大作，都是走马观花看的，写的真不错，我的很多观点和你的差不多，

也就是陈玉成那个自述可能还有点小出入，再有就是石达开的离开天京的问题上有点讨论和商榷的余地，但是，总

的思路都很相近。

很高兴看到你的大作和高水平的论述。应该感谢燕人兄给我发的信，要不我还不知道你这位天国史的高手呢。这里

连同燕人兄一并谢过。